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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保钓运动；台湾留学生；政治文化；集体记忆；两岸关系；中日关系；爱国主义
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台湾留美学生为主体的保钓运动对东亚地缘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他们的个人思想产生了全面冲击，并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政治文化：历史和现实的因素促使这些留美学生对日本、台湾当局和中国大陆产生了不一样的政治认知；身处异国他乡、自我反思以及个人的经历造就了他们不同的政治情感；而政治认知和政治情感又对他们的政治评价产生了巨大影响，这集中体现在保钓运动后期的左、右路线之争以及他们的人生抉择上。
中图分类号：D675.8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5）04-0012-08
Political Culture of Taiwan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70s
—A Case Study of Diaoyutai Movement
LIU Yushan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Longyan University， Longyan364000， China）
Key words： Diaoyutai Movement； Taiwanese overseas students； political culture； collective memories； crossstrait relation； SinoJapan relation； patriotism
Abstract： Taiwan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70s was a very special group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education. The Diaoyutai Movement at that time had changed a lot of students life. From their behaviours and thoughts we can learn their political culture including their political cognition， political emotion and political evalu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bove questions.
政治文化是政治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最先由美国政治学大师阿尔蒙德提出，它包括三个要素：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1〕。结合本文的研究对象——保钓留学生群体的特点，本文将利用这三个要素来分析他们的政治文化。
20世纪70年代，以台湾留美学生为主体爆发了捍卫中国神圣领土钓鱼岛的保钓运动，这不仅是中国留学生史上的一件大事，更因其所处的时代特点，对这些留学生的个人思想造成了全面冲击，因而具有极强的学术研究价值。
一、保钓运动概述
钓鱼岛自古是中国固有领土，我国先民最先发现、命名和利用，在明朝中叶，钓鱼岛就已经被划入我国东南沿海军事防务区。不胜枚举的中外历史文献、地图无不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在传统的东亚国际秩序中，作为中国藩属国的琉球与中国的关系一向和睦，中琉分界也一直清楚，而且，在琉球人的所有典籍中，也找不到任何有关领土的争议，他们也承认了中琉分界①：从中国看是赤尾屿（钓鱼岛属岛），从琉球看是久米岛（又叫姑米岛，琉球属岛），中间隔着最深超过2000米的黑水沟，这条黑水沟就是“中外之界”。
1970年底，保钓运动（亦称钓运）发生后，全美各高校的中国留学生相继成立了“保钓会”，并举行了一系列大游行，在全美引起了强烈的关注。美国《纽约时报》在报道“四·十”示威时说：“这个数目（约2500人）如果用人数比例来看相当于百万的美国学生”②，而当时北美洲的中国留学生总共也不过二万人。
由于政治认同不同，参加保钓运动的学生逐渐分裂为左、右两派。左派学生将保钓运动推进到了下一阶段——中国统一运动，后者隶属于保钓运动大的范畴。1972年美国将钓鱼岛交给日本时，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归还琉球条约》审查报告明确说明：美国只是将钓鱼岛的行政权交给日本，至于主权待由中日两国政府自行解决③，这是保钓运动取得的最直接成果。
二、保钓留学生的政治认知
政治认知是人们关于政治现象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总和，与政治知识的概念相近，它是人们政治态度、情感乃至价值观念形成的基础〔2〕。保钓留学生大多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以后，经历了抗日战争。有些外省籍留学生还经历了1949年从大陆到台湾的辗转流徙。到20世纪60年代末，伴随着“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的时代浪潮，大批台湾本科学历以上的学生到美国攻读硕、博士学位。1960年代正是美国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的高峰期，这批台湾留美学生即使自己没有直接参加，但身处这样的环境，耳濡目染，也为此后发动保钓运动积累了一定的运动斗争经验。1970年底，保钓运动爆发后，保钓留学生又会对台湾当局的保钓立场产生了自己的评价，与此同时，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台湾被赶出联合国，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正如一个留学生总结这一阶段“由思想的洗礼、心灵的震撼、理论的决斗、灵魂的冲击、智慧的挑战交织而成，现时代一连串惊心动魄的历史镜头，排山倒海的壮阔场面，给予我空前所未有的体验与感受”〔3〕。上述这些政治现象都会使保钓留学生产生一定的“政治认知”。
（一）对日本的政治认知
保钓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是美日私相授受中国领土钓鱼岛。事实上，中日关系自唐代以后就谈不上密切，明代倭寇肆虐我国东南沿海，给我沿海居民造成重大的人员、财产损失。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通过《马关条约》被迫割让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台湾省给日本。从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人民“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愤曷极”〔4〕，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浴血奋战，“（日本侵略军）伤亡人数比日军在此前甲午战争中伤亡人数多出将近一倍”〔5〕。其后，日本殖民者又对台湾人民实行“皇民化运动”，遭到台湾人民强烈抵制，心理隔阂很深。从1937年到1945年，经历八年浴血抗战，中国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可以说谈到中国近百年的屈辱史，保钓留学生很容易就联想到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 这就涉及到集体记忆的概念。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概念，最早由哈布瓦赫提出。他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它不是某种神秘的思想，只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进行记忆，推而论之，一个社会有多少群体和机构，就有多少集体记忆，这些不同的记忆都是由其各自的成员经历很长的时间才建构起来的〔6〕。
所以当保钓运动爆发时，留学生“对中华民族过去一百多年的割地赔款的屈辱往事很痛心”〔7〕，如张东才所说，“台湾出去的学生具有很深的民族主义的情怀，对于日本大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的侵略是怀有国仇家恨之感的，所以如果中国跟日本有领土上的争执的话，他们这一辈人对于民族主义的这种感受是很强烈的”〔7〕；也如花俊雄所说，“钓鱼台运动之所以能够那么快的发展，而且在游行的时候，大家迸发出来的那种活力，最根本的就是日本对我们中国近百年的欺凌，仇恨太大，苦大仇深”〔8〕。这种对日本不愉快的集体记忆不仅在留学生中具有普遍性，它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不一样的集体记忆，是由留学生自身幼年时候的亲身经历、家庭流徙以及接受的教育等逐步“建构”起来的。也正因为这样，保钓人士对日本的集体记忆也会存在程度上的差异，比如参加保钓运动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老教授周承绪先生在一次保钓座谈会中痛斥日本帝国主义，说他童年时期目睹了日本在济南惨杀外交官蔡公时，以后又经历了抗日战争，他叔父就一再告诫他不要忘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暴行。
正是这样的集体记忆塑造了留学生仇日的政治认知，所以在保钓运动中，大家去日本驻美大使馆游行示威，递交抗议书不遗余力，在1972年保钓留学生反对美国5月15日移交琉球给日本的“五·一三”华盛顿大游行中，当得知日本大使馆官员蛮横声称日本无军国主义，钓鱼岛属日不容置辩时，程君复怒发冲冠，冲上游行指挥车，将吊挂在车上的一个日本军官模型愤怒地撕毁。这应该是保钓留学生对日本政治认知的一个缩影。
（二）对台湾当局的政治认知
钓鱼岛属于中国台湾省宜兰县头城镇大溪里管辖，所以保钓运动初始，台湾留学生对台湾当局还是抱有相当期待的。台湾当局也与美国政府有一定沟通，蒋介石命令“驻美大使”周书楷就如何应对钓鱼岛问题面见美国总统尼克松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1971年4月12日下午（即台湾留美学生保钓运动高潮“四·十”大游行之后两天），基辛格在与周书楷会谈中说，他自己正在深入思考钓鱼岛问题，并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职员霍尔德里吉（John H.Holdridge）在13日提交一份详细的钓鱼岛问题报告给他。周书楷则进一步指出，在日本占领台湾和琉球之前，台湾法庭已经处理完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法律程序，台湾渔船甚至在钓鱼岛归属台湾之前已经到钓鱼岛捕鱼。从日本方面来看，他们根本无视钓鱼岛为台湾所管辖的事实。因此，作为中国人的在美华人，民族主义被激发出来了④。
但为什么台湾留美学生对台湾当局钓鱼岛政策极度失望、不满呢？有学者指出，台湾当局的种种举措并没有及时全部对民众公开〔9〕，认为这是造成“误解”的重要原因。事实果真如此吗？不可否认，台湾当局与美国政府就钓鱼岛争端做出过沟通与努力，但台湾当局出于保住其在联合国代表权而有求于美日，因而并不敢“过分”开罪美日，这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做法自然引起了留学生强烈的愤慨。同时，台湾当局也没有料想到台湾留美学生的反应会如此强烈，就派了一些官员来美对留学生进行所谓“疏导”，由于这些官员对钓鱼岛知识准备不足，往往闹出常识性笑话，比如“教育部”国际文教处处长姚舜从1971年2月开始花了近一个月时间来美高校疏导，由于不敢开罪美日，说话首鼠两端，谈话被保钓学生称为《前太极拳记》、《后太极拳记》等。
在保钓运动初期乱发卖国言论的沈剑虹，居然被台当局任命为新任“驻美大使”。1971年5月17日，沈剑虹前往洛杉矶参加第八届华商会议的开幕式，洛杉矶保钓会的同学们决定在这次典礼之际向与会华商散发传单揭露沈的行为。为表对华商尊重，当天18位同学正装前往，但有两位同学被数十名壮汉围殴。洛杉矶保钓会遂决定在5月19日前往会场“Biltmore Hotel”举行反迫害、反暴力示威游行，当天有80多名同学前往参加，现场居然有华商说什么家丑不可外扬，愤怒的学生怒斥道：国民党当局做了就不要怕丑，像这样对内不许扬，对外不许扬，难道永远当孙子？〔10〕难怪在示威游行后的总结中，有同学认为不用惧怕国民党当局的淫威。〔10〕
所以保钓运动健将郭松棻在其间写的著名文章《打到博士买办集团！》中很形象地将台湾描述成“牵在美国的衣角后面，只要顺着这竹子走便是”，郭并愤恨地说：“帮你（案：指台湾国民党政府）搞钓鱼台，要你不要太依赖所谓的‘友邦’美、日，希望你与人民结合，一起奋斗，你却说这些人是‘共匪特务’，我请问你，你还要什么人？你胡乱用‘共匪特务’之名也不怕贻笑大方……”〔11〕
正是基于台湾当局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软弱以及对在美保钓留学生的迫害，促使保钓留学生开始反思国民党当局的所作所为，也更加认识了国民党当局“怯于外，勇于内”的媚外本质，这也就形成了保钓留学生对台湾当局的政治认知。随着保钓的深入发展，保钓左派就将保钓运动推进到了下一阶段——中国统一运动。也有一小部分支持台湾当局的保钓右派，他们对台湾当局的同情原因各异，他们成立了“反共爱国联盟”与保钓左派进行“文攻”，但从总体上看，保钓左派还是占据保钓运动主导地位的。
（三）对中国大陆的政治认知
自1949年台湾当局退据台湾以来，“将海峡对岸全盘性地以‘敌我矛盾’看待，亲人音讯全被隔断，偶尔由第三国传递资讯，总是感到心惊肉跳，若被特务机关听到风声，便会即刻以《惩治叛乱条例》逮捕”〔7〕。陈鼓应收到大陆亲戚的来信也只能躲在卫生间偷偷地看。吴国祯阅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马列著作也要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胆识〔7〕。如果参加读书会或朋友组织的社团，都可能被开除学籍和送去火烧岛〔7〕。杨高雄小时候经常遇到查户口的便衣和宪警，让他全家并排站着，用手电筒照着点名，“一种政治气氛肃杀，言行若有‘出轨’，立刻可能有杀身之祸”〔7〕。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他们从小接受的都是“反共教育”，所得到的大陆信息都是歪曲的，也不敢阅读有关马列书籍、左翼著作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一大批海外华人回到祖国参观访问。返回美国后，他们纷纷在各种场合发表回国访问观感，比如何炳棣教授回到美国后写了参访见闻《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认为：现在中国人民真正当家做了主人；在思想教育方面把传统的士大夫教育变成为人民服务教育，新中国教育的核心是以人民的意志与努力改造人类社会；国家组织能力空前强大，建成了一系列的工程；新中国的经济成就已甚可观，印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2〕。杨振宁在石溪分校的演讲中图文并茂，播放了在大陆拍摄的幻灯片，回答了学生们感兴趣的问题。杨认为中国虽然目前物质生活水平不算太高，但精神面貌非常好，这是由于中国的传统还在〔12〕（更详细的海外华人回大陆参观访问并发表演讲的情况见表1）。
保钓留学生受这些回国访问的教授、学者影响很大，也直接影响到他们对中国大陆的政治认知，如当时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读博士学位的王敏贤，对杨振宁的演讲记忆深刻，并说：“他作为诺贝尔奖得主，还那么关心国家大事，对我有很大的启发。”〔7〕这些回国访问人士对保钓留学生的影响可见一斑。如钱致榕所说，“在地球那边中国的文革的景象，也渐渐传到了美国，直接影响了很多年轻人的思维及语言”〔8〕。保钓留学生开始组织马克思主义读书会，也涌现出了像许登源这样公认的保钓人士中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在读书会、讨论会中进一步增进了对中国大陆的了解与认知，他们后来将保钓运动推进到了中国统一运动阶段，将保钓主题升华到两岸和平统一的政治层面。
三、保钓学生的政治情感
政治情感是指社会成员在已有的政治认知基础上对政治现象产生的亲疏好恶等情绪反应。政治情感既表现为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感、疏离感、亲近感、排斥感等，也表现在对一些代表性政治符号与政治象征的自然情愫，同时又表现在政治行为过程中的心态以及对政策结果的心理反应等方面〔2〕。保钓留学生的政治情感比较复杂，这可以从他们参加保钓运动的原因和日后思想左、右转窥见端倪。
（一）自我反思对参加保钓运动的推动作用
20世纪60年代，台湾的经济情况不好，台湾当局也鼓励大学生出国，以便减少知识分子的不稳定因素。当时在台大本科读政治学的林国炯就感叹，“六○年代真是理工科学生留学的黄金时代，台大的理工科毕业生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出国了”〔7〕。从台湾来到美国负笈求学，离开故乡，内心总是弥漫着乡愁情结。学界有人关注到50年代以来台湾留美学生群体，他们被称作“无根的一代”⑤。耐人寻味的是许多自身就是留学生的作家也写出了大量反映留学生思想状况的作品，如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白先勇的《纽约客》、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张系国的《昨日之怒》、李雅明的《惑》等。而且最后两部小说就是直接以留美学生保钓运动为描述对象的文学作品。
可以说，这一代留学生群体身处特定的时代背景，国民党政权局促于台湾一隅，国共对峙，他们没有安全感，从小又在台湾接受的是“反共教育”，因而来到美国后“流亡”心态弥漫。保钓运动前，留学生群体“内心上都是非常寂寞的，甚至除了《中央日报》航空版，以及以一、二本文艺杂志，连出版物也难有触及”〔13〕。保钓运动发生后，留学生开始严厉解剖自己以前的生活方式与态度，“钓运起来了，思想、国家、社会、革命、帝国主义、无产阶级、为人民服务……这些‘新名词’正像一根根针似地刺着每一个中国留学生的屁股。钓运对我的影响呢……就是让我每次愈照镜子愈觉得像个乌龟王八”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吃的喝的都是劳动人民用智慧和血汗所创造的，而一些中国留学生只会“抱老婆，数钞票”，对国事漠不关心。
在国家民族利益受到侵害时，中华儿女都应该站出来，保钓留学生也不例外。他们从自身狭小的生活空间走出来，放眼世界，为国家民族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就像有留学生撰文指出的那样，“过去常常有人批评中国同学到了美国，往往只顾自己的出路，而不关心国家的前途。现在看到这次力争保卫钓鱼台领土主权的轰轰烈烈行动，应该可以粉碎那种对留学生的误解了”〔13〕。所以保钓运动发起人之一的林孝信2009年在对保钓精神遗产总结道：“保钓运动关心台湾或整个世界性的问题，而且不是站在个人的成见或个人的利益的角度去关心，而是站在整个台湾社会最大的利益，站在两岸最大的利益，站在长期发展的利益，从这样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8〕也如保钓健将王晓波多年经常挂在嘴边的，也是保钓留学生那个时代的口号，“不要让历史批判我们是颓废自私的一代”，而是有所担当，乐于奉献的一代。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情感一以贯之，几十年如一日，从1970年保钓运动发生至今，当年这些留学生如今已成“老保钓”，但他们后来或回到祖国大陆，或回到台湾，都在为两岸关系尽到自己的绵薄之力。
（二）个人情感因素对参加保钓运动和思想左、右转的作用
从参加保钓运动和日后思想的左、右转来看，很多保钓学生都有其自身独特的经历，也造就了其参加保钓的独特政治情感。这种政治情感不同于政治认知，它有时候是非理性的，但我们又不能忽视其在一个人做出政治行为时所起到的作用。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保钓运动的急先锋，三位旗帜性人物刘大任、郭松棻与董叙霖不仅积极参加保钓运动，而且后来思想左转，投身保钓运动的后续中国统一运动。三人最初参加保钓运动也各有自身原因。刘大任在伯克利读书时看了一部纪录片《中国》，看到画面旧中国苦难的历史后，镜头一转，“一面崭新的红旗占满画面，镜头后拉，天安门广场上，百万群众欢欣鼓舞，城楼上，红旗下，毛泽东举起了大手，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向以‘十岁以后没流过眼泪’自豪的我，那天晚上，躲在亲人、朋友不知的角落里，任由眼泪夺眶而出。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面红旗，它影响、支配了我以后至少十年的命运”〔14〕。郭松棻“翻开我们家的相簿，每隔一页就有一、两位在二二八事件失踪或死亡的亲人〔15〕。保钓运动前两个月，“中华民国”副总统严家淦在旧金山华埠主持观光牌楼剪彩仪式时，董叙霖就质问：“你知道在台湾有多少政治犯被捕后没有公平审判就处决？”〔16〕结果被警察逮捕。 杨高雄参加保钓运动，并最终思想左转与他个人小时候经历有很大关系，如上初二时在教室门后写了“人民公社”，就被留校察看；国民党当局在中印战争等问题上自欺欺人，让他对国民党当局一直没有好感〔7〕。程君复在韩国服兵役的经历对他的影响极深，在韩国图书馆看到了很多关于解放军的资料，韩国民间也流传很多关于解放军的感人故事，“所见所闻，令他十分景仰且感动”〔7〕。黄哲操在台湾当预备军官的时候，看到书报栏中有关中印战争的报道，“当时心里觉得中国的毛泽东真是了不起，打到印度麦克马洪线，那是一条我们不承认的英国人划的界线。我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政府。从那时候开始，我，一个台湾的青年学生，对于大陆的向往，就很具体地激发出来了”〔7〕。李我焱在台大本科期间即组织读书会，被国民党关了五年，受了不少苦，对国民党的怨恨可想而知。与此相类的项武忠、林孝信也都是“先反蒋，后左转”的典型。
对于参加保钓运动的留学生来说，像上述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在探讨保钓留学生的政治文化时，这种个案的政治情感是研究他们参加保钓心态不可忽视的因素。
（三）省籍学生参加保钓的政治情感
翻开保钓留学生的名单，我们会发现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参加保钓的外省籍学生会比较多，本省籍的也有很多如保钓发起人林孝信、最先回到祖国服务的林盛中、吴国祯等人，他们都是保钓健将。但总体来说外省籍学生参与面更广泛，这就涉及到政治情感问题。
外省籍学生的人生经历比本省籍学生更丰富一些，他们有像龙应台所描绘的《大江大海1949》那样心酸的漂洋过海、与大陆的亲人天各一方，咫尺天涯，这种被隔绝的苦痛只能冷暖自知。因此，他们对祖国大陆的眷念情结会更深，毕竟根在大陆。到了60年代，他们只身来到美国求学，就像有学者分析的，“既无法认同所在的外国，又不能完全融入异国的社会，因此民族自尊心特别强，对任何有辱国格的事都感到特别敏锐而痛苦”〔15〕。
我们看到，外省籍学生参加保钓运动不遗余力，而且他们也是将保钓运动推进到中国统一运动的主要推手，1971年9月初召开的对保钓运动左转起到转折点作用的安娜堡会议，外省籍学生主导了会议，会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从政治情感的角度看，外省籍学生与中国大陆的天然联系也是保钓左转的重要心理动因。
四、保钓学生的政治评价
政治评价又叫政治价值取向，通常是指人们在基本政治认知、政治经验和直观的政治情感基础上的思想与态度的升华，包括政治理想、政治信仰、政治价值观念、群体意识、政治追求等理性思维和主张〔2〕。
在政治认知和政治情感的基础上，保钓留学生最终形成了一定的政治评价。保钓右派的学生出于对“中华民国”的“同情”，他们也形成了一定的政治评价。为了与保钓左派打擂台，他们成立了“反共爱国联盟”，一些人如台湾“四公子”之一的沈君山提出了“革新保台”的主张，为后来80年代末台湾政治民主化奠定了基础；马英九、郁慕明等后来回到台湾成为政要，郁慕明2005年来大陆进行“破冰之旅”，马英九于2008年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他们都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态度强硬，明确声明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正因为如此，有不少老保钓运动成员认为将保钓运动局限于护土维权就简单化了，“（保钓）只是一个泄气筒，拿它做文章，借题发挥，倾吐心中对当时政治现实、对体制，对世道积压的强烈不满……护土维权已经不是重点，而是一场划时代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思想运动，国家统一议题尤为当务之急；这些才是广义下的钓运的正题、主题”〔7〕。所以曹宏威动情地说：“保钓也深化了，无论太快与否，大家看到的曙光就是‘统运’”〔7〕。
保钓左派学生开始将目光转向中国大陆，开始认同中国大陆，他们认识到钓鱼岛问题的解决最终要两岸实现统一后才可实现，钓鱼岛的回归之时正是两岸统一之日。所以他们发动了中国统一运动，正如统一运运刊物所言：“统一运动的本质是以台湾同胞反蒋反帝的革命和大陆同胞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根源的。我们在海外所能做到的只是一种媒介作用。通过我们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了解和对台湾的联系，把正确的真相传到岛内，同时我们自己也在从事运动的过程中锻炼自己，在开展运动中学习社会主义理论，实行自我批评的思想改造，为将来参与解放台湾、统一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准备。”⑥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中国统一运动是钓鱼岛回归的必经阶段，但保钓学生身在美国，他们能为中国统一所做的只能是在美国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统一运动的具体形式有：（1）播放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电影。形成了美国中西南部电影播放网，播放的影片有《今日的中国：马王堆古墓幻灯片》、《针灸麻醉》、《火红的年代》、《天山上的红花》、《红旗渠》、《创业》、《阳光普照拉萨》、《大干战歌》、《飞跃的上海工业》等。（2）组织马列主义读书会、学习小组。有的地方设立了图书馆如底特律国是研讨社，拥有300多本书籍。为了照顾学习小组成员水平，安娜堡国事学习社将马列学习小组分为两个层次来组织，一个面向对社会主义认识不深但有兴趣的同学，另一个则是面向有一定基础的同学等。（3）理论联系实际，深入侨社宣传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些留美保钓学生大都是来美攻读博士学位的知识精英，即使放在今天，这些很多拥有美国名校博士头衔的留学生学历也是相当高的，这也是保钓运动区别于“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些知识分子放下身段，深入到侨社宣传社会主义新中国，打破了国民党对美国华侨界的宣传垄断。（4）编印统运刊物。很多统运刊物是保钓刊物基础上转型发展起来的，也有专门为统运而编印的刊物如《新中国》和《东风》，前者由17个统运单位轮流主编，声势可谓浩大。统运刊物在美国宣传了社会主义，增强了美国人士（不仅仅华侨）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认识⑦。
由于当时中国大陆正进行文革，国家派遣不出熟悉英语的翻译人才，一些左派留学生就地报国，进入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一些左派学生申请回到祖国服务，希望融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被批准的有林盛中、吴国祯、廖秋忠、杨思泽等。申请回国服务的学生经历了保钓运动的洗礼，对社会主义祖国也有个认同、回归的思想转化过程，他们愿意将自己所长奉献给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无论从主观和客观都是有益于祖国人民的。也有一部分人因为专业不为时所急需回不了大陆，如龚忠武、花俊雄、程君复、张信刚等，但他们在美国依然为两岸关系积极奔走，花俊雄现任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程君复任全球华人反独促统联盟及全美中国和平统一联合会会长。已名满生物学界的张信刚在20世纪90年代初终于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回到刚成立的香港科技大学任教，后出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 可以说保钓左派学生为了政治信念和政治理想，这么多年来言行一致，不管在任何岗位上都在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这种爱国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是值得我们后辈学习的。
五、结语
台湾留美学生史是中国留学生史重要的组成部分，而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留美学生又是具有特定时代背景的群体。学生以学业为天职，但他们却在留学期间参与近保钓运动这样的重大政治事件中，并面临不同的人生抉择，尤其是保钓左派一部分学生回到祖国融入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尤为值得称道！总之，他们在中国留学生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我们后辈学习！
注释：①
近年复旦大学整理出版的《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36册，分为“琉球版汉籍”、“琉球人著作”、末附“琉球官话”一编），按四部分类，基本囊括史、子、集三部中现已发现的几乎所有的琉球人著作。如琉球王国正史《中山世谱》卷首载有《琉球舆地名号会纪》，全面记载了琉球“三府五州三十五郡”、“三十六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正名和俗称。其中并无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屿，后附《琉球舆图》，也未出现钓鱼岛及其相关的名称。
②洪恩著《钓运以来的留学生运动》，新港，1975年10月12号第2页，文件编号08-000-135。以下凡写有“文件编号”的，均来源于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保钓资料收藏研究中心。
③审查报告英文原文见钱致榕先生的《还原历史，挑战今朝：保钓主权之争》；谢小芩、刘容生、王智明：《启蒙·狂飙·反思——保钓运动四十年》，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23页。当时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1971年11月初寄给钱致榕先生对《归还琉球条约》六页的审查报告，钱致榕先生保存了这份珍贵的白纸黑字文件，目前其已捐赠给新竹清华大学图书馆特藏室。
④FRUS，1969-1976Volume XVⅡ，China，1969-1972，Document114。
⑤著作方面有刘登翰等主编的《台湾文学史》，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期刊有朱双一《文化冲突：从伦理到政经——旅美华人“留学生文学”比较论》（《厦门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方道文《从“无根一代”的烦恼到“大陆学子”的抗争——两岸留学生文学异同》（《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饶芃子《海外华文文学的新视野》（《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2期）、朱立立《美华文学与台湾作家群》（《华侨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帅震《20世纪60年代台湾留学生文学》（《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曹曦《留学与流亡——战后台湾留美学生心态史分析》（《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等。
⑥泥巴著《我们要把革命斗争的矛头同时指向中国留学生丑恶的本质》，见奥克拉荷马大学保钓会主编的《星火》，1973年1月，文件编号：02-000-179。
⑦关于中国统一运动的具体内容参见拙文《20世纪70年代台湾留美学生中国统一运动研究——以清华大学保钓资料收藏研究中心资料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年第6期。
⑧奥大国是研究会、芝大保钓会、明大保钓会等，见《新中国》，1973年11月，文件编号： 50-000-119。
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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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光雄）
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台湾留美学生为主体的保钓运动对东亚地缘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他们的个人思想产生了全面冲击，并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政治文化：历史和现实的因素促使这些留美学生对日本、台湾当局和中国大陆产生了不一样的政治认知；身处异国他乡、自我反思以及个人的经历造就了他们不同的政治情感；而政治认知和政治情感又对他们的政治评价产生了巨大影响，这集中体现在保钓运动后期的左、右路线之争以及他们的人生抉择上。
中图分类号：D675.8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5）04-0012-08
Political Culture of Taiwan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70s
—A Case Study of Diaoyutai Movement
LIU Yushan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Longyan University， Longyan364000， China）
Key words： Diaoyutai Movement； Taiwanese overseas students； political culture； collective memories； crossstrait relation； SinoJapan relation； patriotism
Abstract： Taiwan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70s was a very special group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education. The Diaoyutai Movement at that time had changed a lot of students life. From their behaviours and thoughts we can learn their political culture including their political cognition， political emotion and political evalu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bove questions.
政治文化是政治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最先由美国政治学大师阿尔蒙德提出，它包括三个要素：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1〕。结合本文的研究对象——保钓留学生群体的特点，本文将利用这三个要素来分析他们的政治文化。
20世纪70年代，以台湾留美学生为主体爆发了捍卫中国神圣领土钓鱼岛的保钓运动，这不仅是中国留学生史上的一件大事，更因其所处的时代特点，对这些留学生的个人思想造成了全面冲击，因而具有极强的学术研究价值。
一、保钓运动概述
钓鱼岛自古是中国固有领土，我国先民最先发现、命名和利用，在明朝中叶，钓鱼岛就已经被划入我国东南沿海军事防务区。不胜枚举的中外历史文献、地图无不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在传统的东亚国际秩序中，作为中国藩属国的琉球与中国的关系一向和睦，中琉分界也一直清楚，而且，在琉球人的所有典籍中，也找不到任何有关领土的争议，他们也承认了中琉分界①：从中国看是赤尾屿（钓鱼岛属岛），从琉球看是久米岛（又叫姑米岛，琉球属岛），中间隔着最深超过2000米的黑水沟，这条黑水沟就是“中外之界”。
1970年底，保钓运动（亦称钓运）发生后，全美各高校的中国留学生相继成立了“保钓会”，并举行了一系列大游行，在全美引起了强烈的关注。美国《纽约时报》在报道“四·十”示威时说：“这个数目（约2500人）如果用人数比例来看相当于百万的美国学生”②，而当时北美洲的中国留学生总共也不过二万人。
由于政治认同不同，参加保钓运动的学生逐渐分裂为左、右两派。左派学生将保钓运动推进到了下一阶段——中国统一运动，后者隶属于保钓运动大的范畴。1972年美国将钓鱼岛交给日本时，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归还琉球条约》审查报告明确说明：美国只是将钓鱼岛的行政权交给日本，至于主权待由中日两国政府自行解决③，这是保钓运动取得的最直接成果。
二、保钓留学生的政治认知
政治认知是人们关于政治现象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总和，与政治知识的概念相近，它是人们政治态度、情感乃至价值观念形成的基础〔2〕。保钓留学生大多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以后，经历了抗日战争。有些外省籍留学生还经历了1949年从大陆到台湾的辗转流徙。到20世纪60年代末，伴随着“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的时代浪潮，大批台湾本科学历以上的学生到美国攻读硕、博士学位。1960年代正是美国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的高峰期，这批台湾留美学生即使自己没有直接参加，但身处这样的环境，耳濡目染，也为此后发动保钓运动积累了一定的运动斗争经验。1970年底，保钓运动爆发后，保钓留学生又会对台湾当局的保钓立场产生了自己的评价，与此同时，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台湾被赶出联合国，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正如一个留学生总结这一阶段“由思想的洗礼、心灵的震撼、理论的决斗、灵魂的冲击、智慧的挑战交织而成，现时代一连串惊心动魄的历史镜头，排山倒海的壮阔场面，给予我空前所未有的体验与感受”〔3〕。上述这些政治现象都会使保钓留学生产生一定的“政治认知”。
（一）对日本的政治认知
保钓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是美日私相授受中国领土钓鱼岛。事实上，中日关系自唐代以后就谈不上密切，明代倭寇肆虐我国东南沿海，给我沿海居民造成重大的人员、财产损失。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通过《马关条约》被迫割让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台湾省给日本。从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人民“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愤曷极”〔4〕，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浴血奋战，“（日本侵略军）伤亡人数比日军在此前甲午战争中伤亡人数多出将近一倍”〔5〕。其后，日本殖民者又对台湾人民实行“皇民化运动”，遭到台湾人民强烈抵制，心理隔阂很深。从1937年到1945年，经历八年浴血抗战，中国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可以说谈到中国近百年的屈辱史，保钓留学生很容易就联想到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 这就涉及到集体记忆的概念。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概念，最早由哈布瓦赫提出。他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它不是某种神秘的思想，只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进行记忆，推而论之，一个社会有多少群体和机构，就有多少集体记忆，这些不同的记忆都是由其各自的成员经历很长的时间才建构起来的〔6〕。
所以当保钓运动爆发时，留学生“对中华民族过去一百多年的割地赔款的屈辱往事很痛心”〔7〕，如张东才所说，“台湾出去的学生具有很深的民族主义的情怀，对于日本大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的侵略是怀有国仇家恨之感的，所以如果中国跟日本有领土上的争执的话，他们这一辈人对于民族主义的这种感受是很强烈的”〔7〕；也如花俊雄所说，“钓鱼台运动之所以能够那么快的发展，而且在游行的时候，大家迸发出来的那种活力，最根本的就是日本对我们中国近百年的欺凌，仇恨太大，苦大仇深”〔8〕。这种对日本不愉快的集体记忆不仅在留学生中具有普遍性，它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不一样的集体记忆，是由留学生自身幼年时候的亲身经历、家庭流徙以及接受的教育等逐步“建构”起来的。也正因为这样，保钓人士对日本的集体记忆也会存在程度上的差异，比如参加保钓运动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老教授周承绪先生在一次保钓座谈会中痛斥日本帝国主义，说他童年时期目睹了日本在济南惨杀外交官蔡公时，以后又经历了抗日战争，他叔父就一再告诫他不要忘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暴行。
正是这样的集体记忆塑造了留学生仇日的政治认知，所以在保钓运动中，大家去日本驻美大使馆游行示威，递交抗议书不遗余力，在1972年保钓留学生反对美国5月15日移交琉球给日本的“五·一三”华盛顿大游行中，当得知日本大使馆官员蛮横声称日本无军国主义，钓鱼岛属日不容置辩时，程君复怒发冲冠，冲上游行指挥车，将吊挂在车上的一个日本军官模型愤怒地撕毁。这应该是保钓留学生对日本政治认知的一个缩影。
（二）对台湾当局的政治认知
钓鱼岛属于中国台湾省宜兰县头城镇大溪里管辖，所以保钓运动初始，台湾留学生对台湾当局还是抱有相当期待的。台湾当局也与美国政府有一定沟通，蒋介石命令“驻美大使”周书楷就如何应对钓鱼岛问题面见美国总统尼克松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1971年4月12日下午（即台湾留美学生保钓运动高潮“四·十”大游行之后两天），基辛格在与周书楷会谈中说，他自己正在深入思考钓鱼岛问题，并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职员霍尔德里吉（John H.Holdridge）在13日提交一份详细的钓鱼岛问题报告给他。周书楷则进一步指出，在日本占领台湾和琉球之前，台湾法庭已经处理完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法律程序，台湾渔船甚至在钓鱼岛归属台湾之前已经到钓鱼岛捕鱼。从日本方面来看，他们根本无视钓鱼岛为台湾所管辖的事实。因此，作为中国人的在美华人，民族主义被激发出来了④。
但为什么台湾留美学生对台湾当局钓鱼岛政策极度失望、不满呢？有学者指出，台湾当局的种种举措并没有及时全部对民众公开〔9〕，认为这是造成“误解”的重要原因。事实果真如此吗？不可否认，台湾当局与美国政府就钓鱼岛争端做出过沟通与努力，但台湾当局出于保住其在联合国代表权而有求于美日，因而并不敢“过分”开罪美日，这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做法自然引起了留学生强烈的愤慨。同时，台湾当局也没有料想到台湾留美学生的反应会如此强烈，就派了一些官员来美对留学生进行所谓“疏导”，由于这些官员对钓鱼岛知识准备不足，往往闹出常识性笑话，比如“教育部”国际文教处处长姚舜从1971年2月开始花了近一个月时间来美高校疏导，由于不敢开罪美日，说话首鼠两端，谈话被保钓学生称为《前太极拳记》、《后太极拳记》等。
在保钓运动初期乱发卖国言论的沈剑虹，居然被台当局任命为新任“驻美大使”。1971年5月17日，沈剑虹前往洛杉矶参加第八届华商会议的开幕式，洛杉矶保钓会的同学们决定在这次典礼之际向与会华商散发传单揭露沈的行为。为表对华商尊重，当天18位同学正装前往，但有两位同学被数十名壮汉围殴。洛杉矶保钓会遂决定在5月19日前往会场“Biltmore Hotel”举行反迫害、反暴力示威游行，当天有80多名同学前往参加，现场居然有华商说什么家丑不可外扬，愤怒的学生怒斥道：国民党当局做了就不要怕丑，像这样对内不许扬，对外不许扬，难道永远当孙子？〔10〕难怪在示威游行后的总结中，有同学认为不用惧怕国民党当局的淫威。〔10〕
所以保钓运动健将郭松棻在其间写的著名文章《打到博士买办集团！》中很形象地将台湾描述成“牵在美国的衣角后面，只要顺着这竹子走便是”，郭并愤恨地说：“帮你（案：指台湾国民党政府）搞钓鱼台，要你不要太依赖所谓的‘友邦’美、日，希望你与人民结合，一起奋斗，你却说这些人是‘共匪特务’，我请问你，你还要什么人？你胡乱用‘共匪特务’之名也不怕贻笑大方……”〔11〕
正是基于台湾当局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软弱以及对在美保钓留学生的迫害，促使保钓留学生开始反思国民党当局的所作所为，也更加认识了国民党当局“怯于外，勇于内”的媚外本质，这也就形成了保钓留学生对台湾当局的政治认知。随着保钓的深入发展，保钓左派就将保钓运动推进到了下一阶段——中国统一运动。也有一小部分支持台湾当局的保钓右派，他们对台湾当局的同情原因各异，他们成立了“反共爱国联盟”与保钓左派进行“文攻”，但从总体上看，保钓左派还是占据保钓运动主导地位的。
（三）对中国大陆的政治认知
自1949年台湾当局退据台湾以来，“将海峡对岸全盘性地以‘敌我矛盾’看待，亲人音讯全被隔断，偶尔由第三国传递资讯，总是感到心惊肉跳，若被特务机关听到风声，便会即刻以《惩治叛乱条例》逮捕”〔7〕。陈鼓应收到大陆亲戚的来信也只能躲在卫生间偷偷地看。吴国祯阅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马列著作也要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胆识〔7〕。如果参加读书会或朋友组织的社团，都可能被开除学籍和送去火烧岛〔7〕。杨高雄小时候经常遇到查户口的便衣和宪警，让他全家并排站着，用手电筒照着点名，“一种政治气氛肃杀，言行若有‘出轨’，立刻可能有杀身之祸”〔7〕。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他们从小接受的都是“反共教育”，所得到的大陆信息都是歪曲的，也不敢阅读有关马列书籍、左翼著作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一大批海外华人回到祖国参观访问。返回美国后，他们纷纷在各种场合发表回国访问观感，比如何炳棣教授回到美国后写了参访见闻《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认为：现在中国人民真正当家做了主人；在思想教育方面把传统的士大夫教育变成为人民服务教育，新中国教育的核心是以人民的意志与努力改造人类社会；国家组织能力空前强大，建成了一系列的工程；新中国的经济成就已甚可观，印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2〕。杨振宁在石溪分校的演讲中图文并茂，播放了在大陆拍摄的幻灯片，回答了学生们感兴趣的问题。杨认为中国虽然目前物质生活水平不算太高，但精神面貌非常好，这是由于中国的传统还在〔12〕（更详细的海外华人回大陆参观访问并发表演讲的情况见表1）。
保钓留学生受这些回国访问的教授、学者影响很大，也直接影响到他们对中国大陆的政治认知，如当时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读博士学位的王敏贤，对杨振宁的演讲记忆深刻，并说：“他作为诺贝尔奖得主，还那么关心国家大事，对我有很大的启发。”〔7〕这些回国访问人士对保钓留学生的影响可见一斑。如钱致榕所说，“在地球那边中国的文革的景象，也渐渐传到了美国，直接影响了很多年轻人的思维及语言”〔8〕。保钓留学生开始组织马克思主义读书会，也涌现出了像许登源这样公认的保钓人士中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在读书会、讨论会中进一步增进了对中国大陆的了解与认知，他们后来将保钓运动推进到了中国统一运动阶段，将保钓主题升华到两岸和平统一的政治层面。
三、保钓学生的政治情感
政治情感是指社会成员在已有的政治认知基础上对政治现象产生的亲疏好恶等情绪反应。政治情感既表现为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感、疏离感、亲近感、排斥感等，也表现在对一些代表性政治符号与政治象征的自然情愫，同时又表现在政治行为过程中的心态以及对政策结果的心理反应等方面〔2〕。保钓留学生的政治情感比较复杂，这可以从他们参加保钓运动的原因和日后思想左、右转窥见端倪。
（一）自我反思对参加保钓运动的推动作用
20世纪60年代，台湾的经济情况不好，台湾当局也鼓励大学生出国，以便减少知识分子的不稳定因素。当时在台大本科读政治学的林国炯就感叹，“六○年代真是理工科学生留学的黄金时代，台大的理工科毕业生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出国了”〔7〕。从台湾来到美国负笈求学，离开故乡，内心总是弥漫着乡愁情结。学界有人关注到50年代以来台湾留美学生群体，他们被称作“无根的一代”⑤。耐人寻味的是许多自身就是留学生的作家也写出了大量反映留学生思想状况的作品，如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白先勇的《纽约客》、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张系国的《昨日之怒》、李雅明的《惑》等。而且最后两部小说就是直接以留美学生保钓运动为描述对象的文学作品。
可以说，这一代留学生群体身处特定的时代背景，国民党政权局促于台湾一隅，国共对峙，他们没有安全感，从小又在台湾接受的是“反共教育”，因而来到美国后“流亡”心态弥漫。保钓运动前，留学生群体“内心上都是非常寂寞的，甚至除了《中央日报》航空版，以及以一、二本文艺杂志，连出版物也难有触及”〔13〕。保钓运动发生后，留学生开始严厉解剖自己以前的生活方式与态度，“钓运起来了，思想、国家、社会、革命、帝国主义、无产阶级、为人民服务……这些‘新名词’正像一根根针似地刺着每一个中国留学生的屁股。钓运对我的影响呢……就是让我每次愈照镜子愈觉得像个乌龟王八”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吃的喝的都是劳动人民用智慧和血汗所创造的，而一些中国留学生只会“抱老婆，数钞票”，对国事漠不关心。
在国家民族利益受到侵害时，中华儿女都应该站出来，保钓留学生也不例外。他们从自身狭小的生活空间走出来，放眼世界，为国家民族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就像有留学生撰文指出的那样，“过去常常有人批评中国同学到了美国，往往只顾自己的出路，而不关心国家的前途。现在看到这次力争保卫钓鱼台领土主权的轰轰烈烈行动，应该可以粉碎那种对留学生的误解了”〔13〕。所以保钓运动发起人之一的林孝信2009年在对保钓精神遗产总结道：“保钓运动关心台湾或整个世界性的问题，而且不是站在个人的成见或个人的利益的角度去关心，而是站在整个台湾社会最大的利益，站在两岸最大的利益，站在长期发展的利益，从这样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8〕也如保钓健将王晓波多年经常挂在嘴边的，也是保钓留学生那个时代的口号，“不要让历史批判我们是颓废自私的一代”，而是有所担当，乐于奉献的一代。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情感一以贯之，几十年如一日，从1970年保钓运动发生至今，当年这些留学生如今已成“老保钓”，但他们后来或回到祖国大陆，或回到台湾，都在为两岸关系尽到自己的绵薄之力。
（二）个人情感因素对参加保钓运动和思想左、右转的作用
从参加保钓运动和日后思想的左、右转来看，很多保钓学生都有其自身独特的经历，也造就了其参加保钓的独特政治情感。这种政治情感不同于政治认知，它有时候是非理性的，但我们又不能忽视其在一个人做出政治行为时所起到的作用。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保钓运动的急先锋，三位旗帜性人物刘大任、郭松棻与董叙霖不仅积极参加保钓运动，而且后来思想左转，投身保钓运动的后续中国统一运动。三人最初参加保钓运动也各有自身原因。刘大任在伯克利读书时看了一部纪录片《中国》，看到画面旧中国苦难的历史后，镜头一转，“一面崭新的红旗占满画面，镜头后拉，天安门广场上，百万群众欢欣鼓舞，城楼上，红旗下，毛泽东举起了大手，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向以‘十岁以后没流过眼泪’自豪的我，那天晚上，躲在亲人、朋友不知的角落里，任由眼泪夺眶而出。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面红旗，它影响、支配了我以后至少十年的命运”〔14〕。郭松棻“翻开我们家的相簿，每隔一页就有一、两位在二二八事件失踪或死亡的亲人〔15〕。保钓运动前两个月，“中华民国”副总统严家淦在旧金山华埠主持观光牌楼剪彩仪式时，董叙霖就质问：“你知道在台湾有多少政治犯被捕后没有公平审判就处决？”〔16〕结果被警察逮捕。 杨高雄参加保钓运动，并最终思想左转与他个人小时候经历有很大关系，如上初二时在教室门后写了“人民公社”，就被留校察看；国民党当局在中印战争等问题上自欺欺人，让他对国民党当局一直没有好感〔7〕。程君复在韩国服兵役的经历对他的影响极深，在韩国图书馆看到了很多关于解放军的资料，韩国民间也流传很多关于解放军的感人故事，“所见所闻，令他十分景仰且感动”〔7〕。黄哲操在台湾当预备军官的时候，看到书报栏中有关中印战争的报道，“当时心里觉得中国的毛泽东真是了不起，打到印度麦克马洪线，那是一条我们不承认的英国人划的界线。我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政府。从那时候开始，我，一个台湾的青年学生，对于大陆的向往，就很具体地激发出来了”〔7〕。李我焱在台大本科期间即组织读书会，被国民党关了五年，受了不少苦，对国民党的怨恨可想而知。与此相类的项武忠、林孝信也都是“先反蒋，后左转”的典型。
对于参加保钓运动的留学生来说，像上述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在探讨保钓留学生的政治文化时，这种个案的政治情感是研究他们参加保钓心态不可忽视的因素。
（三）省籍学生参加保钓的政治情感
翻开保钓留学生的名单，我们会发现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参加保钓的外省籍学生会比较多，本省籍的也有很多如保钓发起人林孝信、最先回到祖国服务的林盛中、吴国祯等人，他们都是保钓健将。但总体来说外省籍学生参与面更广泛，这就涉及到政治情感问题。
外省籍学生的人生经历比本省籍学生更丰富一些，他们有像龙应台所描绘的《大江大海1949》那样心酸的漂洋过海、与大陆的亲人天各一方，咫尺天涯，这种被隔绝的苦痛只能冷暖自知。因此，他们对祖国大陆的眷念情结会更深，毕竟根在大陆。到了60年代，他们只身来到美国求学，就像有学者分析的，“既无法认同所在的外国，又不能完全融入异国的社会，因此民族自尊心特别强，对任何有辱国格的事都感到特别敏锐而痛苦”〔15〕。
我们看到，外省籍学生参加保钓运动不遗余力，而且他们也是将保钓运动推进到中国统一运动的主要推手，1971年9月初召开的对保钓运动左转起到转折点作用的安娜堡会议，外省籍学生主导了会议，会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从政治情感的角度看，外省籍学生与中国大陆的天然联系也是保钓左转的重要心理动因。
四、保钓学生的政治评价
政治评价又叫政治价值取向，通常是指人们在基本政治认知、政治经验和直观的政治情感基础上的思想与态度的升华，包括政治理想、政治信仰、政治价值观念、群体意识、政治追求等理性思维和主张〔2〕。
在政治认知和政治情感的基础上，保钓留学生最终形成了一定的政治评价。保钓右派的学生出于对“中华民国”的“同情”，他们也形成了一定的政治评价。为了与保钓左派打擂台，他们成立了“反共爱国联盟”，一些人如台湾“四公子”之一的沈君山提出了“革新保台”的主张，为后来80年代末台湾政治民主化奠定了基础；马英九、郁慕明等后来回到台湾成为政要，郁慕明2005年来大陆进行“破冰之旅”，马英九于2008年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他们都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态度强硬，明确声明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正因为如此，有不少老保钓运动成员认为将保钓运动局限于护土维权就简单化了，“（保钓）只是一个泄气筒，拿它做文章，借题发挥，倾吐心中对当时政治现实、对体制，对世道积压的强烈不满……护土维权已经不是重点，而是一场划时代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思想运动，国家统一议题尤为当务之急；这些才是广义下的钓运的正题、主题”〔7〕。所以曹宏威动情地说：“保钓也深化了，无论太快与否，大家看到的曙光就是‘统运’”〔7〕。
保钓左派学生开始将目光转向中国大陆，开始认同中国大陆，他们认识到钓鱼岛问题的解决最终要两岸实现统一后才可实现，钓鱼岛的回归之时正是两岸统一之日。所以他们发动了中国统一运动，正如统一运运刊物所言：“统一运动的本质是以台湾同胞反蒋反帝的革命和大陆同胞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根源的。我们在海外所能做到的只是一种媒介作用。通过我们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了解和对台湾的联系，把正确的真相传到岛内，同时我们自己也在从事运动的过程中锻炼自己，在开展运动中学习社会主义理论，实行自我批评的思想改造，为将来参与解放台湾、统一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准备。”⑥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中国统一运动是钓鱼岛回归的必经阶段，但保钓学生身在美国，他们能为中国统一所做的只能是在美国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统一运动的具体形式有：（1）播放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电影。形成了美国中西南部电影播放网，播放的影片有《今日的中国：马王堆古墓幻灯片》、《针灸麻醉》、《火红的年代》、《天山上的红花》、《红旗渠》、《创业》、《阳光普照拉萨》、《大干战歌》、《飞跃的上海工业》等。（2）组织马列主义读书会、学习小组。有的地方设立了图书馆如底特律国是研讨社，拥有300多本书籍。为了照顾学习小组成员水平，安娜堡国事学习社将马列学习小组分为两个层次来组织，一个面向对社会主义认识不深但有兴趣的同学，另一个则是面向有一定基础的同学等。（3）理论联系实际，深入侨社宣传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些留美保钓学生大都是来美攻读博士学位的知识精英，即使放在今天，这些很多拥有美国名校博士头衔的留学生学历也是相当高的，这也是保钓运动区别于“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些知识分子放下身段，深入到侨社宣传社会主义新中国，打破了国民党对美国华侨界的宣传垄断。（4）编印统运刊物。很多统运刊物是保钓刊物基础上转型发展起来的，也有专门为统运而编印的刊物如《新中国》和《东风》，前者由17个统运单位轮流主编，声势可谓浩大。统运刊物在美国宣传了社会主义，增强了美国人士（不仅仅华侨）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认识⑦。
由于当时中国大陆正进行文革，国家派遣不出熟悉英语的翻译人才，一些左派留学生就地报国，进入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一些左派学生申请回到祖国服务，希望融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被批准的有林盛中、吴国祯、廖秋忠、杨思泽等。申请回国服务的学生经历了保钓运动的洗礼，对社会主义祖国也有个认同、回归的思想转化过程，他们愿意将自己所长奉献给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无论从主观和客观都是有益于祖国人民的。也有一部分人因为专业不为时所急需回不了大陆，如龚忠武、花俊雄、程君复、张信刚等，但他们在美国依然为两岸关系积极奔走，花俊雄现任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程君复任全球华人反独促统联盟及全美中国和平统一联合会会长。已名满生物学界的张信刚在20世纪90年代初终于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回到刚成立的香港科技大学任教，后出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 可以说保钓左派学生为了政治信念和政治理想，这么多年来言行一致，不管在任何岗位上都在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这种爱国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是值得我们后辈学习的。
五、结语
台湾留美学生史是中国留学生史重要的组成部分，而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留美学生又是具有特定时代背景的群体。学生以学业为天职，但他们却在留学期间参与近保钓运动这样的重大政治事件中，并面临不同的人生抉择，尤其是保钓左派一部分学生回到祖国融入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尤为值得称道！总之，他们在中国留学生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我们后辈学习！
注释：①
近年复旦大学整理出版的《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36册，分为“琉球版汉籍”、“琉球人著作”、末附“琉球官话”一编），按四部分类，基本囊括史、子、集三部中现已发现的几乎所有的琉球人著作。如琉球王国正史《中山世谱》卷首载有《琉球舆地名号会纪》，全面记载了琉球“三府五州三十五郡”、“三十六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正名和俗称。其中并无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屿，后附《琉球舆图》，也未出现钓鱼岛及其相关的名称。
②洪恩著《钓运以来的留学生运动》，新港，1975年10月12号第2页，文件编号08-000-135。以下凡写有“文件编号”的，均来源于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保钓资料收藏研究中心。
③审查报告英文原文见钱致榕先生的《还原历史，挑战今朝：保钓主权之争》；谢小芩、刘容生、王智明：《启蒙·狂飙·反思——保钓运动四十年》，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23页。当时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1971年11月初寄给钱致榕先生对《归还琉球条约》六页的审查报告，钱致榕先生保存了这份珍贵的白纸黑字文件，目前其已捐赠给新竹清华大学图书馆特藏室。
④FRUS，1969-1976Volume XVⅡ，China，1969-1972，Document114。
⑤著作方面有刘登翰等主编的《台湾文学史》，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期刊有朱双一《文化冲突：从伦理到政经——旅美华人“留学生文学”比较论》（《厦门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方道文《从“无根一代”的烦恼到“大陆学子”的抗争——两岸留学生文学异同》（《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饶芃子《海外华文文学的新视野》（《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2期）、朱立立《美华文学与台湾作家群》（《华侨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帅震《20世纪60年代台湾留学生文学》（《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曹曦《留学与流亡——战后台湾留美学生心态史分析》（《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等。
⑥泥巴著《我们要把革命斗争的矛头同时指向中国留学生丑恶的本质》，见奥克拉荷马大学保钓会主编的《星火》，1973年1月，文件编号：02-000-179。
⑦关于中国统一运动的具体内容参见拙文《20世纪70年代台湾留美学生中国统一运动研究——以清华大学保钓资料收藏研究中心资料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年第6期。
⑧奥大国是研究会、芝大保钓会、明大保钓会等，见《新中国》，1973年11月，文件编号： 50-00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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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谢小芩，刘容生，王智明.启蒙.狂飙.反思——保钓运动四十年〔M〕.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97，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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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光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