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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官咋成了骗子
作者：洪巧俊
当今骗子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不打自招说自己是骗子的还是笫一次听到，这位敢说自己是骗子的还是为官一方的乡长。他的不打自招也足够有胆量，竟然敢“招”在中国最权威的杂志《半月谈》上，这影响该有多大？
《湖南乡官自曝政绩造假，称被指标考核逼成骗子》是那位乡官“自招”的标题。多年前，我写过一篇《乡官诗人“下课”》。一位乡官就因为写了一篇杂文揭露内幕而“下课”，他那首脍炙人口的打油诗至今仍在当地流传：“村委会换届(当地方言读gai)，送礼比赛，送得多提得快，送得少莫怪，不送的等下一届。”不久前，湖北黄石市警察吴幼明也由于自曝单位“内幕”而丢掉了“铁饭碗”。这种揭露内幕的“出格”，“体制”是无法容忍的，也就注定他们是要出局的，即使不出局，他们在单位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那位在《半月谈》上“自招”的乡长说：他在湘南一个乡镇政府干了11年，当乡长两年了。县委、县政府对乡镇的政绩考核在很多方面背离实际，逼着乡镇干部造假。一些干部甚至认为，干工作就是一级骗一级。造假好的干部反而得到提拔，这就形成了错误导向。而农民最讲实事求是，打心眼里看不惯乡镇干部这种做法。以前为达到“小康”考评标准，满足上级领导“政治需要”而盲目造假。几年前，他们乡曾有一次报得比较实际，当时全乡21个村中有8个排在全市倒数10位，乡领导被县领导批得狗血淋头，第二年就只有壮着胆子虚报了。农民人均纯收入数字虚高，带来的后果是导致自筹建设资金的压力超过了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
“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这是今年“两会”上政协委员杨志福向总理转述的来自民间的一则顺口溜。其实这则顺口溜已经在民间流行多年。让人甚感困惑的是，这样的一级骗一级咋就得不到整治？
那位乡长向《半月谈》猛烈抨击当前基层政绩考核中弄虚作假，打肿脸充胖子之风，是期望上级政府给基层创造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下大气力裁减各种不切实际的考核指标。这样，他当乡官就好当了，不用再陷在谎言的重围中了。
黑格尔说过，真实是心灵的自由。但愿有这种忏悔的官员越来越多，摆脱谎言的魔咒，让心灵回归对群众的真实。
方便面仅是只“软柿子”
作者：晏扬
不久前，西安市物价部门对方便面厂家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上半年方便面生产成本涨幅不到5%，而零售价则上涨了20%到40%。
方便面集体涨价，沸沸扬扬闹了将近一个月，国家发改委终于出拳了，方便面中国分会也认错了，现在西安市物价部门又揭了方便面涨价的“老底”——所谓成本上涨导致涨价之说，原来是站不脚的，是蒙人的，成本才涨了5%，售价却涨了20%到40%，这不是明摆着乱涨价，侵害消费者利益吗？让谎言立即现出原形，让事实大白于天下，足可见成本调查之威力。
可是，我却对此次方便面成本调查持有以下两点疑问。
其一，这次方便面涨价，问题在于相互串通、集体涨价，而不在于涨多少，以及涨价的理由是否充分。方便面成本涨幅5%，售价却上涨20%到40%，这有什么不可以吗？此举违法了吗？没有。没有哪条法律法规禁止企业这样做。事实上，在方便面这种竞争充分的行业里，牟取暴利是不可能的，不合理的乱涨价是站不住脚的，至少长久不了，所以法律法规没必要对市场化产品的售价、利润予以限制。换言之，方便面生产成本小幅上涨，售价却大幅上涨，这种事情并不可怕，如果产品利润是不合理的，用不着法律出手，乱涨价企业也会受到市场规律的处罚。
其二，如上所述，在一个竞争充分的行业里，企业只能赚取微薄的、合理的利润，而不可能赚取暴利。因此，对市场化产品进行成本调查便完全没有必要，浪费了行政和执法资源。反过来说，那些竞争不充分的行业，特别是行政性垄断行业，才极可能有暴利存在，才有必要对其进行成本调查，并对其价格予以限制。
不过很遗憾，与西安市物价部门调查方便面生产成本的热情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上至中央部委，下至地方物价部门，都不愿触及垄断行业成本这个棘手问题。水、电、煤、气价格为何一涨再涨，其生产成本到底是多少；高校收费、医疗收费为何居高不下，培养一名大学生的成本到底是多少；电话月租费、手机漫游费为何迟迟取消不了；石油化工企业为何一方面大喊亏损，一方面赚得盆满钵满……诸如此类的问题，一直都是糊涂账，老百姓疑虑重重，怨声载道，可没有哪个部门去调查一下，给老百姓一个清楚明白的答案。
该调查的垄断行业成本不去调查，没必要调查的市场化行业成本却调查出来了。说到底，这和国家发改委拿方便面“开刀”一样，不过是专挑软柿子捏，欺软怕硬。政府部门如此作为，不可能令人信服。
“禁酒成绩单”背后的败绩
作者：舒圣祥
一个地级市公职人员中午不饮酒，半年能省多少招待费？据报道，河南省信阳市委书记王铁说，信阳市禁止公职人员工作日中午饮酒，半年节省的酒水费用高达4300万元，用这些钱可以建四五十所小学。
毋庸讳言，河南信阳半年时间能“节省”4300万酒水费实属不易，这与当地政府的积极作为密不可分，值得各地学习和效仿。但是，面对数字可喜的“禁酒成绩单”，公众却高兴不起来。某种意义上，今天的“禁酒成绩单”数字之耀眼即印证着昨天的“吃喝成绩单”数字之恐怖。因此，用“节省”二字来形容这份成绩单，总让人感觉怪怪的，显得有些尴尬和滑稽：这可是本来就不该乱花的纳税人的血汗钱啊。
数据显示，全国公款吃喝开支一直保持着8年翻一番的增长速度，1989年还是370亿元，2002年时已飞涨到2000亿元，相当于一座三峡工程，而到2005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已经相当于全国农村教师６年多的全部工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再看河南信阳那份“禁酒成绩单”，怎能让人高兴得起来？
其实，类似的“禁酒令”很多地方都曾发出过，中央更是三令五申严禁公款吃喝，曾经还下发过公务接待只能“四菜一汤”的红头文件，却根本不能阻止公务接待费用的节节攀高，反而让“四菜一汤”几乎成了一个经典笑话。我们面临的事实正是这样：一方面禁令频出，成绩单也很可观；但另一方面却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公务接待的总费用不降反升，屡创新高。
人们不免担忧：酒水费用“节省”了4300万，会不会又从其他地方加倍“补”了回来？所谓“节省”，必须是“节省”到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中去才有意义，否则，如果最终仍旧是“节省”到公务接待里去了的话，那充其量只是一种廉洁幻觉。
关键的一点，不论是“禁酒令”还是“四菜一汤”，都谈不上真正的“法治”，更不是根本性的改革之举。有一个问题不能不问，那就是：“公务”的边界在哪里？官员中午喝酒半年喝掉4300万，难道都是“公务”需要？
说到底，“禁酒令”只是治标之举，即便“禁酒成绩单”再喜人，也往往很难持久，不但会因人因时而异，更容易被“移花接木”。与之相比，当下更需要的，应该是对公务接待进行“出售式改革”：澄清“公务”范畴，让非公务行为的报销制度彻底“报销”。
不玩游戏的公务员玩什么
作者：邓海建
来办事的群众找不见人，急得团团转，多名政府工作人员却忙着打电脑游戏。前不久，有媒体记者在陕西省洋县政府办公大楼采访时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当时正是洋县发生洪灾后，全县干群全力以赴开展生产自救和灾后重建的关键时刻。
生产自救、灾后重建的燃眉之急竟然赶不上电脑里的聊天和游戏，再次给我们公务效能监管敲响了一记警钟。公务员行使公共管理权力，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你很难想象：一个在“办公自动化”的历史进程中靠电脑办公、而电脑里装满某某证券电脑终端、游戏和QQ等多种休闲武器的公务员，如何靠一种虚幻的道德自觉把“公共利益最大化”置于理念之上。
当传统惰政之弊从吹牛、打毛衣“升级”为炒股、玩网络游戏，一脉相承的是对职责的懈怠、对人民利益的漠视。湖南省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谭仲池对公务员中普遍存在上班玩游戏、办事拖拉的现象，忍不住愤慨：“这简直是公务员的耻辱！”但问题是：某些不玩游戏的公务员，你去让他玩什么呢？
首先，让我们来说说“电子化办公”。公务员群体是最先“电子武装”起来的一族，这笔庞大的政务支出在公务支出中占比不小，客观而言，的确是潮流，也是必须，但铺天盖地而只讲形式的“电子化”使得某些职能部门“电子过剩”，电脑多起来了，而偏偏多出来的电脑闲得没事儿做，只能打牌玩游戏去了。
其次，我们再看一下对公务员的监督。毋庸讳言，有关部门对公务员的外部监管一直处于尴尬境地。这些年，自上而下的整风整纪诚然让人欣慰，但在公务员的态度和作风面前，来办事的老百姓的话语权依然比较抽象，如果“数名来自基层的群众办事到处找不见人”可以找到更明确便捷的救济渠道，而投诉后有刚性的责罚结果，再好玩的游戏肯定比不过对自身饭碗的忧虑。
邻国韩国，政府出台了淘汰措施，公务员由懒惰一下子勤勉起来，制度鲇鱼激活了休眠的公务效率。这对我们的启示是：仅有一部缺乏可操作性的公务员法怕还是不够的，无缝监管也不是自查自纠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所能一劳永逸的，法之外尚且需要踏实的制度，内部监管之外尤需发挥外部监控的效力，不然，管好了玩游戏的电脑，管得了玩惯了游戏的人脑吗？
作者：洪巧俊
当今骗子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不打自招说自己是骗子的还是笫一次听到，这位敢说自己是骗子的还是为官一方的乡长。他的不打自招也足够有胆量，竟然敢“招”在中国最权威的杂志《半月谈》上，这影响该有多大？
《湖南乡官自曝政绩造假，称被指标考核逼成骗子》是那位乡官“自招”的标题。多年前，我写过一篇《乡官诗人“下课”》。一位乡官就因为写了一篇杂文揭露内幕而“下课”，他那首脍炙人口的打油诗至今仍在当地流传：“村委会换届(当地方言读gai)，送礼比赛，送得多提得快，送得少莫怪，不送的等下一届。”不久前，湖北黄石市警察吴幼明也由于自曝单位“内幕”而丢掉了“铁饭碗”。这种揭露内幕的“出格”，“体制”是无法容忍的，也就注定他们是要出局的，即使不出局，他们在单位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那位在《半月谈》上“自招”的乡长说：他在湘南一个乡镇政府干了11年，当乡长两年了。县委、县政府对乡镇的政绩考核在很多方面背离实际，逼着乡镇干部造假。一些干部甚至认为，干工作就是一级骗一级。造假好的干部反而得到提拔，这就形成了错误导向。而农民最讲实事求是，打心眼里看不惯乡镇干部这种做法。以前为达到“小康”考评标准，满足上级领导“政治需要”而盲目造假。几年前，他们乡曾有一次报得比较实际，当时全乡21个村中有8个排在全市倒数10位，乡领导被县领导批得狗血淋头，第二年就只有壮着胆子虚报了。农民人均纯收入数字虚高，带来的后果是导致自筹建设资金的压力超过了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
“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这是今年“两会”上政协委员杨志福向总理转述的来自民间的一则顺口溜。其实这则顺口溜已经在民间流行多年。让人甚感困惑的是，这样的一级骗一级咋就得不到整治？
那位乡长向《半月谈》猛烈抨击当前基层政绩考核中弄虚作假，打肿脸充胖子之风，是期望上级政府给基层创造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下大气力裁减各种不切实际的考核指标。这样，他当乡官就好当了，不用再陷在谎言的重围中了。
黑格尔说过，真实是心灵的自由。但愿有这种忏悔的官员越来越多，摆脱谎言的魔咒，让心灵回归对群众的真实。
方便面仅是只“软柿子”
作者：晏扬
不久前，西安市物价部门对方便面厂家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上半年方便面生产成本涨幅不到5%，而零售价则上涨了20%到40%。
方便面集体涨价，沸沸扬扬闹了将近一个月，国家发改委终于出拳了，方便面中国分会也认错了，现在西安市物价部门又揭了方便面涨价的“老底”——所谓成本上涨导致涨价之说，原来是站不脚的，是蒙人的，成本才涨了5%，售价却涨了20%到40%，这不是明摆着乱涨价，侵害消费者利益吗？让谎言立即现出原形，让事实大白于天下，足可见成本调查之威力。
可是，我却对此次方便面成本调查持有以下两点疑问。
其一，这次方便面涨价，问题在于相互串通、集体涨价，而不在于涨多少，以及涨价的理由是否充分。方便面成本涨幅5%，售价却上涨20%到40%，这有什么不可以吗？此举违法了吗？没有。没有哪条法律法规禁止企业这样做。事实上，在方便面这种竞争充分的行业里，牟取暴利是不可能的，不合理的乱涨价是站不住脚的，至少长久不了，所以法律法规没必要对市场化产品的售价、利润予以限制。换言之，方便面生产成本小幅上涨，售价却大幅上涨，这种事情并不可怕，如果产品利润是不合理的，用不着法律出手，乱涨价企业也会受到市场规律的处罚。
其二，如上所述，在一个竞争充分的行业里，企业只能赚取微薄的、合理的利润，而不可能赚取暴利。因此，对市场化产品进行成本调查便完全没有必要，浪费了行政和执法资源。反过来说，那些竞争不充分的行业，特别是行政性垄断行业，才极可能有暴利存在，才有必要对其进行成本调查，并对其价格予以限制。
不过很遗憾，与西安市物价部门调查方便面生产成本的热情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上至中央部委，下至地方物价部门，都不愿触及垄断行业成本这个棘手问题。水、电、煤、气价格为何一涨再涨，其生产成本到底是多少；高校收费、医疗收费为何居高不下，培养一名大学生的成本到底是多少；电话月租费、手机漫游费为何迟迟取消不了；石油化工企业为何一方面大喊亏损，一方面赚得盆满钵满……诸如此类的问题，一直都是糊涂账，老百姓疑虑重重，怨声载道，可没有哪个部门去调查一下，给老百姓一个清楚明白的答案。
该调查的垄断行业成本不去调查，没必要调查的市场化行业成本却调查出来了。说到底，这和国家发改委拿方便面“开刀”一样，不过是专挑软柿子捏，欺软怕硬。政府部门如此作为，不可能令人信服。
“禁酒成绩单”背后的败绩
作者：舒圣祥
一个地级市公职人员中午不饮酒，半年能省多少招待费？据报道，河南省信阳市委书记王铁说，信阳市禁止公职人员工作日中午饮酒，半年节省的酒水费用高达4300万元，用这些钱可以建四五十所小学。
毋庸讳言，河南信阳半年时间能“节省”4300万酒水费实属不易，这与当地政府的积极作为密不可分，值得各地学习和效仿。但是，面对数字可喜的“禁酒成绩单”，公众却高兴不起来。某种意义上，今天的“禁酒成绩单”数字之耀眼即印证着昨天的“吃喝成绩单”数字之恐怖。因此，用“节省”二字来形容这份成绩单，总让人感觉怪怪的，显得有些尴尬和滑稽：这可是本来就不该乱花的纳税人的血汗钱啊。
数据显示，全国公款吃喝开支一直保持着8年翻一番的增长速度，1989年还是370亿元，2002年时已飞涨到2000亿元，相当于一座三峡工程，而到2005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已经相当于全国农村教师６年多的全部工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再看河南信阳那份“禁酒成绩单”，怎能让人高兴得起来？
其实，类似的“禁酒令”很多地方都曾发出过，中央更是三令五申严禁公款吃喝，曾经还下发过公务接待只能“四菜一汤”的红头文件，却根本不能阻止公务接待费用的节节攀高，反而让“四菜一汤”几乎成了一个经典笑话。我们面临的事实正是这样：一方面禁令频出，成绩单也很可观；但另一方面却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公务接待的总费用不降反升，屡创新高。
人们不免担忧：酒水费用“节省”了4300万，会不会又从其他地方加倍“补”了回来？所谓“节省”，必须是“节省”到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中去才有意义，否则，如果最终仍旧是“节省”到公务接待里去了的话，那充其量只是一种廉洁幻觉。
关键的一点，不论是“禁酒令”还是“四菜一汤”，都谈不上真正的“法治”，更不是根本性的改革之举。有一个问题不能不问，那就是：“公务”的边界在哪里？官员中午喝酒半年喝掉4300万，难道都是“公务”需要？
说到底，“禁酒令”只是治标之举，即便“禁酒成绩单”再喜人，也往往很难持久，不但会因人因时而异，更容易被“移花接木”。与之相比，当下更需要的，应该是对公务接待进行“出售式改革”：澄清“公务”范畴，让非公务行为的报销制度彻底“报销”。
不玩游戏的公务员玩什么
作者：邓海建
来办事的群众找不见人，急得团团转，多名政府工作人员却忙着打电脑游戏。前不久，有媒体记者在陕西省洋县政府办公大楼采访时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当时正是洋县发生洪灾后，全县干群全力以赴开展生产自救和灾后重建的关键时刻。
生产自救、灾后重建的燃眉之急竟然赶不上电脑里的聊天和游戏，再次给我们公务效能监管敲响了一记警钟。公务员行使公共管理权力，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你很难想象：一个在“办公自动化”的历史进程中靠电脑办公、而电脑里装满某某证券电脑终端、游戏和QQ等多种休闲武器的公务员，如何靠一种虚幻的道德自觉把“公共利益最大化”置于理念之上。
当传统惰政之弊从吹牛、打毛衣“升级”为炒股、玩网络游戏，一脉相承的是对职责的懈怠、对人民利益的漠视。湖南省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谭仲池对公务员中普遍存在上班玩游戏、办事拖拉的现象，忍不住愤慨：“这简直是公务员的耻辱！”但问题是：某些不玩游戏的公务员，你去让他玩什么呢？
首先，让我们来说说“电子化办公”。公务员群体是最先“电子武装”起来的一族，这笔庞大的政务支出在公务支出中占比不小，客观而言，的确是潮流，也是必须，但铺天盖地而只讲形式的“电子化”使得某些职能部门“电子过剩”，电脑多起来了，而偏偏多出来的电脑闲得没事儿做，只能打牌玩游戏去了。
其次，我们再看一下对公务员的监督。毋庸讳言，有关部门对公务员的外部监管一直处于尴尬境地。这些年，自上而下的整风整纪诚然让人欣慰，但在公务员的态度和作风面前，来办事的老百姓的话语权依然比较抽象，如果“数名来自基层的群众办事到处找不见人”可以找到更明确便捷的救济渠道，而投诉后有刚性的责罚结果，再好玩的游戏肯定比不过对自身饭碗的忧虑。
邻国韩国，政府出台了淘汰措施，公务员由懒惰一下子勤勉起来，制度鲇鱼激活了休眠的公务效率。这对我们的启示是：仅有一部缺乏可操作性的公务员法怕还是不够的，无缝监管也不是自查自纠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所能一劳永逸的，法之外尚且需要踏实的制度，内部监管之外尤需发挥外部监控的效力，不然，管好了玩游戏的电脑，管得了玩惯了游戏的人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