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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学史的写作以及文学史学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近年来引人注目的焦点。在长期以男性中心主义为主导的话语权利中，女性文学史的编纂由于史观的陈旧和史料的薄弱，长期以来呈现出的一种缺失状态。女性写作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浮出“历史地表”，历经了三次女性主义“高潮”，然与之相伴的则是文学史观的裂变与阵痛。重新审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观，尽管其文化立场不同、叙述观点各异、文本形态多样，却充分显示出文学史研究的生态制衡。探讨女性文学史的叙述立场和建构，成为女性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史观；建构
文学史观决定了文学史文本的叙述方式和立论姿态。从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从“20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到“民国文学”的主张，都是学界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做出的努力。文学史观念的多元化以及叙述角度的多样化，标志着文学史学科建设的深入化及细致化。“女性文学史观”的概念自五四女性主义思潮的涌入兴起，一直历经艰辛，现当代文学史的编纂，对于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的选择，往往按照既定符合男性传统期许的价值尺度进行。近年来，国内关于文学史研究异彩纷呈，笼罩于断代文学史、总体文学史、思潮史、流派史的传统大文学史的视域下，女性文学史的书写和研究相对冷落。二十世纪初期女性主义学者在女性文学史书写的领域不断探索，初步建立起女性文学史的基本框架，但在书写立场及观念确立上仍存在着许多问题，对女性文学史观的正确确立以及这一观念的探讨，成为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口。
一、女性文学史的建构
文学史研究的性别视角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五四以来，女性主义思潮的盛行，出现了一个构建女性文学体系、书写女性文学史的高峰。几千年来的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忽视了女性独特的审美个性和创造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女性文学史大多是男性学者所写，女性的主体性别体验和生存状态思考被挡在男性书写之外。
纵观二十世纪女性文学史，主要有以下几种编排模式。一是对现代女性文学的历史加以全景式观照，如盛英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二是依循史的脉络，围绕若干富有代表性的女作家或论题展开阐述，如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 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劉思谦的《“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三是将女性文学某方面议题与历史时空线索相交织，进行专题性探讨，如乔以钢的《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王绯的《空前之迹——1851-1930： 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樊洛平的《当代台湾女性小说史论》等。
大体有这样几种女性主义书写策略：l、通过对“贤妻良母”式的母亲的反叛，来解构父权制二元对立模式对女性角色的框定；2、通过对传统的爱情悲剧模式的突破，解构女性的角色宿命；3、通过塑造孑立于世的女性形象，反对男性对理想女性的书写”可以说，中国当代许多批评家在寻找着女性特有的文学表达方式，界定女性主义文学内涵，他们从主题、题材、体裁、结构、象征、比喻及叙事角度等方面，探索女性文学的特殊性。女性文学的建构，就是从这样的角度，维护其生态的多元。
二 、女性文学史的意义
（一）为女性写作提供历史文化语境
女性文学史的创作大体开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而文学的性别文化属性也在逐步凸显。盛英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的“导言”从性别文化角度审视了女性生存及其文学创作的历史和现实，其立论方式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新启蒙主义的框架中引入性别维度。书中所言，“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作为男性主导的文学的附庸，女性创作并无女性意识可言；新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超稳定的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影响并未彻底消除，世界性的超稳定的男子中心社会机制也没有彻底变更，妇女的文化处境尚未根本得以改变。?而戴锦华所著的《浮出历史地表》，则主要是从女性与民族主体的关系角度，考察了现代女作家创作的基本性质。纵观文学写作的整体历史，以“解构”的眼光探析现代女作家的创作，因此全书论述的对象实际上并非只限于现代女性的文学实践，也并非仅涉及女性创作与现代文学的关系，而是还谈到“整个现代史上新文化的结构性缺损”。书中对女作家创作所作的分析，所给予的肯定或批评，也相应出自这一角度。
（二）影响现代女性文学的本体构成
《浮出历史地表》和《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的主体要素，都是对女性写作主体的叙述。《浮出历史地表》从其所采取的理论框架出发，赋予“女性”特定的内涵。它认为“女性”在特定的符号体系中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一个性别的社会群体；另一方面，是对封建父系秩序的反阐释力量。“她既是一个实有的群体，又是一种精神立场，既是一种社会力量，又是一种文化力量”。按此理解，现代女性文学实践显然并非全都具有这样的功能。
《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直接采用了当时学界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在其与女性创作相关联的交汇点上展开述论。全书以近 84 万字的
篇幅，对现当代女性文学的发生和流变进行了史的述评。贯穿其间的是对女性创作主体性的确认。作者认为，在 20 世纪女性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基本上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淡化乃至忽略女子的性别特征，以社会乃至革命意识取代女性意识；二是注重女子的性别性格和特性，着意于女性意识的发展和成熟。这两种女性观虽不相同，但彼此并不排斥。
（三）性别差异与女性文学特质
对性别差异与女性文学审美特质关系的认知，是现代女性文学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影响到文学史叙事对作家作品的批评倾向。《浮出历史地表》和《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都认为，在现代文学史上男作家笔下有关女性形象的书写，存在着性别隔膜和歧视。在此背景下，前者以“女性自身的非主流乃至反主流的世界观、感受方式”的流露为中心，展开对女作家创作的论述；后者则以女性主体意识的起伏兴衰为线索，构建现代女性文学史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性别因素影响下的文学想象在创作文本中的呈现，成为女性文学史的重要视点。 （四）现代女性文学的总体成就及演进趋势
《浮出历史地表》和《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都将女性意识上升到一个特定高度。追求“不仅纵贯历史今昔，而且横穿历史表里”。它主要是从昭示整个现代史上新文化“结构性缺损”的角度。她们将现代女性的文学活动视为中国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突出其所具有的建设性和启发性。但前者强调女性群体经验不单纯是对人类经验的补充或完善，相反还是一种颠覆和重构，因而在文学史叙述中力图彰显女性创作“反神话”、“颠覆已有意识形态大厦”的文化批判功能；后者则立足于倡导“为人”和“为女”的双重自觉的基本立场。
三、女性文学史的问题
（一）研究视角与思路的拓展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从浮出历史地表到数十年间有所建树，其间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文学现象，值得我们去开掘、去探讨。在构建史著框架的时候， 如果能够冲破传统文学史写作模式无形中所造成的束缚，从丰富的现象入手，透视女性文学的内涵，发現其精华，那就不但能够设计出新的体例，而且定将获得新的发现、新的认识。而这对一部文学史能否有所创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创新显然十分重要。当然，就一部体例完整、结构合理的史著来说，各种视角的运用势必需要在统一的总体思路下加以整合、协调。
（二）研究方法的开放与包容
“五四”现代女性文学史发端之时，以其为对象的、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的研究工作便已开始萌发。当时的文章有的侧重于社会学分析，有的偏重艺术审美特征的评说，有的注重阅读感受的传达和作品印象的描述，文体不拘一格，手法多种多样。尽管就总体而言，这些文字多为零篇散章式，即兴感言的色彩较重，理论内涵欠缺。但它以多姿多彩的风貌开启了女性文学批评研究的先声。建国后17 年延续了战争年代解放区文学批评注重社会生活内涵特别是政治倾向的传统，强调作品的思想教育意义，思维僵化，模式单一，对女性创作的评论缺乏性别意识和个性视角，整个研究处于停滞状态。
新时期到来后，女性文学研究突破社会政治学视角和中性（男性）文化眼光，注入了女性本体意识和对男性中心文化的批判精神。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要进一步提倡研究方法的开放与包容。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必将对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的撰写产生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乔以钢.现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追寻与构建[N].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8-11（6）.
[2]王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3）.
[3]乔以钢.论中国女性文学的思想内涵[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
【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史观；建构
文学史观决定了文学史文本的叙述方式和立论姿态。从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从“20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到“民国文学”的主张，都是学界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做出的努力。文学史观念的多元化以及叙述角度的多样化，标志着文学史学科建设的深入化及细致化。“女性文学史观”的概念自五四女性主义思潮的涌入兴起，一直历经艰辛，现当代文学史的编纂，对于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的选择，往往按照既定符合男性传统期许的价值尺度进行。近年来，国内关于文学史研究异彩纷呈，笼罩于断代文学史、总体文学史、思潮史、流派史的传统大文学史的视域下，女性文学史的书写和研究相对冷落。二十世纪初期女性主义学者在女性文学史书写的领域不断探索，初步建立起女性文学史的基本框架，但在书写立场及观念确立上仍存在着许多问题，对女性文学史观的正确确立以及这一观念的探讨，成为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口。
一、女性文学史的建构
文学史研究的性别视角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五四以来，女性主义思潮的盛行，出现了一个构建女性文学体系、书写女性文学史的高峰。几千年来的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忽视了女性独特的审美个性和创造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女性文学史大多是男性学者所写，女性的主体性别体验和生存状态思考被挡在男性书写之外。
纵观二十世纪女性文学史，主要有以下几种编排模式。一是对现代女性文学的历史加以全景式观照，如盛英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二是依循史的脉络，围绕若干富有代表性的女作家或论题展开阐述，如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 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劉思谦的《“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三是将女性文学某方面议题与历史时空线索相交织，进行专题性探讨，如乔以钢的《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王绯的《空前之迹——1851-1930： 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樊洛平的《当代台湾女性小说史论》等。
大体有这样几种女性主义书写策略：l、通过对“贤妻良母”式的母亲的反叛，来解构父权制二元对立模式对女性角色的框定；2、通过对传统的爱情悲剧模式的突破，解构女性的角色宿命；3、通过塑造孑立于世的女性形象，反对男性对理想女性的书写”可以说，中国当代许多批评家在寻找着女性特有的文学表达方式，界定女性主义文学内涵，他们从主题、题材、体裁、结构、象征、比喻及叙事角度等方面，探索女性文学的特殊性。女性文学的建构，就是从这样的角度，维护其生态的多元。
二 、女性文学史的意义
（一）为女性写作提供历史文化语境
女性文学史的创作大体开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而文学的性别文化属性也在逐步凸显。盛英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的“导言”从性别文化角度审视了女性生存及其文学创作的历史和现实，其立论方式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新启蒙主义的框架中引入性别维度。书中所言，“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作为男性主导的文学的附庸，女性创作并无女性意识可言；新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超稳定的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影响并未彻底消除，世界性的超稳定的男子中心社会机制也没有彻底变更，妇女的文化处境尚未根本得以改变。?而戴锦华所著的《浮出历史地表》，则主要是从女性与民族主体的关系角度，考察了现代女作家创作的基本性质。纵观文学写作的整体历史，以“解构”的眼光探析现代女作家的创作，因此全书论述的对象实际上并非只限于现代女性的文学实践，也并非仅涉及女性创作与现代文学的关系，而是还谈到“整个现代史上新文化的结构性缺损”。书中对女作家创作所作的分析，所给予的肯定或批评，也相应出自这一角度。
（二）影响现代女性文学的本体构成
《浮出历史地表》和《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的主体要素，都是对女性写作主体的叙述。《浮出历史地表》从其所采取的理论框架出发，赋予“女性”特定的内涵。它认为“女性”在特定的符号体系中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一个性别的社会群体；另一方面，是对封建父系秩序的反阐释力量。“她既是一个实有的群体，又是一种精神立场，既是一种社会力量，又是一种文化力量”。按此理解，现代女性文学实践显然并非全都具有这样的功能。
《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直接采用了当时学界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在其与女性创作相关联的交汇点上展开述论。全书以近 84 万字的
篇幅，对现当代女性文学的发生和流变进行了史的述评。贯穿其间的是对女性创作主体性的确认。作者认为，在 20 世纪女性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基本上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淡化乃至忽略女子的性别特征，以社会乃至革命意识取代女性意识；二是注重女子的性别性格和特性，着意于女性意识的发展和成熟。这两种女性观虽不相同，但彼此并不排斥。
（三）性别差异与女性文学特质
对性别差异与女性文学审美特质关系的认知，是现代女性文学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影响到文学史叙事对作家作品的批评倾向。《浮出历史地表》和《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都认为，在现代文学史上男作家笔下有关女性形象的书写，存在着性别隔膜和歧视。在此背景下，前者以“女性自身的非主流乃至反主流的世界观、感受方式”的流露为中心，展开对女作家创作的论述；后者则以女性主体意识的起伏兴衰为线索，构建现代女性文学史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性别因素影响下的文学想象在创作文本中的呈现，成为女性文学史的重要视点。 （四）现代女性文学的总体成就及演进趋势
《浮出历史地表》和《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都将女性意识上升到一个特定高度。追求“不仅纵贯历史今昔，而且横穿历史表里”。它主要是从昭示整个现代史上新文化“结构性缺损”的角度。她们将现代女性的文学活动视为中国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突出其所具有的建设性和启发性。但前者强调女性群体经验不单纯是对人类经验的补充或完善，相反还是一种颠覆和重构，因而在文学史叙述中力图彰显女性创作“反神话”、“颠覆已有意识形态大厦”的文化批判功能；后者则立足于倡导“为人”和“为女”的双重自觉的基本立场。
三、女性文学史的问题
（一）研究视角与思路的拓展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从浮出历史地表到数十年间有所建树，其间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文学现象，值得我们去开掘、去探讨。在构建史著框架的时候， 如果能够冲破传统文学史写作模式无形中所造成的束缚，从丰富的现象入手，透视女性文学的内涵，发現其精华，那就不但能够设计出新的体例，而且定将获得新的发现、新的认识。而这对一部文学史能否有所创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创新显然十分重要。当然，就一部体例完整、结构合理的史著来说，各种视角的运用势必需要在统一的总体思路下加以整合、协调。
（二）研究方法的开放与包容
“五四”现代女性文学史发端之时，以其为对象的、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的研究工作便已开始萌发。当时的文章有的侧重于社会学分析，有的偏重艺术审美特征的评说，有的注重阅读感受的传达和作品印象的描述，文体不拘一格，手法多种多样。尽管就总体而言，这些文字多为零篇散章式，即兴感言的色彩较重，理论内涵欠缺。但它以多姿多彩的风貌开启了女性文学批评研究的先声。建国后17 年延续了战争年代解放区文学批评注重社会生活内涵特别是政治倾向的传统，强调作品的思想教育意义，思维僵化，模式单一，对女性创作的评论缺乏性别意识和个性视角，整个研究处于停滞状态。
新时期到来后，女性文学研究突破社会政治学视角和中性（男性）文化眼光，注入了女性本体意识和对男性中心文化的批判精神。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要进一步提倡研究方法的开放与包容。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必将对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的撰写产生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乔以钢.现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追寻与构建[N].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8-11（6）.
[2]王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3）.
[3]乔以钢.论中国女性文学的思想内涵[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