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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古代小说批评的内在进行探源，得出其实质为文人的一种“交流渠道”的结论。通过对个别明清小说批评进行分析，表现了此种“交流渠道”的所具有的特质。把明清小说批评与战国时代辩论和现代的电脑交流软件进行对比分析，表明“交流渠道”的发展进程。
关键词：交流渠道；明清小说批评；辩论；电脑交流软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03
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辩论方式盛行，人们通过集众辩论的方式，表达自己在学术、政治上的不同的见解和主张。通过与生长在不同环境中的不同的人进行激烈的思想碰撞，辩论者能够最大程度的打破自身思维局限性，从而对自己所研究的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而旁观者也可以在辩者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的辩驳诘难中以最快的速度对辩题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悟性极高者，甚至可以萌生出自己的想法。
集众辩论固然是很好的交流渠道，但却存在着一定的制约性。首先它要求辩者和观众必须在固定的时间到达固定的场地，路途遥远者或者因故有事者无法参加，因此存在着时效性。其次，所参加辩论会的人群只能局限在举办地的附近，其风俗、文化等较为接近，这使得辩者无法和价值取向差异更大的人群进行思想碰撞。最后，辩者多为饱学之士，下层平民百姓和一般学士或文人无法参与其中，因此受众范围十分狭小。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渐渐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思想交流渠道。隋唐时期，传奇小说进入“变态领域”，主体意识充盈于作品之中，叙述视角由第三人称转换为第一人称，“我”作为线索人物、事件人物以及记录者出现于作品之中。所谓“诗言志”、“词言情”、“文以载道”，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载体，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作者把自己的观点赋之予作品，而读者通过对作品的研读，来体会作者的思想和情感，这种方式形成了早期的交流形式，即“一次交流”。此“交流渠道”始于原作者，即“一次作者”，终于读者，即“一次讀者”，为“单向一次交流”。这种交流形式，使读者能够更深入全面的理解作者的心境，从而对作品进行更完美的解读。然而，这种交流形式虽然受众面广，不受时间和场地的制约，却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单方面的信息的输出和接受，使读者在对作品进行解读后，所形成的赞同或反对的观点并不能及时反馈给作者或者他人，更无法通过深入探讨的方式，加深自己对于作品的把握。
宋元时期，小说理论得到发展。刘辰翁对《世说新语》进行较全面的评点，范围涉及训释疏通、指出归类不当、指漏纠谬、提出不同见解、评骘人物故事以及品评艺术特色等多个方面，开创了小说评点的先河，这也是已知的最早的文言文小说评点。刘的评点虽然不能反馈给《世说新语》原作者或编撰者南宋刘义庆以及其门下食客，但其思想却与他们进行了一番深入“交流”。作者接收原作品所传达出来的信息，进行深入思考后把分析结果再次传播于众，其对原作的解读正确与否以及程度深浅引发读者进行再次思考，把这种交流形式称为“二次交流”。这里的作者既是“一次读者”，又为“二次作者”，称为“中间作者”。这里的读者为“二次读者”，称为“最终读者”，值得注意的是，“二次读者”中的一些人同时又是“一次读者”。“二次交流”始于原作者，途经“中间作者”，终于“最终读者”，为“单向二次交流”。通过“二次交流”，“最终读者”可以把自己对于原作的解读和“中间作者”对于原作的解读进行比较与分析，从而使自己对原作有更深入的理解。同时，也可以指出“中间作者”的解读不当之处，并把自己对于“中间作者”解读的分析传播于众，从而形成“三次交流”。以此类推，层层递进，直至“多次交流”，通过不断的分析与总结，加强对文本的把握。这种“交流渠道”虽然没有及时反馈的功能，但由于对于文本的分析较为深刻、细致与全面，从而能达到极佳的效果，甚至有些时候，比“双向一次交流”更为有效。
明清时期，不仅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王国维等文人用“小说批评”这种交流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主张，余象斗、冯梦龙等书商和李卓吾、梁启超等思想家也积极参与其中，一时间盛况空前。
嘉庆时期，《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在民间受到热捧，引起轰动。杨涌泉、熊大木、余象斗、熊龙峰、余邵鱼、余成章、刘剡、刘龙田、熊宗立、俞良甫、邹学圣等出版商开始投入到小说批评与再创作中去。其中，熊大木模仿《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如《杨家将演义》、《北宋至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作品皆在民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熊大木的作品中，小说创作与小说点评同时进行，评点的格式为双行夹批和文后附史论。但其文学素养不高，缺少运用虚构、挪移、捏合等手法的艺术功力，因此著作中随处可见大量堆积的史料，且其无力信手引用和随口吟咏，所以只能频繁采用“后人有诗叹曰”这一写作手法。虽然熊大木的创作和评点水平不高，但仍然受到市场的热捧，形成了“熊大木模式”，一时间，大量的出版商争先效仿。这种热潮虽然带来了很多消极影响，形成了拼凑成书和胡编乱造的恶劣风气，并且导致了淫秽色情小说和续书的泛滥成灾，但也有其积极意义。“熊大木模式”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小说创作和小说评点的发展，从侧面反映了古代交流渠道的匮乏，不管是“一次交流”还是“多次交流”，民众渴望看到或读到他人的观点，并把他人的观点和自己心中的想法相比较，从而引发更深入的思考。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的民众来说，小说批评更是解答了他们对作品的疑惑，并从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
万历时期，思想家、文学家李贽反对礼教、抨击道学，公开以“异端”自居。“四大奇书”除了《金瓶梅》之外，均有署名李卓吾的评本。其中，《水浒传》就有六个版本，万历三十八年杭州容与堂刊刻的《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和万历四十年郁郁堂袁无涯刊刻的《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奠基了小说评点形态，对后世影响较大。李卓吾把小说评点和社会批判紧密结合在一起，运用小说批评来宣传反道学、反传统的叛逆思想。此时，小说批评作为一种独特的“交流渠道”，隐晦地传达出作者的价值观，并使这种价值观，被大众所知道、了解，甚至于启发了志同道合之士。李贽创立的“情教”有广大的教徒，其“童心说”也影响了很多文人。汤显祖发展了李贽的“童心说”，提出了“至情说”的观点，从一定程度上讲，是完成了“三次交流”。 学术巨匠胡应麟在文献学、史学、诗学、小说和戏剧学方面都有突出成就。其对于小说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一时一书，而是有相当宏观的认识和整体把握，他不仅对小说的源头和发展历史进行探索，对其本质和功能亦有研究，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小说创作主体进行对比研究。此时，“一次作者”不再限于某个作者，而可以跨越不同时间和空间。“二次作者”凭借自己的“交流”意愿，可以对不同朝代和不同地点的“一次作者”进行筛选，并把自己对其认同或者否定的观点传达给读者。既属于“一次读者”又为“二次读者”的读者，可以把“一次作者”和“二次作者”的观点进行比较，以认证自己的观点。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采用胡应麟的材料极多，基本观点也与胡氏相同，这证明了鲁迅对胡的观点的认同，这种认同感在他和读者的“三次交流”中体现。
明末小说评点进入繁盛时期的准备阶段，这一时期，评点作品数量多，评点的质量和水平也有显著提升，冯梦龙、汤显祖等人对话本小说和戏剧的评点取得较高成就。冯梦龙，吴县长洲人，著有小说类话本《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和《警世通言》。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科举不顺，五十七岁才补为贡生，清兵南下之时，曾亲自奔走反清大業，后忧愤而死。从冯梦龙的经历来看，其一生经历颇多，且命途多舛。他的思想复杂矛盾，受王阳明和李卓吾的影响，一方面嘲笑孔夫子，贬斥六经，另一方面，却一直兢兢业业治经，著有《麟经指月》、《春秋衡库》等经学著作，称赞孔圣人“删除六经、表章五教，上接文武周公之派，下开百千万世之绪，此乃帝王以后第一代讲学之祖。”他一方面肯定卓文君的自择私奔，对女性勇敢追寻自我的意愿表示欣赏与赞扬。一方面在《寿宁待志》中为节妇立传，认为其清白胡可没也。冯梦龙的这种矛盾的性格特征，固然和自我之本源思想有关，也和“一次作者”与“二次作者”的作品对其影响有着莫大的关联。王阳明作为“一次作者”，间接的影响着冯梦龙。冯梦龙接受李卓吾和王阳明的思想也是分阶段性的，根据自己的经历不同，其倾向的选择也不尽相同。冯梦龙青年和中年时期，受李卓吾影响较大，思想进步。晚年则受王阳明影响较大，思想趋于保守。结合冯梦龙自身经历来看，其选择的价值观念倾向和自身的经历有关，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读者会根据当下自己所处的环境和状态的不同，选择“作者”输出的最符合自我之心境的价值观念。一部分读者把这种观念和自己的价值观念相暗合，并衍生出新的观念，继而输出给后续读者，从而完成循环的“交流”模式。冯梦龙论述了说话艺术和话本的兴盛，以及话本小说语言通俗的必要性等小说理论。强调了小说中艺术虚构的合理性，以及论述话本小说的社会作用问题，从形式和内容上说，是具有理论价值的小说论文，已经初具现代论文的一些基本因素。冯梦龙在文学上主张“真情”，并且在《叙山歌》中，提出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并且编撰了《情史》，设立“情教”，构建情教体系，创立了“情教”理论。和汤显祖一样，发展了李贽的“童心说”，他们二人同为李贽的“读者”，又同时为“作者”，由李贽的思想观念衍生出新的属于自己的思想观念，并把这种观念输出给其他读者。由此可见，除了“作者”并不是统一确定的，处于同一范畴的“读者”也可以各不相同，信息的输出并不是单一渠道的，是发散性的。
汤显祖在思想上受“两大教主”李贽、达观道人影响较大。汤显祖文学造诣较高，在戏剧、诗文、小说和评点等方面皆有成就其代表作品《牡丹亭》对后世影响较大。《牡丹亭记题记》中写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生，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1]他强调立意，崇尚至情，提出了“至情说”。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在戏剧理论方面更注重内容，崇文采，尚趣巧。而以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更注重本色，道德和声律。由此可见，处于同一“范畴”的读者的思想观念既可以相同、相似、相互暗合，又可以截然相反、背道而驰。这些读者作为作者的同时，把自我的观念输出给更多读者，从而进行发扬，这使得整个发散“交流”中，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针对“沈汤之争”，王骥德做出了科学性的论断，摒弃门户之见，客观公允地指出了二人戏曲的长处。王骥德既为二者的“读者”，又为“作者”，在把二人思想融合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使同一方面的背道而驰的观点呈现出相互交汇，甚至融合的状态，体现出“交流”进程具有海纳百川的特征。
清初小说评点走向繁盛，创作繁荣、题材广泛、门类齐全，为小说评点提供了对象。这一时期，小说评点在理论上有了大幅提高，理论内涵丰富而深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被称为“四大奇书”，被许多文人一评再评。“一次作者”的佳作增多时，给“一次读者”的思想以更好的启蒙，从而使“二次作者”增多。“二次作者”的佳作增多时，大量“三次作者”也应运而生，形成良性循环，促进文化繁荣。金圣叹删改《水浒传》，将120回腰斩为70回，第一回改成楔子，删去梁山聚义后的故事，以卢俊义一梦为结束，题名《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成为流传至今的定本和通行本。有的学者认为，《水浒传》作者名字应加上金圣叹一名，可见其影响之大。金圣叹的综合型评点形态，对毛氏父子、张竹坡等人影响较大，他在原著的基础上，重构小说结构，整理叙事框架，使作品趋于完美。通过对“一次作者”的作品的赏读与分析，在“读者”的作用下，作品被赋予新的生命，成为具有极高文化价值的文本，并且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的意义。文化作品在不断的“交流中”进行衍变，并且得到改善，这种“交流”是无穷尽的、没有终点的，从而使作品也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聊斋志异》是中国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终其一生写成的一部志怪小说，体裁广泛，内容丰富，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堪称中国古典文言短篇小说之巅峰。王士祯两次对《聊斋志异》进行点评，但限于其经历心境与蒲松龄比较而言，差异过大，其评点未能得其精髓。后但明伦对《聊斋志异》进行点评，在思想方面揭示了作者的创作目的，归纳塑造形象的特点，总结章法结构，见解深刻。由此可以看出，在“交流”的过程中，虽然一些“中间作者”的观点不够全面，认识有所偏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属于不同层级的“读者”对其不断地进行改进，最终趋于完善。
从远古到近古，又至现代，能够在思想上进行深刻交流一直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永恒的趋向。为了这一想法成为现实，并且使交流更方便、快捷、富有成效，大量的硬件产品应运而生，从竹简到纸张，从飞鸽到电话，无不透漏出人类对于交流的渴望。印刷术的进步，文本体裁的多样化，戏曲、说话等表演艺术的繁盛，也使交流更简便快捷，赋予内涵，并且具有感染力。现代科学技术急速发展，电脑的兴起终于使“多向交流”变为可能，“第一作者”可以在第一时间发表作品，并且被更多的“一次读者”所看到。“一次作者”可以对作品发表自己的看法，简单明了亦或深刻透彻，其观点被更多的“二次读者”所赏读。在贴吧、豆瓣、天涯、知乎等带有评论功能的软件的帮助下，人们可以进行即时“交流”，也可以进行延时“交流”，而“@”功能的出现，使“交流”更有针对性，从而提高交流效率。不但文本这种表达人们思想的方式可以进行“双向交流”，电影、音乐等文化形式也可以被即时评论。这些在交流方式上的进步，使得“交流”真正摆脱了古代交流方式的弊端，从而迈向了新的开端。
注释：
[1]汤显祖.牡丹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
关键词：交流渠道；明清小说批评；辩论；电脑交流软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03
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辩论方式盛行，人们通过集众辩论的方式，表达自己在学术、政治上的不同的见解和主张。通过与生长在不同环境中的不同的人进行激烈的思想碰撞，辩论者能够最大程度的打破自身思维局限性，从而对自己所研究的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而旁观者也可以在辩者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的辩驳诘难中以最快的速度对辩题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悟性极高者，甚至可以萌生出自己的想法。
集众辩论固然是很好的交流渠道，但却存在着一定的制约性。首先它要求辩者和观众必须在固定的时间到达固定的场地，路途遥远者或者因故有事者无法参加，因此存在着时效性。其次，所参加辩论会的人群只能局限在举办地的附近，其风俗、文化等较为接近，这使得辩者无法和价值取向差异更大的人群进行思想碰撞。最后，辩者多为饱学之士，下层平民百姓和一般学士或文人无法参与其中，因此受众范围十分狭小。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渐渐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思想交流渠道。隋唐时期，传奇小说进入“变态领域”，主体意识充盈于作品之中，叙述视角由第三人称转换为第一人称，“我”作为线索人物、事件人物以及记录者出现于作品之中。所谓“诗言志”、“词言情”、“文以载道”，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载体，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作者把自己的观点赋之予作品，而读者通过对作品的研读，来体会作者的思想和情感，这种方式形成了早期的交流形式，即“一次交流”。此“交流渠道”始于原作者，即“一次作者”，终于读者，即“一次讀者”，为“单向一次交流”。这种交流形式，使读者能够更深入全面的理解作者的心境，从而对作品进行更完美的解读。然而，这种交流形式虽然受众面广，不受时间和场地的制约，却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单方面的信息的输出和接受，使读者在对作品进行解读后，所形成的赞同或反对的观点并不能及时反馈给作者或者他人，更无法通过深入探讨的方式，加深自己对于作品的把握。
宋元时期，小说理论得到发展。刘辰翁对《世说新语》进行较全面的评点，范围涉及训释疏通、指出归类不当、指漏纠谬、提出不同见解、评骘人物故事以及品评艺术特色等多个方面，开创了小说评点的先河，这也是已知的最早的文言文小说评点。刘的评点虽然不能反馈给《世说新语》原作者或编撰者南宋刘义庆以及其门下食客，但其思想却与他们进行了一番深入“交流”。作者接收原作品所传达出来的信息，进行深入思考后把分析结果再次传播于众，其对原作的解读正确与否以及程度深浅引发读者进行再次思考，把这种交流形式称为“二次交流”。这里的作者既是“一次读者”，又为“二次作者”，称为“中间作者”。这里的读者为“二次读者”，称为“最终读者”，值得注意的是，“二次读者”中的一些人同时又是“一次读者”。“二次交流”始于原作者，途经“中间作者”，终于“最终读者”，为“单向二次交流”。通过“二次交流”，“最终读者”可以把自己对于原作的解读和“中间作者”对于原作的解读进行比较与分析，从而使自己对原作有更深入的理解。同时，也可以指出“中间作者”的解读不当之处，并把自己对于“中间作者”解读的分析传播于众，从而形成“三次交流”。以此类推，层层递进，直至“多次交流”，通过不断的分析与总结，加强对文本的把握。这种“交流渠道”虽然没有及时反馈的功能，但由于对于文本的分析较为深刻、细致与全面，从而能达到极佳的效果，甚至有些时候，比“双向一次交流”更为有效。
明清时期，不仅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王国维等文人用“小说批评”这种交流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主张，余象斗、冯梦龙等书商和李卓吾、梁启超等思想家也积极参与其中，一时间盛况空前。
嘉庆时期，《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在民间受到热捧，引起轰动。杨涌泉、熊大木、余象斗、熊龙峰、余邵鱼、余成章、刘剡、刘龙田、熊宗立、俞良甫、邹学圣等出版商开始投入到小说批评与再创作中去。其中，熊大木模仿《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如《杨家将演义》、《北宋至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作品皆在民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熊大木的作品中，小说创作与小说点评同时进行，评点的格式为双行夹批和文后附史论。但其文学素养不高，缺少运用虚构、挪移、捏合等手法的艺术功力，因此著作中随处可见大量堆积的史料，且其无力信手引用和随口吟咏，所以只能频繁采用“后人有诗叹曰”这一写作手法。虽然熊大木的创作和评点水平不高，但仍然受到市场的热捧，形成了“熊大木模式”，一时间，大量的出版商争先效仿。这种热潮虽然带来了很多消极影响，形成了拼凑成书和胡编乱造的恶劣风气，并且导致了淫秽色情小说和续书的泛滥成灾，但也有其积极意义。“熊大木模式”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小说创作和小说评点的发展，从侧面反映了古代交流渠道的匮乏，不管是“一次交流”还是“多次交流”，民众渴望看到或读到他人的观点，并把他人的观点和自己心中的想法相比较，从而引发更深入的思考。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的民众来说，小说批评更是解答了他们对作品的疑惑，并从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
万历时期，思想家、文学家李贽反对礼教、抨击道学，公开以“异端”自居。“四大奇书”除了《金瓶梅》之外，均有署名李卓吾的评本。其中，《水浒传》就有六个版本，万历三十八年杭州容与堂刊刻的《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和万历四十年郁郁堂袁无涯刊刻的《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奠基了小说评点形态，对后世影响较大。李卓吾把小说评点和社会批判紧密结合在一起，运用小说批评来宣传反道学、反传统的叛逆思想。此时，小说批评作为一种独特的“交流渠道”，隐晦地传达出作者的价值观，并使这种价值观，被大众所知道、了解，甚至于启发了志同道合之士。李贽创立的“情教”有广大的教徒，其“童心说”也影响了很多文人。汤显祖发展了李贽的“童心说”，提出了“至情说”的观点，从一定程度上讲，是完成了“三次交流”。 学术巨匠胡应麟在文献学、史学、诗学、小说和戏剧学方面都有突出成就。其对于小说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一时一书，而是有相当宏观的认识和整体把握，他不仅对小说的源头和发展历史进行探索，对其本质和功能亦有研究，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小说创作主体进行对比研究。此时，“一次作者”不再限于某个作者，而可以跨越不同时间和空间。“二次作者”凭借自己的“交流”意愿，可以对不同朝代和不同地点的“一次作者”进行筛选，并把自己对其认同或者否定的观点传达给读者。既属于“一次读者”又为“二次读者”的读者，可以把“一次作者”和“二次作者”的观点进行比较，以认证自己的观点。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采用胡应麟的材料极多，基本观点也与胡氏相同，这证明了鲁迅对胡的观点的认同，这种认同感在他和读者的“三次交流”中体现。
明末小说评点进入繁盛时期的准备阶段，这一时期，评点作品数量多，评点的质量和水平也有显著提升，冯梦龙、汤显祖等人对话本小说和戏剧的评点取得较高成就。冯梦龙，吴县长洲人，著有小说类话本《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和《警世通言》。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科举不顺，五十七岁才补为贡生，清兵南下之时，曾亲自奔走反清大業，后忧愤而死。从冯梦龙的经历来看，其一生经历颇多，且命途多舛。他的思想复杂矛盾，受王阳明和李卓吾的影响，一方面嘲笑孔夫子，贬斥六经，另一方面，却一直兢兢业业治经，著有《麟经指月》、《春秋衡库》等经学著作，称赞孔圣人“删除六经、表章五教，上接文武周公之派，下开百千万世之绪，此乃帝王以后第一代讲学之祖。”他一方面肯定卓文君的自择私奔，对女性勇敢追寻自我的意愿表示欣赏与赞扬。一方面在《寿宁待志》中为节妇立传，认为其清白胡可没也。冯梦龙的这种矛盾的性格特征，固然和自我之本源思想有关，也和“一次作者”与“二次作者”的作品对其影响有着莫大的关联。王阳明作为“一次作者”，间接的影响着冯梦龙。冯梦龙接受李卓吾和王阳明的思想也是分阶段性的，根据自己的经历不同，其倾向的选择也不尽相同。冯梦龙青年和中年时期，受李卓吾影响较大，思想进步。晚年则受王阳明影响较大，思想趋于保守。结合冯梦龙自身经历来看，其选择的价值观念倾向和自身的经历有关，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读者会根据当下自己所处的环境和状态的不同，选择“作者”输出的最符合自我之心境的价值观念。一部分读者把这种观念和自己的价值观念相暗合，并衍生出新的观念，继而输出给后续读者，从而完成循环的“交流”模式。冯梦龙论述了说话艺术和话本的兴盛，以及话本小说语言通俗的必要性等小说理论。强调了小说中艺术虚构的合理性，以及论述话本小说的社会作用问题，从形式和内容上说，是具有理论价值的小说论文，已经初具现代论文的一些基本因素。冯梦龙在文学上主张“真情”，并且在《叙山歌》中，提出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并且编撰了《情史》，设立“情教”，构建情教体系，创立了“情教”理论。和汤显祖一样，发展了李贽的“童心说”，他们二人同为李贽的“读者”，又同时为“作者”，由李贽的思想观念衍生出新的属于自己的思想观念，并把这种观念输出给其他读者。由此可见，除了“作者”并不是统一确定的，处于同一范畴的“读者”也可以各不相同，信息的输出并不是单一渠道的，是发散性的。
汤显祖在思想上受“两大教主”李贽、达观道人影响较大。汤显祖文学造诣较高，在戏剧、诗文、小说和评点等方面皆有成就其代表作品《牡丹亭》对后世影响较大。《牡丹亭记题记》中写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生，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1]他强调立意，崇尚至情，提出了“至情说”。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在戏剧理论方面更注重内容，崇文采，尚趣巧。而以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更注重本色，道德和声律。由此可见，处于同一“范畴”的读者的思想观念既可以相同、相似、相互暗合，又可以截然相反、背道而驰。这些读者作为作者的同时，把自我的观念输出给更多读者，从而进行发扬，这使得整个发散“交流”中，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针对“沈汤之争”，王骥德做出了科学性的论断，摒弃门户之见，客观公允地指出了二人戏曲的长处。王骥德既为二者的“读者”，又为“作者”，在把二人思想融合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使同一方面的背道而驰的观点呈现出相互交汇，甚至融合的状态，体现出“交流”进程具有海纳百川的特征。
清初小说评点走向繁盛，创作繁荣、题材广泛、门类齐全，为小说评点提供了对象。这一时期，小说评点在理论上有了大幅提高，理论内涵丰富而深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被称为“四大奇书”，被许多文人一评再评。“一次作者”的佳作增多时，给“一次读者”的思想以更好的启蒙，从而使“二次作者”增多。“二次作者”的佳作增多时，大量“三次作者”也应运而生，形成良性循环，促进文化繁荣。金圣叹删改《水浒传》，将120回腰斩为70回，第一回改成楔子，删去梁山聚义后的故事，以卢俊义一梦为结束，题名《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成为流传至今的定本和通行本。有的学者认为，《水浒传》作者名字应加上金圣叹一名，可见其影响之大。金圣叹的综合型评点形态，对毛氏父子、张竹坡等人影响较大，他在原著的基础上，重构小说结构，整理叙事框架，使作品趋于完美。通过对“一次作者”的作品的赏读与分析，在“读者”的作用下，作品被赋予新的生命，成为具有极高文化价值的文本，并且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的意义。文化作品在不断的“交流中”进行衍变，并且得到改善，这种“交流”是无穷尽的、没有终点的，从而使作品也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聊斋志异》是中国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终其一生写成的一部志怪小说，体裁广泛，内容丰富，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堪称中国古典文言短篇小说之巅峰。王士祯两次对《聊斋志异》进行点评，但限于其经历心境与蒲松龄比较而言，差异过大，其评点未能得其精髓。后但明伦对《聊斋志异》进行点评，在思想方面揭示了作者的创作目的，归纳塑造形象的特点，总结章法结构，见解深刻。由此可以看出，在“交流”的过程中，虽然一些“中间作者”的观点不够全面，认识有所偏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属于不同层级的“读者”对其不断地进行改进，最终趋于完善。
从远古到近古，又至现代，能够在思想上进行深刻交流一直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永恒的趋向。为了这一想法成为现实，并且使交流更方便、快捷、富有成效，大量的硬件产品应运而生，从竹简到纸张，从飞鸽到电话，无不透漏出人类对于交流的渴望。印刷术的进步，文本体裁的多样化，戏曲、说话等表演艺术的繁盛，也使交流更简便快捷，赋予内涵，并且具有感染力。现代科学技术急速发展，电脑的兴起终于使“多向交流”变为可能，“第一作者”可以在第一时间发表作品，并且被更多的“一次读者”所看到。“一次作者”可以对作品发表自己的看法，简单明了亦或深刻透彻，其观点被更多的“二次读者”所赏读。在贴吧、豆瓣、天涯、知乎等带有评论功能的软件的帮助下，人们可以进行即时“交流”，也可以进行延时“交流”，而“@”功能的出现，使“交流”更有针对性，从而提高交流效率。不但文本这种表达人们思想的方式可以进行“双向交流”，电影、音乐等文化形式也可以被即时评论。这些在交流方式上的进步，使得“交流”真正摆脱了古代交流方式的弊端，从而迈向了新的开端。
注释：
[1]汤显祖.牡丹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