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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30年，玛丽·雪莱研究可分为1978年至1999年、2000年至2013年两个时期。1999年以前，玛丽·雪莱研究发展十分缓慢；自2000年开始，以玛丽·雪莱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剧增，涌现出一批可喜成果：研究方法更加多样，研究环境及研究条件大为改善，标志着当代玛丽·雪莱研究正在逐步迈入繁荣期。玛丽·雪莱研究现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相关论述与事实不符，低水平重复研究现象严重，研究范围不够广泛。
关键词：改革开放30年；玛丽·雪莱；述评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7-0157-03
玛丽·沃尔斯通克拉福特·雪莱（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1797-1851）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开始的，相关研究在中国经历了30多年历史。相对于西方学者近200年的玛丽·雪莱研究跨度（从1818年玛丽·雪莱首部小说《弗兰肯斯坦》问世至今），中国的玛丽·雪莱研究正在努力同步西方的研究步伐。改革开放30年，玛丽·雪莱研究主要可分为两个时期，即1978年至1999年，2000年至2013年。
一、第一时期（1978年—1999年）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局面都打开了新的篇章。学术界随着经济的复苏也愈加具有生命力。
这20年中，中国玛丽·雪莱研究逐渐起步。期间共有2篇译文发表，3篇学术论文分别刊登于《国外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1984年2月，钟世文在《世界文化》上刊登了第一篇关于玛丽·雪莱的译文《雪莱夫人和她的〈弗兰肯斯坦〉》，该文介绍了玛丽创作《弗兰肯斯坦》时的情境，是中国学者与玛丽·雪莱的一次正面接触，无疑有助于扩大中国研究者的眼界。1988年5月，《世界文化》再次刊登了徐凡翻译的《新发现的玛丽·雪莱的书信》，原文由赫伯特·米特跟着笔，发表于1987年12月5-6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介绍了美国大学贝蒂·贝奈特（Betty Bennett）教授新发现的大量玛丽·雪莱的珍贵手稿信件。该译文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学者对玛丽的研究兴趣。但这一时期首篇真正意义上的玛丽·雪莱学术论文却停隔了10年之久。1997年，刘玉红发表题为《简评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国外文学》1997年第3期）一文，从孤独感切入，分析小说中人物悲剧形成的原因，正式拉开了中国学术界玛丽·雪莱研究的序幕。1998年，艾晓明发表《科学与怪人——重读一部女性小说经典〈弗兰肯斯坦〉》（《外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1期），从时下时髦的克隆人出发，追溯最早科幻作品中的科学造人，并以女性批评已发现的分裂母性为前提，期求发掘玛丽想象的经验来源。1999年，《外国文学评论》第4期刊登题为《玛丽·雪莱的一篇佚作被发现》的文章，该文介绍了一篇据考证玛丽写于1820年的短篇小说《莫里斯》（Maurice： or the Fisher’s Cot）。该文的价值不仅在于介绍了玛丽除《弗兰肯斯坦》外的其他作品，更在于它启发了中国学者新的研究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两个鲜明特点。首先，学术论文数量少。刚刚起步的中国玛丽·雪莱研究还不成气候，众多学者处在观望状态，推进十分缓慢。其次，研究范围狭窄，研究水平低。此时的玛丽·雪莱研究处在以介绍性为主的阶段，无论译作还是评论视野都相对狭窄，如没有学者向中国学术界翻译玛丽·雪莱的作品，抑或西方学者的玛丽·雪莱研究专著。这些特点与中国当时的国情也有一定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国推行一系列的兴国政策，包括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大力发展科技，科教兴国等，而这些理念恰好与玛丽·雪莱作品中的科学观有悖。这也是玛丽·雪莱的作品在当时不受中国学者青睐的原因之一。
二、第二时期（2000年—2013年）
第二个时期是中国学者努力追赶西方学者的时期，也是中国玛丽·雪莱研究逐步迈向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玛丽·雪莱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良好势头：（1）学术论文明显增多。（2）研究方法更加多样。（3）研究范围日趋广泛。（4）研究环境、研究条件更加优越。
（一）学术论文明显增多
截至2013年，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所能检索到的以《弗兰肯斯坦》为研究主题的文章多达160篇以上，另含2篇除《弗兰肯斯坦》之外玛丽·雪莱其他作品研究的论文，其中硕士论文32篇。
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刘新民从小说的主题和艺术风格做的评述《评〈弗兰肯斯坦〉》（《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1期），指出其反映当时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尖锐的矛盾斗争以及揭示英国大众渴求知识、开拓进取的社会风貌这一主题；郭方云从叙事角度撰写《分裂的文本 虚构的权威——从〈弗兰肯斯坦〉看西方女性早期书写的双重叙事策略》（《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4期），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以叙事学为依托，从叙述话语（视角）、叙述内容（人物形象）和叙述动作（叙述者与作者）三个方面，分析了小说中表层叙事维系男权，深层叙事批判男权的双重叙事策略。相对于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第二时期的玛丽·雪莱研究正在努力追赶西方学者的研究步伐，并呈现逐步迈入繁荣阶段的发展趋势。
（二）研究方法更加多样
第二个时期玛丽·雪莱研究的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特点。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到来的20年中，玛丽·雪莱的研究方法还停留在小说主题研究及作家生平研究，研究方法单一且不成体系。步入新世纪以后，弗洛伊德、荣格、拉康的精神分析法，新马克思主义，生态批评，哥特文学批评，女权主义研究，互文性研究，与浪漫主义的关系分析等研究方法都被运用到玛丽·雪莱作品的分析上，可谓是百花齐放。
以女性主义批评为研究方法的有郭方云《怪物魔镜中的自我——〈弗兰肯斯坦〉造物神话的女性主义解读》，指出两性都在维克多创造的怪物身上找到了自我的影子，一个怪物的产生都是由于对另一个的压抑，而男权则是男性形象怪物化和女性书写怪物化的根源。雷倩的《〈弗兰肯斯坦〉的女性主义解读——从其叙事结构谈起》，探讨了玛丽在父权社会中以其独特的叙事结构反映出社会对女性的构想，同时，叙事结构颠覆了占统治地位的父权文化，强调母性的重要性和女性自我的重要性。 以生态批评为研究方法的有盛丹《呼唤和谐：论〈弗兰肯斯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小说中玛丽·雪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和反思，认为小说试图告诫人类若无视自然法则，一味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只会导致大自然的反噬和人类的灭亡，也反映玛丽·雪莱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呼唤。杨春晓《毁灭 拯救 和谐——〈弗兰肯斯坦〉的生态主义解读》，认为作品通过反映人的主观“唯我”价值观对自然规律的破坏，表达对科学中心主义的批判，对人类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批判以及对工业文明的谴责，揭示大自然对人类心灵净化与救赎的力量。
（三）研究范围日趋广泛
这一时期的玛丽·雪莱研究者也开始不满足于单纯对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单部小说的研究，开始将目光移至玛丽·雪莱的其他作品。
王隽的《超越边界：玛丽·雪莱小说主要女性形象分析》可谓是这一分水岭的先驱。该论文分析了玛丽·雪莱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涵盖《弗兰肯斯坦》中的莎菲，历史小说《沃帕戈》中的尤莎内兹亚和比阿特丽丝，家庭小说中的《娄多尔》中的范妮和《伐克纳》中的伊丽莎白等。这是国内第一篇分析玛丽·雪莱其他作品的学术论文，且不论该论文是否成熟到位，单从其首开先锋地分析玛丽·雪莱的其他作品这一点，对中国学术界拓宽玛丽·雪莱的研究范围意义就已非同一般。阮世勤的《突破男性叙述藩篱之下的顺从——玛丽·雪莱〈玛西尔达〉中的女性叙述》，介绍了玛丽·雪莱另一部小说《玛西尔达》中文本和文本外的女性叙述。尽管分析并不十分详尽，但它所介绍《玛西尔达》中的女性叙述也领跑了未来中国的玛丽·雪莱研究者。
目前国内只有这两篇学术论文专题撰写了除《弗兰肯斯坦》之外的玛丽·雪莱其他小说。这个还未被充分开垦的肥沃土地，对后继的玛丽研究者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四）研究环境、研究条件更加优越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科技迅猛发展，互联网的建设与应用已使学术界受益匪浅。通过学术期刊网，学者可随时了解其他学者的最新研究动态，同时也可下载大量学术论文。凭借便捷的网络，中国学者即使不出国门，也可下载国外珍贵资料，了解国外同领域专家的最新研究兴趣。这对于国内玛丽·雪莱研究无疑是打了一剂强行针。
此外，《弗兰肯斯坦》的中译本也在不断涌现出来，较常用的版本有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版陈渊、何建义译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版丁超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版刘新民译本，以及航空工业出版社2007版毛荣贵、朱琳译本。
值得欣喜的是，关于玛丽·雪莱的传记中译本也开始出现，如英国女诗人罗赛蒂撰写的《雪莱夫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多萝西·胡布勒与托马斯·胡布勒合著的《怪物——玛丽·雪莱与弗兰肯斯坦的诅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但中译本也仅此两本。
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与问题
经历了30多年的中国玛丽·雪莱研究，尽管已经起步，却也存在着广大学者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歪曲事实，言语措辞随意性很大
《弗兰肯斯坦》在首版发行的前14年约有1000册，还抵不上拜伦和司各特作品一天的销售量；前40年也只有7000册，尚不及拜伦和司各特作品出版发行一周的总额；而在19世纪50-70 年代几乎退隐印刷市场。由此可见，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并非一出版便成为学界宠儿，而国内一些学者想当然地以为《弗兰肯斯坦》一经出版便是经典。如《评〈弗兰肯斯坦〉》写道“小说于一八一八年出版后即引起轰动，并很快被改编成戏剧”（刘新民，2001：61）；《〈弗兰肯斯坦〉中的超现实主义因素研究》写道“《弗兰肯斯坦》从发表伊始就一直是评论界的宠儿”（周景辉，2007：ii）；《玛丽·雪莱国外研究述评》也写道“国外对《弗兰肯斯坦》的研究最早始于1818年，即它一问世便成为当时英国众多作家评论的焦点”（王月明&刘兵，2008：85）。
论文内容的随意性还体现在一些数据上。《对浪漫理想主义的阐释与反拨——评〈弗兰肯斯坦〉》中写道“她（玛丽·雪莱）一生创作了十七部作品，《弗兰肯斯坦》是唯一流传至今仍为人品评的代表作”（侯丹，2003：iv）；王月明、刘兵（2008：86）写道“玛丽·雪莱虽然永远的去了，却给人们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16本书和专著，多篇短篇小说、散文、论文、游记、诗歌、信件等”；《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刊登的《玛丽·雪莱的一篇佚作被发现》中写道：“实际上，玛丽·雪莱的文学成就比一般所了解的要大的多。她写过6部长篇小说，5卷传记型的文章，2部诗体神话剧，20来篇短篇小说，以及2卷旅游札记”（宁，1999：138）。同样以玛丽·雪莱为研究对象，得出的数据却是如此不一致，实在令人堪忧。
（二）低水平重复研究现象严重
低水平重复研究在玛丽·雪莱研究中尤为突出。部分学者闭门造车，全然不顾及前人的研究状况，同一观点不同人反复刨挖，缺乏新意。杨春晓（2008）和盛丹（2007）论文中的生态批评观点类似；霍晓珊、李定清（2007）论文和郑峥（2007）论文都就怪物对身份的寻求展开讨论，观点几乎一样。马笑春（2009）和刘伟（2006）论文都借用了热奈特的时间叙事理论，都从时序、时距、频率三个层次进行分析，观点十分雷同。
（三）研究范围不够广泛
当国外玛丽·雪莱研究日趋饱满时，国内玛丽·雪莱的研究范围却还十分局限；当国外学界玛丽·雪莱研究涉猎广泛，风生水起时，国内研究清一色倒向《弗兰肯斯坦》，且至2013年只有两篇学术论文探及《弗兰肯斯坦》之外的作品；当西方学界早已成立玛丽·雪莱专门的研究中心，国内至今没有一篇博士论文以玛丽·雪莱为研究对象；当国外学界已有数百本玛丽·雪莱专著，国内玛丽·雪莱专著至今零突破，甚至没有一部除《弗兰肯斯坦》之外的玛丽·雪莱其他作品译作。
从总体上看，中国玛丽·雪莱研究正在迈向繁荣时期，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只要我们能把每一次的挑战当成机遇去迎接，必然迎来中国玛丽·雪莱研究的百花齐放。 参考文献：
〔1〕William， S. C. The Reading Nation in the Romantic Period [M]. Cambridge： Cambridge UP，2004.
〔2〕艾晓明.科学与怪人——重读一部女性小说经典《弗兰肯斯坦》[J].外国文学研究，1998（1）：3～7.
〔3〕多萝西·胡布勒，托马斯·胡布勒.怪物——玛丽·雪莱与《弗兰肯斯坦》的诅咒[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郭方云.分裂的文本 虚构的权威——从《弗兰肯斯坦》看西方女性早期书写的双重叙事策略[J].外国文学研究，2004（4）：5～11.
〔5〕郭方云.怪物魔镜中的自我——《弗兰肯斯坦》造物神话的女性主义解读[J].重庆交通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1）：81～85.
〔6〕赫伯特·米特跟.新发现的玛丽·雪莱的书信[J].世界文化，1988（5）：7～9.
〔7〕侯丹.对浪漫理想主义的阐释与反拨——评《弗兰肯斯坦》[D].东北师范大学，2003.
〔8〕雷倩.《弗兰肯斯坦》的女性主义解读——从其叙事结构谈起[D].四川师范大学，2008.
〔9〕刘新民.评《弗兰肯斯坦》[J].外国文学研究，2001（1）：67～71.
〔10〕刘玉红.简评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J].国外文学，1997（3）：83～86.
〔11〕罗赛蒂.雪莱夫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12〕宁.玛丽·雪莱的一篇佚作被发现[J].外国文学评论，1999（4）：137～138.
〔13〕阮世勤.突破男性叙述藩篱之下的顺从——玛丽·雪莱《玛西尔达》中的女性叙述[J].山花，2011（2）：134～135.
〔14〕盛丹.呼唤和谐：论《弗兰肯斯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D].四川大学，2007.
〔15〕王隽.超越边界：玛丽·雪莱小说主要女性形象分析[D].湘潭大学，2007.
〔16〕王明月，刘兵.玛丽·雪莱国外研究述评[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08（4）：85～89.
〔17〕杨春晓.毁灭 拯救 和谐——《弗兰肯斯坦》的生态主义解读[D].上海大学，2008.
〔18〕钟世文.雪莱夫人和她的《弗兰肯斯坦》[J].世界文化，1984（2）：18～19.
〔19〕周景辉.《弗兰肯斯坦》中的超现实主义因素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7.
（责任编辑 张海鹏）
关键词：改革开放30年；玛丽·雪莱；述评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7-0157-03
玛丽·沃尔斯通克拉福特·雪莱（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1797-1851）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开始的，相关研究在中国经历了30多年历史。相对于西方学者近200年的玛丽·雪莱研究跨度（从1818年玛丽·雪莱首部小说《弗兰肯斯坦》问世至今），中国的玛丽·雪莱研究正在努力同步西方的研究步伐。改革开放30年，玛丽·雪莱研究主要可分为两个时期，即1978年至1999年，2000年至2013年。
一、第一时期（1978年—1999年）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局面都打开了新的篇章。学术界随着经济的复苏也愈加具有生命力。
这20年中，中国玛丽·雪莱研究逐渐起步。期间共有2篇译文发表，3篇学术论文分别刊登于《国外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1984年2月，钟世文在《世界文化》上刊登了第一篇关于玛丽·雪莱的译文《雪莱夫人和她的〈弗兰肯斯坦〉》，该文介绍了玛丽创作《弗兰肯斯坦》时的情境，是中国学者与玛丽·雪莱的一次正面接触，无疑有助于扩大中国研究者的眼界。1988年5月，《世界文化》再次刊登了徐凡翻译的《新发现的玛丽·雪莱的书信》，原文由赫伯特·米特跟着笔，发表于1987年12月5-6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介绍了美国大学贝蒂·贝奈特（Betty Bennett）教授新发现的大量玛丽·雪莱的珍贵手稿信件。该译文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学者对玛丽的研究兴趣。但这一时期首篇真正意义上的玛丽·雪莱学术论文却停隔了10年之久。1997年，刘玉红发表题为《简评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国外文学》1997年第3期）一文，从孤独感切入，分析小说中人物悲剧形成的原因，正式拉开了中国学术界玛丽·雪莱研究的序幕。1998年，艾晓明发表《科学与怪人——重读一部女性小说经典〈弗兰肯斯坦〉》（《外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1期），从时下时髦的克隆人出发，追溯最早科幻作品中的科学造人，并以女性批评已发现的分裂母性为前提，期求发掘玛丽想象的经验来源。1999年，《外国文学评论》第4期刊登题为《玛丽·雪莱的一篇佚作被发现》的文章，该文介绍了一篇据考证玛丽写于1820年的短篇小说《莫里斯》（Maurice： or the Fisher’s Cot）。该文的价值不仅在于介绍了玛丽除《弗兰肯斯坦》外的其他作品，更在于它启发了中国学者新的研究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两个鲜明特点。首先，学术论文数量少。刚刚起步的中国玛丽·雪莱研究还不成气候，众多学者处在观望状态，推进十分缓慢。其次，研究范围狭窄，研究水平低。此时的玛丽·雪莱研究处在以介绍性为主的阶段，无论译作还是评论视野都相对狭窄，如没有学者向中国学术界翻译玛丽·雪莱的作品，抑或西方学者的玛丽·雪莱研究专著。这些特点与中国当时的国情也有一定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国推行一系列的兴国政策，包括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大力发展科技，科教兴国等，而这些理念恰好与玛丽·雪莱作品中的科学观有悖。这也是玛丽·雪莱的作品在当时不受中国学者青睐的原因之一。
二、第二时期（2000年—2013年）
第二个时期是中国学者努力追赶西方学者的时期，也是中国玛丽·雪莱研究逐步迈向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玛丽·雪莱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良好势头：（1）学术论文明显增多。（2）研究方法更加多样。（3）研究范围日趋广泛。（4）研究环境、研究条件更加优越。
（一）学术论文明显增多
截至2013年，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所能检索到的以《弗兰肯斯坦》为研究主题的文章多达160篇以上，另含2篇除《弗兰肯斯坦》之外玛丽·雪莱其他作品研究的论文，其中硕士论文32篇。
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刘新民从小说的主题和艺术风格做的评述《评〈弗兰肯斯坦〉》（《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1期），指出其反映当时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尖锐的矛盾斗争以及揭示英国大众渴求知识、开拓进取的社会风貌这一主题；郭方云从叙事角度撰写《分裂的文本 虚构的权威——从〈弗兰肯斯坦〉看西方女性早期书写的双重叙事策略》（《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4期），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以叙事学为依托，从叙述话语（视角）、叙述内容（人物形象）和叙述动作（叙述者与作者）三个方面，分析了小说中表层叙事维系男权，深层叙事批判男权的双重叙事策略。相对于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第二时期的玛丽·雪莱研究正在努力追赶西方学者的研究步伐，并呈现逐步迈入繁荣阶段的发展趋势。
（二）研究方法更加多样
第二个时期玛丽·雪莱研究的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特点。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到来的20年中，玛丽·雪莱的研究方法还停留在小说主题研究及作家生平研究，研究方法单一且不成体系。步入新世纪以后，弗洛伊德、荣格、拉康的精神分析法，新马克思主义，生态批评，哥特文学批评，女权主义研究，互文性研究，与浪漫主义的关系分析等研究方法都被运用到玛丽·雪莱作品的分析上，可谓是百花齐放。
以女性主义批评为研究方法的有郭方云《怪物魔镜中的自我——〈弗兰肯斯坦〉造物神话的女性主义解读》，指出两性都在维克多创造的怪物身上找到了自我的影子，一个怪物的产生都是由于对另一个的压抑，而男权则是男性形象怪物化和女性书写怪物化的根源。雷倩的《〈弗兰肯斯坦〉的女性主义解读——从其叙事结构谈起》，探讨了玛丽在父权社会中以其独特的叙事结构反映出社会对女性的构想，同时，叙事结构颠覆了占统治地位的父权文化，强调母性的重要性和女性自我的重要性。 以生态批评为研究方法的有盛丹《呼唤和谐：论〈弗兰肯斯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小说中玛丽·雪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和反思，认为小说试图告诫人类若无视自然法则，一味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只会导致大自然的反噬和人类的灭亡，也反映玛丽·雪莱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呼唤。杨春晓《毁灭 拯救 和谐——〈弗兰肯斯坦〉的生态主义解读》，认为作品通过反映人的主观“唯我”价值观对自然规律的破坏，表达对科学中心主义的批判，对人类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批判以及对工业文明的谴责，揭示大自然对人类心灵净化与救赎的力量。
（三）研究范围日趋广泛
这一时期的玛丽·雪莱研究者也开始不满足于单纯对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单部小说的研究，开始将目光移至玛丽·雪莱的其他作品。
王隽的《超越边界：玛丽·雪莱小说主要女性形象分析》可谓是这一分水岭的先驱。该论文分析了玛丽·雪莱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涵盖《弗兰肯斯坦》中的莎菲，历史小说《沃帕戈》中的尤莎内兹亚和比阿特丽丝，家庭小说中的《娄多尔》中的范妮和《伐克纳》中的伊丽莎白等。这是国内第一篇分析玛丽·雪莱其他作品的学术论文，且不论该论文是否成熟到位，单从其首开先锋地分析玛丽·雪莱的其他作品这一点，对中国学术界拓宽玛丽·雪莱的研究范围意义就已非同一般。阮世勤的《突破男性叙述藩篱之下的顺从——玛丽·雪莱〈玛西尔达〉中的女性叙述》，介绍了玛丽·雪莱另一部小说《玛西尔达》中文本和文本外的女性叙述。尽管分析并不十分详尽，但它所介绍《玛西尔达》中的女性叙述也领跑了未来中国的玛丽·雪莱研究者。
目前国内只有这两篇学术论文专题撰写了除《弗兰肯斯坦》之外的玛丽·雪莱其他小说。这个还未被充分开垦的肥沃土地，对后继的玛丽研究者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四）研究环境、研究条件更加优越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科技迅猛发展，互联网的建设与应用已使学术界受益匪浅。通过学术期刊网，学者可随时了解其他学者的最新研究动态，同时也可下载大量学术论文。凭借便捷的网络，中国学者即使不出国门，也可下载国外珍贵资料，了解国外同领域专家的最新研究兴趣。这对于国内玛丽·雪莱研究无疑是打了一剂强行针。
此外，《弗兰肯斯坦》的中译本也在不断涌现出来，较常用的版本有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版陈渊、何建义译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版丁超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版刘新民译本，以及航空工业出版社2007版毛荣贵、朱琳译本。
值得欣喜的是，关于玛丽·雪莱的传记中译本也开始出现，如英国女诗人罗赛蒂撰写的《雪莱夫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多萝西·胡布勒与托马斯·胡布勒合著的《怪物——玛丽·雪莱与弗兰肯斯坦的诅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但中译本也仅此两本。
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与问题
经历了30多年的中国玛丽·雪莱研究，尽管已经起步，却也存在着广大学者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歪曲事实，言语措辞随意性很大
《弗兰肯斯坦》在首版发行的前14年约有1000册，还抵不上拜伦和司各特作品一天的销售量；前40年也只有7000册，尚不及拜伦和司各特作品出版发行一周的总额；而在19世纪50-70 年代几乎退隐印刷市场。由此可见，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并非一出版便成为学界宠儿，而国内一些学者想当然地以为《弗兰肯斯坦》一经出版便是经典。如《评〈弗兰肯斯坦〉》写道“小说于一八一八年出版后即引起轰动，并很快被改编成戏剧”（刘新民，2001：61）；《〈弗兰肯斯坦〉中的超现实主义因素研究》写道“《弗兰肯斯坦》从发表伊始就一直是评论界的宠儿”（周景辉，2007：ii）；《玛丽·雪莱国外研究述评》也写道“国外对《弗兰肯斯坦》的研究最早始于1818年，即它一问世便成为当时英国众多作家评论的焦点”（王月明&刘兵，2008：85）。
论文内容的随意性还体现在一些数据上。《对浪漫理想主义的阐释与反拨——评〈弗兰肯斯坦〉》中写道“她（玛丽·雪莱）一生创作了十七部作品，《弗兰肯斯坦》是唯一流传至今仍为人品评的代表作”（侯丹，2003：iv）；王月明、刘兵（2008：86）写道“玛丽·雪莱虽然永远的去了，却给人们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16本书和专著，多篇短篇小说、散文、论文、游记、诗歌、信件等”；《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刊登的《玛丽·雪莱的一篇佚作被发现》中写道：“实际上，玛丽·雪莱的文学成就比一般所了解的要大的多。她写过6部长篇小说，5卷传记型的文章，2部诗体神话剧，20来篇短篇小说，以及2卷旅游札记”（宁，1999：138）。同样以玛丽·雪莱为研究对象，得出的数据却是如此不一致，实在令人堪忧。
（二）低水平重复研究现象严重
低水平重复研究在玛丽·雪莱研究中尤为突出。部分学者闭门造车，全然不顾及前人的研究状况，同一观点不同人反复刨挖，缺乏新意。杨春晓（2008）和盛丹（2007）论文中的生态批评观点类似；霍晓珊、李定清（2007）论文和郑峥（2007）论文都就怪物对身份的寻求展开讨论，观点几乎一样。马笑春（2009）和刘伟（2006）论文都借用了热奈特的时间叙事理论，都从时序、时距、频率三个层次进行分析，观点十分雷同。
（三）研究范围不够广泛
当国外玛丽·雪莱研究日趋饱满时，国内玛丽·雪莱的研究范围却还十分局限；当国外学界玛丽·雪莱研究涉猎广泛，风生水起时，国内研究清一色倒向《弗兰肯斯坦》，且至2013年只有两篇学术论文探及《弗兰肯斯坦》之外的作品；当西方学界早已成立玛丽·雪莱专门的研究中心，国内至今没有一篇博士论文以玛丽·雪莱为研究对象；当国外学界已有数百本玛丽·雪莱专著，国内玛丽·雪莱专著至今零突破，甚至没有一部除《弗兰肯斯坦》之外的玛丽·雪莱其他作品译作。
从总体上看，中国玛丽·雪莱研究正在迈向繁荣时期，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只要我们能把每一次的挑战当成机遇去迎接，必然迎来中国玛丽·雪莱研究的百花齐放。 参考文献：
〔1〕William， S. C. The Reading Nation in the Romantic Period [M]. Cambridge： Cambridge UP，2004.
〔2〕艾晓明.科学与怪人——重读一部女性小说经典《弗兰肯斯坦》[J].外国文学研究，199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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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