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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的文学创作是城市精神文化的见证，又可构成城市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昆明，文人云集，他们想象、抒写、塑造着昆明，使昆明形成独特的审美形象：既有爱国的阳刚之气，又有彩云之南的温柔风貌。昆明的文学记忆在当代文化研究中正被识读出来，它为昆明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历史资源和现实启示。
关键词：城市文化；文学记忆；昆明；城市精神
中图分类号：C912.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1-0145-04
在城市文化的三个基本层面中，精神文化是极为重要的层面。由于艺术创作直接呈现了心灵状态，能将表现对象的有形特色内化为精神景致，因此城市的文学创作，往往成为城市精神文化积淀的见证，让我们窥见往昔城市的文化风采，同时又可以构成城市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将我们引向无形的精神领域，触及软性的城市文化魅力。
昆明是一个有韵味的城市，它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民族文化丰富多彩，悠久的历史，积淀了丰富的人文内涵。我们在审思它的文化魅力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记忆，可以说它为我们提供了识读昆明城市精神的重要的心灵景致。
一、昆明文学记忆的历史镜像
对于昆明而言，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七七”事变之后，随着整个民族的大流亡，中国知识分子也完成了大迁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于1938年4月迁至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由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转向西南边远地区。那时，昆明与重庆、桂林成为中国三足鼎立的新的文化中心。许多作家、学者和文艺青年从内地、沿海陆续来到云南，他们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与云南本土作者一起推动云南文学和文化的发展。
文人云集，这是昆明历史上不可多见的一道风景线。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除了昆明本土作家在书写着昆明之外，许多外来的作家寓居昆明，他们也想象着昆明，抒写着昆明，塑造着昆明。这种对昆明的书写，形成了丰富的文化积累，使昆明的城市文化日渐丰满，其人文流韵穿越时空，泽及当代。
昆明具有自己的独特环境和人文传统，置身其中的作家，其创作自然要或多或少流露着昆明地域文化的种种因素。正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味、老舍笔下的北京味一样，抗战时期的昆明在作家笔下亦是摇曳多姿，韵味无限。昆明城市山水的轻灵秀丽之气滋养着作家们的心灵；昆明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让作家们流连忘返，赞不绝口；昆明特有的饮食、民族风俗为作家们的写作提供了新鲜的素材……他们将自己所获得的昆明文化的体验、领悟潜藏于心中，在创作上，不断将昆明的自然景观、风土人情、价值观念、信仰习惯等融会进作品。翠湖的亭台水榭、云南的庙会花灯等民间节日活动，使许多作家从中体会到了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欢乐的情感。其结果是在他们的写作中，昆明具有了独特的审美魅力，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地域审美风格。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也是一个民族救亡的时代，抗击日本侵略者，反对卖国投降，成为当时的时代主流。居住在昆明的作家始终被爱国热情所激励，“民族存亡是人们关心的头号问题。”[1]（P11）抗日战争中，更多教授学者迁徙到大后方云南。战争带来了环境和文坛的改变，社会上弥漫着一切为抗战服务的热情，文学也不能例外。客居昆明的作家主动响应时代召唤，将现实政治因素置入创作之中，因而此时昆明的文学创作中又带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战火的亮色与昆明的地方文化相融合，使书写昆明的作品，在朴实的甚至老实巴交的底色中闪动着时代激情。所以，抗战时期文学中的昆明，既有爱国的阳刚之气，又有彩云之南的温柔风貌，体现了独树一帜的时代审美特征。昆明城市的审美韵味就这样显现出柔和与刚硬的层次。
譬如，在沈从文的眼中，昆明拥有“温和阳光与清爽空气”，在户外可以看到“长角蜘蛛于仙人掌篱笆间往来结网，捕捉蝇蛾”，妇人会“在石臼边为唱本新事上的姻缘不偶，从眼眶里浸出诚实热泪”，也会“说点谎话，增加他人对于一己信托与尊重”。[2]（P168）昆明的云给他的印象也是大不相同，“似乎是用西藏高山的冰雪，和南海长年的热浪，两种原料经过一种神奇的手续完成的。色调出奇的单纯。唯其单纯反而见出伟大。尤以天时晴明的黄昏前后，光景异常动人。完全是水墨画，笔调超脱而大胆。”[3]（P78） 在汪曾祺的《职业》中，昆明的巷子里常常有“椒盐饼子西洋糕”走过；《跑警报》中，西南联大的学生不会仓皇失措，反而有趣得很。老舍的《滇行短记》中描写昆明街名“美雅”，诸如金马碧鸡、靛花巷、玉龙堆、先生坡等，翠湖比什刹海要好一些，他赞美翠湖“湖中有荷蒲，岸上有竹树”，竹树“颇清秀”，猪耳菌“明洁秀美”，“昆明很静”，昆明的建筑墙壁“坚厚”，“昆明终年如春”，“树多且绿”，“静秀可喜”。他还赞美金殿“遍山青松”，绿荫如盖，松实大如菠萝，松鼠在树杈上跳跃，即使是在“绿色盖不住的地方”也显示出一种“深厚的力量”，一种“有力的静美”；他赞美滇池上风帆点点，碧波万顷，大观楼前稻谷飘香。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书信中曾经提到她对昆明的印象：“我终于又来到了昆明！……是来看看这个天气晴朗、熏风和畅、遍地鲜花、五光十色的城市。”[4]（P294） 朱自清的《是喽嘛》，直接以昆明方言作为题目，初来到昆明的人不到三天就能学会“是喽嘛”这句话，它在昆明普遍流行。在朱自清看来，昆明话常见的应诺语如“是喽嘛！”、“是噢！”、“是的喽唦！”都透着一股客气。但这时期的文学，也有明显的时代感慨，比如雷石榆笔下的昆明：“圆通山头∕蔓草正铺着锦茵∕翠湖堤上∕杨柳正曳着绿鞭……我走了∕这儿的春光春色∕并非为我斗艳争妍”，可以说这是特定时的情绪在字里行间流露。更为典型的，还有闻一多先生奋激的言辞和诗性的表达。
可以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汪曾祺、林徽因、冯至、老舍、李广田、施蛰存、鹿桥、穆旦、郑敏、杜运燮等著名作家，写出了昆明的特色，他们笔下的滇池、翠湖、大观楼、金殿、圆通山、莲花池、龙头街等，意趣盎然。文学大师在其珍贵的文学创作中所写的昆明，山山水水，一花一草，无不为昆明的城市形象提供了新成分，构成了昆明文学记忆的历史镜像。 二、昆明文学记忆的当代识读
2011年，冉隆中主编的《昆明的眼睛》一书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它选编了几十篇近百年来海内外文学名家书写昆明的作品，其中“岁月之忆”和“联大之光”都是作家们对三四十年代昆明的书写，作家们“表达了对昆明独特的历史文化之美、高原风光之美、民族风情之美和都市时尚之美的发现和赞叹，颂扬了昆明城市文化的精神内涵”。[5]（P1）可以说，正是昆明的文学记忆，提示了一条识读昆明城市文化的路径。阅读这些作品，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昆明的历史、城市文化内涵和城市精神。
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在昆明的文学创作，今天的研究颇多，大到沈从文整个昆明时期的文学创作，小到一部具体作品的意象与审美表现研究，它们深入到了昆明时期沈从文的内心精神与心理状态之中，认为沈从文昆明时期文学创作中出现的艺术新质，“不仅仅是他在艺术上努力创新的体现；更与其对‘生命’的探寻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其内在文化心理发生（内心文化心理）微妙变化的结果。”[6]（P81）凌宇从文本出发研究其艺术新质及其背后潜藏的生命形式，揭示了沈从文昆明时期的创作和他生命体验之间微妙复杂之关系；黄静从研究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小说的意象出发，认为此时沈从文的小说“具有浓厚的哲理色彩和象征意味”，《看虹录》和《新摘星录》中包含的“虹”和“星”既是“美的象征”，又是“美好女性的象征”，并且认为，“沈从文40 年代的小说是其为复活与重造爱与美的神性而进行的孤独求索”。[7]（P156）邱艳萍在《暗夜独行》一文发现沈从文在昆明有机会熟悉大自然，且“漫长的八年思索，贯穿他痛苦的精神挣扎，伴以思想的升华。他在不断超越自我时，有无可奈何的寂寞，有欲速不达的焦躁，有时陷入主体色彩极浓的臆想中”。[8]（P139）张剑认为沈从文的小说历史与道德的张力互相渗透，“理想性、悲剧感、蕴藉性等审美特征也由此生成”。[9]（P11）可见，近年来对沈从文昆明时期文学创作的研究日渐多而细致，这不仅发掘了沈从文昆明时期文学创作的艺术魅力，还增添了昆明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昆明可以说是汪曾祺的第二故乡，汪曾经在《觅我游踪五十年》一文里写道：“我在昆明待了七年，除了高邮、北京，在这里的时间最长，按居留次序说，昆明是我的第二故乡。”[10]（P8）现在，有许多研究探索了汪曾祺昆明时期的文学创作，如张永杰《汪曾祺笔下的昆明味觉记忆》、《文学书写中的故乡记忆——以汪曾祺笔下的昆明为中心》，斯琴《汪曾祺笔下的昆明》，孙绍振《在灾难面前的深度幽默——读汪曾祺<跑警报>》等等。这些研究多集中在昆明具体的场景、风物、习俗、故事等表现上。的确，汪曾祺对昆明的记忆最多的反映也是在对食物的书写中，“味觉记忆是汪曾祺寄托乡愁的载体，体现着他对事物认识的重感性的审美特点，也体现着汪曾祺对传统文学与文化的继承与超越。”[11]（P154）张永杰认为“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的昆明生活对汪曾祺的思想和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故乡对于作家来说既是一种写作资源也是一种思想资源”，他还认为在昆明的写作中，体现了汪曾祺“个性化的小说观”，并且在“阅读上产生了一种恒在的美学效果”。[12]（P121）孙绍振则从汪曾祺具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跑警报》入手，研究三四十年代的昆明和昆明人精神状态。斯琴认为汪曾祺三四十年代昆明的作品之“清新自然之美”与昆明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其作品中“文采之美”与西南联大也紧密相关，“汪曾祺的文学创作正是以昆明这块地域为客体的，对昆明地域文化特征的深入表现是汪曾祺小说的真正源泉。昆明有形的自然环境、民间习俗，与昆明无形的伦理道德、历史传统、人文精神等地域文化都成为汪曾祺小说的魅力所在。”[13]（P70）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汪曾祺作品的艺术内涵，还揭示了作家写作与生活环境的密切关系，对其写作对象昆明的文化发展大有裨益。
鹿桥的《未央歌》是一部写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和昆明的大学生生活和青年成长的小说，田正平和陈桃兰从这篇小说中西南联大“思想学术自由、尊师重道、友爱亲仁”的优良传统出发，认为《未央歌》是一部解读中国高等教育绚丽历史的“值得重视的文本”[14]（P82）。邓敏菁则从小说中人物的文化价值观入手，认为小说中的童孝贤、余孟勤、蔺燕梅、伍宝笙四人“都是一种文化资源的符号。他们迥异的个性正好代表了道、墨、法、儒四种不同的文化，四种文化各执一端，综合起来却构筑了一种理想的文明形态、人格范式”。[15]（P3）周晓燕在研究《未央歌》时紧紧抓住“理想”二字，认为这“是一部人道主义的杰作，它对人的生存状态.对人格完善的探讨，对人的心灵痛苦的关怀和抚慰，对人生艰辛的浩叹，都进入一个较高的层次”。[16]（P29）司马长风认为《未央歌》“几乎无一字不悦目，无一句不赏心”。[17]（P90）这些研究不仅使得人们重新思考人类的文化与生命的整体性，也为昆明文化提供了历史文本的借鉴。
冯至抗战时期在昆明创作的《十四行集》也得到了关注。叶向东认为“昆明相对民主自由的政治社会环境和独特的自然环境”为冯至的创作提供了契机，“冯至在宁静而充满现代气息的昆明西南联大发现了由经验上升为诗歌的契机，特别是从昆明的自然景物和风土人情中获取了诗歌的意象，创作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第一部《十四行集》，昆明和西南联大对于冯至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18]（P124）这从时代环境因素上突出了昆明与文学的密切关系。
余斌在《朱自清留在昆明的背影》一文中，详细记载了朱自清先生来到云南的行踪，并对其滞留的地方做了细致的考证，这既是研究朱自清在昆明的重要资料，也是三四十年代昆明的文化表达。 张多对抗战时期昆明西南联大的文学创作研究较为细致，他肯定了彼时西南联大“众星云集”，“在文学上取得了很大成就”，并且提出了“昆明书写”。他认为西南联大等高校为教师学生们提供了创作空间，而且还延伸至蛰居在昆明的精英知识分子，他认为昆明空间与战争之环境相遇，文人们完成了从“蛰居”到“栖居”的变化，“客居的文风，驿站的笔调，构成了抗战时期昆明文学作品的主要特征”，“昆明只是一座边城，人生的一站。但是这种‘被迫接受离开回忆’的文学实验或者文学模式是难得的体验，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城市和文学的关系提供了标本。”[19]这种直接的结论所凸显的，正是昆明城市精神的根源。
人们还注意到穆旦、郑敏、杜运燮等为代表的西南联大学生诗人在昆明的创作，认为他们受到西方现代派诗人T.S.艾略特的影响，在“荒原意识”、“诗歌观念”、“词语及形式”等方面，“以更加新颖独到的表现手段体现了更为深刻的生命存在价值，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书写了独特的‘战时风景’”。[20]这种从诗歌创作与西方文化结合角度进行的研究，将那个时代的昆明文学与世界文学联系在一起，使昆明的文化内涵得到更大拓展，其文化品位也得以大大提升。
三、昆明文学记忆的现实启示
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昆明的文学，回复文学记忆，重温那个时代的艺术韵味和情感取向，可以为当下昆明的城市文化定位提供历史内涵，这对昆明城市文化精神的发掘和界定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文学记忆中充满了城市精神的精华与灵性，它可以为现实的文化建设提供合理性基础与必要的资源底蕴。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如果仅从街道、建筑、高楼等物质状态来区分城市的不同已经越来越困难，只有从人的审美情趣、生活理想、精神追求等方面才能把握一个城市的内在底蕴，从而增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所以在新昆明的城市文化建设中要重视对既往的文学和文化进行研究，要积极培养现实生活中的作家以丰富他们对昆明的想象与表现，可以说，这也是世界城市文化建构的一种普遍规律。关于昆明，秦光荣曾说：“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 体现着城市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更是一种主要的竞争力。因此要‘文化立市’， 用文化风格塑造城市。”[21]我们相信，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昆明的文学记忆的追索，一定可以使我们获得建设新昆明城市文化的历史资源和现实启示。
昆明是一座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自古以来，昆明不断进入文学创作这个心灵建构的世界，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代，民族的苦难将中国优秀的文化人聚集于此，昆明于是成为文学的沃土，也得到了优秀文学的充分表达，昆明城市的知名度迅速加大了。现在，时过境迁，苦难时代已然远去，但文学记忆则历久弥新，它使人感到，昆明作为一个现代化大城市确实具有自己的文化底蕴，这种底蕴为今天我们建设新昆明的城市文化，特别是城市精神文化提供了巨大的资源和丰富的启示。
如果说往昔的文学曾经塑造了昆明，那么，弘扬昆明当代文学创作，则可以在新的起点和层面上引领昆明的审美取向，逐渐析出昆明的城市精神。这正是当代城市文化建设的一条可行路径，对曲靖、玉溪、楚雄等滇中城市的文化建设都有启示。在昆明这座城市生活的作家，如果他们想象了这座城市，描述了这座城市，其实也就使这座城市获得了永久的活性。昆明由真实存在的街道、建筑和人构成，它们进入文学的艺术世界之中，成为文学的表现对象，同时也成为一种载体，负载着这个城市的整体精神风貌，昆明的城市的个性必然由此而生。因此可以说，在艺术之光的照耀下，无论哪个城市，其城市文化建设也就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鲜亮的精神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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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左安嵩〕
关键词：城市文化；文学记忆；昆明；城市精神
中图分类号：C912.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1-0145-04
在城市文化的三个基本层面中，精神文化是极为重要的层面。由于艺术创作直接呈现了心灵状态，能将表现对象的有形特色内化为精神景致，因此城市的文学创作，往往成为城市精神文化积淀的见证，让我们窥见往昔城市的文化风采，同时又可以构成城市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将我们引向无形的精神领域，触及软性的城市文化魅力。
昆明是一个有韵味的城市，它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民族文化丰富多彩，悠久的历史，积淀了丰富的人文内涵。我们在审思它的文化魅力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记忆，可以说它为我们提供了识读昆明城市精神的重要的心灵景致。
一、昆明文学记忆的历史镜像
对于昆明而言，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七七”事变之后，随着整个民族的大流亡，中国知识分子也完成了大迁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于1938年4月迁至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由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转向西南边远地区。那时，昆明与重庆、桂林成为中国三足鼎立的新的文化中心。许多作家、学者和文艺青年从内地、沿海陆续来到云南，他们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与云南本土作者一起推动云南文学和文化的发展。
文人云集，这是昆明历史上不可多见的一道风景线。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除了昆明本土作家在书写着昆明之外，许多外来的作家寓居昆明，他们也想象着昆明，抒写着昆明，塑造着昆明。这种对昆明的书写，形成了丰富的文化积累，使昆明的城市文化日渐丰满，其人文流韵穿越时空，泽及当代。
昆明具有自己的独特环境和人文传统，置身其中的作家，其创作自然要或多或少流露着昆明地域文化的种种因素。正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味、老舍笔下的北京味一样，抗战时期的昆明在作家笔下亦是摇曳多姿，韵味无限。昆明城市山水的轻灵秀丽之气滋养着作家们的心灵；昆明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让作家们流连忘返，赞不绝口；昆明特有的饮食、民族风俗为作家们的写作提供了新鲜的素材……他们将自己所获得的昆明文化的体验、领悟潜藏于心中，在创作上，不断将昆明的自然景观、风土人情、价值观念、信仰习惯等融会进作品。翠湖的亭台水榭、云南的庙会花灯等民间节日活动，使许多作家从中体会到了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欢乐的情感。其结果是在他们的写作中，昆明具有了独特的审美魅力，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地域审美风格。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也是一个民族救亡的时代，抗击日本侵略者，反对卖国投降，成为当时的时代主流。居住在昆明的作家始终被爱国热情所激励，“民族存亡是人们关心的头号问题。”[1]（P11）抗日战争中，更多教授学者迁徙到大后方云南。战争带来了环境和文坛的改变，社会上弥漫着一切为抗战服务的热情，文学也不能例外。客居昆明的作家主动响应时代召唤，将现实政治因素置入创作之中，因而此时昆明的文学创作中又带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战火的亮色与昆明的地方文化相融合，使书写昆明的作品，在朴实的甚至老实巴交的底色中闪动着时代激情。所以，抗战时期文学中的昆明，既有爱国的阳刚之气，又有彩云之南的温柔风貌，体现了独树一帜的时代审美特征。昆明城市的审美韵味就这样显现出柔和与刚硬的层次。
譬如，在沈从文的眼中，昆明拥有“温和阳光与清爽空气”，在户外可以看到“长角蜘蛛于仙人掌篱笆间往来结网，捕捉蝇蛾”，妇人会“在石臼边为唱本新事上的姻缘不偶，从眼眶里浸出诚实热泪”，也会“说点谎话，增加他人对于一己信托与尊重”。[2]（P168）昆明的云给他的印象也是大不相同，“似乎是用西藏高山的冰雪，和南海长年的热浪，两种原料经过一种神奇的手续完成的。色调出奇的单纯。唯其单纯反而见出伟大。尤以天时晴明的黄昏前后，光景异常动人。完全是水墨画，笔调超脱而大胆。”[3]（P78） 在汪曾祺的《职业》中，昆明的巷子里常常有“椒盐饼子西洋糕”走过；《跑警报》中，西南联大的学生不会仓皇失措，反而有趣得很。老舍的《滇行短记》中描写昆明街名“美雅”，诸如金马碧鸡、靛花巷、玉龙堆、先生坡等，翠湖比什刹海要好一些，他赞美翠湖“湖中有荷蒲，岸上有竹树”，竹树“颇清秀”，猪耳菌“明洁秀美”，“昆明很静”，昆明的建筑墙壁“坚厚”，“昆明终年如春”，“树多且绿”，“静秀可喜”。他还赞美金殿“遍山青松”，绿荫如盖，松实大如菠萝，松鼠在树杈上跳跃，即使是在“绿色盖不住的地方”也显示出一种“深厚的力量”，一种“有力的静美”；他赞美滇池上风帆点点，碧波万顷，大观楼前稻谷飘香。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书信中曾经提到她对昆明的印象：“我终于又来到了昆明！……是来看看这个天气晴朗、熏风和畅、遍地鲜花、五光十色的城市。”[4]（P294） 朱自清的《是喽嘛》，直接以昆明方言作为题目，初来到昆明的人不到三天就能学会“是喽嘛”这句话，它在昆明普遍流行。在朱自清看来，昆明话常见的应诺语如“是喽嘛！”、“是噢！”、“是的喽唦！”都透着一股客气。但这时期的文学，也有明显的时代感慨，比如雷石榆笔下的昆明：“圆通山头∕蔓草正铺着锦茵∕翠湖堤上∕杨柳正曳着绿鞭……我走了∕这儿的春光春色∕并非为我斗艳争妍”，可以说这是特定时的情绪在字里行间流露。更为典型的，还有闻一多先生奋激的言辞和诗性的表达。
可以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汪曾祺、林徽因、冯至、老舍、李广田、施蛰存、鹿桥、穆旦、郑敏、杜运燮等著名作家，写出了昆明的特色，他们笔下的滇池、翠湖、大观楼、金殿、圆通山、莲花池、龙头街等，意趣盎然。文学大师在其珍贵的文学创作中所写的昆明，山山水水，一花一草，无不为昆明的城市形象提供了新成分，构成了昆明文学记忆的历史镜像。 二、昆明文学记忆的当代识读
2011年，冉隆中主编的《昆明的眼睛》一书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它选编了几十篇近百年来海内外文学名家书写昆明的作品，其中“岁月之忆”和“联大之光”都是作家们对三四十年代昆明的书写，作家们“表达了对昆明独特的历史文化之美、高原风光之美、民族风情之美和都市时尚之美的发现和赞叹，颂扬了昆明城市文化的精神内涵”。[5]（P1）可以说，正是昆明的文学记忆，提示了一条识读昆明城市文化的路径。阅读这些作品，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昆明的历史、城市文化内涵和城市精神。
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在昆明的文学创作，今天的研究颇多，大到沈从文整个昆明时期的文学创作，小到一部具体作品的意象与审美表现研究，它们深入到了昆明时期沈从文的内心精神与心理状态之中，认为沈从文昆明时期文学创作中出现的艺术新质，“不仅仅是他在艺术上努力创新的体现；更与其对‘生命’的探寻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其内在文化心理发生（内心文化心理）微妙变化的结果。”[6]（P81）凌宇从文本出发研究其艺术新质及其背后潜藏的生命形式，揭示了沈从文昆明时期的创作和他生命体验之间微妙复杂之关系；黄静从研究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小说的意象出发，认为此时沈从文的小说“具有浓厚的哲理色彩和象征意味”，《看虹录》和《新摘星录》中包含的“虹”和“星”既是“美的象征”，又是“美好女性的象征”，并且认为，“沈从文40 年代的小说是其为复活与重造爱与美的神性而进行的孤独求索”。[7]（P156）邱艳萍在《暗夜独行》一文发现沈从文在昆明有机会熟悉大自然，且“漫长的八年思索，贯穿他痛苦的精神挣扎，伴以思想的升华。他在不断超越自我时，有无可奈何的寂寞，有欲速不达的焦躁，有时陷入主体色彩极浓的臆想中”。[8]（P139）张剑认为沈从文的小说历史与道德的张力互相渗透，“理想性、悲剧感、蕴藉性等审美特征也由此生成”。[9]（P11）可见，近年来对沈从文昆明时期文学创作的研究日渐多而细致，这不仅发掘了沈从文昆明时期文学创作的艺术魅力，还增添了昆明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昆明可以说是汪曾祺的第二故乡，汪曾经在《觅我游踪五十年》一文里写道：“我在昆明待了七年，除了高邮、北京，在这里的时间最长，按居留次序说，昆明是我的第二故乡。”[10]（P8）现在，有许多研究探索了汪曾祺昆明时期的文学创作，如张永杰《汪曾祺笔下的昆明味觉记忆》、《文学书写中的故乡记忆——以汪曾祺笔下的昆明为中心》，斯琴《汪曾祺笔下的昆明》，孙绍振《在灾难面前的深度幽默——读汪曾祺<跑警报>》等等。这些研究多集中在昆明具体的场景、风物、习俗、故事等表现上。的确，汪曾祺对昆明的记忆最多的反映也是在对食物的书写中，“味觉记忆是汪曾祺寄托乡愁的载体，体现着他对事物认识的重感性的审美特点，也体现着汪曾祺对传统文学与文化的继承与超越。”[11]（P154）张永杰认为“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的昆明生活对汪曾祺的思想和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故乡对于作家来说既是一种写作资源也是一种思想资源”，他还认为在昆明的写作中，体现了汪曾祺“个性化的小说观”，并且在“阅读上产生了一种恒在的美学效果”。[12]（P121）孙绍振则从汪曾祺具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跑警报》入手，研究三四十年代的昆明和昆明人精神状态。斯琴认为汪曾祺三四十年代昆明的作品之“清新自然之美”与昆明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其作品中“文采之美”与西南联大也紧密相关，“汪曾祺的文学创作正是以昆明这块地域为客体的，对昆明地域文化特征的深入表现是汪曾祺小说的真正源泉。昆明有形的自然环境、民间习俗，与昆明无形的伦理道德、历史传统、人文精神等地域文化都成为汪曾祺小说的魅力所在。”[13]（P70）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汪曾祺作品的艺术内涵，还揭示了作家写作与生活环境的密切关系，对其写作对象昆明的文化发展大有裨益。
鹿桥的《未央歌》是一部写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和昆明的大学生生活和青年成长的小说，田正平和陈桃兰从这篇小说中西南联大“思想学术自由、尊师重道、友爱亲仁”的优良传统出发，认为《未央歌》是一部解读中国高等教育绚丽历史的“值得重视的文本”[14]（P82）。邓敏菁则从小说中人物的文化价值观入手，认为小说中的童孝贤、余孟勤、蔺燕梅、伍宝笙四人“都是一种文化资源的符号。他们迥异的个性正好代表了道、墨、法、儒四种不同的文化，四种文化各执一端，综合起来却构筑了一种理想的文明形态、人格范式”。[15]（P3）周晓燕在研究《未央歌》时紧紧抓住“理想”二字，认为这“是一部人道主义的杰作，它对人的生存状态.对人格完善的探讨，对人的心灵痛苦的关怀和抚慰，对人生艰辛的浩叹，都进入一个较高的层次”。[16]（P29）司马长风认为《未央歌》“几乎无一字不悦目，无一句不赏心”。[17]（P90）这些研究不仅使得人们重新思考人类的文化与生命的整体性，也为昆明文化提供了历史文本的借鉴。
冯至抗战时期在昆明创作的《十四行集》也得到了关注。叶向东认为“昆明相对民主自由的政治社会环境和独特的自然环境”为冯至的创作提供了契机，“冯至在宁静而充满现代气息的昆明西南联大发现了由经验上升为诗歌的契机，特别是从昆明的自然景物和风土人情中获取了诗歌的意象，创作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第一部《十四行集》，昆明和西南联大对于冯至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18]（P124）这从时代环境因素上突出了昆明与文学的密切关系。
余斌在《朱自清留在昆明的背影》一文中，详细记载了朱自清先生来到云南的行踪，并对其滞留的地方做了细致的考证，这既是研究朱自清在昆明的重要资料，也是三四十年代昆明的文化表达。 张多对抗战时期昆明西南联大的文学创作研究较为细致，他肯定了彼时西南联大“众星云集”，“在文学上取得了很大成就”，并且提出了“昆明书写”。他认为西南联大等高校为教师学生们提供了创作空间，而且还延伸至蛰居在昆明的精英知识分子，他认为昆明空间与战争之环境相遇，文人们完成了从“蛰居”到“栖居”的变化，“客居的文风，驿站的笔调，构成了抗战时期昆明文学作品的主要特征”，“昆明只是一座边城，人生的一站。但是这种‘被迫接受离开回忆’的文学实验或者文学模式是难得的体验，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城市和文学的关系提供了标本。”[19]这种直接的结论所凸显的，正是昆明城市精神的根源。
人们还注意到穆旦、郑敏、杜运燮等为代表的西南联大学生诗人在昆明的创作，认为他们受到西方现代派诗人T.S.艾略特的影响，在“荒原意识”、“诗歌观念”、“词语及形式”等方面，“以更加新颖独到的表现手段体现了更为深刻的生命存在价值，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书写了独特的‘战时风景’”。[20]这种从诗歌创作与西方文化结合角度进行的研究，将那个时代的昆明文学与世界文学联系在一起，使昆明的文化内涵得到更大拓展，其文化品位也得以大大提升。
三、昆明文学记忆的现实启示
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昆明的文学，回复文学记忆，重温那个时代的艺术韵味和情感取向，可以为当下昆明的城市文化定位提供历史内涵，这对昆明城市文化精神的发掘和界定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文学记忆中充满了城市精神的精华与灵性，它可以为现实的文化建设提供合理性基础与必要的资源底蕴。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如果仅从街道、建筑、高楼等物质状态来区分城市的不同已经越来越困难，只有从人的审美情趣、生活理想、精神追求等方面才能把握一个城市的内在底蕴，从而增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所以在新昆明的城市文化建设中要重视对既往的文学和文化进行研究，要积极培养现实生活中的作家以丰富他们对昆明的想象与表现，可以说，这也是世界城市文化建构的一种普遍规律。关于昆明，秦光荣曾说：“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 体现着城市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更是一种主要的竞争力。因此要‘文化立市’， 用文化风格塑造城市。”[21]我们相信，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昆明的文学记忆的追索，一定可以使我们获得建设新昆明城市文化的历史资源和现实启示。
昆明是一座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自古以来，昆明不断进入文学创作这个心灵建构的世界，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代，民族的苦难将中国优秀的文化人聚集于此，昆明于是成为文学的沃土，也得到了优秀文学的充分表达，昆明城市的知名度迅速加大了。现在，时过境迁，苦难时代已然远去，但文学记忆则历久弥新，它使人感到，昆明作为一个现代化大城市确实具有自己的文化底蕴，这种底蕴为今天我们建设新昆明的城市文化，特别是城市精神文化提供了巨大的资源和丰富的启示。
如果说往昔的文学曾经塑造了昆明，那么，弘扬昆明当代文学创作，则可以在新的起点和层面上引领昆明的审美取向，逐渐析出昆明的城市精神。这正是当代城市文化建设的一条可行路径，对曲靖、玉溪、楚雄等滇中城市的文化建设都有启示。在昆明这座城市生活的作家，如果他们想象了这座城市，描述了这座城市，其实也就使这座城市获得了永久的活性。昆明由真实存在的街道、建筑和人构成，它们进入文学的艺术世界之中，成为文学的表现对象，同时也成为一种载体，负载着这个城市的整体精神风貌，昆明的城市的个性必然由此而生。因此可以说，在艺术之光的照耀下，无论哪个城市，其城市文化建设也就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鲜亮的精神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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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左安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