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代中国文人而言，撰著、编辑、出版等文化生产活动的动力并不像西方人那样充满现世的功利目的或纯粹出于对知识的探究兴趣；中国文人的编辑出版活动与中国古人对人生“立言不朽”的观念密切相关，这个观念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记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四年》）“立言不朽”的观念表明了一种历史文化情结，成为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的精神动力，对中国古代图书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是图书著述、刊刻所要实现的最高目标，也是中国传统知识阶层的人生追求。
　　事实上，一种普遍观念的文化特色或文化个性只有在与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相结合时才能得到充分揭示，因此，对中国人的“立言不朽”观念和传统出版文化特色的认识也只有在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社会形态相联系时，才能获得其文化内涵上的清晰说明。何明星博士的《著述与宗族》便是对于中国出版文化的这种深度研究的很好例证，该书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它并不仅仅立足于我们惯常所说的“立言不朽”的人生理想，而是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视角上对于中国是“立言不朽”观念的文化内涵进行了考察，从而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图书出版文化的独特民族文化特色，可以说，出版是延续中华文化千年不断的重要一环。
　　该书认为，中国人传统的“立言不朽”观是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族制度密切联系的，宗族制度是中国古代编辑出版事业的宏观社会结构背景。中国人的“立言”并不单是为了个人兴趣爱好而进行的编辑撰述活动，更多的情况下，其撰述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祖先或是后代、是为了自己的老师或是弟子、是为了自己的同乡或是亲友……，只有在中国传统宗族社会制度下来理解中国人的“立言不朽”观，才能对中国传统的图书出版文化有一个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深刻理解，才能丰富“立言不朽”这一中国传统文人的最高人生理想的文化内涵，而不至于使之流于空泛和抽象。为了展示中国传统出版文化的这一文化特色，《著述与宗族》一书采取了个案研究方法，将研究的焦点放在对清人文集的研究上，从清人600部文集的编刻方式入手，着重考察了清代状元著述的情况、清代九个著名科举宗族中文集著述、编刊、传播活动，并梳理了著名清代学术世家102个学人的学术研究和著述轨迹，为了更好地理解宗族在著述和文化传承上的影响，该书还专门考察了作为宗族文化象征的族谱的编刊活动。最终，通过对1860年前后清代图书出版在著述编辑主体、图书加工技术、图书品种的衍变等前后巨大变化来对比分析，该书得出一个有关传统图书出版文化的基本结论。
　　由于作者的结论是建立在翔实而丰富的材料基础之上的，又具有开阔的社会文化学视野，加之其著述中贯穿了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忧虑感和责任感，因此，其著述能给人以新鲜、扎实和深刻的感觉也就不奇怪。作者在书中指出：随着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进发展，手工雕版印刷技术被机械印刷加工技术所取代，并由此而引发中国传统图书文化生态的巨大变革。随着宗族化共同体在图书生产、销售以及教育、文化、学术研究中的整体淡出，古代知识分子在编辑、著述和出版活动中体现的那种宗教神圣感也失去了其社会文化环境，最终归于枯萎和消失了。
　　在商业和市场利益日益主宰出版人的价值观和出版文化观的今天，梳理历史就是准备面向未来，宗族共同体的淡出是中国文化发展事业史上必须面对的现实，但古代出版文化传统并不应该与宗族共同体一起淡出我们的历史视线，历史上那些优秀的出版文化遗产正好就是补救我们当代出版文化中一些不良倾向的良药。
　　当然，从宗族视角考察中国出版文化特色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还提示我们：是不是应该深入思考我们的整个出版体制和结构，将问题的焦点集中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出版文化制度的道路上来，从制度上、从社会的结构层面上，也就是从图书出版文化发育生长的土壤上着手，使我们为出版事业的文化精神品质的提升提供现实的依据。这也许就是《著述与宗族》一书给予我们的宏观上思考中国现实出版文化制度改革的启示吧。
　　
　　《著述与宗族——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
　　著者：何明星
　　出 版 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07年9月
　　定价：2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