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张爱玲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文坛的重要一员。她留下不少散文论述自己的文学创作观，而她的作品亦印证了这些观点的独特与卓越。本文将结合具体作品论述其创作观中的“物”与“情”，认为其倾向于描写“物”的“安稳”与“情”的“苍凉”，此二者统一于其所坚持的“真实”的创作原则。
【关键词】安稳；苍凉；物与情；真实
一、“物”的“安稳”
《荀子·解蔽》篇中说：“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以物物”是对个别事物只从它本身去认识，没有上升到一般，更没有超越到根本。而把个别的、具体的物当作一级阶梯联系、推广到普遍，这就是“兼物物”。
张爱玲认为，“安稳”比“飞扬”更能体现人生的本质。“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注重人生“飞扬”一面的文学创作者，更多注重在作品中表现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
四十年代正是左翼红色文学如日中天的时代，在作品中表现斗争，尤其是阶级斗争，成为一种潮流。然而，包括阶级斗争，一切的斗争在被明确提出来之后都会成为理念化的东西。中国的青年从西方引进并接受这些理念，活在现实中的他们同时也活在理念当中。理念有指导、使人认清现实的作用，同时亦有蒙蔽、模糊真正现实的弊病。因为理念是在现实基础之上产生的，而真正的现实远比理念更加复杂。相较于左翼红色文学热衷描写人生“飞扬”的一面，张爱玲向来注重描写人生“安稳”的一面。她也并非一味避开革命、战争只描写普通人的生活，《十八春》便是一个例子：慕瑾在抗战中被诬为汉奸，遭国民党逮捕，其妻受酷刑而死；女主人公曼桢在内战时期苦苦谋求生存；叔惠索性像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奔赴西北支援革命。然而，张爱玲的笔下，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人们都是要为生存奔碌的；参加革命与做任何一份普通工作，也都是生活的一种方式，本质上并无不同。她描写生活中的一切人，还以他们本来的面目，并不因理念而神话其中任何一类。张爱玲并不讳言当时“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分大于艺术的成分。”她认为好的作品应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倘使为斗争而斗争，便缺少回味，写了出来也不能成为好的作品。”
这一点上，鲁迅与张爱玲是有相通之处的。“战斗的鲁迅”是有批判精神的，同时亦是满怀同情的。他对中国的农民、小知识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与张爱玲对其笔下中国小市民的微讽、调侃与悲悯，有异曲同工之处。鲁迅从来没有将革命浪漫化，他在《伤逝》中用近乎冷酷的语气说出“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他描写的，也是现实的生活，也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正如阿Q永远不会死去，张爱玲书中那些十里洋场中的男男女女也会永久地活在我们身边，生生不息。而蒋光慈一类左翼红色作家的作品早已被人们遗忘，这或许便是“安稳”胜过“飞扬”的魅力。
二、“情”的“苍凉”
注重描写“物”的“安稳”的张爱玲，在创作的感情上衷情于“苍凉”。她写：“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描写“飞扬”人生的一类作品，情感上大多是壮烈和悲壮的。最典型的仍是四十年代风行的红色革命小说，主人公在一个惊涛骇浪的时代里，经历种种恋爱和革命的波折。然而随着世事流转，这一类“壮烈”的作品却越来越难以使后世的读者产生“壮烈”之情。归根到底，是因为“飞扬”只是时代的横断面，描写人生“飞扬”是“以物物”，而“安稳”才是人生的本质，是贯串于一切时代的。它永远不会脱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不会使人产生陌生感、虚无感，连“飞扬”也是这“安稳”的另一种存在形态，最终亦会回归于“安稳”。描写人生“安稳”是“兼物物”的。正如张爱玲所言：“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
存在于一切时代意味着在任何时代被人们接受。我们现在看《金锁记》，看《倾城之恋》，看《十八春》，觉得身边仍有曹七巧那样为金钱扭曲人性的人，有白流苏那样渴望嫁给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作为依靠的人，有顾曼桢那样坚强、善良、为了生存和尊严不懈努力的普通人，有范柳原那样轻浮浪荡、游戏人间、本性却不坏的男人。张爱玲笔下的人物都是“不完全”的，正如现实中本没有“完全人”。“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这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
大彻大悟是激烈的，壮烈的，悲壮的，常态的不彻底则只能予人以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苍凉则是一种启示。张爱玲用参差对照的手法表现这种“情的苍凉”，最终目的仍是追求一种事实和感情上的真实。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白流苏感化成为革命女性，结婚也并不使范柳原变成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倾城之恋》的结局虽然也算完满，感情上究竟是苍凉的。然而这苍凉是真实的，“就事论事，他们（指范白二人）也只能如此。”
那个年代的红色革命小说，是不提倡这种参差对照的写法的，甚至在“十七年”以至后来的“文革”中，这种参差对照的写法被斥为革命立场的不坚定，这种“情的苍凉”被扣上“小资产阶级伤感情绪”的帽子。一切人物都变得黑白分明、斩钉截铁；一切情感都热火朝天、昂扬向上。然而现实中的人究竟是复杂的，精力有限的人类也无法永远激奋昂扬。张爱玲坚持写“情”的“苍凉”，她认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三、追求真实
张爱玲曾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的真实些。”
张爱玲的写作原则就是真实。“物”的“安稳”也好，“情”的“苍凉”也罢，都统一于这个“真实”的母题之下。“安稳”之于“飞扬”，“苍凉”之于“壮烈”，都更接近于事物的本质。本质正是真实的一种反映。她不认同文学的主题论，认为“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红楼梦》是“要一奉十”的，不同的人能看出不同的主题来；《战争与和平》较之《复活》主题更为模糊，但前者显然是更伟大的作品；张爱玲所说的当时“旧派”与“新派”的人喜欢的“舒服”或“严肃”的作品在今天早已失去了读者，而张的作品至今仍拥有着广大的读者群，魅力历久弥新，这正是通常人们所谓的“真、善、美”中，“真”排在首位的原因吧。
参考文献：
[1]荀况.解蔽.荀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散文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
[3]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关键词】安稳；苍凉；物与情；真实
一、“物”的“安稳”
《荀子·解蔽》篇中说：“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以物物”是对个别事物只从它本身去认识，没有上升到一般，更没有超越到根本。而把个别的、具体的物当作一级阶梯联系、推广到普遍，这就是“兼物物”。
张爱玲认为，“安稳”比“飞扬”更能体现人生的本质。“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注重人生“飞扬”一面的文学创作者，更多注重在作品中表现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
四十年代正是左翼红色文学如日中天的时代，在作品中表现斗争，尤其是阶级斗争，成为一种潮流。然而，包括阶级斗争，一切的斗争在被明确提出来之后都会成为理念化的东西。中国的青年从西方引进并接受这些理念，活在现实中的他们同时也活在理念当中。理念有指导、使人认清现实的作用，同时亦有蒙蔽、模糊真正现实的弊病。因为理念是在现实基础之上产生的，而真正的现实远比理念更加复杂。相较于左翼红色文学热衷描写人生“飞扬”的一面，张爱玲向来注重描写人生“安稳”的一面。她也并非一味避开革命、战争只描写普通人的生活，《十八春》便是一个例子：慕瑾在抗战中被诬为汉奸，遭国民党逮捕，其妻受酷刑而死；女主人公曼桢在内战时期苦苦谋求生存；叔惠索性像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奔赴西北支援革命。然而，张爱玲的笔下，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人们都是要为生存奔碌的；参加革命与做任何一份普通工作，也都是生活的一种方式，本质上并无不同。她描写生活中的一切人，还以他们本来的面目，并不因理念而神话其中任何一类。张爱玲并不讳言当时“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分大于艺术的成分。”她认为好的作品应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倘使为斗争而斗争，便缺少回味，写了出来也不能成为好的作品。”
这一点上，鲁迅与张爱玲是有相通之处的。“战斗的鲁迅”是有批判精神的，同时亦是满怀同情的。他对中国的农民、小知识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与张爱玲对其笔下中国小市民的微讽、调侃与悲悯，有异曲同工之处。鲁迅从来没有将革命浪漫化，他在《伤逝》中用近乎冷酷的语气说出“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他描写的，也是现实的生活，也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正如阿Q永远不会死去，张爱玲书中那些十里洋场中的男男女女也会永久地活在我们身边，生生不息。而蒋光慈一类左翼红色作家的作品早已被人们遗忘，这或许便是“安稳”胜过“飞扬”的魅力。
二、“情”的“苍凉”
注重描写“物”的“安稳”的张爱玲，在创作的感情上衷情于“苍凉”。她写：“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描写“飞扬”人生的一类作品，情感上大多是壮烈和悲壮的。最典型的仍是四十年代风行的红色革命小说，主人公在一个惊涛骇浪的时代里，经历种种恋爱和革命的波折。然而随着世事流转，这一类“壮烈”的作品却越来越难以使后世的读者产生“壮烈”之情。归根到底，是因为“飞扬”只是时代的横断面，描写人生“飞扬”是“以物物”，而“安稳”才是人生的本质，是贯串于一切时代的。它永远不会脱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不会使人产生陌生感、虚无感，连“飞扬”也是这“安稳”的另一种存在形态，最终亦会回归于“安稳”。描写人生“安稳”是“兼物物”的。正如张爱玲所言：“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
存在于一切时代意味着在任何时代被人们接受。我们现在看《金锁记》，看《倾城之恋》，看《十八春》，觉得身边仍有曹七巧那样为金钱扭曲人性的人，有白流苏那样渴望嫁给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作为依靠的人，有顾曼桢那样坚强、善良、为了生存和尊严不懈努力的普通人，有范柳原那样轻浮浪荡、游戏人间、本性却不坏的男人。张爱玲笔下的人物都是“不完全”的，正如现实中本没有“完全人”。“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这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
大彻大悟是激烈的，壮烈的，悲壮的，常态的不彻底则只能予人以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苍凉则是一种启示。张爱玲用参差对照的手法表现这种“情的苍凉”，最终目的仍是追求一种事实和感情上的真实。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白流苏感化成为革命女性，结婚也并不使范柳原变成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倾城之恋》的结局虽然也算完满，感情上究竟是苍凉的。然而这苍凉是真实的，“就事论事，他们（指范白二人）也只能如此。”
那个年代的红色革命小说，是不提倡这种参差对照的写法的，甚至在“十七年”以至后来的“文革”中，这种参差对照的写法被斥为革命立场的不坚定，这种“情的苍凉”被扣上“小资产阶级伤感情绪”的帽子。一切人物都变得黑白分明、斩钉截铁；一切情感都热火朝天、昂扬向上。然而现实中的人究竟是复杂的，精力有限的人类也无法永远激奋昂扬。张爱玲坚持写“情”的“苍凉”，她认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三、追求真实
张爱玲曾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的真实些。”
张爱玲的写作原则就是真实。“物”的“安稳”也好，“情”的“苍凉”也罢，都统一于这个“真实”的母题之下。“安稳”之于“飞扬”，“苍凉”之于“壮烈”，都更接近于事物的本质。本质正是真实的一种反映。她不认同文学的主题论，认为“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红楼梦》是“要一奉十”的，不同的人能看出不同的主题来；《战争与和平》较之《复活》主题更为模糊，但前者显然是更伟大的作品；张爱玲所说的当时“旧派”与“新派”的人喜欢的“舒服”或“严肃”的作品在今天早已失去了读者，而张的作品至今仍拥有着广大的读者群，魅力历久弥新，这正是通常人们所谓的“真、善、美”中，“真”排在首位的原因吧。
参考文献：
[1]荀况.解蔽.荀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散文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
[3]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