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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重要民系，是中原汉民为找寻安宁和谐平静的生活，在历史上历经多次南迁，现在集中定居在闽西、赣南、粤北和台湾地区的汉人。客家人虽然从唐末至北宋初期开始经历了三次向南的大搬迁，但是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嬗变中，在与华夏其他民族不断地的接触融合中，在接纳原住民文化同时也被原住民文化接纳过程中，客家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宽容和大度。然而无论怎样的迁移和嬗变，客家人总是把根留住，仍然坚守着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并把这些历史的精髓保存和继往开来。客家人在南迁的过程实际上是中原的汉文化向南传播的过程，是促进民族融合的过程。
【关键词】客家；迁移；嬗变；中国传统文化；继承
客家是华夏汉民族的一个重要而稳定的民系。章太炎先生曾经在《客方言序》中提到：客家大多来自河南地区。客家人的形成，主要还是中原地区汉人从唐末到北宋末年数次南迁到福建广东等地的结果。数次南迁，造就了我国一个非常独特的民系——客家人族群的形成。大批南迁的汉人及其后裔，在与当地原有居民交往过程中，不断融合，到宋朝时，在保持汉族基本民族特色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牢固的族群共同体。但是不论客家先民经历怎样的迁移与交融，所形成的客家文化，其本质还是从中原文化母体中孕育产生的一种亚文化，该文化的精髓、根柢和核心还是中原汉文化，该文化记忆最为鲜明深刻。[1]
为了进一步说明客家人在迁移的嬗变中仍坚守着华夏文明中的传统文化，我们可以来考察客家人的族谱，族谱是客家人的史诗，记载了客家人的源与流。赖际熙在《崇正同人系谱》卷二《氏族》中找到证据。《系谱》说：“李氏……南来岭东之祖，则溯始于唐之末年，有宗室李孟，因避黄巢之乱，由长安迁于汴梁，继迁福建宁化石壁乡。孟生子珠，珠生五子，以金、木、水、火、土五行支配为名，今赣、闽、粤、桂之李氏，多出四房火德之后。”
邓姓，据《南雄南阳堂邓氏联修族谱》谓：“宋景定间（1260-1264年），其先迁于江苏、江宁，居金陵珠玑巷，宋末元初间，有邓向者，游学粤东，立籍雄州，遂家焉。”又据《兴宁邓氏谱钞》谓“其先居福建宁化，庆元二年（1196年），经长汀、上杭、入广东蕉岭、梅县。”又据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引《兴宁邓氏家谱》载：“宋时，邓大猷为入闽始祖，宋宁宗庆元年间（1195-1200年），邓志斋由福建宁化迁居今广东梅县松口，是为入粤始祖。生九子，……子孙散居广东各地，邓子才移居镇平（今广东蕉岭）”。[2]
从上边列举的李、邓姓氏的族谱可以看出先民迁移的时间，迁移的出发地，迁移的方向。这是客家的源与流，客家先民迁移的出发地是黄河以北的河南、洛阳一带；他们都是向南迁移，到达今天的福建、广东、江西一带；他们迁移的时间大致在唐朝末年到北宋初期。当时唐朝在经历了“安史之乱”严重社会、政治动荡之后，正常社会生活环境、政治基础、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尤其是唐朝末年农民起义——黄巢起义之后，唐朝已经步入没落。唐朝灭亡后的五代，各方势力集团为争夺各自利益，互相之间甚至利益集团内部常发生战争，人民往往无辜的成为各势力斗争的牺牲品。在这个动荡和充满暴力的历史阶段，广大劳动人民为了生存，为了避免坐以待毙的命运，其出路除了武装暴动就只能迁移逃亡，逃往偏僻或较为安宁的地区以躲避暴政的压迫。[3]从迁移原因上看，客家先民是为躲避战乱、暴政和压迫才离开沃野富庶的中原，在偏僻或较为安宁的地区找寻新的活路。[4]正是在这种和平的呼唤下，客家先民不惜长途跋涉，克服迁移中的舟车劳顿，颠沛流离之苦，只为找寻那份平静和安宁。在颠沛流离的迁移中，保持着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和爱国心，为振兴中华作出卓越贡献。也正是在这种的传统文化的滋养下，许多客家裔的后代，如洪秀全、孙中山、何子渊、黄遵宪、朱德、叶剑英等出类拔萃的风流人物，继承和发扬祖先的优良传统，为中华民族的文明与进步，为社会的和平、和谐安宁作出重要贡献。
其次从客家人迁移源头上看，客家人大多来自河洛地区，河洛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因此，华夏文化，有些人也称其为河洛文化。河洛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核心和主体文化，不能单纯的将其视为普通的地域文化。河洛文化发源地是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流域，这里是多朝王都所在地，历来是中原文化中心，在这里建都的历朝历代，都以大一统为主要思想，统治华夏大地。大一统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原动力，通过分析历史可以发现，每一位逐鹿中原的军事政治集团都以统一天下为终极目标。可以说这种大一统思想意就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的力量源泉。我们在研究客家文化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河洛文化的元素，客家文化历来都是以中原传统文化为底蕴的，文化、民族和国家认同感非常有利于实现我们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
再次，客家文化是以中原汉文化为主体的移民文化，因此具有浓厚的中原文化底蕴，同时还具特殊的移民特有的文化面貌。例如，客家文化中处处都体现这非常强烈的乡土意识与寻根意识，正是移民在离开原住地后所表现出来的对传统文化的依恋。在这一方面的重要体现就是客家人的族谱，族谱是我国历史长河中特有的一种文献，就其所记载的内容来说，是中国上下五千年最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它所记载的都是具有同宗共祖相同血缘关系的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文献。同时，客家人用族谱来记载自己的繁衍发展和变迁，也正是由客家人有很长一段漂泊流离的经历及到达定居地以后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从而锤炼出客家人坚忍不拔的意志、勇于开拓的精神、勤劳朴实的品格及善于用血缘、亲缘、地缘等各种条件建立同宗、同乡、同一文化内相互合作关系的团体主义精神。这些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分离和发展起来的，是华夏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客家先民迁移找寻的生活密切相关，是在迁移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
第四，客家具有十分丰富的精神内涵。在客家迁移史和客家文化的诸方面最突出、最具表现力的精神是团结和奋进。中华民族是讲究团结的，“众人拾材火焰高”、“一根筷子轻折断，十双筷子抱成团”，讲的就是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客家人在迁移中因自身团结形成了很强的向心力。正是这种向心力使他们在漫长的迁移过程中把中原灿烂的文明带到南方播衍而不被迁移地的原住民同化。二是客家人团结奋进的精神特质，还体现在对其他民族文化的接纳和吸收上。客家先民的南迁，是中原的汉人与地方原住民之间长期斗争长期融合走向团结的过程，并最终形成了共同体。在客家地区，人们的宗教信仰也是十分宽容和亲善的，儒、道、释以及基督等教可以亲如一家、同居一室。连刘邦、项羽都可以合祀一龛，接受膜拜。客家文化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文化的精髓，长期的迁移养成了兼收并蓄取其长、开拓进取不保守的民风，使客家民系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迁移是痛苦的，就像雅克·贝汉在导演《迁移的鸟》时说：“飞翔对鸟来说不是人们想象的什么乐趣，而是为了生存而拼搏。它们要穿越云层、迎着暴风雨，许多困难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客家先民的大迁移也是为了心中的那一份美好生活的愿望，然而历史的嬗变没有改变客家人生命的血脉根基，热血里流淌着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因子。
参考文献：
[1]《客家学概论》作者：万陆，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
《论汉族客家民系》作者：林开钦，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
[2]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台湾客家网。（http：//www. hakka.taipei.gov.tw/繁体网站）
[3]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中心你好台湾网。
http：//www.nihaotw.com/kjxq/news_content.asp？id=78
[4]百度贴吧，蓝蝴蝶飞扬
【关键词】客家；迁移；嬗变；中国传统文化；继承
客家是华夏汉民族的一个重要而稳定的民系。章太炎先生曾经在《客方言序》中提到：客家大多来自河南地区。客家人的形成，主要还是中原地区汉人从唐末到北宋末年数次南迁到福建广东等地的结果。数次南迁，造就了我国一个非常独特的民系——客家人族群的形成。大批南迁的汉人及其后裔，在与当地原有居民交往过程中，不断融合，到宋朝时，在保持汉族基本民族特色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牢固的族群共同体。但是不论客家先民经历怎样的迁移与交融，所形成的客家文化，其本质还是从中原文化母体中孕育产生的一种亚文化，该文化的精髓、根柢和核心还是中原汉文化，该文化记忆最为鲜明深刻。[1]
为了进一步说明客家人在迁移的嬗变中仍坚守着华夏文明中的传统文化，我们可以来考察客家人的族谱，族谱是客家人的史诗，记载了客家人的源与流。赖际熙在《崇正同人系谱》卷二《氏族》中找到证据。《系谱》说：“李氏……南来岭东之祖，则溯始于唐之末年，有宗室李孟，因避黄巢之乱，由长安迁于汴梁，继迁福建宁化石壁乡。孟生子珠，珠生五子，以金、木、水、火、土五行支配为名，今赣、闽、粤、桂之李氏，多出四房火德之后。”
邓姓，据《南雄南阳堂邓氏联修族谱》谓：“宋景定间（1260-1264年），其先迁于江苏、江宁，居金陵珠玑巷，宋末元初间，有邓向者，游学粤东，立籍雄州，遂家焉。”又据《兴宁邓氏谱钞》谓“其先居福建宁化，庆元二年（1196年），经长汀、上杭、入广东蕉岭、梅县。”又据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引《兴宁邓氏家谱》载：“宋时，邓大猷为入闽始祖，宋宁宗庆元年间（1195-1200年），邓志斋由福建宁化迁居今广东梅县松口，是为入粤始祖。生九子，……子孙散居广东各地，邓子才移居镇平（今广东蕉岭）”。[2]
从上边列举的李、邓姓氏的族谱可以看出先民迁移的时间，迁移的出发地，迁移的方向。这是客家的源与流，客家先民迁移的出发地是黄河以北的河南、洛阳一带；他们都是向南迁移，到达今天的福建、广东、江西一带；他们迁移的时间大致在唐朝末年到北宋初期。当时唐朝在经历了“安史之乱”严重社会、政治动荡之后，正常社会生活环境、政治基础、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尤其是唐朝末年农民起义——黄巢起义之后，唐朝已经步入没落。唐朝灭亡后的五代，各方势力集团为争夺各自利益，互相之间甚至利益集团内部常发生战争，人民往往无辜的成为各势力斗争的牺牲品。在这个动荡和充满暴力的历史阶段，广大劳动人民为了生存，为了避免坐以待毙的命运，其出路除了武装暴动就只能迁移逃亡，逃往偏僻或较为安宁的地区以躲避暴政的压迫。[3]从迁移原因上看，客家先民是为躲避战乱、暴政和压迫才离开沃野富庶的中原，在偏僻或较为安宁的地区找寻新的活路。[4]正是在这种和平的呼唤下，客家先民不惜长途跋涉，克服迁移中的舟车劳顿，颠沛流离之苦，只为找寻那份平静和安宁。在颠沛流离的迁移中，保持着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和爱国心，为振兴中华作出卓越贡献。也正是在这种的传统文化的滋养下，许多客家裔的后代，如洪秀全、孙中山、何子渊、黄遵宪、朱德、叶剑英等出类拔萃的风流人物，继承和发扬祖先的优良传统，为中华民族的文明与进步，为社会的和平、和谐安宁作出重要贡献。
其次从客家人迁移源头上看，客家人大多来自河洛地区，河洛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因此，华夏文化，有些人也称其为河洛文化。河洛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核心和主体文化，不能单纯的将其视为普通的地域文化。河洛文化发源地是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流域，这里是多朝王都所在地，历来是中原文化中心，在这里建都的历朝历代，都以大一统为主要思想，统治华夏大地。大一统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原动力，通过分析历史可以发现，每一位逐鹿中原的军事政治集团都以统一天下为终极目标。可以说这种大一统思想意就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的力量源泉。我们在研究客家文化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河洛文化的元素，客家文化历来都是以中原传统文化为底蕴的，文化、民族和国家认同感非常有利于实现我们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
再次，客家文化是以中原汉文化为主体的移民文化，因此具有浓厚的中原文化底蕴，同时还具特殊的移民特有的文化面貌。例如，客家文化中处处都体现这非常强烈的乡土意识与寻根意识，正是移民在离开原住地后所表现出来的对传统文化的依恋。在这一方面的重要体现就是客家人的族谱，族谱是我国历史长河中特有的一种文献，就其所记载的内容来说，是中国上下五千年最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它所记载的都是具有同宗共祖相同血缘关系的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文献。同时，客家人用族谱来记载自己的繁衍发展和变迁，也正是由客家人有很长一段漂泊流离的经历及到达定居地以后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从而锤炼出客家人坚忍不拔的意志、勇于开拓的精神、勤劳朴实的品格及善于用血缘、亲缘、地缘等各种条件建立同宗、同乡、同一文化内相互合作关系的团体主义精神。这些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分离和发展起来的，是华夏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客家先民迁移找寻的生活密切相关，是在迁移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
第四，客家具有十分丰富的精神内涵。在客家迁移史和客家文化的诸方面最突出、最具表现力的精神是团结和奋进。中华民族是讲究团结的，“众人拾材火焰高”、“一根筷子轻折断，十双筷子抱成团”，讲的就是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客家人在迁移中因自身团结形成了很强的向心力。正是这种向心力使他们在漫长的迁移过程中把中原灿烂的文明带到南方播衍而不被迁移地的原住民同化。二是客家人团结奋进的精神特质，还体现在对其他民族文化的接纳和吸收上。客家先民的南迁，是中原的汉人与地方原住民之间长期斗争长期融合走向团结的过程，并最终形成了共同体。在客家地区，人们的宗教信仰也是十分宽容和亲善的，儒、道、释以及基督等教可以亲如一家、同居一室。连刘邦、项羽都可以合祀一龛，接受膜拜。客家文化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文化的精髓，长期的迁移养成了兼收并蓄取其长、开拓进取不保守的民风，使客家民系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迁移是痛苦的，就像雅克·贝汉在导演《迁移的鸟》时说：“飞翔对鸟来说不是人们想象的什么乐趣，而是为了生存而拼搏。它们要穿越云层、迎着暴风雨，许多困难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客家先民的大迁移也是为了心中的那一份美好生活的愿望，然而历史的嬗变没有改变客家人生命的血脉根基，热血里流淌着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因子。
参考文献：
[1]《客家学概论》作者：万陆，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
《论汉族客家民系》作者：林开钦，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
[2]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台湾客家网。（http：//www. hakka.taipei.gov.tw/繁体网站）
[3]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中心你好台湾网。
http：//www.nihaotw.com/kjxq/news_content.asp？id=78
[4]百度贴吧，蓝蝴蝶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