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季羡林先生曾经指出：“比较文学的研究属于文化交流的范畴”所以比较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诺贝尔文学奖提倡发展世界文学理想，作為2012年诺贝文文学奖获得者的莫言和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库切，都是擅长讲述民族故事的文学大师，通过民族故事的讲述将沉重的历史娓娓道来。本文将主要以莫言的《蛙》和库切的《福》为例，分析作品中对民族精神的救赎与反思，以及作者对于乌托邦社会的解构与重塑。
　　关键词：莫言《蛙》;库切《福》;乌托邦社会
　　莫言和库切都是独立于“西方经典化文学”之外的第三世界的文学作家，他们的作品都根植于苦难的民族文化之中，他们通过生态环境现状中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交流冲突，表现出理性地思考与建构。《蛙》和《福》两部作品都体现了对于民族发展的问题意识和批判观念，都将人性的高度建构在民族文化发展的高度之上，都体现出了对于民族乌托邦解构与重塑的理性思考和反思。所以，本文将主要从民族乌托邦的异化存在、民族乌托邦发展的双向价值以及民族灵魂的救赎三个方面来进一步探析莫言的《蛙》和库切的《福》在不同文化语境下对乌托邦社会解构与重塑的异同。
　　一、异化的存在：压抑与颠覆
　　《蛙》根植于中国现代农村的语境之中，对于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看得深入、透彻。作者笔下的中国当代农村中，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于人性的压抑来实现乌托邦社会维持与捆绑，这样一个异化的乌托邦社会实质是为了人类的更好发展而压抑甚至扼杀人性。而这种实质性的展现，也正是莫言是对于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生命史和思想史的深刻思考。小国寡民、愚昧自大、闭关锁国等等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顽疾，一直遮蔽在政治环境高度紧张的环境之下，所以形成了一种压抑人性的“理想乌托邦”存在。但是莫言以充满魔幻和奇思的笔触，巧妙的将这一历史现实，揭露在读者面前，以一种魔幻而锋利的思想武器，划破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外衣下的乌托邦假象。
　　西方话语体系下创作的《鲁宾逊漂流记》，建构起了一个他们理想下的乌托邦社会：对于殖民者的完全服从和依顺。但是，正是因为库切身份的多重性和角度的多元化，使得他成为一个“流散作家”，能够以一种更加独特、深刻的视角来分析后殖民时代下南非生存环境的现状。在《福》中，无论是为了追寻失踪女儿的苏珊，还是被割掉了舌头的星期五，都充斥着强烈的反抗意识和斗争意识。库切笔下的《福》对于殖民者建构的乌托邦社会产生了颠覆性的反抗：苏珊渴求强壮的力量，星期五对于命令的斗争不满以及最后浪漫化的海底“沉睡”，都使得旧体系下的乌托邦社会，面临着彻底的颠覆与瓦解。
　　《蛙》中对于乌托邦社会的解构是通过内部对压抑人性的救赎实现的，这种救赎是民族环境之内来进行的，具有时间跨度和历史影响的复杂性;而《福》中对于乌托邦社会的解构则是需要对殖民者外来文化的净化乃至颠覆来实现，是受国家力量影响和制约的，所以具有相当的解构艰巨性。但是，莫言和库切都通过对民族的故事讲述，来警醒和呼唤人们对于乌托邦社会的理性反思，具有深刻的现实批判性。
　　二、双向的价值：文明与荒野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文化语境的影响之下，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土地乡村有着强烈的迷恋与依附性。对于中国社会乌托邦社会理想的重新建构，就要在根本上超乎原来的文化环境和思想的束缚。作者笔下的乌托邦首先在外在样貌和存在形式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其背后折射的是淳厚朴素乡土文化向文明有序的城市文明的转化过程。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受到中国农民奴性、惯性心理的影响，固然存在很大的阻碍和苦难，但是这一过程却体现了一种建构乌托邦社会的理想和取向。而故事讲述的意义，就是重新唤起人们对于自由乌托邦的向往和追求。受制于《鲁宾逊漂流记》创作环境的特定性，使得库切难以像莫言一样将故事讲述的环境进行自由的切换和转变。同样的船、小岛、环境、人物处境，使得读者能够敏锐地发现《福》与《鲁滨逊漂流记》的内在联系性。库切笔下乌托邦社会的外在环境是从一种荒野转向另一种更加恶劣的荒野环境，其本质是没有发生改变的。
　　对于乌托邦的不同存在形态，以及各种形态之间的交融重叠，原因首先要从乌托邦的本质源头上探寻。“对现实的批判否定与对未来完美社会的渴望是乌托邦与生俱来的品格” ，正是因为乌托邦这种与生俱来的崇高品格，使得乌托邦社会的发展与实现存在长久的反复与曲折性，才会出现短暂的回溯与越进。但是也正是因为乌托邦社会对于文明与荒野价值取向的非对立性，才使得不同的社会发展存在相似性和关联性，也使得不同文化之间存在了交流共享的可能性。
　　三、灵魂的救赎：本我与归依
　　莫言的《蛙》对于生命与人性的思考，成为莫言笔下最为深刻的讨论，也是对于乌托邦社会重塑重要的影响因素。曾经双手沾满鲜血的姑姑希望用捏泥人的方式，来实现赎罪，完成对于生命的救赎。对于乌托邦社会的重塑，最重要的不是对于生命的接受或者压抑，而应该是他的“本我”属性。在故事的最后莫言怀着一种充满希望的态度，向乌托邦社会的发展投以最大的热忱和企望。
　　而在库切的作品《福》中，也鲜明的反映了这一观念的存在。苏珊和星期五的“沉睡”，与其说是一种现实环境的牺牲品，不如说是对于乌托邦社会的一种理性的“宗教式”归依。他们的并没有在男权社会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下，成为一种社会的牺牲品，而是在另一种乌托邦形态下的新发展，浪漫式处理的结尾，充满了作者对于理想乌托邦社会的追寻。作者将宗教的来世轮回观念与乌托邦社会相结合，让冷酷的死亡成为一种平静的“沉睡”，让沉重的牺牲成为自我灵魂的一种新的“归依”。
　　莫言和库切对于乌托邦社会的重塑，阐发了自己不同的思考：一个是依靠对于自由纯真“本我”的追寻;另一个是依靠对于“归依”轮回来实现发展。两者虽然对于乌托邦社会的重塑具有不同的路径和形式，依托于不同的文化底蕴之上，但是两位民族故事的讲述者，对于乌托邦社会重塑上，却呈现了本质的相似性——尊重人的价值。从中国的“惟人万物之灵”“以人为本”等观点，以及西方“文艺复兴”中提倡人的价值的发展中，都提现出了对于人本身的思考，以及对于人性的探索。莫言和库切的笔下都在将“计划生育”、“殖民主义”下的反乌托邦社会，逐步转变重塑，重新追寻建立在自由平等灵魂和本我基础之上的乌托邦社会。这一共同的价值内核，也体现了乌托邦社会重塑中突破民族、文化甚至时空影响的巨大影响力。
　　作者简介：
　　姓名：盖平运（1999-）;性别：男，民族：汉，籍贯：山东烟台人，学历：本科;研究方向：美学、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