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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导性
摘要：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对马克思关于强制性的国家机器理论的补充和完善，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阿氏论证出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教育。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教育也同样发挥着阿氏所指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表征，其主导性必然体现在对统治阶级思想一元性的坚持和维护上。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指导地位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阿氏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为从思想政治教育层面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内在动力和新的思考维度。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5）03-0120-06
Key words： Marxis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lthusser； the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leading
Abstract： Althussers “The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s the supplement to and improvement of Marxs mandatory state machine theory， and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s theory of ideology. Althusser demonstrates that education is dominant in the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the mature capitalist society. In socialist countries， education is also playing the role of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proposed by Althusser.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characterization of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is inevitably reflected in the ruling class ideology of monism of persistence and maintenance. Marxism is the dominant ideology of socialism， and to uphold and defend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in the socialist society is the basic tas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lthussers “The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provides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a new thinking dimension from the lev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upholding and defending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of Marxism.
思想政治教育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1〕共同演进并行发展的，在阶级社会中内化为意识形态的表征，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方式，是社会意识形态得以传承的重要载体。思想政治教育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逻辑性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肯定自身存在意义的同时，也需要在思想、上层建筑上确立其主导地位，从而为政治统治找到合法性和尊严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生产关系出发，以实证主义和唯物史观的角度科学地阐释了这一逻辑要求的内在关联性，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作为阶级意识是为特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生成于意识形态场域之内的思想政治教育对统治阶级的统治起到了服务、维护和教化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以下简称阿氏）根据马克思的国家机器理论重新解构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理论，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提出了私人范畴的国家机器的概念。相对于公共范畴的强制性（暴力）国家机器，私人范畴的国家机器被称为ISAs，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the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同时他论证出教育已取代政治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确立了主导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地位。阿氏的这一理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也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去借鉴和学习与之相关的社会理论经验，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中，这为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主导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维护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内在动力。
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贡献
1970年阿氏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项研究笔记）一文中首创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这一概念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维持人类社会发展的再生产为逻辑起点，在探讨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到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中构建起“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向度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到：“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藩衍。”〔2〕也就是说，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由生产力（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再生产推动的，而人自身的再生产就是指劳动力的再生产。 人自身的生产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决定因素，是物质资料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基础，因而阿氏着重对劳动力的再生产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要保障劳动力的再生产，一方面是劳动者通过出卖劳动获取工资维持自身和后代的生存需要；另一方面是技能再生产通过资本主义的教育体制使劳动者获得更多的技能，以保障工作和岗位的需要。学校作为教育体制的载体，除了让学生们学会技术和知识外，也让学生学会了由统治阶级所决定地相应的规则、准则以及话语表述。阿氏指出：“劳动力的再生产需要的不仅是其技术的再生产，同时，还有劳动力对既有秩序准则的顺从的再生产，即工人对主导意识形态的顺从之再生产，以及为剥削、压迫的代理人正确地使用主导意识形态的能力的再生产，以便他们也将能够‘用语言’规定统治阶级的统治。”〔3〕其实，学校以及其他的国家机构所教授的“技能”也都是以保证服从主导意识形态所掌握的实践形式来进行教授的。阿氏已经从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指出了教育是维护政治统治的手段。
在此基础上，阿氏以马克思主义地形学的理论为支撑，从结构上来充实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经典论述。阿氏指出：“（一）存在一个对于基础而言的上层建筑的‘相对自治’；（二）存在一个在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3〕这一“相对自治”指的是上层建筑有自己的空间以及对经济基础起作用的一整套自我管理的模式；上层建筑中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共同对经济基础起作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两者的主导地位是不同的。阿氏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构建起的这一理论观点，为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找到了突破口。这一观点从结构主义层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理论的发展。
阿氏认为马克思主义国家机器理论仅仅是一种描述，而理论的发展不能只停留在描述上，它应该超越描述而上升到科学的层面。阿氏认为，当理论被所处时代的社会意识所超越，旧理论就会被在新阶段的现实下创造的新理论所取代。他强调：“不仅必须考虑国家权力与国家机器的区别，还必须考虑另一个显然属于（强制性的）国家机器但不能与之混淆的现实。我将用其概念来称呼这个现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3〕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相对于国家的暴力机器而言的。阿氏认为，国家权力的运行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即在公共范畴和私人范畴两种国家机器中实施。前者是通过“暴力起作用”的强制性国家机器（政府、行政机构、法庭、警察和监狱等等）；后者是通过“意识形态”起作用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是以一些各具特色的、专门化机构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实体：
“——宗教的ISA（不同教会的系统）；
——教育的ISA（不同的公立、私立学校的系统）；
——家庭的ISA；
——法律的ISA；
——政治的ISA；
——工会的ISA；
——通讯的ISA（报纸、无线电和电视等）；
——文化的ISA（文学、艺术、体育运动等）。”〔3〕
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是一元的，是属于整个公共范畴的（通过法律和政令来治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多元的，是属于私人范畴的（通过主导意识形态的中介治理），而让这种多元性统一起来的就是主导意识形态，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例如学校和社会使用适当的惩罚、开除和挑选等手段来“训练”统治阶级需要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从而达到个体服从于统治阶级意识的目的，家庭也是如此，文化的意识形态机器也是一样（如书报检查、影视审核制度），等等，它们通过潜移默化和隐蔽的甚至是象征的方式实施着国家机器的职能。这种方式所付出的成本要远远低于运用“暴力”的手段才能达到的统治目的成本，而且其效果也比用暴力的方式更容易使人顺从和归服。阿氏认为，不存在没有阶级性的纯意识形态机器，因而他指出“任何阶级都不能长期地掌握国家权力，而不同时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机器或在其中施行霸权”〔3〕。正如列宁为了使已经夺取政权的苏联无产阶级获得无产阶级专政的未来和向社会主义过渡，他所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使教育的ISA革命化。
暴力是统治阶级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政治保证，这是强制性的国家机器的基本功能和作用，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要是在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提供的庇护下，保证和推动统治阶级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阿氏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对马克思关于强制性的国家机器理论的补充和完善，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亦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场域中的教育
阿氏认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这些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家庭和教会（不仅有宗教的功能，也有教育和大量信息与文化的功能），而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教育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育——家庭的组合模式取代了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教会——家庭组合模式。
教育何以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主导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又是如何起作用的呢？阿氏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正是那些强制性的和非强制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相互作用，才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得以实现。
其次，每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以适当的方式促成了这一关系的实现。例如，政治的ISA用民主选举或独裁的方式，直接或间接的使个体屈从于政治的国家意识形态；通讯的ISA则每天都给公民灌输相应的道德准则、国家主义、自由主义、沙文主义等；文化的ISA（体育所体现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显得尤为突出）、宗教的ISA、家庭的ISA也是如此。
最后，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各种意识形态就像是音乐会中各司其职的乐手，但他们演奏的曲目只有一支，那就是当前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每一种意识形态机器都遵从着统治阶级的思想运行，在这个“音乐会”中，学校这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起主导作用。为了印证学校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起主导作用的论点，阿氏接下来对从单纯的自然人通过学校教育这一社会化活动后最终成为符合统治阶级意识的社会人这一过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阿氏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人从幼儿园开始就在家庭国家机器和教育国家机器的双重挤压下被“反复灌输一定量的、经过主导意识形态包装的‘知识’（法语、算术、自然史、科学、文学），或者纯粹状态的意识形态（伦理学、公民教育、哲学）”〔3〕。在享有义务教育之后，不适合学校教育的人进入社会成为工人或农民，适合学校教育的人则继续学业，其中一些中途退出的人成为了白领工人、中小技术员、中低层管理者和小资产者，而那些继续学业的人则成为了剥削的代理人（资本家、经理人）、压制的代理人（军人、警察、政客、行政官员等）、半雇佣状态的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以及职业思想家。正是教育促成了被剥削者、剥削代理人、压制代理人和职业思想家等不同的社会角色，教育也让担当不同角色的人拥有了适合自己角色的意识形态，他们都各自按照自己的角色定位服从于这一角色所赋予的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和话语表达。
人们如此自然的接受和遵从这一原则，是因为统治阶级把学校表征为是不受意识形态浸染的中性环境，即家长是自愿把孩子托付给老师的，而老师是值得信任的。家长们相信老师能尊重孩子们的自然天性，并“通过他们自己的榜样、通过知识，文学和他们的‘解放的’品质，为孩子们展开通往成年人的自由、道德和责任的道路”〔3〕，用“学校普遍性统治的意识形态”〔3〕去掩盖和遮蔽统治阶级意识形态。
而事实上，教师们“解放的”品质早就被烙上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却不自知，也就是说这种中性环境的意识形态不仅蒙蔽了广大民众，也在“无意识”中蒙蔽了教师。大多数教师从没有怀疑过这一制度强迫自己去做的工作是否是正确的，不仅如此，他们还想方设法地用最好的方法来完成传授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工作，并以自己的忠诚竭力的维护着学校的这种意识形态。“这使得今日的学校对于我们同时代的人而言是‘自然的’、不可或缺的、有用的、甚至是有益的……正是通过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大规模教育包装着的多种知识的学习，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关系，即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得以大量地再生产。”〔3〕
列宁曾对资本主义国家教育进行过深刻的批判，他指出：“在国民教育方面……资产阶级国家愈文明，它就愈会撒谎，说学校可以不问政治而为整个社会服务。事实上，学校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浸透了资产阶级的等级思想，它的目的是为资本家培养恭顺的奴才和能干的工人”〔4〕。阿氏秉承了列宁的这一批判性观点，他运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理论，揭示并批判了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关于学校是中性的环境而无关阶级意识的谬论和虚伪性。阿氏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正是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促使个体屈从于国家的意识形态，从而为其制度不平等的合理性和维护其等级结构找到依据。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是学校教育，它为资本主义统治阶级训练“牧羊人和羊群”，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创造了积极的条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因而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学校教育愈来愈具有了政治意义。
只要国家存在，那么教育必然发挥着阿氏所指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作为社会主义的学校教育，在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亦是一种必然，而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训练和传承的教育实际上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然而，与资本主义社会“竭力把学校用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恭顺和能干的奴才，甚至竭力利用普遍教育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资本的走卒和奴隶，他们从来不想使学校成为培养人格的工具”〔4〕所不同的是，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历史唯物论为基点的教育，是一种以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根本目的的教育。毛泽东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中，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以灌输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根本任务，用科学的理论、正确的舆论、高尚的精神、优秀的作品去武装、引导、塑造、鼓舞受教育者，最终目的就是培养能够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新人。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性体现
正如阿氏所言：“这台意识形态机器合奏的音乐会是由单一的乐谱主导的。”〔3〕即一个国家虽然存在多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但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却共同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思想，表明了统治阶级指导思想的一元性。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表征，其主导性必然体现在对统治阶级思想一元性的坚持和维护上。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因而灌输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指导地位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思想政治教育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性也是在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体现出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维护和捍卫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就备受关注，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从未停止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从马克思那里汲取力量和智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来武装自己。
资产阶级学者德里达在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中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5〕阿氏则早在20世界60年代就喊出了《保卫马克思》，为马克思主义呐喊助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2005年英国BBC评选“古今最伟大的哲学家”，马克思以27.93%的得票率获得第一名，尽管他的理论论证出资本主义必将灭亡，而他却仍被资本主义国家的公众广泛接受和认可。马克思主义从诞生开始就被它的对立者诋毁和攻击，甚至被断定其存在是短暂而易逝的。然而，事实证明，一百多年过去了，该理论不仅没有消亡，反而日久弥新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的发展进程，这说明马克思理论是建立在科学和进步的社会逻辑之上的，是能够征服人心的。正如邓小平所言：“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6〕 （二）正本清源——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依然存在各种争议和诸多误解。如：形而上学的机械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义来遵循，用马克思的思考来代替自己的思考；违背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辩证原则，把社会制度的作用过于放大；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念从马克思主义整个科学体系中割裂开来，断章取义地加以运用等等。产生这些误解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借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而列宁是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读和创新的，用列宁主义指导中国实际和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实际是完全不同的。其次，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并非是以一个完整的体系被引入的，它是分别从日本、法国和苏联陆续的介绍到中国的。而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些重要的著作如《自然辩证法》、《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近半个世纪后才被发表、为世人所熟知的，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存在“断裂”的。最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出发点的，他的理论出发点和我们的现实是有很大差别的，因而用西方发达国家为前提的理论去解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必然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曲解。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不同立场的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也不尽相同，分歧和争论一直存在，甚至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主旨，因而要维护并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思想政治教育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纠正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和曲解。对此就必须正本清源，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本中去梳理和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再次探寻指导我们实践的辩证的思想和方法。正如恩格斯所言：“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7〕只有以这种科学的态度去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才能真正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也才能真正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
恩格斯还谈到：“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8〕“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这表明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它提供的是方法论的指导，它只有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才具有现实意义，若一成不变的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能让我们重陷教条主义的漩涡。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只有结合中国现实的国情重新研究和解读马克思主义，并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理论内涵，才能真正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才能让马克思主义焕发生机、永葆青春，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再提升。
参考文献：〔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
〔3〕斯拉沃热·齐泽克，泰奥德·阿多尔诺，等.图绘意识形态〔M〕.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37，140，145，146，148，155，156，156，156，154.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9，387.
〔5〕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1.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6.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84.
〔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17.
（责任编辑：杨珊）
摘要：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对马克思关于强制性的国家机器理论的补充和完善，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阿氏论证出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教育。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教育也同样发挥着阿氏所指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表征，其主导性必然体现在对统治阶级思想一元性的坚持和维护上。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指导地位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阿氏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为从思想政治教育层面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内在动力和新的思考维度。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5）03-0120-06
Key words： Marxis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lthusser； the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leading
Abstract： Althussers “The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s the supplement to and improvement of Marxs mandatory state machine theory， and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s theory of ideology. Althusser demonstrates that education is dominant in the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the mature capitalist society. In socialist countries， education is also playing the role of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proposed by Althusser.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characterization of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is inevitably reflected in the ruling class ideology of monism of persistence and maintenance. Marxism is the dominant ideology of socialism， and to uphold and defend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in the socialist society is the basic tas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lthussers “The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provides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a new thinking dimension from the lev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upholding and defending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of Marxism.
思想政治教育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1〕共同演进并行发展的，在阶级社会中内化为意识形态的表征，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方式，是社会意识形态得以传承的重要载体。思想政治教育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逻辑性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肯定自身存在意义的同时，也需要在思想、上层建筑上确立其主导地位，从而为政治统治找到合法性和尊严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生产关系出发，以实证主义和唯物史观的角度科学地阐释了这一逻辑要求的内在关联性，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作为阶级意识是为特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生成于意识形态场域之内的思想政治教育对统治阶级的统治起到了服务、维护和教化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以下简称阿氏）根据马克思的国家机器理论重新解构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理论，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提出了私人范畴的国家机器的概念。相对于公共范畴的强制性（暴力）国家机器，私人范畴的国家机器被称为ISAs，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the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同时他论证出教育已取代政治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确立了主导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地位。阿氏的这一理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也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去借鉴和学习与之相关的社会理论经验，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中，这为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主导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维护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内在动力。
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贡献
1970年阿氏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项研究笔记）一文中首创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这一概念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维持人类社会发展的再生产为逻辑起点，在探讨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到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中构建起“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向度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到：“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藩衍。”〔2〕也就是说，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由生产力（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再生产推动的，而人自身的再生产就是指劳动力的再生产。 人自身的生产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决定因素，是物质资料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基础，因而阿氏着重对劳动力的再生产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要保障劳动力的再生产，一方面是劳动者通过出卖劳动获取工资维持自身和后代的生存需要；另一方面是技能再生产通过资本主义的教育体制使劳动者获得更多的技能，以保障工作和岗位的需要。学校作为教育体制的载体，除了让学生们学会技术和知识外，也让学生学会了由统治阶级所决定地相应的规则、准则以及话语表述。阿氏指出：“劳动力的再生产需要的不仅是其技术的再生产，同时，还有劳动力对既有秩序准则的顺从的再生产，即工人对主导意识形态的顺从之再生产，以及为剥削、压迫的代理人正确地使用主导意识形态的能力的再生产，以便他们也将能够‘用语言’规定统治阶级的统治。”〔3〕其实，学校以及其他的国家机构所教授的“技能”也都是以保证服从主导意识形态所掌握的实践形式来进行教授的。阿氏已经从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指出了教育是维护政治统治的手段。
在此基础上，阿氏以马克思主义地形学的理论为支撑，从结构上来充实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经典论述。阿氏指出：“（一）存在一个对于基础而言的上层建筑的‘相对自治’；（二）存在一个在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3〕这一“相对自治”指的是上层建筑有自己的空间以及对经济基础起作用的一整套自我管理的模式；上层建筑中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共同对经济基础起作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两者的主导地位是不同的。阿氏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构建起的这一理论观点，为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找到了突破口。这一观点从结构主义层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理论的发展。
阿氏认为马克思主义国家机器理论仅仅是一种描述，而理论的发展不能只停留在描述上，它应该超越描述而上升到科学的层面。阿氏认为，当理论被所处时代的社会意识所超越，旧理论就会被在新阶段的现实下创造的新理论所取代。他强调：“不仅必须考虑国家权力与国家机器的区别，还必须考虑另一个显然属于（强制性的）国家机器但不能与之混淆的现实。我将用其概念来称呼这个现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3〕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相对于国家的暴力机器而言的。阿氏认为，国家权力的运行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即在公共范畴和私人范畴两种国家机器中实施。前者是通过“暴力起作用”的强制性国家机器（政府、行政机构、法庭、警察和监狱等等）；后者是通过“意识形态”起作用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是以一些各具特色的、专门化机构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实体：
“——宗教的ISA（不同教会的系统）；
——教育的ISA（不同的公立、私立学校的系统）；
——家庭的ISA；
——法律的ISA；
——政治的ISA；
——工会的ISA；
——通讯的ISA（报纸、无线电和电视等）；
——文化的ISA（文学、艺术、体育运动等）。”〔3〕
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是一元的，是属于整个公共范畴的（通过法律和政令来治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多元的，是属于私人范畴的（通过主导意识形态的中介治理），而让这种多元性统一起来的就是主导意识形态，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例如学校和社会使用适当的惩罚、开除和挑选等手段来“训练”统治阶级需要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从而达到个体服从于统治阶级意识的目的，家庭也是如此，文化的意识形态机器也是一样（如书报检查、影视审核制度），等等，它们通过潜移默化和隐蔽的甚至是象征的方式实施着国家机器的职能。这种方式所付出的成本要远远低于运用“暴力”的手段才能达到的统治目的成本，而且其效果也比用暴力的方式更容易使人顺从和归服。阿氏认为，不存在没有阶级性的纯意识形态机器，因而他指出“任何阶级都不能长期地掌握国家权力，而不同时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机器或在其中施行霸权”〔3〕。正如列宁为了使已经夺取政权的苏联无产阶级获得无产阶级专政的未来和向社会主义过渡，他所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使教育的ISA革命化。
暴力是统治阶级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政治保证，这是强制性的国家机器的基本功能和作用，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要是在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提供的庇护下，保证和推动统治阶级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阿氏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对马克思关于强制性的国家机器理论的补充和完善，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亦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场域中的教育
阿氏认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这些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家庭和教会（不仅有宗教的功能，也有教育和大量信息与文化的功能），而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教育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育——家庭的组合模式取代了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教会——家庭组合模式。
教育何以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主导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又是如何起作用的呢？阿氏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正是那些强制性的和非强制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相互作用，才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得以实现。
其次，每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以适当的方式促成了这一关系的实现。例如，政治的ISA用民主选举或独裁的方式，直接或间接的使个体屈从于政治的国家意识形态；通讯的ISA则每天都给公民灌输相应的道德准则、国家主义、自由主义、沙文主义等；文化的ISA（体育所体现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显得尤为突出）、宗教的ISA、家庭的ISA也是如此。
最后，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各种意识形态就像是音乐会中各司其职的乐手，但他们演奏的曲目只有一支，那就是当前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每一种意识形态机器都遵从着统治阶级的思想运行，在这个“音乐会”中，学校这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起主导作用。为了印证学校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起主导作用的论点，阿氏接下来对从单纯的自然人通过学校教育这一社会化活动后最终成为符合统治阶级意识的社会人这一过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阿氏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人从幼儿园开始就在家庭国家机器和教育国家机器的双重挤压下被“反复灌输一定量的、经过主导意识形态包装的‘知识’（法语、算术、自然史、科学、文学），或者纯粹状态的意识形态（伦理学、公民教育、哲学）”〔3〕。在享有义务教育之后，不适合学校教育的人进入社会成为工人或农民，适合学校教育的人则继续学业，其中一些中途退出的人成为了白领工人、中小技术员、中低层管理者和小资产者，而那些继续学业的人则成为了剥削的代理人（资本家、经理人）、压制的代理人（军人、警察、政客、行政官员等）、半雇佣状态的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以及职业思想家。正是教育促成了被剥削者、剥削代理人、压制代理人和职业思想家等不同的社会角色，教育也让担当不同角色的人拥有了适合自己角色的意识形态，他们都各自按照自己的角色定位服从于这一角色所赋予的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和话语表达。
人们如此自然的接受和遵从这一原则，是因为统治阶级把学校表征为是不受意识形态浸染的中性环境，即家长是自愿把孩子托付给老师的，而老师是值得信任的。家长们相信老师能尊重孩子们的自然天性，并“通过他们自己的榜样、通过知识，文学和他们的‘解放的’品质，为孩子们展开通往成年人的自由、道德和责任的道路”〔3〕，用“学校普遍性统治的意识形态”〔3〕去掩盖和遮蔽统治阶级意识形态。
而事实上，教师们“解放的”品质早就被烙上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却不自知，也就是说这种中性环境的意识形态不仅蒙蔽了广大民众，也在“无意识”中蒙蔽了教师。大多数教师从没有怀疑过这一制度强迫自己去做的工作是否是正确的，不仅如此，他们还想方设法地用最好的方法来完成传授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工作，并以自己的忠诚竭力的维护着学校的这种意识形态。“这使得今日的学校对于我们同时代的人而言是‘自然的’、不可或缺的、有用的、甚至是有益的……正是通过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大规模教育包装着的多种知识的学习，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关系，即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得以大量地再生产。”〔3〕
列宁曾对资本主义国家教育进行过深刻的批判，他指出：“在国民教育方面……资产阶级国家愈文明，它就愈会撒谎，说学校可以不问政治而为整个社会服务。事实上，学校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浸透了资产阶级的等级思想，它的目的是为资本家培养恭顺的奴才和能干的工人”〔4〕。阿氏秉承了列宁的这一批判性观点，他运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理论，揭示并批判了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关于学校是中性的环境而无关阶级意识的谬论和虚伪性。阿氏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正是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促使个体屈从于国家的意识形态，从而为其制度不平等的合理性和维护其等级结构找到依据。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是学校教育，它为资本主义统治阶级训练“牧羊人和羊群”，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创造了积极的条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因而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学校教育愈来愈具有了政治意义。
只要国家存在，那么教育必然发挥着阿氏所指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作为社会主义的学校教育，在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亦是一种必然，而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训练和传承的教育实际上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然而，与资本主义社会“竭力把学校用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恭顺和能干的奴才，甚至竭力利用普遍教育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资本的走卒和奴隶，他们从来不想使学校成为培养人格的工具”〔4〕所不同的是，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历史唯物论为基点的教育，是一种以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根本目的的教育。毛泽东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中，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以灌输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根本任务，用科学的理论、正确的舆论、高尚的精神、优秀的作品去武装、引导、塑造、鼓舞受教育者，最终目的就是培养能够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新人。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性体现
正如阿氏所言：“这台意识形态机器合奏的音乐会是由单一的乐谱主导的。”〔3〕即一个国家虽然存在多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但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却共同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思想，表明了统治阶级指导思想的一元性。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表征，其主导性必然体现在对统治阶级思想一元性的坚持和维护上。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因而灌输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指导地位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思想政治教育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性也是在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体现出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维护和捍卫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就备受关注，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从未停止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从马克思那里汲取力量和智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来武装自己。
资产阶级学者德里达在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中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5〕阿氏则早在20世界60年代就喊出了《保卫马克思》，为马克思主义呐喊助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2005年英国BBC评选“古今最伟大的哲学家”，马克思以27.93%的得票率获得第一名，尽管他的理论论证出资本主义必将灭亡，而他却仍被资本主义国家的公众广泛接受和认可。马克思主义从诞生开始就被它的对立者诋毁和攻击，甚至被断定其存在是短暂而易逝的。然而，事实证明，一百多年过去了，该理论不仅没有消亡，反而日久弥新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的发展进程，这说明马克思理论是建立在科学和进步的社会逻辑之上的，是能够征服人心的。正如邓小平所言：“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6〕 （二）正本清源——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依然存在各种争议和诸多误解。如：形而上学的机械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义来遵循，用马克思的思考来代替自己的思考；违背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辩证原则，把社会制度的作用过于放大；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念从马克思主义整个科学体系中割裂开来，断章取义地加以运用等等。产生这些误解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借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而列宁是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读和创新的，用列宁主义指导中国实际和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实际是完全不同的。其次，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并非是以一个完整的体系被引入的，它是分别从日本、法国和苏联陆续的介绍到中国的。而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些重要的著作如《自然辩证法》、《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近半个世纪后才被发表、为世人所熟知的，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存在“断裂”的。最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出发点的，他的理论出发点和我们的现实是有很大差别的，因而用西方发达国家为前提的理论去解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必然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曲解。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不同立场的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也不尽相同，分歧和争论一直存在，甚至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主旨，因而要维护并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思想政治教育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纠正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和曲解。对此就必须正本清源，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本中去梳理和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再次探寻指导我们实践的辩证的思想和方法。正如恩格斯所言：“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7〕只有以这种科学的态度去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才能真正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也才能真正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
恩格斯还谈到：“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8〕“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这表明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它提供的是方法论的指导，它只有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才具有现实意义，若一成不变的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能让我们重陷教条主义的漩涡。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只有结合中国现实的国情重新研究和解读马克思主义，并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理论内涵，才能真正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才能让马克思主义焕发生机、永葆青春，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再提升。
参考文献：〔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
〔3〕斯拉沃热·齐泽克，泰奥德·阿多尔诺，等.图绘意识形态〔M〕.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37，140，145，146，148，155，156，156，156，154.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9，387.
〔5〕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1.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6.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84.
〔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17.
（责任编辑：杨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