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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十世纪初英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大致分为对峙和对话两种类型，这些形象的产生源于英国文化自身的不同需要， 具有独创性、差异性，体现了异域形象的“异”的多样化特征， 而且 它们对当时中国的文化现代化运动有一定的影响。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不仅启发我们思考对待西方文化的正确态度，而且促使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关键词：中国形象 英国作家作品 二十世纪初 对峙 对话
所谓“异国形象”，是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塑造和描述，巴柔认为，异国形象是“在文学化的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对“他者”的认识反映了认识者的自我身份定位和“他者”与自我的相互关系。从根本上说，异国形象是异质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接受、相互碰撞的结果，是不同文化之间交流和对话的一种形式。自18世纪西方开始排斥中国以来，“鸦片帝国”的负面中国形象占据整个19世纪的英国文学的主流话语。步入20世纪，中英之间交往和接触日趋频繁，在客观上为他们深入了解中国、与中国对话交流提供了种种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造成西方文明的信仰危机，英国作家们开始热衷于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20世纪初是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发生了诸多政治、文化的重大变革，以上因素使得中英文化关系的发展，面临继续保持“对峙”状态还是展开“对话”的历史选择，而这一时期英国作家塑造的中国形象随之发生变化。
一、 中国形象的流变
自从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访华之后，中国形象从总体上转变为一个落后、野蛮、腐败、停滞的专制帝国。19世纪“黄祸”的提出使中国成为与文明的西方相对峙的“黑暗中心”，所谓“黄祸”主要指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人口等方面带给西方人的心理恐慌，按照东方主义理论，这是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西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殖民主义话语、种族主义话语中停滞、衰败的鸦片帝国形象的极端化表现。萨克斯·罗默的10多部“傅满洲博士”系列小说，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大众文化中盛行的“黄祸”思想。傅满洲是一个疯狂的中国科学家：“试想一个人，高高的，瘦瘦的，像猫一样不声不响，肩膀高耸，长着莎士比亚的额头、撒旦的脸，脑袋刮得精光，细长的、不乏魅力的眼睛闪着猫一样的绿光。”傅满洲形象反映了西方大众心目中的中国移民的形象，聪明过人、阴险、狡诈、残忍、具有超人的能力。他们不动声色地潜入西方社会，控制着一些从事犯罪活动的地下组织，随时准备颠覆西方世界，消灭白人。
然而，20世纪初，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端开始显现，西方文明主张人与自然二元对立，过于崇尚对外部自然的改造和征服，导致物欲膨胀、自然环境的恶化和道德的败坏。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西方文明优越论的神话，西方文化界普遍对西方文明持怀疑和悲观的态度。中国哲学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而且当时中国依然保留着农耕文明，契合了西方人回归自然的渴求，填补了西方“上帝缺席”后的精神荒原，于是一批英国哲人和作家纷纷在世纪之交的中西对峙中选择了展开“对话”，希冀从中国文化中寻找一线曙光挽救西方文明。
1901年，从未到过中国的迪金森虚构了《约翰中国佬的来信》，1913年游历中国后又出版了旅行日记《外观》。迪金森笔下的“中国佬”一词不再是19世纪英国文学中对中国人的蔑称，而是化身为启蒙运动时期的东方哲人。中国是一个理想国度，体现了儒家哲学倡导的正义、秩序、非暴力，是智慧、宁静、淳朴、自然、和谐的乐土。中国人随遇而安、乐天知命，生活虽然俭朴却充满了安宁与快乐。对比之下，西方人沉溺于物质追求，道德和精神日益腐化堕落。迪金森在义和团事件和“黄祸论”甚嚣尘上的历史氛围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理想信念，预示着20世纪部分英国作家对文化的、历史的、美学的中国怀有向往之情。
罗素带着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失望，于1920年来到中国，“探寻一种新的希望”。他在中国各地发表演讲，其言论涉及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走向等多方面问题，他的立场大多既不激进又不保守，使国内已成焦点的中西文化之争更激烈。1922年他写作的《中国问题》不仅描绘了中国美丽的风景，仁慈博爱、充满情趣、聪明幽默的民众，还从多方面探讨了中国文明的价值。罗素认为，尽管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的劣势，但它对人生的理解方式优于西方文化。罗素认为西方人的机械人生观鼓励竞争、开发、永无平静、永不知足及破坏，导致现代人丧失生命的自然与乐趣，与人的本质背道而驰，而中国道家所提倡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人类理想的人生态度。
1919年11月到1920年3月，毛姆在中国游历，回国后便发表游记《在中国屏风上》。毛姆用“心灵的眼睛”观察中国，陶醉在优美恬淡的自然风光中，广阔的田野、连绵的山川、宽阔的河流、葱郁的树林、绿油油的稻田，以及各式各样的庙宇、路边的小客栈及竹林深处的农家构成一片充满诗意的田园乐土。他还饶有兴致地探寻古老的文化遗迹，沉浸在对古老璀璨文化的追忆中。但“感官的眼睛”还是迫使他回到现实中国，到处破败肮脏，拥挤嘈杂，异常穷困。他对苦难的中国民众寄予同情，同时也对腐败渎职、不可一世的官员和富人予以批判和嘲讽。毛姆仰慕中国古典文化，对保守派学者辜鸿铭十分尊敬；但他不理解中国正在开展的文化改良运动，他认为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粗暴扫荡和践踏，然而改革派们却“拿不出东西来代替”。1924年毛姆创作了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彩色的面纱》，主人公凯蒂在中国完成她的精神探索之旅，道家哲学成为救赎西方人的良药。
阿克顿于1932年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长达七年，与中国学者梁宗岱、袁家骅、朱光潜等都有来往。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十分仰慕，不仅翻译了《桃花扇》，编译了《中国现代诗选》，还写了一本自传性质的小说《牡丹和马驹》。主人公菲利普怀抱着东方文化救赎西方的理想，在中国刻苦学习儒学经典、中国古典诗歌、京剧等，希望在古代传统文化中找到可以寄寓的精神避难所。然而，混乱的现实中国一次次使他从幻境中醒来，但他宁可沉浸在古典中国梦中，甚至希望复辟帝制，不希望中国像西方那样走向现代化。最终，阿克顿发现，东西方文化似乎无法调和，小说中女留学生杜怡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悲剧反映了中西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对立。 二、中国形象话语的来源、特征和影响
史景迁认为制约着西方的中国形象的，主要不是中国的现实而是西方自身的需要和问题。特定历史时期的英国人从自身社会出发，视本社会的发展需求认识中国，评价中国文化，同时也促进英国人对自身的再认识和再定位。罗默的“黄祸”形象作为一个想象的“他者”，反映了英国对中国的焦虑、恐惧、与厌恶兼有的心理，这种心理通过塑造出西方社会的假想公敌得以缓解，西方大众文化需要这样一个形象不断地、自虐式地确认自身的安全。在英国知识界悄然回归的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希望在中国文明中为西方现代文明危机寻求疗救的愿望。这种出于反观和批判自身文化的需要而塑造的中国形象，着重探讨中国文化的价值内涵和精神内涵，不可避免地带有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变形和夸张成分，是出世的、审美的乌托邦形象。
孟华认为，异国形象的产生是由于各种语境因素的共同作用，其研究涉及历史、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内容。结合20世纪初的历史文化语境分析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发现它们不同于前代作家所塑造的中国形象，除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套话”式的表述外，还有更多属于中间状态的、复杂、矛盾的描写。异国异域形象可能出自一个深受自身文化套话蒙蔽的作家之手，也可能出自和总体描述保持距离的作家笔下。20世纪初来华的大部分作家是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现代自由知识分子，这决定了他们较少受到权力话语的影响，能够比较客观公正地看待异域文化。与通过旅行著述、英译中国典籍了解和认识中国的前代作家不同，20世纪的作家们直接在中国旅行或长期居住，“距离的接近”使得他们对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感受比较直观、体验比较深刻，虽然文化隔阂依然存在，对中国的“想象”依然存在，却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和消解了中国形象“套话”造成的消极影响。而且他们比前代作家有更开阔的世界视野，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史有更丰富的知识和更浓厚的兴趣；他们出于寻求文化救助的目的，有着更自觉的意识开展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求索，有着更强烈的意愿与中国文化进行交流和对话。例如毛姆一直是一个游离于西方主流文化之外的边缘者，希冀从悠久的中国文化中寻求人性解放、精神自由的真正出路；罗素是一名主张和平主义的进步学者，以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和全球意识”看待中国问题，既出于挽救西方危机的目的又出于对苦难的中国人的真诚的关心与同情，对中国前途乃至人类命运都予以关注。以上种种因素决定了20世纪初的中国形象更富文学性、独创性、差异性，不能一律归入二元对立模式中。有些作家同一个文本中往往既有对理想中国的描述又有对现实中国的描述，反映了他们内心极复杂的思想和动机。传统的道家哲学、人生态度、艺术精神满足了他们对古典中国的向往；亲眼所见的原始、淳朴的自然风光满足了他们回归自然，追求美和诗意的期望，同样真实的贫困、腐败、愚昧的中国和中国人现状又激发了他们或同情或厌恶或鄙视的复杂情感。古老中国昔日的辉煌已然逝去，中国形象融合了美好与丑陋、光明与黑暗、希望与绝望。这恰好印证了让-马克·莫哈的观点，即异域形象“异”的多样化正是建立在（对本国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和颠覆功能的“张力”之上。萨义德主张“超越褊狭性与地方主义，把几种文化和文学并列在一起来研究”。因此，不能盲目认定所有关于中国的话语都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操控，不一定要把所有关于中国的负面描述都看做是对中国的刻意贬低或丑化，也有的是作家的本能反应，与当时巨大的中西差距有关。
20世纪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双向流动，中国文化参与塑造了西方文化发展，西方也参与塑造了中国的文化现代化运动。20世纪初中国停滞、落后、愚昧的负面形象，不仅影响了英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而且使得当时很多中国精英知识分子从潜意识里接受和认同了这一形象，触发了中国文化的自我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文化改良运动。赛珍珠说“（20世纪初）中国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以鲁迅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们纷纷挖掘、批判、并提倡改造国民劣根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同时期的辜鸿铭、林语堂则写下《中国人的精神》、《吾国吾民》等著作宣扬“道德中国”、“人文中国”以反击西方对中国的贬损，澄清西方固有的偏见，向西方世界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20世纪初英国对乌托邦古典中国的想象，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与批判，表达西方现代主义对已然逝去的农耕文明的追忆、眷恋和向往之情。这一形象根本不切合当时面临民族危亡的中国急需工业化、现代化的现实需求，显得不合时宜，遭到鲁迅、胡适等人的批评。例如，罗素在杭州西湖游玩时，从中国轿夫身上看到了中国国民性格中与世无争、知命乐天的美德，被鲁迅在杂文《灯下漫笔》中引用来抨击中国固有文明的弊病，号召国人摒弃逆来顺受的劣根性。罗素强调中国必须走选择性的现代化道路，在尽量保持传统价值的前提下，从西方文明中只采取那些适合现实迫切需要所必需的东西，对此胡适在《文化的冲突》中评论罗素的“这种折中和谨慎的态度实在没有必要”，并呼吁中国抛弃旧文明，从技术和工业入手来全力学习西方，建设中国的新文明。
三、中国形象对当下中国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通过剖析20世纪初英国的中国形象，不仅可以洞察跨文化叙事中西方创作心态的变化，还可以引发我们思考中国对西方文化应当采取何种态度，并启发我们寻找自身文化的意义。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傅满洲”式的“黄祸”至今“仍然像闹鬼的房子一样折磨着欧洲和北美的文化想象”，从冷战时期的二元对立思维到今天新的“中国威胁论”，花样翻新。对这种东方主义思维主导建构的中国形象要保持警惕并进行清算。另外，20世纪初正是中国最贫弱、最动荡的时候，英国作家眼中的中国现实社会，难免是肮脏、混乱和贫穷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今天的中国已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西方的中国形象背后隐藏的话语霸权也被一一揭示和清算。但是一些学者套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对20世纪初所有涉及中国题材的英国作家都冠以东方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头衔，难免导致思维固化和以偏概全。如何正确看待英国的中国形象？史景迁倡导“文化利用”，提倡采用更多样化、更重文学审美价值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形象，因此，在批判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的同时，不要忘了借鉴和学习西方文化优秀的一面，即包容的、开放的、反思的相对主义与怀疑主义态度。 20世纪初英国作家笔下的乌托邦中国形象并不切合当时中国急需工业化，现代化的需求，遭到当时文化进步人士的忽视和批评。然而今天的中国却可以通过回顾那一时期的中国的美好形象，重新认识和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和人生智慧的现代价值和优点。过去百年来，中国为了摆脱落后与贫困，决然贬低、弃绝自己的传统文化，以西学取代中学，为追求所谓进步和科学而将传统和道德一道摈弃。“华夏礼义文明的最显著特点就是从政治、经济、价值观、生活方式等角度维系有限自然资源与无穷人类欲望间的平衡”。我们应注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进行恰当的传承与创新，在社会发展中注意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Sax Rohmer. The Insidious Doctor fu-Manchu[M].reprint，New York：Pyradmid，1961.
[2]E. M. Forster， 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M]. 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34.
[3]罗素.中国问题（英文版）.[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4]毛姆，著.唐建清，译.在中国屏风上[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5]毛姆，著.阮景林，译.面纱[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
[6]Acton，Harold. Poenies and Ponies[M].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1.
[7]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8]史景迁.文化类同和文化利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9]萨义德.东方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6.
[10]杜平.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东方情调[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29-32.
[11]周宁.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之间：七百年来西方中国观的两个极端[J].学术月刊，2005（8）：11-18.
[12]俞晓霞.文化对话中的双向误读——以布鲁姆斯伯里集团与中国为例[J].文艺争鸣，2012（11）：18-23.
[13]朱水涌，严昕.文化转型初期的一种中国想象——论《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精神》、《吾国吾民》的中国形象塑造[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0）6：17-24.
[14]邵志华.20世纪初道家思想在西方的接受[J].江西社会科学，2011（4）：50-54.
[15]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关键词：中国形象 英国作家作品 二十世纪初 对峙 对话
所谓“异国形象”，是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塑造和描述，巴柔认为，异国形象是“在文学化的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对“他者”的认识反映了认识者的自我身份定位和“他者”与自我的相互关系。从根本上说，异国形象是异质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接受、相互碰撞的结果，是不同文化之间交流和对话的一种形式。自18世纪西方开始排斥中国以来，“鸦片帝国”的负面中国形象占据整个19世纪的英国文学的主流话语。步入20世纪，中英之间交往和接触日趋频繁，在客观上为他们深入了解中国、与中国对话交流提供了种种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造成西方文明的信仰危机，英国作家们开始热衷于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20世纪初是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发生了诸多政治、文化的重大变革，以上因素使得中英文化关系的发展，面临继续保持“对峙”状态还是展开“对话”的历史选择，而这一时期英国作家塑造的中国形象随之发生变化。
一、 中国形象的流变
自从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访华之后，中国形象从总体上转变为一个落后、野蛮、腐败、停滞的专制帝国。19世纪“黄祸”的提出使中国成为与文明的西方相对峙的“黑暗中心”，所谓“黄祸”主要指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人口等方面带给西方人的心理恐慌，按照东方主义理论，这是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西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殖民主义话语、种族主义话语中停滞、衰败的鸦片帝国形象的极端化表现。萨克斯·罗默的10多部“傅满洲博士”系列小说，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大众文化中盛行的“黄祸”思想。傅满洲是一个疯狂的中国科学家：“试想一个人，高高的，瘦瘦的，像猫一样不声不响，肩膀高耸，长着莎士比亚的额头、撒旦的脸，脑袋刮得精光，细长的、不乏魅力的眼睛闪着猫一样的绿光。”傅满洲形象反映了西方大众心目中的中国移民的形象，聪明过人、阴险、狡诈、残忍、具有超人的能力。他们不动声色地潜入西方社会，控制着一些从事犯罪活动的地下组织，随时准备颠覆西方世界，消灭白人。
然而，20世纪初，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端开始显现，西方文明主张人与自然二元对立，过于崇尚对外部自然的改造和征服，导致物欲膨胀、自然环境的恶化和道德的败坏。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西方文明优越论的神话，西方文化界普遍对西方文明持怀疑和悲观的态度。中国哲学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而且当时中国依然保留着农耕文明，契合了西方人回归自然的渴求，填补了西方“上帝缺席”后的精神荒原，于是一批英国哲人和作家纷纷在世纪之交的中西对峙中选择了展开“对话”，希冀从中国文化中寻找一线曙光挽救西方文明。
1901年，从未到过中国的迪金森虚构了《约翰中国佬的来信》，1913年游历中国后又出版了旅行日记《外观》。迪金森笔下的“中国佬”一词不再是19世纪英国文学中对中国人的蔑称，而是化身为启蒙运动时期的东方哲人。中国是一个理想国度，体现了儒家哲学倡导的正义、秩序、非暴力，是智慧、宁静、淳朴、自然、和谐的乐土。中国人随遇而安、乐天知命，生活虽然俭朴却充满了安宁与快乐。对比之下，西方人沉溺于物质追求，道德和精神日益腐化堕落。迪金森在义和团事件和“黄祸论”甚嚣尘上的历史氛围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理想信念，预示着20世纪部分英国作家对文化的、历史的、美学的中国怀有向往之情。
罗素带着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失望，于1920年来到中国，“探寻一种新的希望”。他在中国各地发表演讲，其言论涉及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走向等多方面问题，他的立场大多既不激进又不保守，使国内已成焦点的中西文化之争更激烈。1922年他写作的《中国问题》不仅描绘了中国美丽的风景，仁慈博爱、充满情趣、聪明幽默的民众，还从多方面探讨了中国文明的价值。罗素认为，尽管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的劣势，但它对人生的理解方式优于西方文化。罗素认为西方人的机械人生观鼓励竞争、开发、永无平静、永不知足及破坏，导致现代人丧失生命的自然与乐趣，与人的本质背道而驰，而中国道家所提倡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人类理想的人生态度。
1919年11月到1920年3月，毛姆在中国游历，回国后便发表游记《在中国屏风上》。毛姆用“心灵的眼睛”观察中国，陶醉在优美恬淡的自然风光中，广阔的田野、连绵的山川、宽阔的河流、葱郁的树林、绿油油的稻田，以及各式各样的庙宇、路边的小客栈及竹林深处的农家构成一片充满诗意的田园乐土。他还饶有兴致地探寻古老的文化遗迹，沉浸在对古老璀璨文化的追忆中。但“感官的眼睛”还是迫使他回到现实中国，到处破败肮脏，拥挤嘈杂，异常穷困。他对苦难的中国民众寄予同情，同时也对腐败渎职、不可一世的官员和富人予以批判和嘲讽。毛姆仰慕中国古典文化，对保守派学者辜鸿铭十分尊敬；但他不理解中国正在开展的文化改良运动，他认为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粗暴扫荡和践踏，然而改革派们却“拿不出东西来代替”。1924年毛姆创作了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彩色的面纱》，主人公凯蒂在中国完成她的精神探索之旅，道家哲学成为救赎西方人的良药。
阿克顿于1932年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长达七年，与中国学者梁宗岱、袁家骅、朱光潜等都有来往。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十分仰慕，不仅翻译了《桃花扇》，编译了《中国现代诗选》，还写了一本自传性质的小说《牡丹和马驹》。主人公菲利普怀抱着东方文化救赎西方的理想，在中国刻苦学习儒学经典、中国古典诗歌、京剧等，希望在古代传统文化中找到可以寄寓的精神避难所。然而，混乱的现实中国一次次使他从幻境中醒来，但他宁可沉浸在古典中国梦中，甚至希望复辟帝制，不希望中国像西方那样走向现代化。最终，阿克顿发现，东西方文化似乎无法调和，小说中女留学生杜怡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悲剧反映了中西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对立。 二、中国形象话语的来源、特征和影响
史景迁认为制约着西方的中国形象的，主要不是中国的现实而是西方自身的需要和问题。特定历史时期的英国人从自身社会出发，视本社会的发展需求认识中国，评价中国文化，同时也促进英国人对自身的再认识和再定位。罗默的“黄祸”形象作为一个想象的“他者”，反映了英国对中国的焦虑、恐惧、与厌恶兼有的心理，这种心理通过塑造出西方社会的假想公敌得以缓解，西方大众文化需要这样一个形象不断地、自虐式地确认自身的安全。在英国知识界悄然回归的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希望在中国文明中为西方现代文明危机寻求疗救的愿望。这种出于反观和批判自身文化的需要而塑造的中国形象，着重探讨中国文化的价值内涵和精神内涵，不可避免地带有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变形和夸张成分，是出世的、审美的乌托邦形象。
孟华认为，异国形象的产生是由于各种语境因素的共同作用，其研究涉及历史、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内容。结合20世纪初的历史文化语境分析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发现它们不同于前代作家所塑造的中国形象，除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套话”式的表述外，还有更多属于中间状态的、复杂、矛盾的描写。异国异域形象可能出自一个深受自身文化套话蒙蔽的作家之手，也可能出自和总体描述保持距离的作家笔下。20世纪初来华的大部分作家是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现代自由知识分子，这决定了他们较少受到权力话语的影响，能够比较客观公正地看待异域文化。与通过旅行著述、英译中国典籍了解和认识中国的前代作家不同，20世纪的作家们直接在中国旅行或长期居住，“距离的接近”使得他们对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感受比较直观、体验比较深刻，虽然文化隔阂依然存在，对中国的“想象”依然存在，却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和消解了中国形象“套话”造成的消极影响。而且他们比前代作家有更开阔的世界视野，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史有更丰富的知识和更浓厚的兴趣；他们出于寻求文化救助的目的，有着更自觉的意识开展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求索，有着更强烈的意愿与中国文化进行交流和对话。例如毛姆一直是一个游离于西方主流文化之外的边缘者，希冀从悠久的中国文化中寻求人性解放、精神自由的真正出路；罗素是一名主张和平主义的进步学者，以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和全球意识”看待中国问题，既出于挽救西方危机的目的又出于对苦难的中国人的真诚的关心与同情，对中国前途乃至人类命运都予以关注。以上种种因素决定了20世纪初的中国形象更富文学性、独创性、差异性，不能一律归入二元对立模式中。有些作家同一个文本中往往既有对理想中国的描述又有对现实中国的描述，反映了他们内心极复杂的思想和动机。传统的道家哲学、人生态度、艺术精神满足了他们对古典中国的向往；亲眼所见的原始、淳朴的自然风光满足了他们回归自然，追求美和诗意的期望，同样真实的贫困、腐败、愚昧的中国和中国人现状又激发了他们或同情或厌恶或鄙视的复杂情感。古老中国昔日的辉煌已然逝去，中国形象融合了美好与丑陋、光明与黑暗、希望与绝望。这恰好印证了让-马克·莫哈的观点，即异域形象“异”的多样化正是建立在（对本国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和颠覆功能的“张力”之上。萨义德主张“超越褊狭性与地方主义，把几种文化和文学并列在一起来研究”。因此，不能盲目认定所有关于中国的话语都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操控，不一定要把所有关于中国的负面描述都看做是对中国的刻意贬低或丑化，也有的是作家的本能反应，与当时巨大的中西差距有关。
20世纪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双向流动，中国文化参与塑造了西方文化发展，西方也参与塑造了中国的文化现代化运动。20世纪初中国停滞、落后、愚昧的负面形象，不仅影响了英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而且使得当时很多中国精英知识分子从潜意识里接受和认同了这一形象，触发了中国文化的自我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文化改良运动。赛珍珠说“（20世纪初）中国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以鲁迅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们纷纷挖掘、批判、并提倡改造国民劣根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同时期的辜鸿铭、林语堂则写下《中国人的精神》、《吾国吾民》等著作宣扬“道德中国”、“人文中国”以反击西方对中国的贬损，澄清西方固有的偏见，向西方世界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20世纪初英国对乌托邦古典中国的想象，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与批判，表达西方现代主义对已然逝去的农耕文明的追忆、眷恋和向往之情。这一形象根本不切合当时面临民族危亡的中国急需工业化、现代化的现实需求，显得不合时宜，遭到鲁迅、胡适等人的批评。例如，罗素在杭州西湖游玩时，从中国轿夫身上看到了中国国民性格中与世无争、知命乐天的美德，被鲁迅在杂文《灯下漫笔》中引用来抨击中国固有文明的弊病，号召国人摒弃逆来顺受的劣根性。罗素强调中国必须走选择性的现代化道路，在尽量保持传统价值的前提下，从西方文明中只采取那些适合现实迫切需要所必需的东西，对此胡适在《文化的冲突》中评论罗素的“这种折中和谨慎的态度实在没有必要”，并呼吁中国抛弃旧文明，从技术和工业入手来全力学习西方，建设中国的新文明。
三、中国形象对当下中国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通过剖析20世纪初英国的中国形象，不仅可以洞察跨文化叙事中西方创作心态的变化，还可以引发我们思考中国对西方文化应当采取何种态度，并启发我们寻找自身文化的意义。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傅满洲”式的“黄祸”至今“仍然像闹鬼的房子一样折磨着欧洲和北美的文化想象”，从冷战时期的二元对立思维到今天新的“中国威胁论”，花样翻新。对这种东方主义思维主导建构的中国形象要保持警惕并进行清算。另外，20世纪初正是中国最贫弱、最动荡的时候，英国作家眼中的中国现实社会，难免是肮脏、混乱和贫穷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今天的中国已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西方的中国形象背后隐藏的话语霸权也被一一揭示和清算。但是一些学者套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对20世纪初所有涉及中国题材的英国作家都冠以东方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头衔，难免导致思维固化和以偏概全。如何正确看待英国的中国形象？史景迁倡导“文化利用”，提倡采用更多样化、更重文学审美价值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形象，因此，在批判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的同时，不要忘了借鉴和学习西方文化优秀的一面，即包容的、开放的、反思的相对主义与怀疑主义态度。 20世纪初英国作家笔下的乌托邦中国形象并不切合当时中国急需工业化，现代化的需求，遭到当时文化进步人士的忽视和批评。然而今天的中国却可以通过回顾那一时期的中国的美好形象，重新认识和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和人生智慧的现代价值和优点。过去百年来，中国为了摆脱落后与贫困，决然贬低、弃绝自己的传统文化，以西学取代中学，为追求所谓进步和科学而将传统和道德一道摈弃。“华夏礼义文明的最显著特点就是从政治、经济、价值观、生活方式等角度维系有限自然资源与无穷人类欲望间的平衡”。我们应注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进行恰当的传承与创新，在社会发展中注意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Sax Rohmer. The Insidious Doctor fu-Manchu[M].reprint，New York：Pyradmid，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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