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立法的科学与民主
5年里，“法治浙江”的提出与推进，地方立法对峙丰田霸权、外来务工人员居住证落地、人大监督守卫生命之源、杭州民主促民生、温岭民主恳谈、乐清“人民听证”……一个个强有力的音符，奏响了浙江民主法治建设的和谐旋律。
2010年“浙江工商单挑丰田”，被社会公认为是我国消费维权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浙江的一部地方性法规——《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出台的直接成果即是：丰田“不赔钱”，在浙江“已无路”。
“浙江的地方性立法颇有前瞻性，对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有明确的预期和详尽的规范与指引”，长期关注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的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李友根教授指出。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法治，是社会和谐的基石、社会稳定的保证。5年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努力把地方党委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上升为法规，为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法制保障。据统计，“十一五”期间，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共制定地方性法规52件，修改和废止50件。
立法不仅要注重内容，更要注重质量。不少学者指出，公众参与可以避免由于“关门立法”可能产生的恣意专横和立法偏私现象，降低立法和执法成本。5年里，浙江省人大在开门立法、民主立法道路上积极探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2009年6月，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首次将网民建议直接转化为地方性法规，在浙江立法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笔。据了解，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通过浙江在线等媒体就上述条例草案进行了两个多月的网络听民意活动。其中，网民提出的“禁止办证搭车收费”、“与户籍挂钩”、“享受待遇”这3个方面的建议，被以不同的方式写入条例之中。
“地方立法听取网络民意，并将网民建议写入法规，不仅是立法部门开门立法的一大进步，而且可以帮助法规更科学、更完美、更有效地体现和维护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这种做法对今后地方立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夏立安说。
立法的成效究竟如何？对老百姓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2006年，浙江省人大法委、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组织开展了《浙江省殡葬管理条例》立法质量评估工作。这是浙江省人大常委会行使地方立法权以来，第一次开展地方性法规的立法质量评估工作。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同志表示：“建设法治社会、‘法治浙江’，不仅应重视法律、法规的制定，更应关注法律、法规制定后的实际运作状态、所取得的绩效及存在的问题，以反观立法中的得与失，促进地方立法的不断完善和法规实施效果的不断提升。”
此外，5年来，浙江省人大还建立和完善了专家参与立法工作机制，通过论证会、座谈会、委托起草等多种方式吸纳专家参与立法工作，从而提高立法的透明度和科学性。
监督力求实效
“农村教育投入和学校发展不平衡，优秀的教师留不住；要为在浙的外来务工人员办职业教育；要解决外来务工子女的就学问题……”2008年7月2日，15位来自全省各行各业的普通公民，被邀请到浙江省人民大会堂，敞开心扉、各抒己见，就与每个家庭都息息相关的教育问题，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建议。
这是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为审议教育专项工作而首次举行的公民座谈会。这些公民的意见和建议经过整理后，印发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供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教育专项工作报告时参阅。
近年来，浙江省人大在增强人大工作透明度上下了一番功夫，作出了一些尝试。除了公民座谈以外，道路交通安全执法检查公听会、常委会视频直播、公民旁听会、对话网民、审计报告“原版”公开等，都开展得有声有色。而地方人大，如温岭的参与式预算，让选民代表参与预算的民主恳谈；乐清的人民听证，人大搭台让民众和官员来“唱戏”，等等，在增强人大工作的民意分量，提高民声“分贝”上走出了一条条独具特色的道路。
人大的工作必须要在法律的框架下依靠制度发力，通过法定的职能推动各项工作。2006年以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共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65个，组织开展执法检查和执法调研18次，还采取统一部署、上下配合方式就多部法律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
百姓的钱要用在刀刃上。5年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加强预算审查与监督执行相结合，特别关注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先后对公共卫生、水利、环保、科技等专项资金进行绩效评价。在推进部门预算的基础上，有重点地开展政府非税收入、政府性债务的监督。
创新是人大工作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源泉。近年来，浙江省各级人大为增强监督实效，创新出了一些有效的工作方法。2010年5月举行的浙江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对省政府关于农业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审议意见处理落实情况进行了满意度测评。这是省人大常委会首次对政府某项工作进行测评。
“以往，省人大常委会提出审议意见，省政府落实就行了。但是落实得怎么样没有个说法。”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洪建新说，通过测评可以对省政府落实情况进行评价，如果满意度没有过半，还将发回去重新落实。“这不仅体现了人大代表代表人民依法监督政府，更重要的是督促政府将人大审议意见落到实处，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
5年中，省人大常委会还建立与“一府两院”定期协调、通报制度，加强和规范审议意见与决议决定起草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同志表示，这些监督工作组织形式上的探索和创新，有利于进一步增强监督实效。此外，2010年以来，浙江各地人大开展的专题询问，更是体现了人大监督的勇气和决心，同时也将人大的监督工作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民主权利的落地
“就是这3栋楼，明年就能用了。”在台州市温岭市温峤镇2010年政府财政预算听证会上，当地农民高云斌和其他多位普通选民一起，动用自己参与财政预算修改的权利，成功说服镇里压缩公路建设费用，在当年的镇财政预算中争取到1000多万元，为“温峤镇第二小学”建这几栋教学楼。这是他觉得甚为自豪的事。
多年来，温岭当地政府一直坚持着这样的民主实践：引入民主恳谈方式，让普通百姓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参与政府年度财政预算的讨论、修改和监督。
有专家指出，这种生长于基层的“草根”民主，显示出其持久不衰的旺盛生命力。
5年里，浙江基层民主建设实践中产生了多种扎根于本地土壤的民主创新模式，如绍兴县的“夏履程序”、衢州的“五步工作法”、金华的“五个由民”、新昌县的“乡村典章”，等等，成为培养和训练基层干部和群众民主素质的课堂。
与乡村民主蓬勃发展遥相辉映的是，浙江的城市民主也开始向纵深推进。2009年12月28日，杭州湖滨街道成立了国内首个“民主促民生”社区平台——“湖滨晴雨”工作室。一个政策出台后，当地的居民可以在工作室说说自己的看法和疑问，工作室的工作人员会将搜集到的民情民意传达给有关部门，并将部门的反馈意见传达给民众。
这仅仅是杭州民主促民生工作的一部分。自2008年杭州市委十届四次全会确定把“民主促民生”作为城市发展的六大战略之一之后，杭州市委、人大、政府积极探索建立“以民主促民生”工作机制，努力使民主成为改善民生的保障和动力，极大地促进了民生问题的解决，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此外，“十一五”期间，浙江省在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反腐倡廉等方面，也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5年时间，转瞬即逝。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目前的民主法治建设状况与“法治浙江”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腐败、贿选、司法不公、强权特权等民主法治领域所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依然有待我们在“十二五”期间进一步破题。
5年里，“法治浙江”的提出与推进，地方立法对峙丰田霸权、外来务工人员居住证落地、人大监督守卫生命之源、杭州民主促民生、温岭民主恳谈、乐清“人民听证”……一个个强有力的音符，奏响了浙江民主法治建设的和谐旋律。
2010年“浙江工商单挑丰田”，被社会公认为是我国消费维权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浙江的一部地方性法规——《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出台的直接成果即是：丰田“不赔钱”，在浙江“已无路”。
“浙江的地方性立法颇有前瞻性，对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有明确的预期和详尽的规范与指引”，长期关注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的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李友根教授指出。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法治，是社会和谐的基石、社会稳定的保证。5年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努力把地方党委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上升为法规，为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法制保障。据统计，“十一五”期间，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共制定地方性法规52件，修改和废止50件。
立法不仅要注重内容，更要注重质量。不少学者指出，公众参与可以避免由于“关门立法”可能产生的恣意专横和立法偏私现象，降低立法和执法成本。5年里，浙江省人大在开门立法、民主立法道路上积极探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2009年6月，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首次将网民建议直接转化为地方性法规，在浙江立法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笔。据了解，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通过浙江在线等媒体就上述条例草案进行了两个多月的网络听民意活动。其中，网民提出的“禁止办证搭车收费”、“与户籍挂钩”、“享受待遇”这3个方面的建议，被以不同的方式写入条例之中。
“地方立法听取网络民意，并将网民建议写入法规，不仅是立法部门开门立法的一大进步，而且可以帮助法规更科学、更完美、更有效地体现和维护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这种做法对今后地方立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夏立安说。
立法的成效究竟如何？对老百姓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2006年，浙江省人大法委、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组织开展了《浙江省殡葬管理条例》立法质量评估工作。这是浙江省人大常委会行使地方立法权以来，第一次开展地方性法规的立法质量评估工作。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同志表示：“建设法治社会、‘法治浙江’，不仅应重视法律、法规的制定，更应关注法律、法规制定后的实际运作状态、所取得的绩效及存在的问题，以反观立法中的得与失，促进地方立法的不断完善和法规实施效果的不断提升。”
此外，5年来，浙江省人大还建立和完善了专家参与立法工作机制，通过论证会、座谈会、委托起草等多种方式吸纳专家参与立法工作，从而提高立法的透明度和科学性。
监督力求实效
“农村教育投入和学校发展不平衡，优秀的教师留不住；要为在浙的外来务工人员办职业教育；要解决外来务工子女的就学问题……”2008年7月2日，15位来自全省各行各业的普通公民，被邀请到浙江省人民大会堂，敞开心扉、各抒己见，就与每个家庭都息息相关的教育问题，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建议。
这是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为审议教育专项工作而首次举行的公民座谈会。这些公民的意见和建议经过整理后，印发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供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教育专项工作报告时参阅。
近年来，浙江省人大在增强人大工作透明度上下了一番功夫，作出了一些尝试。除了公民座谈以外，道路交通安全执法检查公听会、常委会视频直播、公民旁听会、对话网民、审计报告“原版”公开等，都开展得有声有色。而地方人大，如温岭的参与式预算，让选民代表参与预算的民主恳谈；乐清的人民听证，人大搭台让民众和官员来“唱戏”，等等，在增强人大工作的民意分量，提高民声“分贝”上走出了一条条独具特色的道路。
人大的工作必须要在法律的框架下依靠制度发力，通过法定的职能推动各项工作。2006年以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共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65个，组织开展执法检查和执法调研18次，还采取统一部署、上下配合方式就多部法律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
百姓的钱要用在刀刃上。5年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加强预算审查与监督执行相结合，特别关注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先后对公共卫生、水利、环保、科技等专项资金进行绩效评价。在推进部门预算的基础上，有重点地开展政府非税收入、政府性债务的监督。
创新是人大工作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源泉。近年来，浙江省各级人大为增强监督实效，创新出了一些有效的工作方法。2010年5月举行的浙江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对省政府关于农业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审议意见处理落实情况进行了满意度测评。这是省人大常委会首次对政府某项工作进行测评。
“以往，省人大常委会提出审议意见，省政府落实就行了。但是落实得怎么样没有个说法。”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洪建新说，通过测评可以对省政府落实情况进行评价，如果满意度没有过半，还将发回去重新落实。“这不仅体现了人大代表代表人民依法监督政府，更重要的是督促政府将人大审议意见落到实处，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
5年中，省人大常委会还建立与“一府两院”定期协调、通报制度，加强和规范审议意见与决议决定起草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同志表示，这些监督工作组织形式上的探索和创新，有利于进一步增强监督实效。此外，2010年以来，浙江各地人大开展的专题询问，更是体现了人大监督的勇气和决心，同时也将人大的监督工作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民主权利的落地
“就是这3栋楼，明年就能用了。”在台州市温岭市温峤镇2010年政府财政预算听证会上，当地农民高云斌和其他多位普通选民一起，动用自己参与财政预算修改的权利，成功说服镇里压缩公路建设费用，在当年的镇财政预算中争取到1000多万元，为“温峤镇第二小学”建这几栋教学楼。这是他觉得甚为自豪的事。
多年来，温岭当地政府一直坚持着这样的民主实践：引入民主恳谈方式，让普通百姓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参与政府年度财政预算的讨论、修改和监督。
有专家指出，这种生长于基层的“草根”民主，显示出其持久不衰的旺盛生命力。
5年里，浙江基层民主建设实践中产生了多种扎根于本地土壤的民主创新模式，如绍兴县的“夏履程序”、衢州的“五步工作法”、金华的“五个由民”、新昌县的“乡村典章”，等等，成为培养和训练基层干部和群众民主素质的课堂。
与乡村民主蓬勃发展遥相辉映的是，浙江的城市民主也开始向纵深推进。2009年12月28日，杭州湖滨街道成立了国内首个“民主促民生”社区平台——“湖滨晴雨”工作室。一个政策出台后，当地的居民可以在工作室说说自己的看法和疑问，工作室的工作人员会将搜集到的民情民意传达给有关部门，并将部门的反馈意见传达给民众。
这仅仅是杭州民主促民生工作的一部分。自2008年杭州市委十届四次全会确定把“民主促民生”作为城市发展的六大战略之一之后，杭州市委、人大、政府积极探索建立“以民主促民生”工作机制，努力使民主成为改善民生的保障和动力，极大地促进了民生问题的解决，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此外，“十一五”期间，浙江省在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反腐倡廉等方面，也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5年时间，转瞬即逝。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目前的民主法治建设状况与“法治浙江”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腐败、贿选、司法不公、强权特权等民主法治领域所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依然有待我们在“十二五”期间进一步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