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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按〕约翰·鲍威尔(昵称比尔)抗战后继其父威廉·鲍威尔经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月刊)。他自幼生长中国，对中国具有深厚的感情，支持中国的进步运动。美帝侵朝战争发生后，他对美国在朝进行细菌战，作了翔实的报道，伸张正义。回美后受到国家安全小组委员会的迫害，并被国防部以叛国罪起诉，讼事前后达八年之久，约翰除尽罄其积蓄外，全赖国内外新闻界友朋募款支持。美国防部档案公开后，鲍威尔写了一本关于美军在侵朝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的书。中美复交后，他与其夫人西尔维亚(曾任宋庆龄的秘书助手)来华重游故地，走亲访友，对新中国的热爱之忱，不减当年。
父亲于一九一七年离开密苏里去中国时，我的姨奶艾丽诺送给他一本《新约圣经》。我猜想她是作为一件护身符赠给他的，庇佑他在这次荒唐的旅行中避过邪运。无疑她和我母亲的娘家人都认为他缺少判断力，而需要多方帮助。过去他曾摒弃汉尼巴尔《信使报》的差使，到设在哥伦比亚的密苏里新闻学院去任教职，现在又要动身远行——这次是到天涯海角的中国，为一名立志创办一家英文报馆的人去服务。
他不仅中国之旅终于成行，最后还当了《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笔兼发行人，而且办成一份立场鲜明的著名周报。《新约圣经》也起了推动作用，它是我父亲书斋里的第一本书，后来发展到珍珠港事变前夕，他的图书室已藏有数千册卷籍之多。
这是远东新闻界最好的图书室之一，藏有亚太地区各种有关图书，加上各种辞典，百科全书，地图汇编，手册，年鉴和其他的成套参考资料。《评论报》编辑部竟成为外国新闻记者和作家的聚会之所，原因是此地便于“查找新资料”。
编辑部的图书室还供美国居民团体之用，如海外传教士，外交人员和几家由美国捐款兴办的大学老师们，都爱进来浏览书报和借用藏书。我父亲不时大发脾气——特别是找不到某一部急需查用的书——我们的报馆经理彭成(译音)于是端出一只旧雪茄烟盒，里面装满了借书条，按次序打电话去催还。即使如此，书册还经常丢失，当然这是个内外流通的图书室——不少书籍就是他老人家自己或编辑部其他成员顺手牵羊拿走的。除却一些常用的参考书等“暂时”搁置手边或堆积在办公桌，会议桌和凳子上以外，图书室的四壁都用高达天花板的玻璃书柜，岌岌可危地分门别类陈列着父亲的大量藏书。
日本人
太平洋珍珠港事件爆发之日，日军在上海进入租界。《评论报》编辑部被封闭，父亲遭监禁。据说他写的社论“侮辱”了日本天皇。他老人家后来经过人质交换而获释放，但是健康受损，以致大大缩短了他的寿命。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军投降后不到几天，我便和一批美国战事新闻处的人员乘飞机到达上海。次晨即赴《评论报》编辑部察看，只见里面已四壁皆空。
日本天皇投降书广播后，侵占编辑部的日军立即召来旧木器商，把全部图书设备一起卖个精光。事后我们追回了一些家具，可是散失的书籍却一无着落。根据报馆所在大厦的管理人说，争战一开始，父亲的藏书即被洗劫一空。
过了一天，彭成和总务科长周先生送来消息说已找到了一部分藏书。这些书虽是战争的幸存者，但与过去已面目全非。他们说当日军劫掠报馆图书时，开电梯的工作者偷偷把一批《评论报》合订本隐藏起来。一部分藏在他地下室小卧房的床底下达四年之久，其余则都埋在电梯底层的通道里。
他只识得几个英文字，但他认出《评论报》的合订本。他竟冒着生命危险，从日军鼻子底下偷藏大批书报；当战后将合订本搬上电梯重新运回编辑部时，他的欣喜不下于我们这些后辈人。
除去略染油污外，合订本全部保存得十分完好，只是已残缺不全。日子久了，我愈益思念那间古旧的藏书室，心中惴惴不安，想着那些可宝贵的书籍也许已被逐页撕成粉碎，或许被人投入发电厂大火炉中焚毁了。
我开始到处搜索各处旧书店，同时又向美国老家订购新的参考书籍来作补救。我们同时又向读者征求过期的《评论报》，用新出版的刊物作交换。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几乎每天都有邮包寄来过期的《评论报》；最后我们不得不进行挑选，以补上我们所缺的期数。
中国原有焚书的史实，最昭著的莫过于秦始皇(公元前二四七至二一○年)之大事烧毁儒家经典书籍，监禁和杀害成千学者。反过来，作为印刷技术的发明者，中国人珍惜书籍又是举世无双的。秦始皇短暂的统治崩溃后，无数经典著作曾由老百姓舍命保存下来的，这时全部出现眼前。更有死里逃生的学者，将他们脑海中熟诵牢记的名著，重新写下来问世。
《评论报》的许多读者，也是经历了相当风险才保住了这些过期杂志的，因为日军对一切拥有英语书报的人予以严厉惩处，特别对《评论报》的读者们，由于《评论报》长期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的缘故。
又过了几个星期，一天彭成兴冲冲跑来说，“怡和洋行打来电话了，他们存着我们的书。”我接过电话，对方是位十足英国口音的人在说话，“喂，如果你们能过来搬走你们的书，我们将很高兴。这批书在此有些碍事。那是家前一世纪以来就在中国经营茶叶、丝绸和鸦片烟的老资格英国商行。战后的管理人员回到中国看见公司的图书室架子上摆得满满的书，感到十分满意。不料仔细一检查，其中绝大多数是我们的书，而他们公司的藏书却缺损很多。
于是我们图书室很大部分藏书都收回来了，外加一整套《评论报》的合订本。当然在其他成套集子中也发现了缺损，特别是按我们记忆所及的某些书确实找不回来了。可是到底丢了多少本，我们永远也弄不清，因为报馆里全部记录都已毁损殆尽。
怡和洋行大楼曾经被日本海军情报机构占用，可是他们为什么看中《评论报》的藏书始终是个谜。至此，所有的日方军事人员都已关入战俘营，我们也无法去找图书资料的负责人。很可能他们的司令官是位爱读英语书籍的人，也可能只是一个官僚主义的混蛋经手这个图书室。我们随后化了好几年的心血为了重建我们的藏书室，不断增购新出版的书册，同时还搜罗有意义的老版本，直到藏书接近相当规模和具有丰富的内容。
中国人
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来到上海。外国商业团体都希望留下来继续营业，可是既受到了来自台湾国民党方面的封锁，又受到朝鲜战争和冷战加紧升级，通商成为不可能。
等到我们这些人也不得不离开时———当时《评论报》已债台高筑，几乎要破产了———我只得运走大约一千五百本藏书，把余下的全部交给一位中国新闻界人士，托他赠送给大学图书馆。
我们撤离上海的前夕，发现上海海关人员已把行李中的书箱一一打开，并且逐本经过查看。其中约有二百本未经通过而被扣留。我提抗议也不顶事，只得把受到嫌疑的书册留下不带走。
美国人
来到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麦卡锡反共运动正达高潮，我那几经缩减的藏书又遭美国海关的阻挠，而不准进入美国。在以后的岁月中，从几个星期到几个月，直至多少年中，我努力想抢救这批书，当局扣押的理由也随之变更。
美国海关最初依据一条禁止一切来自“共产党中国”的物件进入美国的通令。我的申辩是藏书的绝大部分系在美国出版发行的，并且责问一位海关官员为何禁止《新约圣经》进口；虽然我这本圣经在过去四十年中很少打开来使用，但我十分珍惜此书的人情味。海关检查官答以对此也无例外可言，“只要此新约圣经到过共产主义中国，它就不能再进入美国。”
我分辩说，这部《新约圣经》并非故意流入共产党中国，现在姑不谈其哲理内容，即就书籍本身看来完全是美国的产物，在美国印刷出版，并由我那位非共产主义者姨奶、一位共和党员使用一九一七年地道的美金购得的。因此它是形势的牺牲品毫无自制力，现在也不过是设法回老家而已。那位检查官听了毫无兴趣，也更无感情的流露。
于是我请了一位辩护律师，并获得美国公民自由权利协会的帮助，这样海关方面才开始行动起来。某次谈话中，海关税务司长说这批书的真正问题在于它的内容性质，建议我协同他们对书籍进行甄别“政治性”与“非政治性”的分类，海关方面则将考虑放行后者这批书。
我的答复是从原则上讲，一切书籍不应禁运，因此拒绝参加任何甄别手续。我的一位律师提出，事实上把“好书”与“坏书”区别开来不是件易事，并反问税务司长，他之扣押托马斯·哈代的小说《无名的裘德》究竟有何感想。税务司长想了一想无以作答，只得把问题推给他的助手。该助手思考了一下答道：“哦，书中确有些成问题的章节。”
过不久，他们又建议我向华盛顿方面中请进口许可证。我的律师办理了手续，但未获批准，理由是“不符合美国当前的利益”。
其实问题的一部分毛病出在我身上。我曾经批评过蒋介石政府为美国从属政权，同时对共产党新政府的各种改革，却予以好评。我又指责美国参加朝鲜战争。后者给我带来了无穷麻烦，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足成为掠夺我藏书的依据。一本书就是一本书，这与书主人的信仰风马牛不相及。
终于团聚
双方谈判继续了将近八年之久，直至海关方面终于放弃扣押。可是，对方最后还来一手报复，坚持令我付清八年保管费作为放行藏书的最终条件。
与此同时，我一直向中国海关对所扣留的书籍作书面交涉，他们最后也同意放行。我又为这批藏书申请进口许可证，这一次居然得到华盛顿的恩准。几年来我这二百本藏书一直搁在书架上等待与它们被扣在旧金山海关的伙伴们重会。
曲折冗长的过程，自然学得了许多教益。在各国边界线上负有监督过境商品之责的官员们，难免要承担道德与政治监护人的义务，可是他们对书刊检查总是感到棘手。至少以我个人经历来看，他们似乎缺乏读书修养，又不具鉴别能力。
在中国检查人员手上漏过的一本书，原名Red China Fighting Hor－des(《红色中国的好斗部落》)，作者是一个美国军官，并在美国出版。书名中的“好斗”与“部落”二词的贬义显然未经上海检查官觉察。到了旧金山，此题的含意又被曲解为我是蓄意把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品运入美国。
能在悲剧中看到喜剧，确是人类的一种专有的特性———按上述情况说，无非是撞上一批笨拙的官僚主义者，都不能算是克尽厥职的。中国人方面对外国语言不能理解情有可原，可这也不能首先原谅其擅自检查书籍一事。至于旧金山方面有何遁词可据，我简直摸不着头脑。
自从我们离开中国以后，大陆上经历了一系列革命后的政治风暴，最后达到“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其间发生了镇压和焚书。我当时后悔未将藏书多带些出来，怕是大部分剩下的书籍已遭毁灭。
中国革命已成三十五年前的旧事了，中美双方又一次和好对话，去年一位中国的中年报人来美访问，他当年从美国新闻学院毕业后的第一个职业便是参加《评论报》的工作，此次应美国政府邀请途经旧金山。他上我家来聚谈，我们既谈过去，又说当前的事，还推测未来的前景。
谈了一会儿，他瞧见我的书架，于是谈论涉及到“书事”，说得更多的也许是有关个别作家的情况，很少谈到他们具体的作品。他翻阅一本难得到手的古本书，仰起头来笑着说：“你知道吗，你留在中国未及带走的《评论报》藏书，现在都在我们研究所里了。每当我想写些过去的历史，这真是个绝顶理想找寻材料的去处。”
父亲于一九一七年离开密苏里去中国时，我的姨奶艾丽诺送给他一本《新约圣经》。我猜想她是作为一件护身符赠给他的，庇佑他在这次荒唐的旅行中避过邪运。无疑她和我母亲的娘家人都认为他缺少判断力，而需要多方帮助。过去他曾摒弃汉尼巴尔《信使报》的差使，到设在哥伦比亚的密苏里新闻学院去任教职，现在又要动身远行——这次是到天涯海角的中国，为一名立志创办一家英文报馆的人去服务。
他不仅中国之旅终于成行，最后还当了《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笔兼发行人，而且办成一份立场鲜明的著名周报。《新约圣经》也起了推动作用，它是我父亲书斋里的第一本书，后来发展到珍珠港事变前夕，他的图书室已藏有数千册卷籍之多。
这是远东新闻界最好的图书室之一，藏有亚太地区各种有关图书，加上各种辞典，百科全书，地图汇编，手册，年鉴和其他的成套参考资料。《评论报》编辑部竟成为外国新闻记者和作家的聚会之所，原因是此地便于“查找新资料”。
编辑部的图书室还供美国居民团体之用，如海外传教士，外交人员和几家由美国捐款兴办的大学老师们，都爱进来浏览书报和借用藏书。我父亲不时大发脾气——特别是找不到某一部急需查用的书——我们的报馆经理彭成(译音)于是端出一只旧雪茄烟盒，里面装满了借书条，按次序打电话去催还。即使如此，书册还经常丢失，当然这是个内外流通的图书室——不少书籍就是他老人家自己或编辑部其他成员顺手牵羊拿走的。除却一些常用的参考书等“暂时”搁置手边或堆积在办公桌，会议桌和凳子上以外，图书室的四壁都用高达天花板的玻璃书柜，岌岌可危地分门别类陈列着父亲的大量藏书。
日本人
太平洋珍珠港事件爆发之日，日军在上海进入租界。《评论报》编辑部被封闭，父亲遭监禁。据说他写的社论“侮辱”了日本天皇。他老人家后来经过人质交换而获释放，但是健康受损，以致大大缩短了他的寿命。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军投降后不到几天，我便和一批美国战事新闻处的人员乘飞机到达上海。次晨即赴《评论报》编辑部察看，只见里面已四壁皆空。
日本天皇投降书广播后，侵占编辑部的日军立即召来旧木器商，把全部图书设备一起卖个精光。事后我们追回了一些家具，可是散失的书籍却一无着落。根据报馆所在大厦的管理人说，争战一开始，父亲的藏书即被洗劫一空。
过了一天，彭成和总务科长周先生送来消息说已找到了一部分藏书。这些书虽是战争的幸存者，但与过去已面目全非。他们说当日军劫掠报馆图书时，开电梯的工作者偷偷把一批《评论报》合订本隐藏起来。一部分藏在他地下室小卧房的床底下达四年之久，其余则都埋在电梯底层的通道里。
他只识得几个英文字，但他认出《评论报》的合订本。他竟冒着生命危险，从日军鼻子底下偷藏大批书报；当战后将合订本搬上电梯重新运回编辑部时，他的欣喜不下于我们这些后辈人。
除去略染油污外，合订本全部保存得十分完好，只是已残缺不全。日子久了，我愈益思念那间古旧的藏书室，心中惴惴不安，想着那些可宝贵的书籍也许已被逐页撕成粉碎，或许被人投入发电厂大火炉中焚毁了。
我开始到处搜索各处旧书店，同时又向美国老家订购新的参考书籍来作补救。我们同时又向读者征求过期的《评论报》，用新出版的刊物作交换。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几乎每天都有邮包寄来过期的《评论报》；最后我们不得不进行挑选，以补上我们所缺的期数。
中国原有焚书的史实，最昭著的莫过于秦始皇(公元前二四七至二一○年)之大事烧毁儒家经典书籍，监禁和杀害成千学者。反过来，作为印刷技术的发明者，中国人珍惜书籍又是举世无双的。秦始皇短暂的统治崩溃后，无数经典著作曾由老百姓舍命保存下来的，这时全部出现眼前。更有死里逃生的学者，将他们脑海中熟诵牢记的名著，重新写下来问世。
《评论报》的许多读者，也是经历了相当风险才保住了这些过期杂志的，因为日军对一切拥有英语书报的人予以严厉惩处，特别对《评论报》的读者们，由于《评论报》长期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的缘故。
又过了几个星期，一天彭成兴冲冲跑来说，“怡和洋行打来电话了，他们存着我们的书。”我接过电话，对方是位十足英国口音的人在说话，“喂，如果你们能过来搬走你们的书，我们将很高兴。这批书在此有些碍事。那是家前一世纪以来就在中国经营茶叶、丝绸和鸦片烟的老资格英国商行。战后的管理人员回到中国看见公司的图书室架子上摆得满满的书，感到十分满意。不料仔细一检查，其中绝大多数是我们的书，而他们公司的藏书却缺损很多。
于是我们图书室很大部分藏书都收回来了，外加一整套《评论报》的合订本。当然在其他成套集子中也发现了缺损，特别是按我们记忆所及的某些书确实找不回来了。可是到底丢了多少本，我们永远也弄不清，因为报馆里全部记录都已毁损殆尽。
怡和洋行大楼曾经被日本海军情报机构占用，可是他们为什么看中《评论报》的藏书始终是个谜。至此，所有的日方军事人员都已关入战俘营，我们也无法去找图书资料的负责人。很可能他们的司令官是位爱读英语书籍的人，也可能只是一个官僚主义的混蛋经手这个图书室。我们随后化了好几年的心血为了重建我们的藏书室，不断增购新出版的书册，同时还搜罗有意义的老版本，直到藏书接近相当规模和具有丰富的内容。
中国人
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来到上海。外国商业团体都希望留下来继续营业，可是既受到了来自台湾国民党方面的封锁，又受到朝鲜战争和冷战加紧升级，通商成为不可能。
等到我们这些人也不得不离开时———当时《评论报》已债台高筑，几乎要破产了———我只得运走大约一千五百本藏书，把余下的全部交给一位中国新闻界人士，托他赠送给大学图书馆。
我们撤离上海的前夕，发现上海海关人员已把行李中的书箱一一打开，并且逐本经过查看。其中约有二百本未经通过而被扣留。我提抗议也不顶事，只得把受到嫌疑的书册留下不带走。
美国人
来到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麦卡锡反共运动正达高潮，我那几经缩减的藏书又遭美国海关的阻挠，而不准进入美国。在以后的岁月中，从几个星期到几个月，直至多少年中，我努力想抢救这批书，当局扣押的理由也随之变更。
美国海关最初依据一条禁止一切来自“共产党中国”的物件进入美国的通令。我的申辩是藏书的绝大部分系在美国出版发行的，并且责问一位海关官员为何禁止《新约圣经》进口；虽然我这本圣经在过去四十年中很少打开来使用，但我十分珍惜此书的人情味。海关检查官答以对此也无例外可言，“只要此新约圣经到过共产主义中国，它就不能再进入美国。”
我分辩说，这部《新约圣经》并非故意流入共产党中国，现在姑不谈其哲理内容，即就书籍本身看来完全是美国的产物，在美国印刷出版，并由我那位非共产主义者姨奶、一位共和党员使用一九一七年地道的美金购得的。因此它是形势的牺牲品毫无自制力，现在也不过是设法回老家而已。那位检查官听了毫无兴趣，也更无感情的流露。
于是我请了一位辩护律师，并获得美国公民自由权利协会的帮助，这样海关方面才开始行动起来。某次谈话中，海关税务司长说这批书的真正问题在于它的内容性质，建议我协同他们对书籍进行甄别“政治性”与“非政治性”的分类，海关方面则将考虑放行后者这批书。
我的答复是从原则上讲，一切书籍不应禁运，因此拒绝参加任何甄别手续。我的一位律师提出，事实上把“好书”与“坏书”区别开来不是件易事，并反问税务司长，他之扣押托马斯·哈代的小说《无名的裘德》究竟有何感想。税务司长想了一想无以作答，只得把问题推给他的助手。该助手思考了一下答道：“哦，书中确有些成问题的章节。”
过不久，他们又建议我向华盛顿方面中请进口许可证。我的律师办理了手续，但未获批准，理由是“不符合美国当前的利益”。
其实问题的一部分毛病出在我身上。我曾经批评过蒋介石政府为美国从属政权，同时对共产党新政府的各种改革，却予以好评。我又指责美国参加朝鲜战争。后者给我带来了无穷麻烦，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足成为掠夺我藏书的依据。一本书就是一本书，这与书主人的信仰风马牛不相及。
终于团聚
双方谈判继续了将近八年之久，直至海关方面终于放弃扣押。可是，对方最后还来一手报复，坚持令我付清八年保管费作为放行藏书的最终条件。
与此同时，我一直向中国海关对所扣留的书籍作书面交涉，他们最后也同意放行。我又为这批藏书申请进口许可证，这一次居然得到华盛顿的恩准。几年来我这二百本藏书一直搁在书架上等待与它们被扣在旧金山海关的伙伴们重会。
曲折冗长的过程，自然学得了许多教益。在各国边界线上负有监督过境商品之责的官员们，难免要承担道德与政治监护人的义务，可是他们对书刊检查总是感到棘手。至少以我个人经历来看，他们似乎缺乏读书修养，又不具鉴别能力。
在中国检查人员手上漏过的一本书，原名Red China Fighting Hor－des(《红色中国的好斗部落》)，作者是一个美国军官，并在美国出版。书名中的“好斗”与“部落”二词的贬义显然未经上海检查官觉察。到了旧金山，此题的含意又被曲解为我是蓄意把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品运入美国。
能在悲剧中看到喜剧，确是人类的一种专有的特性———按上述情况说，无非是撞上一批笨拙的官僚主义者，都不能算是克尽厥职的。中国人方面对外国语言不能理解情有可原，可这也不能首先原谅其擅自检查书籍一事。至于旧金山方面有何遁词可据，我简直摸不着头脑。
自从我们离开中国以后，大陆上经历了一系列革命后的政治风暴，最后达到“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其间发生了镇压和焚书。我当时后悔未将藏书多带些出来，怕是大部分剩下的书籍已遭毁灭。
中国革命已成三十五年前的旧事了，中美双方又一次和好对话，去年一位中国的中年报人来美访问，他当年从美国新闻学院毕业后的第一个职业便是参加《评论报》的工作，此次应美国政府邀请途经旧金山。他上我家来聚谈，我们既谈过去，又说当前的事，还推测未来的前景。
谈了一会儿，他瞧见我的书架，于是谈论涉及到“书事”，说得更多的也许是有关个别作家的情况，很少谈到他们具体的作品。他翻阅一本难得到手的古本书，仰起头来笑着说：“你知道吗，你留在中国未及带走的《评论报》藏书，现在都在我们研究所里了。每当我想写些过去的历史，这真是个绝顶理想找寻材料的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