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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文学反映着一个城市的精神风貌。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天津，刘云若为我们书写了他对于当时天津的城市记忆与想象。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中，表达了他对于传统“乡土”天津城市的怀念与认同。刘云若以史实之笔再现社会百态生活，书写了地域性极强的城市文学。
关键词：刘云若；城市文化；传统
作者简介：张静（1994.6-），女，汉族，天津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16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作家作品方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6-0-02
理解和阅读一座城市，需要从文学的创作与阅读开始。近些年来，随着文化研究的火热，我们开始“寻找城市”，一些曾被忽略的城市文学浮出水面。天津这座繁华的商埠城市与它孕育的城市文学也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天津，刘云若为我们书写了天津这座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这座城市蕴含的文化给予了他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灵感。他以平民化的视角书写着市民的日常生活，并且在文中添加大量的曲艺表演和特有的民俗文化，运用天津方言，为我们讲述着这座码头城市的故事。
一、平民立场的市民文化书写
刘云若的小说生动地描绘了上世纪30、40年代天津的社会百态生活，故事中的人物也涵盖了当时社会的各行各业。但在故事主要人物的选择上，刘云若还是将目光投向了社会中的普通市民，以平民化的视角，真实地还原了他们的生活样貌，在字里行间流露出自己的同情。
考察《津门旧事》，我们了解到，“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兴时髦和赶时髦，全都是从时代女郎开始的，时代女郎们永远是时髦的标志。”[1]对于女性的描写算得上刘云若小说的闪光点，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刘云若并没有“赶时髦”，而将关注点放在了生活在城市中的普通妇女身上。妓女、女招待、女伶是刘云若小说频繁出现的人物形象，并且多为贯穿故事的主要人物。《旧巷斜阳》中的女招待谢璞玉，起初为了照顾盲夫和孩子，维持生计，做了女招待，却洁身自好；后被奸人所骗，沦为妓女，最终被人搭救出魔窟，懂得知恩图报。在人物塑造上，刘云若并没有将璞玉完美化，而把她作为普通女人来塑造。长期的贫苦生活与社会地位的低下，令她变得爱慕虚荣、喜欢攀比、在身处困境时容易妥协。因为这一点缺陷，使刘云若塑造的底层女性形象更加丰满真实，故事中的虚拟人物常牵动现实读者的心。在《旧巷斜阳》的作者原序中，作者曾说：“‘旧巷’主角璞玉，竟会引起了如许的善心人的惦念，除报端讨论文字不计，居然有些先生、太太生了幻觉，把她当做真的活人，直接间接，对我作拯拨她的交涉。”[2]这部《旧巷斜阳》，在连载未半的时候，就出现了百余篇评论文章，书中涉及到的妇女问题更是在当时引发了一场关于妇女命运问题的讨论。
对于底层女性生活的关注与细致刻画也令不少人将刘云若判定为一个善写娼妓的低俗作家，其实这种评论并不公允。刘云若所塑造的底层女性人物，大多是由于家境贫寒、受人胁迫等种种原因不得已从事社会中最低下的职业。即使涉及到她们的情感生活，也没有描写她们的风流韵事，而是真诚的将她们坎坷的命运与曲折的经历呈现给读者，为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女性发声，也是为整个社会中生活贫苦的普通市民发声，并给予了自己深切的同情与怜悯。通过对普通市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反映出当时整个社会的生活景象。在这其中，自然包含着作家的情感和人生态度。“平民精神在创作中，主要是一种包含价值判断的情感态度。”[3]作者以亲切的平民视角，挖掘平民精神的内涵，弘扬了平民文化。
二、传统曲艺文化及其影响
1860～1945年间，天津的部分城区曾被九个划为租界地，随之带来的外来文化影响着城市景观和人们的生活，城市中出现了许多电影院、咖啡厅、跳舞场等新型娱乐场所，这些新型的娱乐场所随着租界的划定而兴起。租界的存在，“为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大规模地、系统地、迅速地、少受约束地输入中国，提供了便利条件”。[4]但天津市民的喜好好像并没有因此发生转移，他们的爱好和娱乐方式仍然集中在京剧、相声、大鼓等传统娱乐方式上。李永东在对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联系的研究中认为：“与上海相比，天津也是设立租界较早的城市，租界数最多，但租界的制度文化对天津人的传统生活就触动较弱。”[5]简单来说，这些涌入的现代文化虽然改变了城市景观，但并未过多改变市民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那些传统的文娱活动也并没有因为现代文明的到来而受到过多影响。
在《小扬州志》《酒眼灯唇录》《粉墨筝琶》中，都有大量篇幅的京剧、相声等表演场面的精彩描写，足见市民对于这些传统曲艺文化的热爱。在小说中适当添加这些曲艺文化的描写，既很好地迎合了市民的兴趣爱好，又增添了小说的趣味性。当时北京的《三六九画报》，对相声在天津市民间的受欢迎程度做过介绍：“津市各杂耍场，生意相当兴隆……燕乐是相声最活跃的地方，小梨园大观楼次之，相声艺人张寿臣、小蘑菇、戴少甫、侯宝林、于俊传、赵佩如等十余人，把持整个天津的相声界……天津人嗜好特别，所以相声在天津也特别受人欢迎……”[6]
相声是一门“笑的艺术”，相声中蕴含的幽默文化是天津市民集体性格的表现。它不仅影响了城市性格的发展，也影响着作家的创作风格。刘云若曾觉得：“我的写作态度是不太严肃，是因为我的幽默感太多了，我能够把人世间一切可怕的可恨可惧的事完全使之归哏。”[7]在他的小说中，这种幽默的风格除了表现在语言的诙谐上外，还体现在普通市民的生活态度中。面对苦难的生活和黑暗的社会，他们无能为力，只能一笑了之。通过找乐，来对现实的痛苦进行忘却、逃避。通过归哏，刘云若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在语言上的幽默诙谐主要依靠方言来表达，民间方言文化可以“传达和反映民众的思想、感情和习俗”，这些幽默风趣的俚语俗语也是找乐子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借那些底层市民的口表达出来的正是对人生痛苦的一种逃避与自我安慰，借找乐来忘却生活中的不如意。這也是刘云若的小说可以与普通市民拉近距离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民风民俗的展现
近代天津，凭借自身优越地理位置与水陆交通的便利，从一个小小的码头渔村发展成为依靠水运繁荣经济的新兴城市。这种发展方式不仅为城市带来经济利益，也随着漕运带来了帮会之风，慢慢演变成以义字当头的码头文化。这种文化施之于人，演变成了重情重义的民风。
在刘云若的小说中，这样重情重义的民风体现在方方面面。尤大娘对于秦虎士的帮助是出于报恩；好心人帮助璞玉是因为同情，妓女雪雁忠于爱情嫁给仆人之子；邵老台讲究道义，对容佩馨与心玉以命相护。值得注意的是，在刘云若塑造的这类重情义的市民中，人物多为生活贫苦的底层市民，社会身份多为妓女、小商贩、混混等。通过对这些城市中最普通的底层市民的描写来体现人性的光辉。在《小扬州志》中，作者通过秦虎士的经历和观察，对社会中的上层名士与底层普通平民的人性进行强烈对比。讽刺了那些伪名士的矫揉造作，通过虎士口中称赞尤大娘“心地比念书的还要好呢”，赞扬了底层市民的善良朴实。对这种民风的解读，刘云若表达了自己对于这些市民的认同和赞扬，同时包含了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热爱。正如研究者所言：“对一个时代，一个城市的读解离不开对其民风的读解。而对民风的读解，记录也恰极具代表性地表达了这个城市在特定时空下的生活概貌，且这种表现也必定渗透了作者对这个城市的感情。”[8]
除了民风，刘云若还将本地独特的民俗文化适时添加到小说中。一来，增添了小说的地域特色。二来，也为我们现在研究民国时期的天津民俗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小扬州志》中，刘云若对秦虎士和杜雪蓉的婚礼场面做了详细的介绍，这段文字的民俗文化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它的文学价值。“尤大娘暂趋岳母之尊，代行配房之事，上炕铺好枕袁，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备下的生栗、红枣、荔枝、魁元洒在被上。只见她跪在炕上抖抖被头，就高声唱道‘先拉褥子后拉被，一对新人在里睡。’又拿起栗子和枣儿向上一抛，唱道‘一把栗子一把枣，闺女儿子满炕跑。’再拍拍枕头唱道‘头儿朝外，子孙万代脚对墙儿，福寿绵长。’唱完才跳下地来，向虎士夫妇拉袖子福了福道‘大喜大喜，你们也该安歇了，我得回家去。’”[9]通过这段传图婚嫁礼仪的描写，从侧面反映出刘云若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对现代文化的一种有意回避。
四、“困”在城中的城市文化记录者
在刘云若的小说创作中，对于天津的书写几乎占据了全部。除了小说的空间语言等，就连小说的创作风格也带有明显的“津味”。一方面，由于天津是刘云若的家乡，对于这座城市的文化和生活自然十分熟悉；另一方面，刘云若曾任《北洋画报》《银线画报》等刊物的编辑工作，这些刊物都是娱乐性极强的报纸，通过趣味来吸引读者的眼球，因此就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期待。内容既要符合市民的审美需要，满足市民的猎奇心理，语言也要通俗易懂。
虽然这座城市为刘云若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他的发展。从18岁回到天津直至1947年逝世，刘云若从未离开过天津。这也使得刘云若对于除了天津之外的其他地域生活了解不多，致使他的小说创作来源过于单一，作品内容有时出现重复。即使偶尔写到别的城市生活，也不可能像描绘天津这样得心应手。他的天津故事的确讲的生动有趣，但一些非本地读者无法完全体会出那些地域文化的趣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阅读效果。除此之外，文化氛围的不足也限制了刘云若的小说很难走向全国。30、40年代的天津主要是依靠码头发展经济的商业城市，过重的商业氛围使得天津没能形成像上海、北京那样的文化中心，城市自身缺少文化氛围，使得生活在城市中的文人发展受到限制。对于这种影响，吴云心先生也深有体会：“天津这地方，不仅作者不景气，而且读者也缺乏足够的支持作者的力量。即使很有名的作家，也杀不进社会里来，就是社会言情小说家，武侠小说家，从文字质量上说是不低的，但是在声望上却不比张恨水、向恺然，原因恐怕就是在天津这块土壤上。”[10]因此，刘云若能在天津创作出数量如此之多且质量上乘的作品，对于通俗文学的发展与城市文化的展现，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参考文献：
[1]林希.津门旧事[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192.
[2]刘云若.旧巷斜阳[M].湖南：岳麓书社出版社，2014：2.
[3]趙园.北京：城与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47.
[4]熊月之.上海租界与文化融合[J].学术月刊，2002（5）：56-62.
[5]李永东.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16.
[6]流音.相声在天津受到特别欢迎，三六九画报，1943，21（5）.
[7]刘云若，我写小说，一四七画报，1946，8（5）.
[8]张元卿.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18.
[9]刘云若.小扬州志[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375-376.
[10]张春雨.论刘云若小说创作与天津地域文化的关系[J].名作欣赏2014（09）25-26.
关键词：刘云若；城市文化；传统
作者简介：张静（1994.6-），女，汉族，天津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16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作家作品方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6-0-02
理解和阅读一座城市，需要从文学的创作与阅读开始。近些年来，随着文化研究的火热，我们开始“寻找城市”，一些曾被忽略的城市文学浮出水面。天津这座繁华的商埠城市与它孕育的城市文学也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天津，刘云若为我们书写了天津这座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这座城市蕴含的文化给予了他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灵感。他以平民化的视角书写着市民的日常生活，并且在文中添加大量的曲艺表演和特有的民俗文化，运用天津方言，为我们讲述着这座码头城市的故事。
一、平民立场的市民文化书写
刘云若的小说生动地描绘了上世纪30、40年代天津的社会百态生活，故事中的人物也涵盖了当时社会的各行各业。但在故事主要人物的选择上，刘云若还是将目光投向了社会中的普通市民，以平民化的视角，真实地还原了他们的生活样貌，在字里行间流露出自己的同情。
考察《津门旧事》，我们了解到，“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兴时髦和赶时髦，全都是从时代女郎开始的，时代女郎们永远是时髦的标志。”[1]对于女性的描写算得上刘云若小说的闪光点，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刘云若并没有“赶时髦”，而将关注点放在了生活在城市中的普通妇女身上。妓女、女招待、女伶是刘云若小说频繁出现的人物形象，并且多为贯穿故事的主要人物。《旧巷斜阳》中的女招待谢璞玉，起初为了照顾盲夫和孩子，维持生计，做了女招待，却洁身自好；后被奸人所骗，沦为妓女，最终被人搭救出魔窟，懂得知恩图报。在人物塑造上，刘云若并没有将璞玉完美化，而把她作为普通女人来塑造。长期的贫苦生活与社会地位的低下，令她变得爱慕虚荣、喜欢攀比、在身处困境时容易妥协。因为这一点缺陷，使刘云若塑造的底层女性形象更加丰满真实，故事中的虚拟人物常牵动现实读者的心。在《旧巷斜阳》的作者原序中，作者曾说：“‘旧巷’主角璞玉，竟会引起了如许的善心人的惦念，除报端讨论文字不计，居然有些先生、太太生了幻觉，把她当做真的活人，直接间接，对我作拯拨她的交涉。”[2]这部《旧巷斜阳》，在连载未半的时候，就出现了百余篇评论文章，书中涉及到的妇女问题更是在当时引发了一场关于妇女命运问题的讨论。
对于底层女性生活的关注与细致刻画也令不少人将刘云若判定为一个善写娼妓的低俗作家，其实这种评论并不公允。刘云若所塑造的底层女性人物，大多是由于家境贫寒、受人胁迫等种种原因不得已从事社会中最低下的职业。即使涉及到她们的情感生活，也没有描写她们的风流韵事，而是真诚的将她们坎坷的命运与曲折的经历呈现给读者，为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女性发声，也是为整个社会中生活贫苦的普通市民发声，并给予了自己深切的同情与怜悯。通过对普通市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反映出当时整个社会的生活景象。在这其中，自然包含着作家的情感和人生态度。“平民精神在创作中，主要是一种包含价值判断的情感态度。”[3]作者以亲切的平民视角，挖掘平民精神的内涵，弘扬了平民文化。
二、传统曲艺文化及其影响
1860～1945年间，天津的部分城区曾被九个划为租界地，随之带来的外来文化影响着城市景观和人们的生活，城市中出现了许多电影院、咖啡厅、跳舞场等新型娱乐场所，这些新型的娱乐场所随着租界的划定而兴起。租界的存在，“为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大规模地、系统地、迅速地、少受约束地输入中国，提供了便利条件”。[4]但天津市民的喜好好像并没有因此发生转移，他们的爱好和娱乐方式仍然集中在京剧、相声、大鼓等传统娱乐方式上。李永东在对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联系的研究中认为：“与上海相比，天津也是设立租界较早的城市，租界数最多，但租界的制度文化对天津人的传统生活就触动较弱。”[5]简单来说，这些涌入的现代文化虽然改变了城市景观，但并未过多改变市民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那些传统的文娱活动也并没有因为现代文明的到来而受到过多影响。
在《小扬州志》《酒眼灯唇录》《粉墨筝琶》中，都有大量篇幅的京剧、相声等表演场面的精彩描写，足见市民对于这些传统曲艺文化的热爱。在小说中适当添加这些曲艺文化的描写，既很好地迎合了市民的兴趣爱好，又增添了小说的趣味性。当时北京的《三六九画报》，对相声在天津市民间的受欢迎程度做过介绍：“津市各杂耍场，生意相当兴隆……燕乐是相声最活跃的地方，小梨园大观楼次之，相声艺人张寿臣、小蘑菇、戴少甫、侯宝林、于俊传、赵佩如等十余人，把持整个天津的相声界……天津人嗜好特别，所以相声在天津也特别受人欢迎……”[6]
相声是一门“笑的艺术”，相声中蕴含的幽默文化是天津市民集体性格的表现。它不仅影响了城市性格的发展，也影响着作家的创作风格。刘云若曾觉得：“我的写作态度是不太严肃，是因为我的幽默感太多了，我能够把人世间一切可怕的可恨可惧的事完全使之归哏。”[7]在他的小说中，这种幽默的风格除了表现在语言的诙谐上外，还体现在普通市民的生活态度中。面对苦难的生活和黑暗的社会，他们无能为力，只能一笑了之。通过找乐，来对现实的痛苦进行忘却、逃避。通过归哏，刘云若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在语言上的幽默诙谐主要依靠方言来表达，民间方言文化可以“传达和反映民众的思想、感情和习俗”，这些幽默风趣的俚语俗语也是找乐子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借那些底层市民的口表达出来的正是对人生痛苦的一种逃避与自我安慰，借找乐来忘却生活中的不如意。這也是刘云若的小说可以与普通市民拉近距离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民风民俗的展现
近代天津，凭借自身优越地理位置与水陆交通的便利，从一个小小的码头渔村发展成为依靠水运繁荣经济的新兴城市。这种发展方式不仅为城市带来经济利益，也随着漕运带来了帮会之风，慢慢演变成以义字当头的码头文化。这种文化施之于人，演变成了重情重义的民风。
在刘云若的小说中，这样重情重义的民风体现在方方面面。尤大娘对于秦虎士的帮助是出于报恩；好心人帮助璞玉是因为同情，妓女雪雁忠于爱情嫁给仆人之子；邵老台讲究道义，对容佩馨与心玉以命相护。值得注意的是，在刘云若塑造的这类重情义的市民中，人物多为生活贫苦的底层市民，社会身份多为妓女、小商贩、混混等。通过对这些城市中最普通的底层市民的描写来体现人性的光辉。在《小扬州志》中，作者通过秦虎士的经历和观察，对社会中的上层名士与底层普通平民的人性进行强烈对比。讽刺了那些伪名士的矫揉造作，通过虎士口中称赞尤大娘“心地比念书的还要好呢”，赞扬了底层市民的善良朴实。对这种民风的解读，刘云若表达了自己对于这些市民的认同和赞扬，同时包含了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热爱。正如研究者所言：“对一个时代，一个城市的读解离不开对其民风的读解。而对民风的读解，记录也恰极具代表性地表达了这个城市在特定时空下的生活概貌，且这种表现也必定渗透了作者对这个城市的感情。”[8]
除了民风，刘云若还将本地独特的民俗文化适时添加到小说中。一来，增添了小说的地域特色。二来，也为我们现在研究民国时期的天津民俗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小扬州志》中，刘云若对秦虎士和杜雪蓉的婚礼场面做了详细的介绍，这段文字的民俗文化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它的文学价值。“尤大娘暂趋岳母之尊，代行配房之事，上炕铺好枕袁，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备下的生栗、红枣、荔枝、魁元洒在被上。只见她跪在炕上抖抖被头，就高声唱道‘先拉褥子后拉被，一对新人在里睡。’又拿起栗子和枣儿向上一抛，唱道‘一把栗子一把枣，闺女儿子满炕跑。’再拍拍枕头唱道‘头儿朝外，子孙万代脚对墙儿，福寿绵长。’唱完才跳下地来，向虎士夫妇拉袖子福了福道‘大喜大喜，你们也该安歇了，我得回家去。’”[9]通过这段传图婚嫁礼仪的描写，从侧面反映出刘云若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对现代文化的一种有意回避。
四、“困”在城中的城市文化记录者
在刘云若的小说创作中，对于天津的书写几乎占据了全部。除了小说的空间语言等，就连小说的创作风格也带有明显的“津味”。一方面，由于天津是刘云若的家乡，对于这座城市的文化和生活自然十分熟悉；另一方面，刘云若曾任《北洋画报》《银线画报》等刊物的编辑工作，这些刊物都是娱乐性极强的报纸，通过趣味来吸引读者的眼球，因此就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期待。内容既要符合市民的审美需要，满足市民的猎奇心理，语言也要通俗易懂。
虽然这座城市为刘云若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他的发展。从18岁回到天津直至1947年逝世，刘云若从未离开过天津。这也使得刘云若对于除了天津之外的其他地域生活了解不多，致使他的小说创作来源过于单一，作品内容有时出现重复。即使偶尔写到别的城市生活，也不可能像描绘天津这样得心应手。他的天津故事的确讲的生动有趣，但一些非本地读者无法完全体会出那些地域文化的趣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阅读效果。除此之外，文化氛围的不足也限制了刘云若的小说很难走向全国。30、40年代的天津主要是依靠码头发展经济的商业城市，过重的商业氛围使得天津没能形成像上海、北京那样的文化中心，城市自身缺少文化氛围，使得生活在城市中的文人发展受到限制。对于这种影响，吴云心先生也深有体会：“天津这地方，不仅作者不景气，而且读者也缺乏足够的支持作者的力量。即使很有名的作家，也杀不进社会里来，就是社会言情小说家，武侠小说家，从文字质量上说是不低的，但是在声望上却不比张恨水、向恺然，原因恐怕就是在天津这块土壤上。”[10]因此，刘云若能在天津创作出数量如此之多且质量上乘的作品，对于通俗文学的发展与城市文化的展现，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参考文献：
[1]林希.津门旧事[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192.
[2]刘云若.旧巷斜阳[M].湖南：岳麓书社出版社，2014：2.
[3]趙园.北京：城与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47.
[4]熊月之.上海租界与文化融合[J].学术月刊，2002（5）：56-62.
[5]李永东.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16.
[6]流音.相声在天津受到特别欢迎，三六九画报，1943，21（5）.
[7]刘云若，我写小说，一四七画报，1946，8（5）.
[8]张元卿.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18.
[9]刘云若.小扬州志[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375-376.
[10]张春雨.论刘云若小说创作与天津地域文化的关系[J].名作欣赏2014（09）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