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造办处的建立奠定了清代御窑瓷器的宫廷艺术风格
清代御用瓷器主要由景德镇皇家御窑厂及宫廷造办处制造。清代造办处是隶属于内务府下的却由皇帝亲自指挥的皇家制造工厂。内务府是清朝皇室管理内廷事物的专门机构。康熙十九年在内务府下设置了造办处，初设于养心殿，专门为宫中制作家具、服饰及金银珠宝等器物。从造办处各作的地点来看，《大清会典》载：“初制，养心殿设造办处，其管理大臣无定额，设监造四人，笔帖式一人。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增设笔帖式一人。……五十七年奏准武英殿珐琅作该归养心殿，增设监造一人。”
因此亦称养心殿造办处。
养心殿造办处是康熙朝最为重要的内廷工艺作坊。但康熙时由于养心殿造办处的档案没有流传下来，因此雍正帝一继位就命养心殿造办处设档房管理各项文书档案，使其造办活计的文字记载详实、手续完备、账簿有序、管理规范。《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档》(简称《清档》)就是雍正帝指令造办处建立的档案。此档始于雍正元年，包括活计档、记事录、木作、漆作、匣作、珐琅作、杂作在内，按年月顺序编排。
清官御窑瓷器的生产由于它的独特性，瓷器的造型、纹饰必然不存在随意性，而是严格按照内廷所颁样式进行生产的，其样稿源自于河南开封祥符人刘源之手。明、清官窑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官窑瓷器的式样及其图案装饰很多由宫廷以样瓷的木模发下，景德镇官窑照此样制作和烧成。河南人刘源即为当时著名的瓷器器型和装饰图案的设计师。据《清史稿·刘源传》载：
刘源，河南人，官至刑部主事。因多才多艺而供奉内延。……时江西景德镇开御窑，源呈瓷样数百种。
康熙时人刘廷玑在他所著《在园杂志》卷四中说：“国朝御窑一出，超越前代，其款式规模，造作精巧，多出于秋官主政伴阮兄之监制焉。”这里明确指出，康熙时最早的官窑，成就非常大，刘源居其首功。刘源是清初的大艺术家，他兼长书、画、诗，尤长于工艺和鉴赏，确是个卓越的艺术家。因为他曾在内廷供奉，呈样瓷数百种，而造就了名驰世界的康熙御窑瓷器。(童书业《刘源对“康熙御窑”瓷器的贡献》，《童书业瓷器史论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
这说明在康熙时期御窑厂的生产就开始遵照内颁样式照样生产了。雍正时期就档案记载和传世实物看，由内廷颁发出来的供陶官和工匠们照样制作的样品，其形态是多种多样的。雍正官窑粉彩瓷均采用此类模式烧制。这就将皇家上层的审美情趣植入到当时的官窑生产之中，从而使瓷器的生产的工艺水平和画样质量较康熙时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粉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步入了它的兴盛时期。正如后人所云：“粉彩以雍正朝最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鲜艳夺目。”(陈浏《陶雅》卷上)
雍正皇帝长期住在宫中，深居简出，但对有关御窑瓷器的生产却每必躬亲，当臣僚们提出新的陶瓷器皿样式时，几乎每必亲自过目下旨，这种记载在当时的清官造办处档案中屡见不鲜。
雍正二年(1724)《清档》载(以下《清档》资料引自朱家潘选编：《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
二月初四日怡亲王交填白脱胎磁酒杯五件，内二件有暗龙。奉旨：此杯烧珐琅。钦此。于二月二十三日烧破二件。总管太监启知怡亲王，奉王谕：其余三件尔等小心烧造。尊此。与五月十八日做得白磁画珐琅酒杯三件。怡亲王呈进讫。
雍正七年(1729)《清档》载：三月，奉旨仿制白定瓷瓶。
二十日郎中海望持出白定窑瓷小瓶一件，奉旨：比此瓶大些、小些的，或官釉、或别样釉水，照此样交怡亲王着年希尧做。
四月奉命烧制大官窑瓶、葫芦式瓷壶、洋瓷圆盒、青花圆罐、瓷花囊、各式色釉水丞、仿成窑红龙瓷碗等。
四月初二日太监刘希文交来大官窑瓶一件，传旨：做木样交年希尧照样烧造几件。
十一日郎中海望持出葫芦式瓷壶一件，奉旨：将此壶交年希尧照其款式仿烧几件，将原壶上添一盖。再着烧造人认看此壶是新瓷，是旧瓷?俟瓷器得时写明一并奏闻。
二十日做得木样一件呈览。奉旨：此边口再放圆些，胆开大些，交年希尧各种釉水烧造几件，比此样大些的亦烧造几件。
二十七日郎中海望奉旨：尔将各样款式水盛，或腰圆形、半璧形、鸡缸形，或扁圆形酌量做木样几件，或黄釉，或霁红釉，务要精细，每样烧几件。
雍正八年(1730年)《清档》载：
十月二十六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将年希尧呈送来的仿均窑磁炉大小十二件呈览。奉旨：此炉烧造的甚好!传与年希尧，照此样再多烧几件。钦此。本日将将此旨意交年希尧家人郑旺讫。
雍正九年(1731)造办处档案记载：
四月十七日内务府总管海望持出白磁碗一对。奉旨：着将此碗上多半面画绿竹，少半面着戴临撰诗题写。地章或本色，或配绿竹淡红，或何色酌量配合烧珐琅。钦此。
雍正十一年《清档》载：
正月二十一日司库常保奉旨：着照宜兴钵交与烧造瓷器处仿样，将均窑、官窑、霁青、霁红钵各烧造些来，其均窑的要紧，钦此!
五月初一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司库常保、首领太监萨木哈持来白磁胎画珐琅碧桃花橄榄式瓶一双，随象牙茜色梅花一对、金菊花一束，紫檀木座。太监沧州持霁红橄榄式瓶，随楠木架。传旨：碧桃瓶内瓶花不好，着另配做好款式红白莲花二束，枝叶不必做密了。再，原梅花将枝叶放开些，配在霁红瓶内用，其金菊花亦改做。钦此。
从中可以看出，雍正年间生产研制的珐琅彩橄榄瓶有多种，除了松竹梅橄榄瓶外，另有碧桃花、兰石纹橄榄瓶等，还有霁红橄榄式瓶。这些橄榄式瓶主要用于插用各种珍贵材料所制的假花，说明橄榄式瓶是雍正朝宫廷非常盛行的插花器皿。橄榄瓶又称“橄榄尊”，这种器型的成功，得益于橄榄瓶的优美造型和较小的曲折率，使器表的画面釉彩与洁白莹润的釉面互为映耀，相得益彰，代表了雍正崇尚精致、文雅的美学趣味。
清代从雍正朝开始正式向景德镇御窑厂派遣督陶官。唐英(1682—1739，清代陶瓷艺术家)督理窑务是由皇帝亲自派遣的，其工作任务亦按“圣谕”办理，“怡贤亲王口宣天语，命英监督江西窑务……一应工匠、商户造办、交易之事，糜不仰遵圣谕”(见唐英《陶务叙略》)而且“一切烧造事宜，俱系奴才(唐英)经营”(雍正六年(1728年)《唐英奏折》)，“所用钱粮，岁底呈销内务府”。(《现行总管内务府则例》广储司卷一)
唐英自幼到雍正六年以前，都是在京师伴随着皇帝，在内廷供役。唐英《陶务叙略》称：
世受国恩，从龙日下隶籍内务府，幼即供役于养心殿，二十余载。(《江西通志》卷九十三《经政略陶政》引)
我皇上御极之元年(雍正元年)，仰蒙高厚殊恩，拔置郎署……
余自雍正六年戊申八月(1728年)，奉使江西，监视陶务。(唐英《陶人心语》)
由于他长期在养心殿造办处效力，了解雍正帝的爱好和性格，找到满足皇帝要求的办法，所以得到雍正帝的青睐。 雍正时景德镇御窑瓷器“由造办处设计划样，或拨蜡样、或做木样交御窑厂处，由最优秀的匠人制作”。(朱家潘选编《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这里宫廷每次要求烧制的瓷器都交与景德镇御窑厂办理，由唐英亲自完成。这些任务都由雍正本人亲自干预和下达，完全反映了皇帝本人的审美意识与品位。其中重点强调“内廷恭造式样”，强调宫廷艺术品特有的皇家气质。此“内廷恭造式样”于雍正时遂成为宫廷制器的唯一标准。体现在官窑瓷器制作上，匠师们必须严格照办，以制作出高雅超群的作品，使其向新的高度提升。雍正皇帝亲自把关，有时甚至亲自关心到每一件器物具体的样式与颜色，确保其官窑制品独特的皇家格调，致使雍正一朝的皇家用器规范严谨，超凡脱俗，保持着正统纯粹的皇家风范。雍正十三年(1735年)，唐英撰《陶成记事碑记》，全面、精确地记载了雍正御窑的烧造成就，不失为他的督陶业绩的纪实。从传世实物来看，“唐窑”制品胎质莹润，釉面质量达到历史最好水平，造型品种繁多，圆、琢二器各式具备，制作手法精巧，装饰形式多样，釉上釉下彩绘，高低温色釉无不齐全媲美，仅雍正八九年间，即“仿古采今宜于大小盘碗盅碟瓶垦尊彝岁例贡御者”就五十七种(见《浮梁县志》载唐英《陶成纪事碑记》)。《陶成纪事碑记》中介绍了大量仿制历代名窑的釉色和装饰工艺，还有很多新创制的品种。乾隆前期，唐英继续在景德镇督陶，自雍正以来仿宋代五大名窑釉色之热潮，此时非但没有减退，品类反而更加繁多，进而发展到摹仿玉石、古铜、戗金、镂银、漆器、螺钿、竹木、藤编等特种釉色，体现出制瓷匠师们卓越的智慧和丰富的创造力。
雍正御窑的白胎釉达到如此水平与雍正的提倡并打造“内廷恭造之式”的理念有关。雍正御窑瓷器选料精细，研粉、澄浆、制坯等工艺要求严格，烧结火候适度，因而胎体坚白细润，成型规整，胎体轻薄，迎光透视，胎体晶莹无瑕，有的略显淡青色。大件胎体也能匀称一致，不显厚重，小件器物轻巧玲珑。自五代至清代，景德镇白瓷烧成温度是逐次递增的，从五代时的1100℃到清代1300℃。这与胎中高岭土用量增高，釉中釉灰的用量减低，瓷器的瓷化温度提高有关。从气孔率来看，清雍正的气孔率尤小，说明烧结致密度很高，故抗折强度最高，内在质量也最好。从瓷器的白度和透光度来看，大部分在70％以上，其中雍正瓷胎白度达77.5％。清寂园叟《陶雅》云：“雍正官窑，大小盘碗，白胜霜雪，既轻且坚。上画彩花数朵，每一朵横斜荧拂，婀娜多姿，笔法绝不板滞。花作茄紫蛋黄天青各色，皆非乾隆朝所能几及，尤以粉红秋海棠为绝艳。”正是这种白度的结果。
在瓷器上装饰牡丹纹则是自唐代流传下来的传统，它无疑为清初统治者所继承，并在宫廷及全国广泛流行。康熙时期瓷器花卉纹饰中尤其是彩器，有近三分之一与牡丹花有关联，它既折射出康熙对花卉中的牡丹喜好的倾向，也寄托了玄烨由牡丹而象征天下太平富贵的愿望与政治理念。从工艺装饰和瓷器彩料本身来考虑，选择牡丹花无疑更能表现出瓷绘的艺术美感。从中国传统釉上彩绘瓷和釉下彩瓷的装饰题材来看，花卉纹样并不少见，但多表现花卉的形。在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中，一般使用透明的颜料罩在花卉图案上，而花卉的色泽、质感以及各种细微精妙的变化，由于材料的局限无法得到充分的表现。因此表现花卉纹饰多用深浅不同的线条，无法像中国传统绘画那样使用“没骨法”表现，不具有写实性。珐琅彩和粉彩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限。由于两者彩料中所含有硼、砷等成分对彩料的特殊作用，使得珐琅彩和粉彩表现花卉纹饰，尤其牡丹花纹具有得天独厚的艺术效果。特别是珐琅彩，其颜料的乳浊不透明性在施彩时，一层一层地铺在器物表面，并在每层之上加以不同的颜料，不同色泽的重叠、渲染，在高温烧后其颜色相互发生融结、结晶而玻化，冷却后各层之间的颜色尽在其中，在不同的光线呈现不同的变化，颜色的深浅厚薄、色阶的明暗变化，使得纹饰具有深邃的底蕴及无穷的变化，这是表现花卉纹饰最好的品种。从康熙珐琅彩上看到了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着色花卉，它尤胜于中国绘画的“没骨花卉”。康熙珐琅彩中的各种色地对牡丹纹饰的表现起到一种锦上添花的效果，它等于开启了一扇表现精细写实花卉大门，把生动细腻、国色天香的牡丹花纹描绘得既有厚度、硬度，又有光感和亮感。由于是艺术品，康熙珐琅彩上出现的牡丹花一半是写实，一半又是象征的，有许多花是现实中没有，而依想象寓意的吉祥象征图案，其构图带有虚构、增添、演变等手段技法，显示出十八世纪初清代宫廷艺术的主观性与创造性。
受到明末景德镇不少瓷器上题写诗词的影响，康熙朝也制作了不少题写古人文章辞赋的瓷器，如题写《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兰亭集序》、《圣主得贤臣颂》、《醉翁亭记》、《归去来兮辞》等笔筒。之后，雍正、乾隆管窑瓷器发扬了这个特点，集制瓷、诗词、书法、绘画篆刻于一体，分别由这些诗文来传达某种具有特定社会功能和政治意义的含义，或皇帝个人倡导的思想意识。
要求帝王制器十分小心谨慎，清代御窑的制作，某种程度上发展到由皇帝亲自发旨，提出具体要求，画工设计图样并经皇帝批准，然后制做木样，再发往御窑厂制作。这种小心谨慎正是明清御窑的显著特点，尤以清代御窑为甚。清代前期康、雍、乾三代帝王在瓷器制作上由于勤政的意识表现得更为积极，投入也更大，这是清代御窑成功的主要原因。
康熙皇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受称赞的皇帝之一，他非常好学，除了精研中国传统文化外，还对当时西方先进的科技、数学、天文、地理、军事等，无一不学。而对其科学与艺术的兴趣达到痴迷的程度。正如《清史稿》中记载：
圣祖天纵神明，多能艺事，贯通中公历算之学，一时鸿硕，蔚成专家，国史跻之儒林之列。测绘地图，铸造枪炮，始仿西法。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召之。
同时也很少有君主能够像玄烨这样为政勤奋、兢兢业业。他凡事不肯放过，凡事必当争先，凡事不肯马虎，他的志向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反而越来越高。我们从康熙时期的瓷器制品就可隐隐约约看到一种别样的精神与气质，这就是玄烨和他所处的时代所散发出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雄浑”与“精细”的结合。表现在宫廷瓷器中是简洁、含蓄、质朴、稳重、大方、华贵，而又充满力量。
相比康熙，雍正皇帝由他所主导的清代宫廷造办体系，及其建立的美学风格，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有证据显示，雍正在位虽只有短短十三年，但在工艺美学上的影响，足足影响了清代近二百年。正是在雍正一朝，明清彩瓷走向了它的巅峰，这个巅峰正是以雍正的珐琅彩瓷为最高代表。康熙晚年时创烧的珐琅彩及粉彩，到雍正朝得到极大发展。在雍正七年后，由于造办处珐琅技术的突破，诞生了一批新风格的珐琅彩，瓷绘风格面貌一新，清新典雅，精美绝伦，因此又称之为“雍正绘画风格”，它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绘画、题句、引首、印章、款式，这五个方面构成一个有机体的整体。题句，即依据画面而选择的诗句，诗句是画面的表达和概括，画面又是诗句的形象展开与显现。引首为题句前的印章，它一般为两字，既是全诗与画的题眼，又是题句起首的引言。引首章与款尾章首尾照应，意在增加美感。款式字体为宋体楷书，是当时著名书法大家所写，显然是经过精心考虑的。从雍正珐琅彩绘画的内容来看，它包括内在含义和外在的形象两部分。如墨彩山水，虽用墨彩描述了山的外在形象，同时也包括由山水代表的内在象征意义。山代表稳固，水则代表变化，因而墨色山水暗含丰富的意思。而用精巧的鲜红的朱、白文印作引首章，句后章，衬映洁白的釉面，既起到全画意境的点题作用，又起到平衡全局的装饰作用，在如白玉的表面用各种深浅浓淡不同的笔触着墨和加色，它给全局增添了一种文气，使画面构成一个鲜明雅致的世界。雍正御窑瓷器中诗书画印合一的装饰风格，是清代前期社会上层总体社会风尚的一种反应，它通过器物的外在表现形式，映衬出技术与文化的融合。
雍正时期，由于中国宫廷绘画风格的体裁进入瓷器，白瓷及釉的优美特性开始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纹饰图案趋于绘画写实风格，其风格是具体地写实，抽象地组合，其组合完全有象征意义的不同对象组合，形成“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写实寓意风格。雍正御窑瓷器装饰纹样以花卉最为优美。陈浏云：“瓷品最重画工。绣品亦然。刻玉刻木，莫不皆然。明瓷画手，皆奕奕有神。康熙青花五彩，亦颇仿明瓷。至雍正则画益美。然以花卉为最工，人物则不及康熙远甚。……至如花卉之妙，巧夺造化。尤以秋海棠为独步，鲜红嫣润，真绝代尤物，足以超前古越来今矣。”(见《陶雅》卷上)
清代御用瓷器主要由景德镇皇家御窑厂及宫廷造办处制造。清代造办处是隶属于内务府下的却由皇帝亲自指挥的皇家制造工厂。内务府是清朝皇室管理内廷事物的专门机构。康熙十九年在内务府下设置了造办处，初设于养心殿，专门为宫中制作家具、服饰及金银珠宝等器物。从造办处各作的地点来看，《大清会典》载：“初制，养心殿设造办处，其管理大臣无定额，设监造四人，笔帖式一人。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增设笔帖式一人。……五十七年奏准武英殿珐琅作该归养心殿，增设监造一人。”
因此亦称养心殿造办处。
养心殿造办处是康熙朝最为重要的内廷工艺作坊。但康熙时由于养心殿造办处的档案没有流传下来，因此雍正帝一继位就命养心殿造办处设档房管理各项文书档案，使其造办活计的文字记载详实、手续完备、账簿有序、管理规范。《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档》(简称《清档》)就是雍正帝指令造办处建立的档案。此档始于雍正元年，包括活计档、记事录、木作、漆作、匣作、珐琅作、杂作在内，按年月顺序编排。
清官御窑瓷器的生产由于它的独特性，瓷器的造型、纹饰必然不存在随意性，而是严格按照内廷所颁样式进行生产的，其样稿源自于河南开封祥符人刘源之手。明、清官窑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官窑瓷器的式样及其图案装饰很多由宫廷以样瓷的木模发下，景德镇官窑照此样制作和烧成。河南人刘源即为当时著名的瓷器器型和装饰图案的设计师。据《清史稿·刘源传》载：
刘源，河南人，官至刑部主事。因多才多艺而供奉内延。……时江西景德镇开御窑，源呈瓷样数百种。
康熙时人刘廷玑在他所著《在园杂志》卷四中说：“国朝御窑一出，超越前代，其款式规模，造作精巧，多出于秋官主政伴阮兄之监制焉。”这里明确指出，康熙时最早的官窑，成就非常大，刘源居其首功。刘源是清初的大艺术家，他兼长书、画、诗，尤长于工艺和鉴赏，确是个卓越的艺术家。因为他曾在内廷供奉，呈样瓷数百种，而造就了名驰世界的康熙御窑瓷器。(童书业《刘源对“康熙御窑”瓷器的贡献》，《童书业瓷器史论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
这说明在康熙时期御窑厂的生产就开始遵照内颁样式照样生产了。雍正时期就档案记载和传世实物看，由内廷颁发出来的供陶官和工匠们照样制作的样品，其形态是多种多样的。雍正官窑粉彩瓷均采用此类模式烧制。这就将皇家上层的审美情趣植入到当时的官窑生产之中，从而使瓷器的生产的工艺水平和画样质量较康熙时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粉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步入了它的兴盛时期。正如后人所云：“粉彩以雍正朝最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鲜艳夺目。”(陈浏《陶雅》卷上)
雍正皇帝长期住在宫中，深居简出，但对有关御窑瓷器的生产却每必躬亲，当臣僚们提出新的陶瓷器皿样式时，几乎每必亲自过目下旨，这种记载在当时的清官造办处档案中屡见不鲜。
雍正二年(1724)《清档》载(以下《清档》资料引自朱家潘选编：《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
二月初四日怡亲王交填白脱胎磁酒杯五件，内二件有暗龙。奉旨：此杯烧珐琅。钦此。于二月二十三日烧破二件。总管太监启知怡亲王，奉王谕：其余三件尔等小心烧造。尊此。与五月十八日做得白磁画珐琅酒杯三件。怡亲王呈进讫。
雍正七年(1729)《清档》载：三月，奉旨仿制白定瓷瓶。
二十日郎中海望持出白定窑瓷小瓶一件，奉旨：比此瓶大些、小些的，或官釉、或别样釉水，照此样交怡亲王着年希尧做。
四月奉命烧制大官窑瓶、葫芦式瓷壶、洋瓷圆盒、青花圆罐、瓷花囊、各式色釉水丞、仿成窑红龙瓷碗等。
四月初二日太监刘希文交来大官窑瓶一件，传旨：做木样交年希尧照样烧造几件。
十一日郎中海望持出葫芦式瓷壶一件，奉旨：将此壶交年希尧照其款式仿烧几件，将原壶上添一盖。再着烧造人认看此壶是新瓷，是旧瓷?俟瓷器得时写明一并奏闻。
二十日做得木样一件呈览。奉旨：此边口再放圆些，胆开大些，交年希尧各种釉水烧造几件，比此样大些的亦烧造几件。
二十七日郎中海望奉旨：尔将各样款式水盛，或腰圆形、半璧形、鸡缸形，或扁圆形酌量做木样几件，或黄釉，或霁红釉，务要精细，每样烧几件。
雍正八年(1730年)《清档》载：
十月二十六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将年希尧呈送来的仿均窑磁炉大小十二件呈览。奉旨：此炉烧造的甚好!传与年希尧，照此样再多烧几件。钦此。本日将将此旨意交年希尧家人郑旺讫。
雍正九年(1731)造办处档案记载：
四月十七日内务府总管海望持出白磁碗一对。奉旨：着将此碗上多半面画绿竹，少半面着戴临撰诗题写。地章或本色，或配绿竹淡红，或何色酌量配合烧珐琅。钦此。
雍正十一年《清档》载：
正月二十一日司库常保奉旨：着照宜兴钵交与烧造瓷器处仿样，将均窑、官窑、霁青、霁红钵各烧造些来，其均窑的要紧，钦此!
五月初一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司库常保、首领太监萨木哈持来白磁胎画珐琅碧桃花橄榄式瓶一双，随象牙茜色梅花一对、金菊花一束，紫檀木座。太监沧州持霁红橄榄式瓶，随楠木架。传旨：碧桃瓶内瓶花不好，着另配做好款式红白莲花二束，枝叶不必做密了。再，原梅花将枝叶放开些，配在霁红瓶内用，其金菊花亦改做。钦此。
从中可以看出，雍正年间生产研制的珐琅彩橄榄瓶有多种，除了松竹梅橄榄瓶外，另有碧桃花、兰石纹橄榄瓶等，还有霁红橄榄式瓶。这些橄榄式瓶主要用于插用各种珍贵材料所制的假花，说明橄榄式瓶是雍正朝宫廷非常盛行的插花器皿。橄榄瓶又称“橄榄尊”，这种器型的成功，得益于橄榄瓶的优美造型和较小的曲折率，使器表的画面釉彩与洁白莹润的釉面互为映耀，相得益彰，代表了雍正崇尚精致、文雅的美学趣味。
清代从雍正朝开始正式向景德镇御窑厂派遣督陶官。唐英(1682—1739，清代陶瓷艺术家)督理窑务是由皇帝亲自派遣的，其工作任务亦按“圣谕”办理，“怡贤亲王口宣天语，命英监督江西窑务……一应工匠、商户造办、交易之事，糜不仰遵圣谕”(见唐英《陶务叙略》)而且“一切烧造事宜，俱系奴才(唐英)经营”(雍正六年(1728年)《唐英奏折》)，“所用钱粮，岁底呈销内务府”。(《现行总管内务府则例》广储司卷一)
唐英自幼到雍正六年以前，都是在京师伴随着皇帝，在内廷供役。唐英《陶务叙略》称：
世受国恩，从龙日下隶籍内务府，幼即供役于养心殿，二十余载。(《江西通志》卷九十三《经政略陶政》引)
我皇上御极之元年(雍正元年)，仰蒙高厚殊恩，拔置郎署……
余自雍正六年戊申八月(1728年)，奉使江西，监视陶务。(唐英《陶人心语》)
由于他长期在养心殿造办处效力，了解雍正帝的爱好和性格，找到满足皇帝要求的办法，所以得到雍正帝的青睐。 雍正时景德镇御窑瓷器“由造办处设计划样，或拨蜡样、或做木样交御窑厂处，由最优秀的匠人制作”。(朱家潘选编《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这里宫廷每次要求烧制的瓷器都交与景德镇御窑厂办理，由唐英亲自完成。这些任务都由雍正本人亲自干预和下达，完全反映了皇帝本人的审美意识与品位。其中重点强调“内廷恭造式样”，强调宫廷艺术品特有的皇家气质。此“内廷恭造式样”于雍正时遂成为宫廷制器的唯一标准。体现在官窑瓷器制作上，匠师们必须严格照办，以制作出高雅超群的作品，使其向新的高度提升。雍正皇帝亲自把关，有时甚至亲自关心到每一件器物具体的样式与颜色，确保其官窑制品独特的皇家格调，致使雍正一朝的皇家用器规范严谨，超凡脱俗，保持着正统纯粹的皇家风范。雍正十三年(1735年)，唐英撰《陶成记事碑记》，全面、精确地记载了雍正御窑的烧造成就，不失为他的督陶业绩的纪实。从传世实物来看，“唐窑”制品胎质莹润，釉面质量达到历史最好水平，造型品种繁多，圆、琢二器各式具备，制作手法精巧，装饰形式多样，釉上釉下彩绘，高低温色釉无不齐全媲美，仅雍正八九年间，即“仿古采今宜于大小盘碗盅碟瓶垦尊彝岁例贡御者”就五十七种(见《浮梁县志》载唐英《陶成纪事碑记》)。《陶成纪事碑记》中介绍了大量仿制历代名窑的釉色和装饰工艺，还有很多新创制的品种。乾隆前期，唐英继续在景德镇督陶，自雍正以来仿宋代五大名窑釉色之热潮，此时非但没有减退，品类反而更加繁多，进而发展到摹仿玉石、古铜、戗金、镂银、漆器、螺钿、竹木、藤编等特种釉色，体现出制瓷匠师们卓越的智慧和丰富的创造力。
雍正御窑的白胎釉达到如此水平与雍正的提倡并打造“内廷恭造之式”的理念有关。雍正御窑瓷器选料精细，研粉、澄浆、制坯等工艺要求严格，烧结火候适度，因而胎体坚白细润，成型规整，胎体轻薄，迎光透视，胎体晶莹无瑕，有的略显淡青色。大件胎体也能匀称一致，不显厚重，小件器物轻巧玲珑。自五代至清代，景德镇白瓷烧成温度是逐次递增的，从五代时的1100℃到清代1300℃。这与胎中高岭土用量增高，釉中釉灰的用量减低，瓷器的瓷化温度提高有关。从气孔率来看，清雍正的气孔率尤小，说明烧结致密度很高，故抗折强度最高，内在质量也最好。从瓷器的白度和透光度来看，大部分在70％以上，其中雍正瓷胎白度达77.5％。清寂园叟《陶雅》云：“雍正官窑，大小盘碗，白胜霜雪，既轻且坚。上画彩花数朵，每一朵横斜荧拂，婀娜多姿，笔法绝不板滞。花作茄紫蛋黄天青各色，皆非乾隆朝所能几及，尤以粉红秋海棠为绝艳。”正是这种白度的结果。
在瓷器上装饰牡丹纹则是自唐代流传下来的传统，它无疑为清初统治者所继承，并在宫廷及全国广泛流行。康熙时期瓷器花卉纹饰中尤其是彩器，有近三分之一与牡丹花有关联，它既折射出康熙对花卉中的牡丹喜好的倾向，也寄托了玄烨由牡丹而象征天下太平富贵的愿望与政治理念。从工艺装饰和瓷器彩料本身来考虑，选择牡丹花无疑更能表现出瓷绘的艺术美感。从中国传统釉上彩绘瓷和釉下彩瓷的装饰题材来看，花卉纹样并不少见，但多表现花卉的形。在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中，一般使用透明的颜料罩在花卉图案上，而花卉的色泽、质感以及各种细微精妙的变化，由于材料的局限无法得到充分的表现。因此表现花卉纹饰多用深浅不同的线条，无法像中国传统绘画那样使用“没骨法”表现，不具有写实性。珐琅彩和粉彩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限。由于两者彩料中所含有硼、砷等成分对彩料的特殊作用，使得珐琅彩和粉彩表现花卉纹饰，尤其牡丹花纹具有得天独厚的艺术效果。特别是珐琅彩，其颜料的乳浊不透明性在施彩时，一层一层地铺在器物表面，并在每层之上加以不同的颜料，不同色泽的重叠、渲染，在高温烧后其颜色相互发生融结、结晶而玻化，冷却后各层之间的颜色尽在其中，在不同的光线呈现不同的变化，颜色的深浅厚薄、色阶的明暗变化，使得纹饰具有深邃的底蕴及无穷的变化，这是表现花卉纹饰最好的品种。从康熙珐琅彩上看到了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着色花卉，它尤胜于中国绘画的“没骨花卉”。康熙珐琅彩中的各种色地对牡丹纹饰的表现起到一种锦上添花的效果，它等于开启了一扇表现精细写实花卉大门，把生动细腻、国色天香的牡丹花纹描绘得既有厚度、硬度，又有光感和亮感。由于是艺术品，康熙珐琅彩上出现的牡丹花一半是写实，一半又是象征的，有许多花是现实中没有，而依想象寓意的吉祥象征图案，其构图带有虚构、增添、演变等手段技法，显示出十八世纪初清代宫廷艺术的主观性与创造性。
受到明末景德镇不少瓷器上题写诗词的影响，康熙朝也制作了不少题写古人文章辞赋的瓷器，如题写《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兰亭集序》、《圣主得贤臣颂》、《醉翁亭记》、《归去来兮辞》等笔筒。之后，雍正、乾隆管窑瓷器发扬了这个特点，集制瓷、诗词、书法、绘画篆刻于一体，分别由这些诗文来传达某种具有特定社会功能和政治意义的含义，或皇帝个人倡导的思想意识。
要求帝王制器十分小心谨慎，清代御窑的制作，某种程度上发展到由皇帝亲自发旨，提出具体要求，画工设计图样并经皇帝批准，然后制做木样，再发往御窑厂制作。这种小心谨慎正是明清御窑的显著特点，尤以清代御窑为甚。清代前期康、雍、乾三代帝王在瓷器制作上由于勤政的意识表现得更为积极，投入也更大，这是清代御窑成功的主要原因。
康熙皇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受称赞的皇帝之一，他非常好学，除了精研中国传统文化外，还对当时西方先进的科技、数学、天文、地理、军事等，无一不学。而对其科学与艺术的兴趣达到痴迷的程度。正如《清史稿》中记载：
圣祖天纵神明，多能艺事，贯通中公历算之学，一时鸿硕，蔚成专家，国史跻之儒林之列。测绘地图，铸造枪炮，始仿西法。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召之。
同时也很少有君主能够像玄烨这样为政勤奋、兢兢业业。他凡事不肯放过，凡事必当争先，凡事不肯马虎，他的志向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反而越来越高。我们从康熙时期的瓷器制品就可隐隐约约看到一种别样的精神与气质，这就是玄烨和他所处的时代所散发出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雄浑”与“精细”的结合。表现在宫廷瓷器中是简洁、含蓄、质朴、稳重、大方、华贵，而又充满力量。
相比康熙，雍正皇帝由他所主导的清代宫廷造办体系，及其建立的美学风格，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有证据显示，雍正在位虽只有短短十三年，但在工艺美学上的影响，足足影响了清代近二百年。正是在雍正一朝，明清彩瓷走向了它的巅峰，这个巅峰正是以雍正的珐琅彩瓷为最高代表。康熙晚年时创烧的珐琅彩及粉彩，到雍正朝得到极大发展。在雍正七年后，由于造办处珐琅技术的突破，诞生了一批新风格的珐琅彩，瓷绘风格面貌一新，清新典雅，精美绝伦，因此又称之为“雍正绘画风格”，它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绘画、题句、引首、印章、款式，这五个方面构成一个有机体的整体。题句，即依据画面而选择的诗句，诗句是画面的表达和概括，画面又是诗句的形象展开与显现。引首为题句前的印章，它一般为两字，既是全诗与画的题眼，又是题句起首的引言。引首章与款尾章首尾照应，意在增加美感。款式字体为宋体楷书，是当时著名书法大家所写，显然是经过精心考虑的。从雍正珐琅彩绘画的内容来看，它包括内在含义和外在的形象两部分。如墨彩山水，虽用墨彩描述了山的外在形象，同时也包括由山水代表的内在象征意义。山代表稳固，水则代表变化，因而墨色山水暗含丰富的意思。而用精巧的鲜红的朱、白文印作引首章，句后章，衬映洁白的釉面，既起到全画意境的点题作用，又起到平衡全局的装饰作用，在如白玉的表面用各种深浅浓淡不同的笔触着墨和加色，它给全局增添了一种文气，使画面构成一个鲜明雅致的世界。雍正御窑瓷器中诗书画印合一的装饰风格，是清代前期社会上层总体社会风尚的一种反应，它通过器物的外在表现形式，映衬出技术与文化的融合。
雍正时期，由于中国宫廷绘画风格的体裁进入瓷器，白瓷及釉的优美特性开始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纹饰图案趋于绘画写实风格，其风格是具体地写实，抽象地组合，其组合完全有象征意义的不同对象组合，形成“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写实寓意风格。雍正御窑瓷器装饰纹样以花卉最为优美。陈浏云：“瓷品最重画工。绣品亦然。刻玉刻木，莫不皆然。明瓷画手，皆奕奕有神。康熙青花五彩，亦颇仿明瓷。至雍正则画益美。然以花卉为最工，人物则不及康熙远甚。……至如花卉之妙，巧夺造化。尤以秋海棠为独步，鲜红嫣润，真绝代尤物，足以超前古越来今矣。”(见《陶雅》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