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唐创立科举考试以来，读书做官就成了天下士子求取功名的一条正途。据统计，从隋唐到明清的一千三百年间，产生过百万名以上举人，十万名以上进士，七百多名文武状元。
　　“状元”一词，在唐代曾称为“状头”。因为参加礼部试的常科考生，考前必须到礼部报名投状，即填报履历。殿试录取后放榜，位居榜首者就是“状头”。直到明代初年，朝廷才明确规定“状元”为一甲头名进士的专称。
　　殿试是科考的最后冲刺，也是最荣耀的一场考试。由皇帝出题，阅卷大臣打分。获得前十名的考卷，呈送皇上御览，钦定后被赐予进士，但这还不是终审名单。按清朝规例，殿试之后，新科进士要身着公服，头戴三枝九叶冠，立于百官之后候旨。皇上驾临太和殿，宣读考取进士的名次，称作传胪或胪传，其实就是皇帝宣布登第进士名次的典礼。这种方式成于宋代，明清时最为隆重。如此隆重的典礼，传出的佳话很多，怪事也不少。比如，以相扑、抓阄决名次赢得状元者有之，因能吃馒头感动皇上而中状元者有之，以书法博得皇帝赏识被钦点为状元者有之，因颜值不高落第者有之。更为奇怪的是，还有些考生，仅仅因为名字好听与否，或是侥幸名列前茅，或是无缘金榜魁首。

　　清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殿试结果出来后，主考官将考卷进呈御览时，乾隆见名列第十的考生叫胡长龄，心头不禁一喜。乾隆当时年事已高，“长龄”二字颇合心意，口中念叨说“胡人乃长龄耶”，于是就把他钦点为状元。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咸丰即位这年举行恩科，屡试不中的会稽人孙山麓，“乃易名庆咸，以应其瑞”，结果在会试中拔得头筹。仆人不知其改名应试，看榜回来默默无语。失望之下，孙某质问仆人会元何人？仆人只好回答说，榜首那人也姓孙，名庆咸。孙某听后，忽然跳了起来，喜极语促，不觉脱口骂道：“忘八端，即我也。”
　　这两件事，徐珂在《清稗类钞》中，分别以“胡长龄以名得大魁”和“孙庆咸改名应试”为题予以收录。同样的记载还有光绪二十九年进士王寿彭，因名字可解读为“寿齐彭祖”，颇讨慈禧欢心，于是，叫响了金殿传胪第一声。
　　看过这些野史的人，可能会就此以为，名字能给人带来好运。可是，凡事都有反例。据明人王世贞《科试考》记载，明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廷试，赐邢宽、梁湮、孙曰恭进士及第。初拟孙曰恭为鼎甲第一，皇上见“曰恭”上下连写疑似“暴”字，就说，“孙暴不如邢宽”，遂拔邢宽为第一。另据明末清初学者查继佐《罪惟录》之《科举志》记载，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廷试，赐秦鸣雷、瞿果成、吴情进士及第。主考官拟报吴情为头名，皇上说，“无情岂宜第一”。因头天夜梦曾闻雷声，于是就拔鸣雷为首。坊间民谣说，“无情举子无情帝，鸣雷只好拣便宜。”
　　有人因名字受益，也有人因名字吃亏。类似故事在野史或坊间传闻中还有不少，这些记载难道都是真的吗？北京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樊本富撰文认为，这些故事或传闻基本上不符历史真相，只是人们的附会而已。清史专家阎崇年认为，王寿彭被看好，如果说是因为他写得一手好字，还有几分道理，靠名字取胜的说法没有根据。王寿彭本人听到这个传闻后，曾写下一首打油诗回应：有人说我是偶然，我说偶然亦甚难。世上纵有偶然事，岂能偶然再偶然。事实上，王寿彭不论在学业上还是事业上，都是颇有建树的。
　　名字能给人带来好运或歹运，这在测字先生那里说得有板有眼，现实生活中也确有这样的巧合。那么，历史上那些确有其人的状元或准状元，到后来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相似的奇闻，甚至堂而皇之地被录入杂俎之类的笔记体资料呢？若将这些记载罗列出来详加考察，你就会发现，传闻固然是因那些状元或准状元而引发的，但传闻的着眼点并非他们，而是极权在握的皇上。新科状元的钦点，是“天子重英豪”的体现，每每都要打上皇家意志的印记。笔记文的撰寫者，大多是科场失意者，对考生的命运倍加关注。所以要收录这些资料，很大程度上是对科场失意者的同情。在他们看来，考生的功名如果并非基于真才实学，而是才情以外的因素，那么，这样的科举就有失公允。可这样的话又不能直白，于是就以杂俎的形式戏说。在百姓看来，状元的诞生是件非常庄严的事，可到了金殿之上，考生的命运竟因名字的谐音发生了戏剧性逆转，变得滑稽起来。于是乎，类似的趣闻就不翼而飞，不胫而走。
　　选自《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