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晓锋:发现刑警和总裁的共同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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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侦查员而言,环境需要什么个性,他就必须具备那种个性。邵晓峰很快融入企业非常有帮助。
  
  支付宝总裁邵晓锋的人生可以分为两半:40岁之前是刑警,40岁之后是职业经理人。而且他似乎在这两个职业都做得游刃有余。当刑警的时候,已经是荣誉颇多,进入阿里巴巴集团以后,从2005年底的集团网络安全总监到2008年出任支付宝总裁,他又是升迁最快的一位。
  刑警和职业经理人,这是两个没有任何交集的职业,想来就很吃力的转型,但邵晓锋做到了。弗洛伊德的“冰山理论”认为,人有意识的层面只是一座冰山的尖角,其实人的心理行为当中的绝大部分是冰山下面那个巨大的、看不见的底部。如果把一位职业经理人比作一座冰山,浮在水面上的是他所拥有的资质、知识和技能,这是他的显性素质。而潜在水面之下的东西,包括职业道德、职业态度、学习能力,称之为隐性素质。
  在邵晓锋看来,充分利用、发挥这些隐形因素,是个人成功转型的关键。
  
  中欧商业评论(以下简称CBR):
  职业经理人们部知道做企业很难,你毫无企业经验,却在进人阿里巴巴之后,成为升迁最快的人。这是怎么做到的?
  邵晓锋:我是喜欢挑战的人。至于你说的“升得最快”,可能是因为我把每件事情都尽力做好,取得了董事会的信任吧。2005年阿里巴巴上网络诈骗频发,我用了1年半的时间,建流程、建团队、建系统,还动用以前的资源,和公安部门合力去外地捣毁网络诈骗集团。到了2006年,淘宝上几乎就没有什么大的诈骗案件发生了。后来在淘宝做副总裁的时候,我用了1年的时间,确定了淘宝的3个收费模式:广告、增值服务和竞价排名,解决了淘宝的收费问题,并且过渡平稳,没有受到卖家投诉。从去年起淘宝就已开始盈利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做过4~5个月的马云的助理。做网络安全使我非常了解公司各个子公司的业务流程和业务逻辑;做马云的助理,参与公司各项决策的制定,则让我有了全局观和商业思维。而淘宝的副总裁,让我有了真枪实弹的演习机会。这些经历的聚合,能够让我在现在的位置上独当一面。
  CBR:如果把你喻为一座冰山,以前大家看到在水面上的是你作为“刑警”的种种特质,而现在的你似乎正在释放出隐藏在水下的职业经理人潜质。你是如何把这两个完全没有关联的职业打通的?
  邵晓锋:这两个行业看似没有关联,其实仔细一想也并非如此。成为一名优秀的刑警,需要具备以下四个能力:
  第一,收集信息的能力。凶案发生之后,所有的信息全部要收集到位。比如案件发生的地理位置(包括人流密集还是人烟稀少),有没有监控措施。有时候,一张充过值的移动电话卡,一个装尸体的麻袋都可能是重要的信息来源。
  第二,处理和分析大量信息,以及用最快的速度抓住关键点的能力。有时候,一个尸体穿的鞋子的打结方式可能就能够确定被害人的籍贯。凡事都有“七寸”,破案如此,做企业也是如此。
  第三,协调资源的能力。比如需要找到那张移动电话卡的充值机主,必须能够马上找到移动公司的工程师帮忙查询,深更半夜的不可能走工作程序,能够找到这些人帮忙全赖平时积累的资源。
  第四,迅速适应各种各样不相干的环境。不管是边远的山区,还是繁华的都市,或者流浪汉出没的桥洞,我们都必须迅速融入。侦查员没有自己的个性,他所处的环境需要他是什么个性,他就必须变成那种个性。这种快速适应环境的本领也对我很快融入企业非常有帮助。
  而这四种能力,也正是一个职业经理人所需要的能力。很多东西是融会贯通的,能力的获得比知识的掌握更有意义。
  CBR:转型必然会有阵痛,转型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邵晓锋:最大挑战来自必须不断学习你完全不懂的新东西,而在学习的过程中还必须迅速作出决策和判断。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是一个压力巨大的过程。在刚到淘宝和支付宝的时候我都经历过,当时感觉压力比破案的时候还大,因为破案我心里还是比较有底的,而这两次却是在做完全没底的事情。
  2007年初从网络安全部门调到淘宝做副总裁,我对企业战略、市场营销、收费模式一无所知,却被委以全权负责这三块业务。我只好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花了很大心血。基本戒掉的烟瘾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捡回来的。
  当我在淘宝渐入佳境、连2008年的战略规划都制定好了的时候,集团董事会突然通知我去支付宝做总裁。支付宝是一家类金融企业,而我当时对金融几乎啥也不懂,必须快速学习,而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还要每天作出大量决策。自己都没整明白,却要去考虑协议上的内容对支付宝未来是否会有威胁。这是我压力最大的两段时间。好在都挺过来了。
  CBR:是否还有一个压力来自利润指标?无论如何,经营者需要对利润异乎寻常的敏感,刑警出身的你具有这种敏感吗?
  邵晓锋:好像不具有这种敏感。我觉得这家公司吸引我的不是赚多少钱,而是它真的在改变这个世界。更为幸运的是,淘宝和支付宝也都是不太关注利润的公司。从去年开始淘宝就盈利了,支付宝现在有1.5亿用户,比去年同期的用户数翻倍,想赚钱简直易如反掌。但集团却给这两家公司下达了“收入上限指标”,不准它们的收入超过某个数字,否则高管就要被惩罚。因为马云认为现在还不到赚钱的时候,有了钱就要投入市场,把蛋糕继续做大。现在中国这种企业很少吧?
  CBR:如果不关注利润,那么你现在最关注什么?
  邵晓锋:目前最关注用户数量,在用户数量的基础上将支付宝打造为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所有想做电子商务的人只要把支付宝接入进来就可以了,不用在支付、流程等方面耽误精力。
  2008年我在支付宝成立了专门的“商户合作部门”,全力发展淘宝以外的商户。商户合作部门按照行业分成四个小组,分别针对购物网站、机票旅游、保险和直销以及公用事业缴费。
  长远来讲,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完整的诚信体系,成为每个人的“信用银行”。这是什么概念呢?支付宝现在每天有400多万笔的交易,而且是真正实名制的,我们掌握了大量的用户信息。现在中国人民银行也在做一个信用评级系统,数据来源是银行、保险、海关、税务(还没有完全纳入)。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你是否有不良的信用记录。而支付宝的静态信息就比它全面,有用户的名字、邮箱、手机号码、联系地址、收货地址。如果一个用户的收货地址经常变更,他的信用就和地址稳定的用户不一样。未来我们的数据可能和中国人民银行相互打通,成为个人信用评级的一部分。通过整理分析,对每个用户都评出信用等级。这个评级对社会的诚信体系有极大的帮助。
  以前以为支付宝就是解决了一个网络支付问题,现在才发觉,支付宝的想象空间无限之大,可能性无限之多。
  CBR:你认为职业经理人作为空降兵进人一家新企业,可能碰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邵晓锋:我觉得是能不能很好地融入所服务的企业文化的问题。这是一个比较虚的概念,但我确有十分切实的体会。比如我们在外面招聘了不少VP(副总裁),但很多人因为不能融入企业文化而离开了。我们的文化包括:公司高层出差尽量不坐头等舱;住酒店以方便工作为准则,而不会刻意去住特别好的酒店;VP没有单独的办公室,他必须和普通员工坐在一起;普通员工可以直接对上级讲出想法或质疑。这些都是阿里巴巴特有的企业文化,但很多VP却不能接受。
  有些实在适应不了的就走了,但很多人却通过改变自己而成功融入。卫哲就是典型例子。他以前就职于世界500强企业,行为和思考方式难免还在那个框框里。但他这些年的确改变了很多。有一次他对我说:“我们都爱孩子。但以前可能更多的是幼儿园阿姨的爱,而不是父母的爱。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幼儿园阿姨力求保证孩子的安全和不犯错误,而父母则是真心地为孩子的未来着想,倾尽心血培育他。”最后他说:“我觉得我自己越来越像父母了。”我深以为是。你看,这就是卫哲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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