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古文化在我国上古史研究中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它与我国其它地方文化一样是泱泱的中华文明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考古文化而言，巴蜀文化的器物已有大量出土，玉石器、陶器、青铜器等等实物资料的涌现、各种遗址的发现对巴蜀文化的解读提供了条件。
　　巴文化和蜀文化有着不同的族源，蜀文化来自于四川西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系统，而巴文化则发源于今湖北西北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两种文化本有差异。它们先后进入四川盆地后，在盆地内的势力互有消长；蜀人更早地来到四川盆地生存繁衍。目前考古发现已证实了蜀国的中心位置所在，三星堆、金沙、十二桥等遗址的发现理清了古蜀国的发展脉络。考古发现显示，早期蜀文化曾经沿江而下，强烈地影响早期巴文化；在湖北境内的早期巴文化遗址中曾发现有类似小平底罐等早期蜀文化器物的组合。巴文化和蜀文化在四川盆地的共处应是在东周以后。在东周以前，川东实际是处在蜀国的统治内。东周以后，由于被楚逼迫，巴人不得不逐渐向西迁徙到四川盆地东部的丘陵地区。在巴文化晚期，巴的开明氏打败了蜀，成为蜀的实际统治者，原属蜀国统治的部族即归于巴人的统治下。应该说巴、蜀文化在四川盆地的发展中应是互为影响，交叉而行的。巴、蜀文化各自的来源不同，文化内涵不同。它们先后进入四川盆地，盆地内的自然条件又对其发展轨迹产生影响。
　　首先，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巴、蜀文化居民赖以生存的经济方式不同。
　　巴蜀文化所处的地理位置是独特的。巴蜀文化主要分布的四川盆地，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只有300—700米左右，气候温暖湿润，冬无严寒，夏季炎热，无霜期长。盆地四周多山，有大凉山、邛崃山、大巴山、秦岭等山脉。盆地内土质肥沃，水源丰富，长江水系贯穿盆地。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小环境既与北方黄土高原截然不同，又与东南广袤的平原水乡不一样；但就是这样一个较为独立封闭的盆地，其东、西部的自然条件也有显著的差异。
　　《华阳国志·蜀志》中称蜀：“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蟠。地称天府。”天府主要是指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它北起德阳市境内的黄许镇，南至岷江中游的青神峡，东至龙泉山，西邻邛崃山，是由岷江和沱江冲积而成，面积约六千平方公里。根据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的竹子碳化物和成都指挥街遗址的孢粉鉴定表明，当时成都平原的植被面貌是以阔叶树为主的阔叶林，相对应的是温暖湿润的气候；再加上水资源丰富，土壤为黑土，土质疏松，易于耕作，为蜀人的农耕生活奠定了基础。
　　而巴地多为丘陵山区，长江流经此地又形成许多高山峡谷，激流其间。白居易诗中曾叹“山上巴子城，山下巴江水”。这里峡土瘠薄，不似川西平原的千里沃野。同一盆地内自然环境却迥然不同，生存方式必然不同。
　　川西平原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为早蜀文化发展农耕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础。从目前考古发掘成果看，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十二桥遗址、指挥街遗址、方池街遗址出土的石质农业工具达数百件，大多为中小型磨光石斧和锛。这些工具刃部锋利，并有使用过的痕迹。石斧形状多为弧顶、平顶和窄圆顶，呈长条形或梯形。从其形状及使用痕迹观察，非常适于挖土，开荒种植，如刃部宽度大于顶部，便于手握及装柄；器物纵剖面上厚下薄，双面刃、刃部锋利，便于插入土中挖掘。另外，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坑中还发现有玉锄、玉斧等器物，制作非常精美。它们应该不是实用器，而是祭祀用具。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三星堆古城，其体形、断面和地层已证明，这是经人工修整夯筑的城墙，城墙两侧居住遗址都很密集。赵殿增先生认为，该城墙虽然不太完整，城墙也未闭合，建筑方法比较原始，但可能同时具有防洪等多种功能。①这说明当时农耕的发展，不仅有多种耕作工具，而且还具有初步的防洪和灌溉技术。传说中的鱼凫“田于湔山”、杜宇“教民务农”并非空穴来风。《华阳国志·蜀志》说此地：“其山林泽渔，园囿瓜果，百谷蕃庑，四节代熟，桑、漆、麻、苎靡不有焉。”汉扬雄《十二州箴·益州箴》则记川西：“有筻有稻，自享徂畛，民攸温饱”。至汉代，川西农业的发达已闻名天下；而这不是一朝一夕能成就的，必经历代的不断探索发展。
　　与川西平原早蜀文化的农耕经济生产方式比较，川东丘陵山地傍依我国最长的河流长江及其支流，其贫瘠的土地无法与川西平原相提并论；然而丰富的水源和山林则为渔猎经济生产方式提供了基础。这在考古文化中有反映。四川盆地东部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遗存主要为大溪文化，出土了大量的鱼骨渣和渔猎工具，显示出此地的原始部族以渔猎为主的特点。巴族是从鄂西的清江流域发展起来的。从巴族早期传说来看，巴人是一个靠近江河，熟悉水性的民族。《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有廪君乘土船；而川东地区发现的大量的船棺应该就是当时人们实用的独木舟。生前乘舟，死后即为棺，由此可以窥知船在巴族居民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上引《后汉书》还记载神女对廪君说：“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到巴蜀文化晚期，巴已进入了四川盆地。重庆巴县冬笋坝船棺葬中即出土有巴文化的器物如剑、戟、戈、矛、镞等，既可作兵器，又可作狩猎工具；同时还出土有铜釜等炊器，釜中泥土里有猪的下颚骨及牙齿、兽（獐）的上颚骨及牙齿，还有鱼骨、果核等。②可见渔猎在巴人生活中仍占据重要地位。巴人后来逐渐发展了一些农业，大概也是因为受了蜀人的影响，《华阳国志·蜀志》云：“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足证巴人从事农耕在蜀人之后。然而巴地受地形条件限制，其农业生产发展水平远不如川西地区。《华阳国志·巴志》云：“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黍、稷都是适应性很强的农作物，对水分、温度、土壤的要求低，适宜在川东贫瘠的土地上种植。唐人王洙注杜甫诗中畲田时云“峡土瘠确，居人烧地而耕，谓之畲田”。可见至唐时依然如此。实际上，在巴人进入川东以前，处于蜀国势力范围内的居住在四川盆地东部的各部族是以渔猎生活为主的。到了东周以后，即巴人进入四川盆地后，四川盆地东部的这种以渔猎经济为主的状况也不见有大的改变。
　　笔者在此想强调的是巴、蜀文化的差异虽历来就有，但因自然环境因素的不同，这种差异在各自的发展中似乎还有放大的地方。比如从考古文化上看，早蜀文化中，如三星堆一期以及早期巴文化的经济生活方式应都处于渔猎或狩猎经济阶段；而后来蜀人借助先天优越的自然条件更容易地先发展成为农耕经济。至于巴人因囿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以渔猎经济为主的时间可能就长得多。
　　其次，不同的自然生存环境是形成巴、蜀文化气质不同的原因之一。
　　巴人的生存环境相比蜀人要恶劣得多，为了求得生存繁衍，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养成了顽强、劲勇、率直的天性；而川西平原的千里沃野为蜀地的居民提供了相对便利和舒适的生存条件，经济文化相对较发达。在此环境中蜀人的性情可能是性慢、聪睿而善辩。
　　《华阳国志·巴志》上说巴族“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而其失在于重迟鲁钝，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蜀志》则云蜀人“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巴人好战善斗，蜀人工于心计。这些都应该算是巴、蜀两族在气质上的极大不同。文化气质的表现虽有许多方面，但在音乐、舞蹈上应该说最为突出。远古时期的人们多借音乐舞蹈来抒发情志。巴、蜀虽有很多相同的乐器，如錞于、钲、钟等在两地均有出土，鼓、笛、埙、笙等在史籍中也有记载，然而乐器相类，表现出的艺术效果却不大相同，表达出的心情和内涵也不同。总的来看，蜀地音多幽怨缠绵，表达相思怀恋之意，如《华阳国志·蜀志》记蜀王作“东平”之歌以乐武都女；还记载该女死后，“王悲悼，作《臾邪歌》、《龙归之曲》”，大约也是一些伤怀之曲。此外，蜀地音乐舞蹈中宴乐音乐应该不少，在成都百花潭战国墓中出土的嵌错铜壶上有精美的“宴乐”图，表现的是钟磬悬鸣，笙箫齐奏的场景。此种宴乐的氛围，应该是安乐祥和的。相比之下，巴渝战舞的强烈雄浑却要有名气得多。《华阳国志·巴志》云：“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帅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一种歌舞居然出现在武王伐纣这样一场改朝换代的大战中，可见此舞的刚烈、勇猛，所具有的无比威慑力。同书又云：“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帝（汉高祖）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汉书·礼乐志》中说汉宫廷乐官属有巴俞鼓员。巴渝舞这样一种刚烈劲勇的舞蹈也必须要天性劲勇之人才能跳之舞之。它也因其举世无双的威慑力而闻名天下。巴前有此舞，后有忠烈的巴国将军蔓子。巴、蜀两地人文特征的不同由此早可窥其端倪。
　　另外，从更高的一种精神文化层次——宗教信仰上，笔者认为，巴、蜀文化的信仰在表面上似乎都属于原始宗教，它们崇拜的对象无非是日月山川、鸟虫鱼蛇等自然物，但是由于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不同，两者在内涵上仍有较大不同。三星堆等早期蜀文化反映出蜀人在很早就有发达的宗教信仰，其神秘程度令人猜疑不休；所出土的高大的青铜人物立像、青铜神树、象牙等等，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当时宗教仪式的虔诚、神秘。蜀人的宗教祭祀很可能已经与“君权神授”这种观念联系上了。巴人在宗教方面虽也有占卜等宗教活动，但从现有的出土文物来看其规模、发达程度显然不能与蜀族同日而语；而宗教的发展又与经济、文化密切相关。
　　总之，巴、蜀文化各有不同的族源，不同的发展历程，它们在四川盆地这块土地上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四川盆地东、西部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又对这种发展有着相当的制约和影响，这首先表现在对经济生产方式产生影响，而经济反作用于文化，文化又作用于人的精神和气质。自然环境因素不仅对巴、蜀文化的影响如此，对其它文化的影响也大多如此。
　　
　　注释：
　　①赵殿增：《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
　　②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0年出版。
　　
　　作者单位：四川省博物馆（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