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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读罢此书，认为孙佩苍的故事“实在是民国的传奇，是画界的美谈，是一份迄今未明了的家族疑案，更是中国近代史屡见不鲜的糊涂账”。
画家陈丹青在中央美院学习期间，有段经历让他记忆深刻：1978年秋的一天，油画系的老师带全班同学去美院的陈列馆仓库观看三十余件欧洲19世纪的油画原作。彼时“文革”甫歇，能在学校亲见中国收藏的欧洲油画真迹，委实让学生们惊讶。老师告诉大家，这批画并非是老院长徐悲鸿留法期间所购，而是北洋时期一位驻法官员在巴黎自费买下收藏的。陈丹青由是记住此事，但当时并未起念询问那位藏家的名姓。
一晃32年过去，巧合发生在2010年冬天。画家杨飞云在中国油画院美术馆举办的“面对原典”画展，陈丹青被一幅徐悲鸿临摹伦勃朗的名篇《参孙和大莉拉》吸引，他问杨飞云如何得到这宝贝的，杨飞云便将站在画侧的孙元介绍给陈丹青说，此画是孙先生家慷慨出借。陈丹青向前握手，几句话后竟得知，孙元的祖父孙佩苍，正是陈丹青当年在美院库藏亲见的那三十余件油画真迹的收藏者——那位“北洋时期的驻法官员”。
原来这孙佩苍先生，被誉为“民国第一收藏家”，曾任东北大学教授、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国民参政会参议员。他旅欧期间收购了包括列宾、库尔贝、德拉克洛瓦作品在内的大师原典，徐悲鸿是其至交好友。1942年，孙佩苍在成都举办画展期间离奇猝死，其大量藏品也湮没不闻。而为了弄清祖父的故事，退休工程师孙元在61岁高龄的时候开启了寻找祖父踪迹的旅程。
今年4月，孙元历时7年写成的《寻找孙佩苍》一书出版。陈丹青读罢此书，认为孙佩苍的故事“实在是民国的传奇，是画界的美谈，是一份迄今未明了的家族疑案，更是中国近代史屡见不鲜的糊涂账”。
深埋的家史
孙元和他祖父孙佩苍的样子很像，这还是陈丹青看照片时发现的，浓眉、双眼皮、高鼻梁、厚嘴唇。如果不是这些年寻到的蛛丝马迹，孙元几乎对祖父无半点印象。
小的时候，孙元经常去奶奶家过节，对奶奶挂在房间里的两幅油画有极深的印象。一幅是法国画家塔鲁斯画的有着薄如蝉翼袖口的美貌贵妇，另一幅则是那幅看起来血腥恐怖的《参孙和大莉拉》。
对孙元来说，奶奶的房间总是有禁忌，例如他永远不能去触碰墙角用厚厚毯子盖住的几个大箱子。妈妈告诉他，这些都是爷爷在国外收藏的画，不能碰。
孙元上高中后，当了学校的团支部书记，有次想了解爷爷的情况，但父母告诉他，爷爷是一个教授，解放前就死了，和我们没任何关系，知道得越少越好。
孙佩苍家人“刻意抹去上一代”的行为可以理解。作为民国隔代晚辈中的一员，孙元已经习惯祖父角色的缺失，他隐隐感觉到祖父肯定有“历史问题”，这让他想知而不敢知，“把头埋入沙中的鸵鸟式行为却也给自己带来安宁”。而孙元父亲的所有履历中，也从来不写有关爷爷的一点信息。
“文革”期间，祖父的那些画给家人出了难题。考虑到那一大堆醒目的、屡次被造反派质疑的藏品会成为奶奶沉重的政治包袱，家人只好决定破“财”免灾，以捐献名义送给中央美术学院——所以陈丹青才能在美院陈列馆看到那些名典真迹。
然而这次捐献并不如意。由于当时孙佩苍家人并未作任何清点，就任由来人将画作及孙佩苍的笔记信札书籍等运走，导致后来他们看到美院单方面制作的清单后摇头不已，不少捐出的美术品都没有登记在清单中。
“文革”结束后，依据北京市委落实“文革”被抄物资归还的政策，孙元的父亲和两位叔叔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归还孙佩苍藏品的请求。可不想申诉后阻力重重，经数年周折，直到1986年，这批画才回到孙佩苍家人手中，孙元才终于能够见到祖父那些丰富而精美的收藏。
立志寻找
孙元告诉《方圆》记者，也许“寻根”的欲望他一直就有。他记得曾看过一部叫《根》的影片，讲一个当代的美国人为寻找自己的祖辈，到了贩卖黑奴的非洲大陆，当时他对那人寻根的勇气和决心很有感触，自己也多次在内心产生过寻根的念头。
然而真正让孙元立志寻找祖父的踪迹，并越来越投入，还是因为一本书的影响。
2006年，孙元的大姐孙葳到香港省亲，她们一起到徐伯阳（徐悲鸿和蒋碧微之子）家作客。回来后，孙葳给孙元带回一本《蒋碧微回忆录》，说书里有不少写爷爷的文字，是迄今能找到的唯一的记载。
蒋碧微那本书主要写的其实是她与徐悲鸿、张道藩之间的爱情故事，因为留法期间和孙佩苍相熟，也捎带写了一些与他有关的事情，这种不经意间的描写，反而更显真实。孙元一页一页地翻看，在字里行间扫描祖父的名字，找到了就细细地读。
蒋碧微的书用很大篇幅介绍了那幅《参孙和大莉拉》的由来：那是孙佩苍还在国内时，请托徐悲鸿到德国法兰克福博物馆临摹的。蒋碧微在书中回忆，他们在法兰克福的那段时间，天气一直不好，博物馆里光线不足，所以徐悲鸿临摹此画很是费事，前后足足花费了十多天，此事也足见孙徐二人友谊之深厚。
孙元在书中了解到，祖父、徐悲鸿、张道藩、邵洵美等人都是当时“天狗会”的成员。所谓“天狗会”，是20世纪二十年代一批趣味相投的中国留学生在法国成立的一个文学艺术爱好组织。这些人大半在巴黎近郊乡村租房，有的也租客栈，他们的“大本营”在卢森堡公园门前的一家咖啡馆内，几乎每天下午，他们都会去那里谈天说地。
孙元也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留学日本，他很羡慕祖父年轻时的生活和心态，“他们一门心思学习西方文化，特别单纯，有事业心。尽管囊中羞涩，却节衣缩食购买原典原画，看来祖父的收藏在那时已经开始”。有关爷爷那个时期收购画作的细节，孙元记得，奶奶不止一次发牢骚说他小气，为了省住旅店的房费，旅行时总是坐夜班车，一根香烟分三次吸，做饭只买最便宜的五花肉，“吃到后来一见五花肉就想吐”，爷爷用包装纸给奶奶写信，把钱都用在买画和去欧洲各国博物馆教堂看画上了。
后来蒋碧微与徐悲鸿婚姻出了问题，孙佩苍始终站在“劝和不劝离”的立场上，所以蒋碧微一直视孙佩苍为极好的朋友，当她得知孙佩苍去世消息后，十分伤感地写道：“这时正值重庆雾季，整日灰蒙蒙的一片，气压非常的低沉。忽然成都方面传来了老朋友孙佩苍逝世的消息，使我们忍不住默然泪下。孙字雨珊，为人足智多谋，是我们‘天狗会’的军师，他一生俭约，省下钱来专门收购艺术作品，所以他的收藏极为精美丰富。如今异地身亡，他的家属还在险区，这样的结局，实在太凄惨了……” 蒋碧微对祖父的记录到此为止。然而孙元的思维、情愫、疑惑和哀伤却苏醒过来。孙元想，蒋碧微为何说“这样的结局，实在太凄惨”？“灰蒙蒙的一片，气压非常的低沉”，这些字句难道只是描绘天气？莫非有什么不便道出的隐情……
那时起，对孙元而言，祖父的名字再不是“孙佩苍”这简单的三个字，而是他体内沸腾的源自祖父的血液。他想知道祖父的生活、事业、理想、遗憾、死亡的真相及那些在成都丢失的收藏，他想弄清楚除了留学祖父还做过什么？在浩瀚的民国史中，祖父扮演的角色是善是恶、是忠是奸？
历史没有如果
孙佩苍的名字，几乎是被他的后辈生生抹掉的，关系者们小心翼翼地与他保持距离并尽量将其忘却，后来人则全然不知史上有过此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孙佩苍在四川的墓园，也已被夷为平地。
孙元找寻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寻人之旅上，他都是随身携带着硝酸甘油，来缓解他心脏的不适。
陈丹青说：“疑点、盲点，凭孙元先生一己之力而能水落石出，意恐渺茫。说句残忍的话：相较六十年来无可计数的冤案，南北各省更其曲折惨淡，以至渺无人知的例，委实太多太多。”
“历史无情，人于是变得无情，无知于历史，则人也无知。”陈丹青回忆，当年他以外人身份看那批真迹时，只是听到“军阀时代出洋官员所购”一句，就不再追诘，现在想来，这对于孙家的后代而言，是多么无情的事，寻找孙佩苍的意义在于这“非仅是讨还血肉至亲的家族史，也是为捡回起码的真相与自尊”。
2012年之前，孙元寻找祖父的成果还是零星支离。他去祖父曾经任教的东北大学，找到了祖父的出生年月（1889年或1890年），以及一张他的照片。后来在作家章诒和所著《伶人往事》里，他又发现了1932年与赴欧考察的程砚秋在法国里昂大学合影的祖父身影，原来孙佩苍于1930年12月至1933年11月期间曾在法国里昂大学担任学校校长。
然而，在故纸堆里翻找尚存的记录、听兄弟姐妹核对有心无意留存的记忆，或者道听途说搜寻走访，搜寻都无太大进展。孙元凭着一纸身份证明，罕有单位部门愿意接待，民国时期的文件无法目睹，有时好运气查询到些许蛛丝马迹，但线索细如游丝，没法往下深寻。孙元回忆，那段时期，有关祖父的那点可怜记录，“总觉将自己带入一片人际稀罕之地”。
国学家牛陇菲曾在与陈丹青的书信中谈及中国在历史的记载、史料的保存和运用方面的问题，他说：“1949年以来，私有财产一直不得保护，公私档案要么篡改，要么损毁殆尽，历史成了残篇断环，几乎无可补缀……到了现在，则只有谎言和遗忘，只有匆忙与速朽，当代中国人，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仅仅苟活在现在。”孙元对此深有感触。
“大海捞针”了几年之后，2010年，在“面对原典”大展上与杨飞云、陈丹青等人交流后，孙元坚定了去台湾找寻的决心。
2012年，孙元以自由行方式赴台，查找祖父的历史记录。台湾“国史馆”里“简单得惊人”的记录，让孙元感觉有“刻意淡化”孙佩苍之嫌。孙佩苍连任辽宁两届参政员，然而档案中却没有祖父因死亡而被免除官职的公告和记录。在“国立中央图书馆”，孙元为祖父死前正办画展找到了依据。在台湾南投“国史馆”文献馆，孙元找到1942年的《中央日报》刊登祖父因胃病逝世的消息，然而这与同年《时报》上刊登的祖父被暗杀的消息不符。况且，这之间竟无画展闭幕的报道。孙元越来越觉得，祖父的离世，政治暗杀的可能性似乎更大。而他的那批精心收藏的美术品的蹊跷遗失，也构成掩埋祖父历史的理由和原因。
祖父为何后来从政，何时加入国民党，孙元不得而知。然而孙元通过阅读若干国民参政会文献，确定了祖父的政治立场。祖父曾推动东北回归民国、积极推动统战抗日，而且曾潜伏到天津，几乎丧命。后来奶奶曾多次听到说法，说他后来倾向共产党，遭恨了，才被害死的。
如果祖父没有从政，而是全身心投入艺术，他和他的儿女乃至下一代可能是另一种活法。孙元有时会这样想，但是历史没有如果，孙元明白：不要说历史应该怎样，而是要明白为何如此。
寻找更多的“孙佩苍”
以前，在孙元对离世父母等长辈的思念里，几乎不包括祖父，因为与他时空相隔，没有他的一片纸、一个字，更没有他的音容形象。所以当时写书时，先是有一股气，“觉得历史有点不公平，人死了，画丢了，历史上连一个字都没有，我就想把这事挖掘出来”，可是写着写着，“这个气就变成了一种情。”孙元告诉记者，“那是寻找的过程培育了我对他的感情。”
夜深人静之时，孙元想起祖父的过往，“可听见自己脑血管和心脏同步的砰砰跳动”，闭上眼，“父辈三人形态各异的字体不时掠过”。他虽无法细分祖父购买画作、参政议政的那些历史镜头，但想到祖父为收藏倾囊而出，死时竟未给自己留下棺材钱，而他的那些漂洋过海历尽艰辛被带回的心爱之物，却遭受一次又一次的褫夺，导致后来连自己的名誉、名分都被剥夺——每每想起这些，孙元数次流泪。
然而遗憾的是，直到现在，孙元都没能写出祖父完整的履历，更不要说年谱。书的出版，也仅仅是用他能够找寻到不完整的历史片段再现祖父的生平，并对祖父的死亡、藏品遗失和被历史湮没提出质疑。
孙元总结，寻找中，恰逢四川、辽宁两省图书馆等处迁新址，许多档案已经打包无法阅览，身为一介平民，没有关系、背景，国内很多重要的档案部门他还无资格进入，而台湾之行又深感盲区甚多。
可无论如何，他的书写为当代所有人打开了回归的视野。
有上海的读者在书评中写到，要寻找更多的“孙佩苍”。“孙佩苍只是民国官职年表21458人中的一个，是很小的一段历史，但正是他们每个人的历史之综合，才会有令人激动的民国史”。
就像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的那样：“死亡的历史会复活，过去的历史会变成现在，这都是由于生命的发展要求它们的缘故。”
而中戏图书馆沈明先生的反馈对孙元而言“简直宝贵至极”。看完孙元的书后，沈明发给孙元一封郑重的邮件，孙元看到，邮件内三页文件纸上，满满地全是他对此书的勘误、纠正和质疑。例如：“你说你奶奶认识吴作人，而我看吴作人年谱应该是在1930年以后。你书里写1920年你祖父去法国留学，这不对，因为11月7日他从上海港坐船到马赛港需要两个月时间，所以你祖父到达法国应该是1921年。”
“好一个沈先生，把我祖父留下的年头整整砍下一年！” 很多与祖父有关的有价值的信息仍在汇集。所以，孙元告诉记者，他的寻找之旅还会继续，“我希望得到更多的反馈，我也不会拒绝任何的信息。就算有人拿出一个信息说我祖父是个汉奸，我也会好好研究。因为我始终认为，真相几乎是道德的全部”。
画家陈丹青在中央美院学习期间，有段经历让他记忆深刻：1978年秋的一天，油画系的老师带全班同学去美院的陈列馆仓库观看三十余件欧洲19世纪的油画原作。彼时“文革”甫歇，能在学校亲见中国收藏的欧洲油画真迹，委实让学生们惊讶。老师告诉大家，这批画并非是老院长徐悲鸿留法期间所购，而是北洋时期一位驻法官员在巴黎自费买下收藏的。陈丹青由是记住此事，但当时并未起念询问那位藏家的名姓。
一晃32年过去，巧合发生在2010年冬天。画家杨飞云在中国油画院美术馆举办的“面对原典”画展，陈丹青被一幅徐悲鸿临摹伦勃朗的名篇《参孙和大莉拉》吸引，他问杨飞云如何得到这宝贝的，杨飞云便将站在画侧的孙元介绍给陈丹青说，此画是孙先生家慷慨出借。陈丹青向前握手，几句话后竟得知，孙元的祖父孙佩苍，正是陈丹青当年在美院库藏亲见的那三十余件油画真迹的收藏者——那位“北洋时期的驻法官员”。
原来这孙佩苍先生，被誉为“民国第一收藏家”，曾任东北大学教授、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国民参政会参议员。他旅欧期间收购了包括列宾、库尔贝、德拉克洛瓦作品在内的大师原典，徐悲鸿是其至交好友。1942年，孙佩苍在成都举办画展期间离奇猝死，其大量藏品也湮没不闻。而为了弄清祖父的故事，退休工程师孙元在61岁高龄的时候开启了寻找祖父踪迹的旅程。
今年4月，孙元历时7年写成的《寻找孙佩苍》一书出版。陈丹青读罢此书，认为孙佩苍的故事“实在是民国的传奇，是画界的美谈，是一份迄今未明了的家族疑案，更是中国近代史屡见不鲜的糊涂账”。
深埋的家史
孙元和他祖父孙佩苍的样子很像，这还是陈丹青看照片时发现的，浓眉、双眼皮、高鼻梁、厚嘴唇。如果不是这些年寻到的蛛丝马迹，孙元几乎对祖父无半点印象。
小的时候，孙元经常去奶奶家过节，对奶奶挂在房间里的两幅油画有极深的印象。一幅是法国画家塔鲁斯画的有着薄如蝉翼袖口的美貌贵妇，另一幅则是那幅看起来血腥恐怖的《参孙和大莉拉》。
对孙元来说，奶奶的房间总是有禁忌，例如他永远不能去触碰墙角用厚厚毯子盖住的几个大箱子。妈妈告诉他，这些都是爷爷在国外收藏的画，不能碰。
孙元上高中后，当了学校的团支部书记，有次想了解爷爷的情况，但父母告诉他，爷爷是一个教授，解放前就死了，和我们没任何关系，知道得越少越好。
孙佩苍家人“刻意抹去上一代”的行为可以理解。作为民国隔代晚辈中的一员，孙元已经习惯祖父角色的缺失，他隐隐感觉到祖父肯定有“历史问题”，这让他想知而不敢知，“把头埋入沙中的鸵鸟式行为却也给自己带来安宁”。而孙元父亲的所有履历中，也从来不写有关爷爷的一点信息。
“文革”期间，祖父的那些画给家人出了难题。考虑到那一大堆醒目的、屡次被造反派质疑的藏品会成为奶奶沉重的政治包袱，家人只好决定破“财”免灾，以捐献名义送给中央美术学院——所以陈丹青才能在美院陈列馆看到那些名典真迹。
然而这次捐献并不如意。由于当时孙佩苍家人并未作任何清点，就任由来人将画作及孙佩苍的笔记信札书籍等运走，导致后来他们看到美院单方面制作的清单后摇头不已，不少捐出的美术品都没有登记在清单中。
“文革”结束后，依据北京市委落实“文革”被抄物资归还的政策，孙元的父亲和两位叔叔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归还孙佩苍藏品的请求。可不想申诉后阻力重重，经数年周折，直到1986年，这批画才回到孙佩苍家人手中，孙元才终于能够见到祖父那些丰富而精美的收藏。
立志寻找
孙元告诉《方圆》记者，也许“寻根”的欲望他一直就有。他记得曾看过一部叫《根》的影片，讲一个当代的美国人为寻找自己的祖辈，到了贩卖黑奴的非洲大陆，当时他对那人寻根的勇气和决心很有感触，自己也多次在内心产生过寻根的念头。
然而真正让孙元立志寻找祖父的踪迹，并越来越投入，还是因为一本书的影响。
2006年，孙元的大姐孙葳到香港省亲，她们一起到徐伯阳（徐悲鸿和蒋碧微之子）家作客。回来后，孙葳给孙元带回一本《蒋碧微回忆录》，说书里有不少写爷爷的文字，是迄今能找到的唯一的记载。
蒋碧微那本书主要写的其实是她与徐悲鸿、张道藩之间的爱情故事，因为留法期间和孙佩苍相熟，也捎带写了一些与他有关的事情，这种不经意间的描写，反而更显真实。孙元一页一页地翻看，在字里行间扫描祖父的名字，找到了就细细地读。
蒋碧微的书用很大篇幅介绍了那幅《参孙和大莉拉》的由来：那是孙佩苍还在国内时，请托徐悲鸿到德国法兰克福博物馆临摹的。蒋碧微在书中回忆，他们在法兰克福的那段时间，天气一直不好，博物馆里光线不足，所以徐悲鸿临摹此画很是费事，前后足足花费了十多天，此事也足见孙徐二人友谊之深厚。
孙元在书中了解到，祖父、徐悲鸿、张道藩、邵洵美等人都是当时“天狗会”的成员。所谓“天狗会”，是20世纪二十年代一批趣味相投的中国留学生在法国成立的一个文学艺术爱好组织。这些人大半在巴黎近郊乡村租房，有的也租客栈，他们的“大本营”在卢森堡公园门前的一家咖啡馆内，几乎每天下午，他们都会去那里谈天说地。
孙元也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留学日本，他很羡慕祖父年轻时的生活和心态，“他们一门心思学习西方文化，特别单纯，有事业心。尽管囊中羞涩，却节衣缩食购买原典原画，看来祖父的收藏在那时已经开始”。有关爷爷那个时期收购画作的细节，孙元记得，奶奶不止一次发牢骚说他小气，为了省住旅店的房费，旅行时总是坐夜班车，一根香烟分三次吸，做饭只买最便宜的五花肉，“吃到后来一见五花肉就想吐”，爷爷用包装纸给奶奶写信，把钱都用在买画和去欧洲各国博物馆教堂看画上了。
后来蒋碧微与徐悲鸿婚姻出了问题，孙佩苍始终站在“劝和不劝离”的立场上，所以蒋碧微一直视孙佩苍为极好的朋友，当她得知孙佩苍去世消息后，十分伤感地写道：“这时正值重庆雾季，整日灰蒙蒙的一片，气压非常的低沉。忽然成都方面传来了老朋友孙佩苍逝世的消息，使我们忍不住默然泪下。孙字雨珊，为人足智多谋，是我们‘天狗会’的军师，他一生俭约，省下钱来专门收购艺术作品，所以他的收藏极为精美丰富。如今异地身亡，他的家属还在险区，这样的结局，实在太凄惨了……” 蒋碧微对祖父的记录到此为止。然而孙元的思维、情愫、疑惑和哀伤却苏醒过来。孙元想，蒋碧微为何说“这样的结局，实在太凄惨”？“灰蒙蒙的一片，气压非常的低沉”，这些字句难道只是描绘天气？莫非有什么不便道出的隐情……
那时起，对孙元而言，祖父的名字再不是“孙佩苍”这简单的三个字，而是他体内沸腾的源自祖父的血液。他想知道祖父的生活、事业、理想、遗憾、死亡的真相及那些在成都丢失的收藏，他想弄清楚除了留学祖父还做过什么？在浩瀚的民国史中，祖父扮演的角色是善是恶、是忠是奸？
历史没有如果
孙佩苍的名字，几乎是被他的后辈生生抹掉的，关系者们小心翼翼地与他保持距离并尽量将其忘却，后来人则全然不知史上有过此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孙佩苍在四川的墓园，也已被夷为平地。
孙元找寻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寻人之旅上，他都是随身携带着硝酸甘油，来缓解他心脏的不适。
陈丹青说：“疑点、盲点，凭孙元先生一己之力而能水落石出，意恐渺茫。说句残忍的话：相较六十年来无可计数的冤案，南北各省更其曲折惨淡，以至渺无人知的例，委实太多太多。”
“历史无情，人于是变得无情，无知于历史，则人也无知。”陈丹青回忆，当年他以外人身份看那批真迹时，只是听到“军阀时代出洋官员所购”一句，就不再追诘，现在想来，这对于孙家的后代而言，是多么无情的事，寻找孙佩苍的意义在于这“非仅是讨还血肉至亲的家族史，也是为捡回起码的真相与自尊”。
2012年之前，孙元寻找祖父的成果还是零星支离。他去祖父曾经任教的东北大学，找到了祖父的出生年月（1889年或1890年），以及一张他的照片。后来在作家章诒和所著《伶人往事》里，他又发现了1932年与赴欧考察的程砚秋在法国里昂大学合影的祖父身影，原来孙佩苍于1930年12月至1933年11月期间曾在法国里昂大学担任学校校长。
然而，在故纸堆里翻找尚存的记录、听兄弟姐妹核对有心无意留存的记忆，或者道听途说搜寻走访，搜寻都无太大进展。孙元凭着一纸身份证明，罕有单位部门愿意接待，民国时期的文件无法目睹，有时好运气查询到些许蛛丝马迹，但线索细如游丝，没法往下深寻。孙元回忆，那段时期，有关祖父的那点可怜记录，“总觉将自己带入一片人际稀罕之地”。
国学家牛陇菲曾在与陈丹青的书信中谈及中国在历史的记载、史料的保存和运用方面的问题，他说：“1949年以来，私有财产一直不得保护，公私档案要么篡改，要么损毁殆尽，历史成了残篇断环，几乎无可补缀……到了现在，则只有谎言和遗忘，只有匆忙与速朽，当代中国人，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仅仅苟活在现在。”孙元对此深有感触。
“大海捞针”了几年之后，2010年，在“面对原典”大展上与杨飞云、陈丹青等人交流后，孙元坚定了去台湾找寻的决心。
2012年，孙元以自由行方式赴台，查找祖父的历史记录。台湾“国史馆”里“简单得惊人”的记录，让孙元感觉有“刻意淡化”孙佩苍之嫌。孙佩苍连任辽宁两届参政员，然而档案中却没有祖父因死亡而被免除官职的公告和记录。在“国立中央图书馆”，孙元为祖父死前正办画展找到了依据。在台湾南投“国史馆”文献馆，孙元找到1942年的《中央日报》刊登祖父因胃病逝世的消息，然而这与同年《时报》上刊登的祖父被暗杀的消息不符。况且，这之间竟无画展闭幕的报道。孙元越来越觉得，祖父的离世，政治暗杀的可能性似乎更大。而他的那批精心收藏的美术品的蹊跷遗失，也构成掩埋祖父历史的理由和原因。
祖父为何后来从政，何时加入国民党，孙元不得而知。然而孙元通过阅读若干国民参政会文献，确定了祖父的政治立场。祖父曾推动东北回归民国、积极推动统战抗日，而且曾潜伏到天津，几乎丧命。后来奶奶曾多次听到说法，说他后来倾向共产党，遭恨了，才被害死的。
如果祖父没有从政，而是全身心投入艺术，他和他的儿女乃至下一代可能是另一种活法。孙元有时会这样想，但是历史没有如果，孙元明白：不要说历史应该怎样，而是要明白为何如此。
寻找更多的“孙佩苍”
以前，在孙元对离世父母等长辈的思念里，几乎不包括祖父，因为与他时空相隔，没有他的一片纸、一个字，更没有他的音容形象。所以当时写书时，先是有一股气，“觉得历史有点不公平，人死了，画丢了，历史上连一个字都没有，我就想把这事挖掘出来”，可是写着写着，“这个气就变成了一种情。”孙元告诉记者，“那是寻找的过程培育了我对他的感情。”
夜深人静之时，孙元想起祖父的过往，“可听见自己脑血管和心脏同步的砰砰跳动”，闭上眼，“父辈三人形态各异的字体不时掠过”。他虽无法细分祖父购买画作、参政议政的那些历史镜头，但想到祖父为收藏倾囊而出，死时竟未给自己留下棺材钱，而他的那些漂洋过海历尽艰辛被带回的心爱之物，却遭受一次又一次的褫夺，导致后来连自己的名誉、名分都被剥夺——每每想起这些，孙元数次流泪。
然而遗憾的是，直到现在，孙元都没能写出祖父完整的履历，更不要说年谱。书的出版，也仅仅是用他能够找寻到不完整的历史片段再现祖父的生平，并对祖父的死亡、藏品遗失和被历史湮没提出质疑。
孙元总结，寻找中，恰逢四川、辽宁两省图书馆等处迁新址，许多档案已经打包无法阅览，身为一介平民，没有关系、背景，国内很多重要的档案部门他还无资格进入，而台湾之行又深感盲区甚多。
可无论如何，他的书写为当代所有人打开了回归的视野。
有上海的读者在书评中写到，要寻找更多的“孙佩苍”。“孙佩苍只是民国官职年表21458人中的一个，是很小的一段历史，但正是他们每个人的历史之综合，才会有令人激动的民国史”。
就像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的那样：“死亡的历史会复活，过去的历史会变成现在，这都是由于生命的发展要求它们的缘故。”
而中戏图书馆沈明先生的反馈对孙元而言“简直宝贵至极”。看完孙元的书后，沈明发给孙元一封郑重的邮件，孙元看到，邮件内三页文件纸上，满满地全是他对此书的勘误、纠正和质疑。例如：“你说你奶奶认识吴作人，而我看吴作人年谱应该是在1930年以后。你书里写1920年你祖父去法国留学，这不对，因为11月7日他从上海港坐船到马赛港需要两个月时间，所以你祖父到达法国应该是1921年。”
“好一个沈先生，把我祖父留下的年头整整砍下一年！” 很多与祖父有关的有价值的信息仍在汇集。所以，孙元告诉记者，他的寻找之旅还会继续，“我希望得到更多的反馈，我也不会拒绝任何的信息。就算有人拿出一个信息说我祖父是个汉奸，我也会好好研究。因为我始终认为，真相几乎是道德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