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红军长征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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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惟一的外籍将军洪水
  
  洪水来自越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惟一的外籍将军,也是越南人民军中惟一的中国将军。他历经了中国革命的全过程,并参与了新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
  洪水原名武元博、阮山,1906年10月1日出生于越南河内。
  洪水赴法国学习和考察期间,结识了胡志明和在法国留学的部分中国共产党人。1925年初,应时任共产国际苏联专家鲍罗廷秘书的胡志明的邀请,洪水来到广州,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大革命失败后,洪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表示同反动派势不两立、斗争到底,他改名为“洪水”。
  洪水深得毛泽东赏识。为了充分发挥其特长,1932年1月,洪水出任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科科长兼政治文化教员,后又由其创办了红军工农剧社。
  1935年,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对洪水起草的《工农剧社章程》提出批判,洪水被打成“高级特务”,并被开除党籍。随后,洪水背着“高级特务”、“国际间谍”两大罪名踏上了长征路。
  为了保护洪水,朱德、刘伯承等以加强宣传工作为由,让洪水进了红军干部团直属队,并让他事实上担任直属队党支部委员。遵义会议期间,洪水掀起了新的宣传高潮,带领战士在街头演说、在广场表演、书写张贴革命标语、教唱红军新歌,使红军指战员军心大振,当地群众认定“红军不是赤匪”,大批工农和进步青年报名参军。中央纵队党委根据洪水的突出表现,撤销了对他的处分,恢复了其党籍。
  1935年6月,洪水所在部队第一次过雪山,他不顾空气稀薄,打着竹板,全力宣传鼓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洪水离开红军干部团,跟随朱德、刘伯承到左路军工作。
  对张国焘进行的分裂活动,洪水与之进行了激烈争论,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被张国焘打成“国际间谍”,列入捕杀名单,虽因朱德和刘伯承的保护免遭毒手,但却又一次被开除党籍。
  1935年9月,张国焘下令“打到成都吃大米”,洪水同左路军指战员一道,第二次过草地南下。部队遭受重大挫折被打散后,洪水扮成当地老百姓,第三次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辛万苦,在1936年初走到延安。不久,党中央撤销了张国焘强加给洪水的“国际间谍”的罪名,再一次恢复了洪水的党籍。
  1945年8月,胡志明领导越南“八月革命”,洪水回到越南参加抗法斗争。1950年10月,洪水第三次来到中国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1956年夏,身患肺癌的洪水向中共中央提出回国的请求。行前,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礼堂亲切接见了洪水,叶剑英等领导亲往车站送行,洪水乘专列回国。
  1956年10月21日,洪水在越南逝世。
  
  二、犯了不少错误,却十分讲原则的李德
  
  李德是来自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他不仅亲历了长征,而且是这一壮举的重要决策人和初期主要指挥者。
  李德(德国名字奥托·布劳恩),1900年9月28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1932年春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往中国,秋天到达上海,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工作,开始参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
  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根据地,奥托·布劳恩以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瑞金,并开始使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
  李德来到苏区,虽怀有帮助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良好愿望,但是他错误的干预、指挥却给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导致第五次反“围剿”连连失利,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悲壮的长征。
  长征初期,李德是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成员之一,他仍一再错误指挥:一方面强调保密,对战略转移没有进行应有的政治动员;另一方面在退却中采取了消极避战、逃跑主义,使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了惨重损失。
  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李德拒不接受批评。遵义会议后不久,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正式结束了李德、博古对红军的军事指挥。
  此后,李德虽然不再拥有军事指挥权,但仍然多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
  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李德明确同意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反对张国焘南下。后李德被派往红军大学讲授军事理论课。
  不久,红军大学教育长、原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拉拢红四方面军学员随张国焘分裂逃跑,李德与李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明确表示不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队拉走。
  1935年10月,李德随红军到达陕北。
  1939年8月,李德离开延安,返回莫斯科。
  
  三、累建奇功的毕士悌,牺牲在黄河岸边
  
  在长征队伍中,至少有30名朝鲜籍干部和战士,军委干部团参谋长毕士悌便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之一。
  毕士悌,又名杨林,1898年生于朝鲜平安北道。1919年,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三一爱国起义”后,秘密来到中国。
  1921年6月,毕士悌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16期,1924年毕业后,考入黄埔军校。1925年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跟随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屡建奇功。
  1927年至1930年,毕士悌曾先后在苏联中山大学和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32年7月,奉命进入中央苏区,曾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和工农红军学校总教官。
  长征开始后,毕士悌任军委干部团参谋长。干部团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
  毕士悌所部不但要时刻准备打仗,而且打的都是硬仗、恶仗。在最为惨烈的湘江战役中,毕士悌率领干部团,用刺刀、手榴弹同敌军展开殊死搏斗,激战数日,打退了敌军数次进攻,终于掩护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安全渡过湘江。
  1935年2月,二克遵义中,毕士悌同干部团在“开展战局的关键”时节,一天强行军60公里,抢占娄山关,保障中央红军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1935年4月29日,中革军委决定迅速渡过金沙江,建立根据地。毛泽东亲自下令干部团抢占皎平渡。毕士悌参与指挥干部团化装成国民党部队,徒步急行军140公里,按时抢占了皎平渡。
  由于其他渡口的船只均被敌人烧毁,全军只能在皎平渡渡江,而通安州地势险要,居高临下,可以直接控制皎平渡,军委遂严令:不惜一切牺牲,拿下通安州。
  毕士悌亲率干部团前卫营担负这一重任。从金沙江边到通安州,只有一条很窄的山间小路,盘旋在悬崖峭壁之上。敌人占据有利地形,边射击边从山顶往下滚石头。毕士悌冒着枪林弹雨,身先士卒,贴着绝壁,巧妙利用敌人射击死角躲闪跃进。红军战士模仿他的动作跟进,一举攻占了火焰山隘口,乘胜直奔通安州,以极小的代价夺取了通安州。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干部团被改编成红军学校特科团,毕士悌继续担任参谋长。针对张国焘公开分裂红军、强令红军学校原四方面军学员南下的行为,毕士悌进行了坚决斗争,带领原干部团的干部坚持北上,并参与指挥所属部队,踏过岷山,突破腊子口,攻克哈达铺,穿越渭河封锁线,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
  1936年2月22日,毕士悌在率部东渡黄河、挺进抗日前线的战斗中,牺牲在黄河岸边。
  
  四、“红军炮兵的鼻祖”武亭
  
  武亭被誉为“红军炮兵的鼻祖”。长征路上,他率领炮兵营斩关夺隘、屡建战功。
  武亭,原名金武亭,1905年出生于朝鲜咸镜北道镜城郡。1923年初,秘密来到中国,寻求朝鲜独立复国的道路。
  武亭历任红军连长、营长和团长等职,并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长征开始时,武亭担任军委第一纵队第三梯队队长兼政委,1934年12月黎平会议后,武亭调任红三军团炮兵营营长。
  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中,武亭率炮兵营在坪石单独作战,击溃敌一个保安团,歼敌100多人。在广西龙胜的阻击战里,当时突破湘江不久的红军,因人员伤亡过半,只得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途中,中央纵队遭遇广西军阀李宗仁部队。
  红三军团拼死撕开敌人的防线,并派彭雪枫率领第四师阻击敌人,掩护主力通过。第四师打了一天一夜,伤亡很大。后武亭指挥炮兵营,打得英勇顽强,胜利地完成了掩护任务。在攻打娄山关等战斗中,武亭率炮兵再次大显神威,对战斗的胜利起到关键性作用。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妄图夺取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8月中旬,红三军团长彭德怀发现,军委参谋部将各军间以及各军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通报的密码全部收回,各军与军委的直接联系中断,只能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通报,遂指示红三军团另编密码本,并设法与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恢复联络。
  武亭根据彭德怀的指示,带着电台、密码本,凭指北针前往甘肃俄界寻找红一军团。就在武亭将密码本送达一军团的当天,张国焘密电陈昌浩“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央和中央红军。毛泽东果断率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即刻前往俄界,与红一军团会合,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
  武亭在该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征结束后,武亭进入红军大学,后担任红军总部作战科长。1937年,武亭受命重组八路军炮兵,于1938年1月亲任八路军第一个炮兵团“总部炮兵团”团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武亭回国,历任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中央委员、劳动党第二书记、朝鲜人民军第二军团长、首都防卫司令官等职,1951年7月病逝于平壤。
  
  五、受到特别礼遇的传教士勃沙特
  
  传教士勃沙特,中文名字叫薄复礼,是长征中一位不穿军服却骑军马,不带武器却享受武装警卫的外国人。
  勃沙特1897年生于英国的曼彻斯特,瑞士籍。1922年秋,受教会派遣来到中国,在贵州境内的镇远、黄平、遵义传教。
  1934年10月,勃沙特和妻子由旧州前往镇远的途中,同红六军团相遇。红六军团要求勃沙特帮助筹措经费或医疗用品,以解医疗器械和药品极度匮乏之急。
  红军占领旧州后,在一座法国教堂里得到了一张法文贵州地图,便采取由勃沙特读中文,萧克在地图上标记的方法翻译成中文,使之成为红军转战贵州、作战行军的好“向导”。
  虽然红军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且到处硝烟弥漫、死亡时有发生,但勃沙特却享受着特别礼遇,一直安然无恙。
  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开始长征,患疟疾的勃沙特随部队一起出征了。红军为他请医问药,让他以马代步,派专人为他生火取暖。
  1936年3月底,红军决定让勃沙特回瑞士。萧克亲自下厨,设“家宴”款待勃沙特。
  4月11日,萧克、王震等再次设宴为勃沙特饯行。勃沙特表示需4块银元,但极度困难的红军给了他10块银元。第二天,是西方复活节,勃沙特踏上了归途。
  此后,被长征这一壮举折服的勃沙特,在病床上口述,由他人执笔,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将这段经历写成《神灵之手》一书,并于1936年12月在英国出版发行,比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早出版一年,成为见证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所写的第一本印象记。
  勃沙特在书中写道: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爱护群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军队;红军的高级将领,则是充满着追求精神、决心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共产党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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