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年每到十二月初，总要收到一通祝贺父亲寿诞的信件和卡片，最准时的是父亲的老友，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英译者卜德先生。我一见那几个中国字，便知是这位老人了。到十二月十日左右，便开始收到祝贺新年的美丽的卡片了。家里每个人都收到一些，有时还要比一比。我会把收到的贺卡大声喊给父亲听，连从花园中穿过的行人都听得见。
　　父亲去世已两年了，十二月的热闹冷落下来。两年来，信件少多了，本应该完全没有父亲的信了，但信件还是陆续不断从全世界各处寄来。昨天去哲学系办点小事，又带回一叠信件。
　　信件中有张向父亲祝贺新年的音乐卡，是河北水产学校一个名叫娄震宁的学生寄来的，卡上写道：我带着仰慕和敬爱的心情，在天涯为您祈祷，祝愿您新年愉快，健康长寿。
　　这是今年的第一张节日卡。
　　记得父亲去世以后，我第一次在信箱里拿到给他的信，心里有一种凄然而异样的感觉。那是英国一家学术出版公司寄来的，关于哲学和医药的书目。这种书目以前我是根本不拆的，这次却反复看了好久，还想到书房去，大声喊着告诉父亲发生了什么事，几乎举起脚步，忽然猛醒，即使喊破了喉咙，谁来听呢？
　　渐渐地，我习惯了。习惯于收阅寄给另一世界的信件。多半置之不理，有时也代复。譬如询问何处可买到《三松堂全集》《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就要回复。虽然明知回复了也还是买不到的。
　　这次拿回的信件中，有几个新鲜机构和编辑部约请帮助，还有两本与父亲无关的校友通讯，不知何故寄来。积两年之经验，得一印象，真的有许多人是不看报纸的。我不知道这是好习惯抑或坏习惯，可能什么习惯也不是，只是太忙了。
　　来信人中也有“明察秋毫”的。一封打听《新编》售书处的信是写给我的。信封上写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转冯友兰先生家冯宗璞女士。另一封给我的信因不知我的地址，写的是“北京大学冯友兰先生纪念馆转交”。许多人昧于已发生的事，混淆了阴阳界。这位朋友本着善良的愿望，想当然以为必有一个纪念馆，把未发生的事当真了。孰知虽有关心的各方人士倡议，此事还不大有要成为现实的样子。
　　庭院中三松依旧，不时有人来凭吊并摄影。那贺卡中平凡的乐音似乎在三棵松间萦绕。读三松堂书的人，都会在心中有一个小小的纪念馆。
　　一块大石头不是碑，不是柱，只是石头。立在众多的拥挤的墓碑中，进得万安公墓，向左转过一处假山，即可看见。石头略带红色，若有绿松掩映最好。但是没有，有的是许久不填平的新穴和坑坑洼洼的小路。
　　静极了，冬日的墓地传来清脆的敲石头的声音，越显得寂静，把墓地罩得很紧。
　　大石在寂静和寒冷中默默地站着。石上刻有“冯友兰先生夫人之墓”几个大字。我的父母亲就长眠在这里。我原想要一块自然的大石，不着一点人工痕迹，现在这块大石的前面还是凿平了，习惯是很难改的。
　　十二月四日，是父亲的诞辰，冥寿九十七岁。我一家人在六日来扫墓，先将墓石擦拭干净，然后献上几朵深红色的玫瑰花，花朵在一片灰蒙蒙中很打眼。这是墓地中惟一的红色。
　　我们站在墓前，也被寂静笼罩住了。
　　去年安葬时，正是冬至。从早便飘着雪。雪花纷纷扬扬，墓地一片白。来参加葬礼的亲友都似披了一层花白毯子。我请大家不必免冠，大家还是脱下帽子一任雪花飘洒。白雪掩盖了墓志，一个年轻人不戴手套，用手抹去雪花。他是那个热衷创立“从零到零”体系的学生，我记得。
　　张岱年先生在墓前讲话，说冯先生的一生是好学深思、永远追求真理的一生，永远跟随时代前进的一生，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也向我的母亲——为父亲承担了一切俗务的母亲，表示敬意。如果没有母亲几十年独任井臼之劳，父亲这样专心于学问也是不可能的。
　　我的弟弟、飞机强度专家冯钟越随父母安葬于此，这对于逝者和生者，都是很大的安慰。
　　墓穴封住了，大家献上鲜花。花朵在冷风中瑟缩着。它们本来是经不起寒冷的，这也是一种牺牲吧。
　　而墓中人再也不怕冷了，那深深的洞穴啊！
　　今年清明前后，一直下小雨。我们在清明后一天来到墓地。没想到平常极清静的墓地如同闹市一般，人们在墓石间穿来穿去，不少人把放置在骨灰堂里的骨灰盒拿出来，摆在石桌上一起坐一会儿。天阴得很，雨丝若有若无，草都绿了。更显得有生气的是各个墓上摆了各种鲜花，有折枝，有盆花，有花篮和花圈，和灰色的天空成为强烈的对比。父母亲的邻墓有一座较高大的碑，刻了不少子孙的名字，似是兴旺人家。墓上摆了两个大花篮，紫色的绸带静静地从花篮上垂下来。一路走过去，我心里很不安，我们来晚了，带的花太少了！大石头前果然显得很空，但是我们马上發现，这里并不孤寂。
　　一束小小的二月兰放在墓志石上。这是一种弱小的野花，北京西郊几个园子里都很多。那么是有人来凭吊过了，是谁？是朋友？是学生？是读者？大概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我们献上几枝花，小心地不碰着那二月兰。
　　我们在寂静中站着，敲石头的声音响着，很清脆。
　　我们的祈求是一致的，保佑平安。
　　十二月十二日，北京大学接受了冯友兰先生捐献的人民币五万元，设立了冯友兰学术基金。
　　数目小得可怜，心愿却大得不得了。
　　父亲在三十年代就提出要“继往开来”，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哲学家一生的使命。一九四六年，他撰写西南联大纪念碑文，文中有句云：“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他后来一再提出，“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中国有源远流长丰富宏大的文化，这是旧邦;中国一定要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作并世之先进，这是新命。在三松堂寓所书房壁上，挂了他自撰自书的一副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联是平生之志向，下联是追求之境界。
　　父亲希望有更多青年学子加入阐旧邦以辅新命的行列。所以就要以基金为基础，在北大中文、历史（中国历史）、哲学（中国哲学）三系设立奖学金，并每三年一次面向全国奖励有创见的哲学著作。
　　父亲最关心哲学，但不限于哲学。他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十八年，清华文学院是一座极有特色的文科学府，至今为学者们所怀念。父亲曾说，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在清华的那一段日子。
　　又因为西南联大老校友加籍学人余景山先生用加币在北大哲学系设立了冯友兰奖学金，已经数年，对哲学系就不必再有偏向。
　　当我把款项交出去时，颇有轻松之感。“又办完一件事。”我心里在告禀。
　　回想起来，父亲和母亲一生自奉甚俭，对公益之事总是很热心的。一九四八年，父亲从美国回来，带回一个电冰箱，当时是清华园中惟一的，大概北京城也不多。知道校医院需要，立即捐出。近年又向家乡河南唐河县图书馆和祁仪镇中学各捐赠一万元。款项虽小，也算是为文教事业做出的小小的呐喊吧。
　　北大校园电视校内新闻节目中，播出了设立冯友兰学术基金的消息。荧屏上出现了父亲的画像，那样泰然，那样慈祥。他看着我，似乎说：“你又办完一件事，可你的《野葫芦引》呢？”
　　《野葫芦引》是我的一部长篇小说，是父亲一直关心的。可我不争气，写完第一卷《南渡记》，一停就是四年，还不知道下一个野葫芦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