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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美国政党体系的每次演变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都是社会力量结构的变化。在这些演变过程中，曾经的党内少数派最终都会颠覆过去的多数派。但是，尝试进行颠覆的政治领袖对美国社会力量结构变化方向认识的正确与否，不仅会影响到自己未来在党内的个人政治地位，并且会使一个政党走出或陷入长期的低谷，如第五政党体系中的两位颠覆者戈德华特和麦戈文。以文化冲突为标志的美国第五政党体系，其基础也是美国社会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走向保守而导致的社会力量结构重组。戈德华特和麦戈文给共和、民主两党留下的不同遗产说明，对美国社会力量结构变化的分析，是观察美国政治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窗口。
关键词：美国第五政党体系；两次颠覆事件；社会力量结构变化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9)04-0065-09
社会力量结构的变化与美国历史h的五个政党体系
按照美国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Arthur Meier Schlesinger，Jr.)的观点，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五个政党体系。从18世纪末美国第一政党体系的出现，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第五政党体系的形成，每次影响深远的政党力量重组，反映的都是与美国社会力量结构变化的现实。
建国之初，无论是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 hington)，还是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他们都极力反对组建政党。华盛顿曾在1796年的《告别演说》中，“以最严肃的方式反对派性(spirit of Party)的有害影响，”并且谆谆告诫美国人民，“从这种有害的派性思想中，‘闻到的是最腐臭的东西，它乃是他们的最大敌人。’”杰斐逊在1789年曾严肃地写道，“如此的执迷(于派性)，是有格调的自由人最彻底的堕落。如果不带着一个党派就上不了天堂，那我就坚决不去上天堂。”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的意见分歧，美国的建国者们最终还是催生了第一政党体系——由联邦党和共和党组成——的出现。而杰斐逊则带着他的正确的政党，“哪怕进不了天堂，至少也要进白宫。”之所以如此，就像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指出的那样，是因为“‘各种不对等的财产分配’，不仅是‘派别(出现)最普遍、最持久的根源’，而且‘对这些相互交错的不同利益进行规范……涉及到一个必须正常运作的政府中的党派性。’”作为全国性的社团，美国第一政党体系的最大贡献，就是国家身份的确立，使得人们克服了狭隘的地方性观念、转而开始着手从13个州的整体上来看问题。由此可知，美国第一政党体系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政治力量结构的变化——即从原先殖民地时期相互分割的13块殖民地，变成了一个由13州组成的新国家，从而催生了新的社会利益。
美国第二政党体系形成于19世纪20年代。构成这一体系的主要政党，是杰克逊民主党和国家共和党、辉格党。“第二政党体系的任务是扩大政治过程中的代表性和参与机会。其任务是民主化。”从社会力量结构来看，杰斐逊的民主共和党，主要是由自耕农和以地产商为代表的早期城市老板组成的联盟，以反对汉密尔顿的商业精英主义。这些杰斐逊式的种植园主，对城市外来移民工人阶级采取排斥的态度，并且不信任生活在遥远边疆的那些居民。随着那些被排斥力量的壮大，他们的不满也越来越强烈，最后会聚在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的身后，不仅成为一股全国性的政治力量——即所谓的杰克逊民主党，而且还将杰克逊拥上了美国第七任总统的宝座。
美国的第三政党体系形成于19世纪50年代。它的出现，是因为第二政党体系因应奴隶制问题失败而导致解体的结果。从第三政党体系以后，美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两党政治，主要政党都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两个政党。第二政党体系的任务，“是促进(美国)这个国家的工业化。”从社会力量结构的变化来看，由于第二政党体系避免、也无力解决奴隶制问题，因此，由社会力量的变化而导致政党力量重组，成为必然的结果。战争不仅使得民主党分裂了，而且还使得刚成立的共和党，形成了自己新的多数党地位。它继承了第一政党体系中支持联邦党的选民和第二政党体系中支持辉格党的选民。
第四政党体系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初。它的出现，是因为“(第三政党体系虽然)完成了(美国)经济的工业化，但却没有能够控制它自己建立起来的工业经济。”换言之，是美国经济中的垄断问题和社会不公，导致了第三政党体系的解体。因此，第四政党体系的任务，就是要使工业经济规范化、人性化。从社会力量结构的变化来看，第三十一任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通过处理那些令人痛苦的经济动荡问题和社会不公正问题，使民主党的大批新追随者会聚到了罗斯福的新政旗帜之下，从而使民主党成为新的多数派。这些新政旗帜下的追随者，除了民主党的传统支持者南方白人之外，还包括中西部农民、有组织的劳工、知识分子、黑人、新移民以及失业者。
第五政党体系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70年代初。小施莱辛格认为，“第四政党体系的出现是为了应对工业社会的经济问题，并且它也相当机敏和智慧地应对了这些问题。但是，虽然新政对文化目标有清楚的承诺——如果说只是从属的话，但组织这一政党体系并不是为了专注于处理文化冲突问题。”0因此，第五政党体系的任务，“是国家身份的重建——在一个因道德、社会、技术的变化，经由那些人们熟悉的变形、破碎的观念和制度，而正引起(人们)普遍焦虑和疏远的时候，形成一个具有包容感的全国共同体。”。从社会力量结构的变化来看，由于南方和西部的政治影响力日增，加上这两个地区分别在社会、经济问题上的保守立场，使得美国政治不可避免地向右倾斜。尽管1980年和1984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两次总统竞选中都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并没有像19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那样，形成了决定性的选民力量重组，从而导致共和党新的长期多数地位的出现。不过从总体上说，还是形成了有利于共和党的局面。
戈德华特少数派共和党人的颠覆——共和党成功地走向右倾
1980年里根的胜利，是现代美国政治中的大事件，它标志着美国右翼力量经过一个从无足轻重到由弱变强最后成为共和党的主导力量和美国政治中的一股决定性力量。在此发展过程中，毫无疑问，美国社会力量结构的变化，是导致右翼成为美国政治舞台上主角的决定因素。但与此同时，有能力理解并把握这种变化、引领这股新的潜在力量、并使之产生实际政治影响力的政治领袖，其作用不可低估。
1932年罗斯福新政所导致的美国社会力量结构重组，使得在此后的20年之中，共和党一直与美国总统职务无缘。1952年，二战名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代表共和党出马竞选总统获胜，并在1956年毫无悬念地获得连任。但是，艾森豪威尔的胜利并不是右翼力量的胜利。站在右翼 的立场，艾森豪威尔不仅算不上是个保守派，而且连他自己寻求的“中间路线”都没有做到。因为他“不仅总体上接受了新政的许多计划，而且甚至对它们还有所扩展，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后来称其为‘折扣商店新政’(“dime store New Deal”)。”事实上，艾森豪威尔与当时的共和党自由派领袖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参议员——他支持联邦政府扩大在住房、福利、教育、农业和卫生保健等领域中的作用——之间，存在着很好的合作关系——最具象征意义的，是1952年9月他与塔夫脱的晨曦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共同声明。塔夫脱1953年因患白血病去世后，艾森豪威尔握着他患病的遗孀双手反复说，“没有他我不知道我将做什么——没有他我不知道我将做什么。”艾森豪威尔此后与国会温和派民主党人和温和派共和党人之间的合作，实际上使他成为了一个中间派政府的领袖，从而使他更难与那些更加愤怒、更加棘手的保守派共和党人共事。事实上，“1952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上台时，美国的右翼正逐渐衰落。右翼的两个主要思想观点——即国内的放任主义和国外的孤立主义，因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受到猛烈抨击。共和党那时候掌握在东北部贵族权势集团的手里。这些人包括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纳尔逊·洛克非勒(Nelson Rockefel—ler)和自称为‘温和进步的’参议员普里斯科特·布什(Prescott Bush)，后者将建立一个政治王朝。”
但是，保守派共和党人并没有就此消失。随着艾森豪威尔即将离任；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洛克菲勒成为1960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角逐总统候选人的有力人选。由于尼克松担任副总统而在党内多年努力耕耘，共和党的“政党组织——左、中、右，捐款人和公务员，塔夫脱分子和艾森豪威尔分子，全都会聚到了他的身后。”在这种情况下，洛克菲勒放弃了竞逐。为了确保自己在芝加哥共和党全国大会上成功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尼克松于大会前夕到洛克菲勒纽约第五街的住所拜访了他，经过从晚上10点到凌晨4点长达6个小时的会谈后，于7月23日与洛克非勒发表了第五街十四点合约(Fourteen-Point Compact of Fifth Avenue)~声明。声明大大朝洛克菲勒主张的外交政策、国防、政府重组、经济增长、老年人卫生保健和民权的方向迈进，这使得尼克松与共和党右翼尤其是年轻保守派之间的关系蒙上了厚厚的阴影。共和党就此在民权问题上分裂成温和派和保守派两个阵营——这两股新形成的共和党力量，分别以勒克菲勒和戈德华特为代表。1960年，占少数的保守派共和党人在总统候选人提名中落败了，但时年51岁的戈德华特并不气馁，而是号召他的支持者说，“如果我们要重新夺回这个党，而且我认为我们有一天能够做到，那我们就开始行动起来吧。”
这一天并没有等待多久。1964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夕，虽然“《纽约时报》甚至斗胆说，洛克菲勒不会赢得提名的危险，要小于他破产的危险。”但是，当戈德华特派的代表潮水般地涌向旧金山共和党全国大会的时候，“洛奇在快速翻阅代表名单时大声叫道，‘天知道共和党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这些人我几乎一个都不认识。’”而面对“完全背离了适应共和党主流原则的广阔中间道路”的戈德华特分子，“目瞪口呆的洛克菲勒则抱怨道，共和党‘面临少数派颠覆的危险，这个少数派激进、财力充足、纪律严明。’”共和党被“少数派”攫取所导致的内部分裂，使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林登·约翰逊(LyndenJohnson)以悬殊的优势在总统竞选中击败了戈德华特(见表1)。但是，戈德华特分子并没有将1964年看作是末路，而是起点。的确，“就长期而言，戈德华特对共和党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影响。这位来自亚里桑纳州的参议员，使共和党的均势开始向西部倾斜。”结果，“1964年的小小一伙‘戈德华特式的民主党人’，扩大为1972年有一定规模的‘尼克松式的民主党人’，到1980年更是成为一支‘里根式的民主党人’大军。一度以东北部的温文尔雅为其特点的共和党，由此开始拥有更锐利的意识形态武器和南方式的火烈风味这两个特点。阳光地带的共和党人，赢得了过去10次总统选举中的7次：其中有两个加利福尼亚人(尼克松和里根)，两个得克萨斯人(布什父子)。”回望罗斯福的新政，人们发现美国明显已经更加保守了，以至于“无论喜欢与否，我们(世界)都将必须与右翼美国相处。”
麦戈文少数派民主党人的颠覆——民主党无奈地向中间路线靠拢
20世纪60年代的颠覆事件，同时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内发生。所不同的是，戈德华特少数派的颠覆，不久就在政治上结出了硕果一一不仅使共和党在意识形态上走向右倾，而且使共和党从此开始逐渐为右翼保守派所控制；而从1968年延续至1972年的麦卡锡一肯尼迪～麦戈文的颠覆，却导致民主党新政大联盟的解体，并使民主党此后再也“没有机会说到他们充满激情的目标和热情似火的梦想了。”
1964年，民主党的林登，约翰逊携在职总统、党内压倒性支持的优势，以及5月份发表的雄心勃勃的伟大社会计划，在总统选举中毫无悬念地战胜了共和党的戈德华特。但是到了1968年，由于越南战争、贫富问题、年轻一代与年老一代之间关系等各方面矛盾的激化，作为掌权的执政党民主党，首当其冲地受到了巨大冲击。党内对这些全国性骚乱问题的辩论，成为196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选择总统候选人的中心议题。作为在职总统、又控制了正式的政党机器、并且还有劳工组织的支持、国内政绩也很突出——一从而满足了党内自由派的要求，代表新政联盟的约翰逊起初似乎并未受到挑战，将笃定在1968年再次成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在这种背景下，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和乔治·麦戈文(George MaGQvera)双双拒绝了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邀请，前者是由于不愿被看作是约翰逊的对手、而后者则是由于接下来要进行艰苦的参议员续选工作。最后，只有明尼苏达州的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参议员被赶鸭子上架，勉勉强强地答应了参加初选。起初连麦卡锡自己都不看好的初选，结果却在1968年3月14日进行的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第一战中，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反战情绪的上扬，使得麦卡锡的选战行情大大看涨——麦卡锡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第一战中只落后约翰逊几个百分点而已!几天之后，肯尼迪宣布参加竞选。3月31日，被越战问题弄得焦头烂额的约翰逊宣布退出竞选。接下来，约翰逊的副总统赫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又加入到竞选之中。竞争中肯尼迪以压倒性的优势领先。但是，1968年6月6日肯尼迪遇刺身亡后，经过汉弗莱和麦卡锡之间的又一番较量后，代表民主党传统势力的汉弗莱，得益于当时的竞选规则，最终在初选中胜出。
但是，1968年麦卡锡似乎并不情愿的颠覆行为以及被视为机会主义者的肯尼迪的颠覆行为，却成 为麦戈文1968年旗帜鲜明地颠覆民主党主流的先声。“1968年的(民主党)初选，显示的不仅是战争问题的力量，而且是汹涌澎湃的广泛改革要求。”。事实上，“1968年的全国代表大会已经使集体投票法(u—nit rule，即在全国性的政治大会上，如果州一级党的机构选择这一投票法，那么该州的全部代表投票就将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而不考虑代表团中少数派的票数。通俗地说，就是“获胜者”在一个州中通吃。——本文作者注)失去了合法性。……(结果)多数派再也没有可能在于部会议和全国大会上约束少数派了。”。当年11月，为回应这种要求，民主党成立了代表挑选和民主党改革委员会(Committee onDelegate Selection and Party Reforms)。被视为“既是改革倡导者、又是娴熟党务组织者”的南达科他州参议员麦戈文，作为一个民主党各方妥协的人物，在12月被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弗雷德·哈里斯(Fred Harris)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席之一。该委员会的另一位共同主席是著名的自由派众议员詹姆斯·奥哈拉(James O'Hara)。1971年9月和10月，两人分别提交了《“改革要求，”麦戈文委员会关于代表挑选的报告》(“Mandate for Reform，”McGovern Commission Report on Delegate Selection)以及《奥哈拉委员会关于规则的报告》(O’Hara Commission Report on Rules)。这两份报告中最重要的改革内容，是由集体投票法改为比例投票法(proportionality)，从而降低了政党官员和内部人员在提名过程中的作用，增加了干部会议和初选的作用，以及给黑人、妇女和青年指令性的代表配额。这些改变有利于麦戈文在1972年最终成功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由于当时民主党已经有20多个州实行新的代表挑选规则，为“检测支配代表挑选的新规则”，1972年1月18日，以反战立场而在反战运动中表现卓越的麦戈文，在他的家乡南达科他州宣布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与汉弗莱进行激烈的较量之后，麦戈文最终获胜了。但是，初选获胜后宣布的竞选搭档——密苏里州参议员托马斯·伊戈尔顿(Thomas Eagleton)，却成为麦戈文迈向大选灾难性结果的开始——伊戈尔顿患有忧郁症，并曾接受过电击疗法!加上共和党成功地给麦戈文贴上了“极端自由派”的激进分子标签，结果在11月份的大选中，出现了完全呈一边倒的局面：尼克松赢得了60.8％的选民票，并且囊括了520张选举人团票；麦戈文只赢得了37.5％的选民票，以及17张选举人团票。这与1968年汉弗莱的战绩相差太多了，更不能与1964年约翰逊对戈德华特的压倒性胜利相比(见表1)。
在以中间偏左为其竞选方针和激进的“新政治学”文化为其哲学思想的麦戈文。败选之后，民主党的传统势力对麦戈文分子进行了清算——事实上，他们中的保守派民主党人早在初选过程中，就已经同麦戈文阵营分道扬镳了，其中包括后来成为1980年支持里根竞选的共和党新保守派。但是，与共和党在戈德华特败选后更加坚定地走向右倾不同，民主党清算的结果，却是1972年以来一直持续至今的身份危机(the identity crisis of the Democratic Party)。的确，“1972年以来民主党历史的核心问题，是这样一个矛盾的现实：民主党可以摆脱麦戈文竞选的自由主义形象，但却摆脱不了它的自由主义价值。”这种身份危机在以后的一代人中都在不停地得到回响。例如，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这位当年热情似火的麦戈文分子、民主党一代人当中最杰出的政治才干，在1990年应“民主党领导委员会”(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or DLC，1985年创立)创办人阿尔·弗罗姆(A1 From)之邀接手该委员会的主席后，成了“新民主党人(New Democrats)政治观明白无误的代言人。他支持他所称的美国政治中的第三条道路——它‘既不是自由主义又不是保守主义，而是两者兼具却又与之不同’。”这种“既不是……又不是……”的道路，使他“作为总统有多重身份，结果，遗留给他继承人的是根本没有具体的身份。”2008年10月30日晚，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德雷克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辩论会上，轮到他自己的夫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为身份而战了。作为从反战运动中走过来的一代民主党人，参议员希拉里既在2003年投票支持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又“继续将自己同那些呼吁立即从伊拉克撤军的(民主党竞选)对手区分开来——并说道，‘我支持结束在伊拉克的战争，将我们的军队带回家；但我明白那需要时间。’”她还投票支持国会将伊朗革命卫队宣布为恐怖组织，以至于民主党另一位竞逐2008年总统候选人的对手、北卡罗来纳参议员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在辩论中抨击道，“这一投票为布什总统入侵伊朗扫清了道路。”
对两次颠覆事件的社会力量结构变化的分析
20世纪60年代留给后人需要深深思考的，是世界范围内的造反、颠覆、反叛、起义。在西欧，发生了1968年的法国“红五月”运动；在东欧，发生了1968年的捷克“布拉格之春”；在中国，发生了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亚非拉，发生了如火如荼的反殖民运动；而在美国，则发生了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反战运动。这一世界范围的现象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的联系，并不是本文要考查的内容。但是，美国两党历史上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那两次颠覆事件及其后续发展，却与东南亚的反殖运动有着紧密的关系。事实上，美国保守派在此后对民主党的外交政策进行批判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给对方贴上麦戈文的“美国打道回府”(Come Home，America)标签。例如，2005年11月，当有着海军陆战队退伍老兵耀眼身份的鹰派民主党国会议员杰克·默撤(Jack Murtha)宣称，在伊拉克进行的战争是个失败，并且呼吁美军撤回时，《纽约时报》保守派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即跳出来说，“他们(民主党人)真的要再次成为乔治·麦戈文的‘美国打道回府’党吗?”
戈德华特和麦戈文这两位颠覆者，在他们1964年和1972年各自的总统选举中，有两个共同之处。其一，尽管两人都成功地颠覆了党内多数派而获得了初选的胜利，但在大选中的结果都是大败。从表1中可以看出，1964年戈德华特遭遇的失败，从选民票数的百分比来看，甚至比麦戈文的失败还要严重。其二，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俩都“倾向于以单向的、几乎是过分简单化的概念来看公共问题。而总统则是一个需要对多面性的复杂问题做出决定的职位；在这个职位上，道德化和过分简单化都是十分危险的。”。与此同时，这两次颠覆事件也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它们此后给共和、民主两党留下的遗产大为不同。对于今天的共和党主流来说，戈德华特1964年的竞选宣言——《保守派的良心》(The Con— 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已经成了“保守主义的经典著作”；而像克林顿这样的民主党主流，正如麦戈文在1994年所评述的那样，则“一直警惕(自己)会与‘麦戈文主义’有任何公开的牵扯。”这一差异太引人注目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不同结果呢?
正如前四个政党体系的形成，是由于美国社会力量结构发生变化所导致的一样，第五政党体系的形成，也是由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结构力量的变化所致。而这种变化也必然决定戈德华特与麦戈文两次颠覆事件的不同命运。20世纪60年代，尽管在美国发生了民权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反战运动、性解放运动等，但总体上，美国社会力量结构却开始明显在朝右倾保守的方向倾斜。那么，究竟是哪些社会力量的因素决定了这一变化趋势呢?
斯蒂芬·塞恩斯特罗姆认为，战后美国社会在人口和就业分布变化上有这样五个特点：第一，美国蓝领工人与白领工人之间的比例发生了朝白领工人占就业人口多数的变化——1940年和1985年，美国蓝领工人占就业人口的比例分别是52％和42％，而白领工人的比例则分别是31％和56％；第二，阳光地带各州人口迅速增长——20世纪30年代初和1986年，冰雪地带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分别是62％和45％；而阳光地带则分别是38％和55％；第三，郊区的崛起——1940年、1960年、1980年，郊区人口占美国人口的比例分别是19％、31％、45％；第四，妇女普遍进入工作领域(见表2)；第五，农民的大量消失——1940年、1960年、1980年，农业人口占美国人口的百分比分别是23％、9％、3％。
这些变化具有什么样的政治含义呢?从民主党来看，罗斯福的新政，使得“民主党前所未有地成为了城市大众的政党。……(但却)没有使民主党传统的农村选民对之生厌，并且将两个新的因素——北方黑人和工会带进了民主党阵营。”。换言之，新政以来形成的民主党广泛选民基础力量，是由农村选民、城市选民、黑人和工会组成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上述社会力量结构的变化，起到了“削弱被剥夺和被遗忘者的新政联盟基础的作用。”下面对此加以分析。
第一，白领工人的增加使得中产阶级的人数大大增加而他们的定位和价值都与作为新政联盟基础力量的蓝领工人不同。这些人更加认同美国传统的个人主义核心价值，反对大政府和福利国家、重视社会稳定。2003的一项民调显示，白领工人中赞成共和党政策的人比民主党高出29个百分点。
第二，南方和西部(即阳光地带)人口的增加，使得冰雪地带(Snowbeh)州在选举人团票上的份量减轻，阳光地带(Sunbelt)州的份量加重。正如20世纪20年代美国南方人——尤其是黑人——因北方工业的蓬勃发展，而纷纷北上寻求新的生活所导致的国内大移民一样，由于二战后美国“新的全国高速公路网、廉价的商业航空运输的发展、较低的劳动成本以及给予工业重心地区之外的那些州的公司国防合同的政治决定，给西部和南方带来了迅猛的经济发展，从而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1964年，戈德华特分子颠覆的成功，恰恰是因为他们抓住了这一人口变化所带来的政治契机，即南方以意识形态挂帅——宗教和种族问题，而西部则以经济挂帅——其个人主义特性使得西部人“只是希望摆脱华盛顿的干扰。”戈德华特曾说过，“比起莫斯科，我更害怕华盛顿和集权政府”。与此同时，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恰恰与南方和西部的这两股潮流相背。结果，肇始于戈德华特，不仅曾长期作为民主党坚定支持者的南方白人被带进了共和党阵营，而且也使欣欣向荣的西部与共和党连接到了一起。
第三，郊区人口——他们通常是富裕的白人中产阶级——的增加，使得对社会经济问题持保守立场的选民增加。从麦戈文分子的颠覆以及此后的民主党身份危机来看，尽管麦戈文主义的激进主张在当时抓住了黑人选民，但是，主流的美国文化却在明显地朝右倾方向发展。例如，“1964年，只有34％的美国白人相信黑人要求得‘太多’；到了196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85％。”由于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中出现的自由派过激行为，使得那些生活在市郊的富裕阶层——无论是白人还是其他族裔，更倾向于“代表不断增长的郊区、而非正在衰落的市中心区的”共和党。始于戈德华特的右翼运动与这一变化几乎是同步发生的。发展到后来，就像以上同一民调显示的那样，2003年赞成共和党政策的郊区民众，比赞成民主党的人高出15个百分点。
第四，妇女大量进入就业领域，也必然影响到她们的定位和价值取向。总的来说，20世纪60年代的女权运动——最具标志意义的就是妇女堕胎权的选择，使得女性更认同自由派的理念。但是，即使在这一问题上，也要有辩证的观点。在上述同一项民调中，对于共和党更低税收的信条和对犯罪采取更严厉惩罚的态度，有孩子的已婚男女选民对共和党的支持率，高出民主党19个百分点。
第五，农业人口的减少也削弱了新政形成的民主党联盟的一个基础。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即使黑人和其他非白人群体，随着他们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也转而开始持更加保守的社会经济立场。
这两次颠覆事件给共和、民主两党带来的不同遗产，在下面的一段话中得到了很好的概括：
民主党之中力量上升的中间派与支配共和党的保守派，他们之间在坚定信念上的反差，导致了二者在总统选举中的激情反差。由于遵循的是防御退缩、抱负有限的中间派战略，像迈克尔·杜卡斯基(Michael Dukakis)、阿尔·戈尔(A1Gore)和约翰·克里(John Kerry)这样的民主党总统被提名者，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资格激发的热情有限。沮丧的(民主党)活动分子逐渐感觉到，除了反对右翼以外，他们的政党没有根本目标或使命。民主党的同党可能厌恶保守派共和党人的意识形态，但他们一些人却有多么羡慕其共和党对手——他们至少有自己可以相信的领袖!
结语
第一政党体系完成的任务，固然完成了国家身份的确立。但是，当时的社会力量结构，却决定了分别主张联邦主义和“州权”的政治家们在自己身处的政治现实中的立场和困境。例如，当汉密尔顿明显带有中央集权特点的经济政纲——建立安全的国家信用和偿付美国革命留下的巨额债务；建议建立以英格兰银行为范本的美利坚银行；以及通过实施高保护性关税、补贴国内企业、鼓励外来移民以及联邦政府对新公路和其它“国内设施改善”的资助，以刺激美国制造业的计划——提交国会时，即遭到了以杰斐逊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党人的激烈反对，以至于他经济政纲中的第三个关键内容无法在国会获得通过。究其原因，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塞恩斯特罗姆所指出的那样，是因为汉密尔顿的经济政纲，与美国当时绝大多数人口为农民(1800年的美国农业人口为83％，1860年已经降到53％。——作者注)的政治现实不符——它与农民的理想相抵触，“尽管汉密尔顿的《制造业报告》(Report on Manu一factures)预见到了后来的美国政府为加快经济发展而将采用的大多数政策。”所以，曾经的少数派到了杰克逊时期，已经开始动摇美国原有的社会力量结构。
由此观之，少数派的颠覆——包括小罗斯福，其实是美国政治中的常态——一旦社会力量结构发生变化，这种颠覆即会发生。成败不同结果的原因，乃是有些颠覆者以为自己代表了新的社会力量结构变化的方向——殊不知那只是一种假象而已，如麦戈文!小施莱辛格说，“那些在理智上误解了自己所面临问题性质的总统——J·Q，亚当斯(J.Q.Adams)、布坎南(Buchanan)、胡佛(Hoover)，使他们的政党体系失去了信用，从而为政治转变打开了闸门；而那些对正在出现的问题具有直觉的领袖——杰克逊、林肯、富兰克林·D.罗斯福，则利用转变的力量并使之被限制在两党制的安排框架之内。”
今天，四年一度的又一次美国总统选举早已尘埃落定。回顾两党如火如荼的初选工作，我们发现初选辩论以及各种各样的报道、分析乃至预测也纷纷见诸于美国国内外的各种主流媒体上。透过这些纷繁复杂的辩论和报道，能够看到美国社会力量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才是准确把握美国政治动向的风向标。今天的美国政治家面临什么样的政治现实呢?BBC网页上一篇报道的内容(见表3)，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从表3中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第一，一向被视为对政治缺乏兴趣的年轻选民因伊拉克战争而参加投票的人数大大增加；第二，年轻选民在选民总数中的份量不断加大；第三，年轻选民在向左移动。
责任编辑：周淑英
关键词：美国第五政党体系；两次颠覆事件；社会力量结构变化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9)04-0065-09
社会力量结构的变化与美国历史h的五个政党体系
按照美国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Arthur Meier Schlesinger，Jr.)的观点，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五个政党体系。从18世纪末美国第一政党体系的出现，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第五政党体系的形成，每次影响深远的政党力量重组，反映的都是与美国社会力量结构变化的现实。
建国之初，无论是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 hington)，还是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他们都极力反对组建政党。华盛顿曾在1796年的《告别演说》中，“以最严肃的方式反对派性(spirit of Party)的有害影响，”并且谆谆告诫美国人民，“从这种有害的派性思想中，‘闻到的是最腐臭的东西，它乃是他们的最大敌人。’”杰斐逊在1789年曾严肃地写道，“如此的执迷(于派性)，是有格调的自由人最彻底的堕落。如果不带着一个党派就上不了天堂，那我就坚决不去上天堂。”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的意见分歧，美国的建国者们最终还是催生了第一政党体系——由联邦党和共和党组成——的出现。而杰斐逊则带着他的正确的政党，“哪怕进不了天堂，至少也要进白宫。”之所以如此，就像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指出的那样，是因为“‘各种不对等的财产分配’，不仅是‘派别(出现)最普遍、最持久的根源’，而且‘对这些相互交错的不同利益进行规范……涉及到一个必须正常运作的政府中的党派性。’”作为全国性的社团，美国第一政党体系的最大贡献，就是国家身份的确立，使得人们克服了狭隘的地方性观念、转而开始着手从13个州的整体上来看问题。由此可知，美国第一政党体系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政治力量结构的变化——即从原先殖民地时期相互分割的13块殖民地，变成了一个由13州组成的新国家，从而催生了新的社会利益。
美国第二政党体系形成于19世纪20年代。构成这一体系的主要政党，是杰克逊民主党和国家共和党、辉格党。“第二政党体系的任务是扩大政治过程中的代表性和参与机会。其任务是民主化。”从社会力量结构来看，杰斐逊的民主共和党，主要是由自耕农和以地产商为代表的早期城市老板组成的联盟，以反对汉密尔顿的商业精英主义。这些杰斐逊式的种植园主，对城市外来移民工人阶级采取排斥的态度，并且不信任生活在遥远边疆的那些居民。随着那些被排斥力量的壮大，他们的不满也越来越强烈，最后会聚在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的身后，不仅成为一股全国性的政治力量——即所谓的杰克逊民主党，而且还将杰克逊拥上了美国第七任总统的宝座。
美国的第三政党体系形成于19世纪50年代。它的出现，是因为第二政党体系因应奴隶制问题失败而导致解体的结果。从第三政党体系以后，美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两党政治，主要政党都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两个政党。第二政党体系的任务，“是促进(美国)这个国家的工业化。”从社会力量结构的变化来看，由于第二政党体系避免、也无力解决奴隶制问题，因此，由社会力量的变化而导致政党力量重组，成为必然的结果。战争不仅使得民主党分裂了，而且还使得刚成立的共和党，形成了自己新的多数党地位。它继承了第一政党体系中支持联邦党的选民和第二政党体系中支持辉格党的选民。
第四政党体系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初。它的出现，是因为“(第三政党体系虽然)完成了(美国)经济的工业化，但却没有能够控制它自己建立起来的工业经济。”换言之，是美国经济中的垄断问题和社会不公，导致了第三政党体系的解体。因此，第四政党体系的任务，就是要使工业经济规范化、人性化。从社会力量结构的变化来看，第三十一任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通过处理那些令人痛苦的经济动荡问题和社会不公正问题，使民主党的大批新追随者会聚到了罗斯福的新政旗帜之下，从而使民主党成为新的多数派。这些新政旗帜下的追随者，除了民主党的传统支持者南方白人之外，还包括中西部农民、有组织的劳工、知识分子、黑人、新移民以及失业者。
第五政党体系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70年代初。小施莱辛格认为，“第四政党体系的出现是为了应对工业社会的经济问题，并且它也相当机敏和智慧地应对了这些问题。但是，虽然新政对文化目标有清楚的承诺——如果说只是从属的话，但组织这一政党体系并不是为了专注于处理文化冲突问题。”0因此，第五政党体系的任务，“是国家身份的重建——在一个因道德、社会、技术的变化，经由那些人们熟悉的变形、破碎的观念和制度，而正引起(人们)普遍焦虑和疏远的时候，形成一个具有包容感的全国共同体。”。从社会力量结构的变化来看，由于南方和西部的政治影响力日增，加上这两个地区分别在社会、经济问题上的保守立场，使得美国政治不可避免地向右倾斜。尽管1980年和1984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两次总统竞选中都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并没有像19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那样，形成了决定性的选民力量重组，从而导致共和党新的长期多数地位的出现。不过从总体上说，还是形成了有利于共和党的局面。
戈德华特少数派共和党人的颠覆——共和党成功地走向右倾
1980年里根的胜利，是现代美国政治中的大事件，它标志着美国右翼力量经过一个从无足轻重到由弱变强最后成为共和党的主导力量和美国政治中的一股决定性力量。在此发展过程中，毫无疑问，美国社会力量结构的变化，是导致右翼成为美国政治舞台上主角的决定因素。但与此同时，有能力理解并把握这种变化、引领这股新的潜在力量、并使之产生实际政治影响力的政治领袖，其作用不可低估。
1932年罗斯福新政所导致的美国社会力量结构重组，使得在此后的20年之中，共和党一直与美国总统职务无缘。1952年，二战名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代表共和党出马竞选总统获胜，并在1956年毫无悬念地获得连任。但是，艾森豪威尔的胜利并不是右翼力量的胜利。站在右翼 的立场，艾森豪威尔不仅算不上是个保守派，而且连他自己寻求的“中间路线”都没有做到。因为他“不仅总体上接受了新政的许多计划，而且甚至对它们还有所扩展，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后来称其为‘折扣商店新政’(“dime store New Deal”)。”事实上，艾森豪威尔与当时的共和党自由派领袖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参议员——他支持联邦政府扩大在住房、福利、教育、农业和卫生保健等领域中的作用——之间，存在着很好的合作关系——最具象征意义的，是1952年9月他与塔夫脱的晨曦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共同声明。塔夫脱1953年因患白血病去世后，艾森豪威尔握着他患病的遗孀双手反复说，“没有他我不知道我将做什么——没有他我不知道我将做什么。”艾森豪威尔此后与国会温和派民主党人和温和派共和党人之间的合作，实际上使他成为了一个中间派政府的领袖，从而使他更难与那些更加愤怒、更加棘手的保守派共和党人共事。事实上，“1952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上台时，美国的右翼正逐渐衰落。右翼的两个主要思想观点——即国内的放任主义和国外的孤立主义，因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受到猛烈抨击。共和党那时候掌握在东北部贵族权势集团的手里。这些人包括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纳尔逊·洛克非勒(Nelson Rockefel—ler)和自称为‘温和进步的’参议员普里斯科特·布什(Prescott Bush)，后者将建立一个政治王朝。”
但是，保守派共和党人并没有就此消失。随着艾森豪威尔即将离任；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洛克菲勒成为1960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角逐总统候选人的有力人选。由于尼克松担任副总统而在党内多年努力耕耘，共和党的“政党组织——左、中、右，捐款人和公务员，塔夫脱分子和艾森豪威尔分子，全都会聚到了他的身后。”在这种情况下，洛克菲勒放弃了竞逐。为了确保自己在芝加哥共和党全国大会上成功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尼克松于大会前夕到洛克菲勒纽约第五街的住所拜访了他，经过从晚上10点到凌晨4点长达6个小时的会谈后，于7月23日与洛克非勒发表了第五街十四点合约(Fourteen-Point Compact of Fifth Avenue)~声明。声明大大朝洛克菲勒主张的外交政策、国防、政府重组、经济增长、老年人卫生保健和民权的方向迈进，这使得尼克松与共和党右翼尤其是年轻保守派之间的关系蒙上了厚厚的阴影。共和党就此在民权问题上分裂成温和派和保守派两个阵营——这两股新形成的共和党力量，分别以勒克菲勒和戈德华特为代表。1960年，占少数的保守派共和党人在总统候选人提名中落败了，但时年51岁的戈德华特并不气馁，而是号召他的支持者说，“如果我们要重新夺回这个党，而且我认为我们有一天能够做到，那我们就开始行动起来吧。”
这一天并没有等待多久。1964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夕，虽然“《纽约时报》甚至斗胆说，洛克菲勒不会赢得提名的危险，要小于他破产的危险。”但是，当戈德华特派的代表潮水般地涌向旧金山共和党全国大会的时候，“洛奇在快速翻阅代表名单时大声叫道，‘天知道共和党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这些人我几乎一个都不认识。’”而面对“完全背离了适应共和党主流原则的广阔中间道路”的戈德华特分子，“目瞪口呆的洛克菲勒则抱怨道，共和党‘面临少数派颠覆的危险，这个少数派激进、财力充足、纪律严明。’”共和党被“少数派”攫取所导致的内部分裂，使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林登·约翰逊(LyndenJohnson)以悬殊的优势在总统竞选中击败了戈德华特(见表1)。但是，戈德华特分子并没有将1964年看作是末路，而是起点。的确，“就长期而言，戈德华特对共和党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影响。这位来自亚里桑纳州的参议员，使共和党的均势开始向西部倾斜。”结果，“1964年的小小一伙‘戈德华特式的民主党人’，扩大为1972年有一定规模的‘尼克松式的民主党人’，到1980年更是成为一支‘里根式的民主党人’大军。一度以东北部的温文尔雅为其特点的共和党，由此开始拥有更锐利的意识形态武器和南方式的火烈风味这两个特点。阳光地带的共和党人，赢得了过去10次总统选举中的7次：其中有两个加利福尼亚人(尼克松和里根)，两个得克萨斯人(布什父子)。”回望罗斯福的新政，人们发现美国明显已经更加保守了，以至于“无论喜欢与否，我们(世界)都将必须与右翼美国相处。”
麦戈文少数派民主党人的颠覆——民主党无奈地向中间路线靠拢
20世纪60年代的颠覆事件，同时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内发生。所不同的是，戈德华特少数派的颠覆，不久就在政治上结出了硕果一一不仅使共和党在意识形态上走向右倾，而且使共和党从此开始逐渐为右翼保守派所控制；而从1968年延续至1972年的麦卡锡一肯尼迪～麦戈文的颠覆，却导致民主党新政大联盟的解体，并使民主党此后再也“没有机会说到他们充满激情的目标和热情似火的梦想了。”
1964年，民主党的林登，约翰逊携在职总统、党内压倒性支持的优势，以及5月份发表的雄心勃勃的伟大社会计划，在总统选举中毫无悬念地战胜了共和党的戈德华特。但是到了1968年，由于越南战争、贫富问题、年轻一代与年老一代之间关系等各方面矛盾的激化，作为掌权的执政党民主党，首当其冲地受到了巨大冲击。党内对这些全国性骚乱问题的辩论，成为196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选择总统候选人的中心议题。作为在职总统、又控制了正式的政党机器、并且还有劳工组织的支持、国内政绩也很突出——一从而满足了党内自由派的要求，代表新政联盟的约翰逊起初似乎并未受到挑战，将笃定在1968年再次成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在这种背景下，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和乔治·麦戈文(George MaGQvera)双双拒绝了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邀请，前者是由于不愿被看作是约翰逊的对手、而后者则是由于接下来要进行艰苦的参议员续选工作。最后，只有明尼苏达州的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参议员被赶鸭子上架，勉勉强强地答应了参加初选。起初连麦卡锡自己都不看好的初选，结果却在1968年3月14日进行的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第一战中，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反战情绪的上扬，使得麦卡锡的选战行情大大看涨——麦卡锡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第一战中只落后约翰逊几个百分点而已!几天之后，肯尼迪宣布参加竞选。3月31日，被越战问题弄得焦头烂额的约翰逊宣布退出竞选。接下来，约翰逊的副总统赫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又加入到竞选之中。竞争中肯尼迪以压倒性的优势领先。但是，1968年6月6日肯尼迪遇刺身亡后，经过汉弗莱和麦卡锡之间的又一番较量后，代表民主党传统势力的汉弗莱，得益于当时的竞选规则，最终在初选中胜出。
但是，1968年麦卡锡似乎并不情愿的颠覆行为以及被视为机会主义者的肯尼迪的颠覆行为，却成 为麦戈文1968年旗帜鲜明地颠覆民主党主流的先声。“1968年的(民主党)初选，显示的不仅是战争问题的力量，而且是汹涌澎湃的广泛改革要求。”。事实上，“1968年的全国代表大会已经使集体投票法(u—nit rule，即在全国性的政治大会上，如果州一级党的机构选择这一投票法，那么该州的全部代表投票就将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而不考虑代表团中少数派的票数。通俗地说，就是“获胜者”在一个州中通吃。——本文作者注)失去了合法性。……(结果)多数派再也没有可能在于部会议和全国大会上约束少数派了。”。当年11月，为回应这种要求，民主党成立了代表挑选和民主党改革委员会(Committee onDelegate Selection and Party Reforms)。被视为“既是改革倡导者、又是娴熟党务组织者”的南达科他州参议员麦戈文，作为一个民主党各方妥协的人物，在12月被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弗雷德·哈里斯(Fred Harris)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席之一。该委员会的另一位共同主席是著名的自由派众议员詹姆斯·奥哈拉(James O'Hara)。1971年9月和10月，两人分别提交了《“改革要求，”麦戈文委员会关于代表挑选的报告》(“Mandate for Reform，”McGovern Commission Report on Delegate Selection)以及《奥哈拉委员会关于规则的报告》(O’Hara Commission Report on Rules)。这两份报告中最重要的改革内容，是由集体投票法改为比例投票法(proportionality)，从而降低了政党官员和内部人员在提名过程中的作用，增加了干部会议和初选的作用，以及给黑人、妇女和青年指令性的代表配额。这些改变有利于麦戈文在1972年最终成功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由于当时民主党已经有20多个州实行新的代表挑选规则，为“检测支配代表挑选的新规则”，1972年1月18日，以反战立场而在反战运动中表现卓越的麦戈文，在他的家乡南达科他州宣布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与汉弗莱进行激烈的较量之后，麦戈文最终获胜了。但是，初选获胜后宣布的竞选搭档——密苏里州参议员托马斯·伊戈尔顿(Thomas Eagleton)，却成为麦戈文迈向大选灾难性结果的开始——伊戈尔顿患有忧郁症，并曾接受过电击疗法!加上共和党成功地给麦戈文贴上了“极端自由派”的激进分子标签，结果在11月份的大选中，出现了完全呈一边倒的局面：尼克松赢得了60.8％的选民票，并且囊括了520张选举人团票；麦戈文只赢得了37.5％的选民票，以及17张选举人团票。这与1968年汉弗莱的战绩相差太多了，更不能与1964年约翰逊对戈德华特的压倒性胜利相比(见表1)。
在以中间偏左为其竞选方针和激进的“新政治学”文化为其哲学思想的麦戈文。败选之后，民主党的传统势力对麦戈文分子进行了清算——事实上，他们中的保守派民主党人早在初选过程中，就已经同麦戈文阵营分道扬镳了，其中包括后来成为1980年支持里根竞选的共和党新保守派。但是，与共和党在戈德华特败选后更加坚定地走向右倾不同，民主党清算的结果，却是1972年以来一直持续至今的身份危机(the identity crisis of the Democratic Party)。的确，“1972年以来民主党历史的核心问题，是这样一个矛盾的现实：民主党可以摆脱麦戈文竞选的自由主义形象，但却摆脱不了它的自由主义价值。”这种身份危机在以后的一代人中都在不停地得到回响。例如，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这位当年热情似火的麦戈文分子、民主党一代人当中最杰出的政治才干，在1990年应“民主党领导委员会”(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or DLC，1985年创立)创办人阿尔·弗罗姆(A1 From)之邀接手该委员会的主席后，成了“新民主党人(New Democrats)政治观明白无误的代言人。他支持他所称的美国政治中的第三条道路——它‘既不是自由主义又不是保守主义，而是两者兼具却又与之不同’。”这种“既不是……又不是……”的道路，使他“作为总统有多重身份，结果，遗留给他继承人的是根本没有具体的身份。”2008年10月30日晚，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德雷克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辩论会上，轮到他自己的夫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为身份而战了。作为从反战运动中走过来的一代民主党人，参议员希拉里既在2003年投票支持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又“继续将自己同那些呼吁立即从伊拉克撤军的(民主党竞选)对手区分开来——并说道，‘我支持结束在伊拉克的战争，将我们的军队带回家；但我明白那需要时间。’”她还投票支持国会将伊朗革命卫队宣布为恐怖组织，以至于民主党另一位竞逐2008年总统候选人的对手、北卡罗来纳参议员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在辩论中抨击道，“这一投票为布什总统入侵伊朗扫清了道路。”
对两次颠覆事件的社会力量结构变化的分析
20世纪60年代留给后人需要深深思考的，是世界范围内的造反、颠覆、反叛、起义。在西欧，发生了1968年的法国“红五月”运动；在东欧，发生了1968年的捷克“布拉格之春”；在中国，发生了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亚非拉，发生了如火如荼的反殖民运动；而在美国，则发生了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反战运动。这一世界范围的现象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的联系，并不是本文要考查的内容。但是，美国两党历史上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那两次颠覆事件及其后续发展，却与东南亚的反殖运动有着紧密的关系。事实上，美国保守派在此后对民主党的外交政策进行批判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给对方贴上麦戈文的“美国打道回府”(Come Home，America)标签。例如，2005年11月，当有着海军陆战队退伍老兵耀眼身份的鹰派民主党国会议员杰克·默撤(Jack Murtha)宣称，在伊拉克进行的战争是个失败，并且呼吁美军撤回时，《纽约时报》保守派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即跳出来说，“他们(民主党人)真的要再次成为乔治·麦戈文的‘美国打道回府’党吗?”
戈德华特和麦戈文这两位颠覆者，在他们1964年和1972年各自的总统选举中，有两个共同之处。其一，尽管两人都成功地颠覆了党内多数派而获得了初选的胜利，但在大选中的结果都是大败。从表1中可以看出，1964年戈德华特遭遇的失败，从选民票数的百分比来看，甚至比麦戈文的失败还要严重。其二，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俩都“倾向于以单向的、几乎是过分简单化的概念来看公共问题。而总统则是一个需要对多面性的复杂问题做出决定的职位；在这个职位上，道德化和过分简单化都是十分危险的。”。与此同时，这两次颠覆事件也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它们此后给共和、民主两党留下的遗产大为不同。对于今天的共和党主流来说，戈德华特1964年的竞选宣言——《保守派的良心》(The Con— 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已经成了“保守主义的经典著作”；而像克林顿这样的民主党主流，正如麦戈文在1994年所评述的那样，则“一直警惕(自己)会与‘麦戈文主义’有任何公开的牵扯。”这一差异太引人注目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不同结果呢?
正如前四个政党体系的形成，是由于美国社会力量结构发生变化所导致的一样，第五政党体系的形成，也是由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结构力量的变化所致。而这种变化也必然决定戈德华特与麦戈文两次颠覆事件的不同命运。20世纪60年代，尽管在美国发生了民权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反战运动、性解放运动等，但总体上，美国社会力量结构却开始明显在朝右倾保守的方向倾斜。那么，究竟是哪些社会力量的因素决定了这一变化趋势呢?
斯蒂芬·塞恩斯特罗姆认为，战后美国社会在人口和就业分布变化上有这样五个特点：第一，美国蓝领工人与白领工人之间的比例发生了朝白领工人占就业人口多数的变化——1940年和1985年，美国蓝领工人占就业人口的比例分别是52％和42％，而白领工人的比例则分别是31％和56％；第二，阳光地带各州人口迅速增长——20世纪30年代初和1986年，冰雪地带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分别是62％和45％；而阳光地带则分别是38％和55％；第三，郊区的崛起——1940年、1960年、1980年，郊区人口占美国人口的比例分别是19％、31％、45％；第四，妇女普遍进入工作领域(见表2)；第五，农民的大量消失——1940年、1960年、1980年，农业人口占美国人口的百分比分别是23％、9％、3％。
这些变化具有什么样的政治含义呢?从民主党来看，罗斯福的新政，使得“民主党前所未有地成为了城市大众的政党。……(但却)没有使民主党传统的农村选民对之生厌，并且将两个新的因素——北方黑人和工会带进了民主党阵营。”。换言之，新政以来形成的民主党广泛选民基础力量，是由农村选民、城市选民、黑人和工会组成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上述社会力量结构的变化，起到了“削弱被剥夺和被遗忘者的新政联盟基础的作用。”下面对此加以分析。
第一，白领工人的增加使得中产阶级的人数大大增加而他们的定位和价值都与作为新政联盟基础力量的蓝领工人不同。这些人更加认同美国传统的个人主义核心价值，反对大政府和福利国家、重视社会稳定。2003的一项民调显示，白领工人中赞成共和党政策的人比民主党高出29个百分点。
第二，南方和西部(即阳光地带)人口的增加，使得冰雪地带(Snowbeh)州在选举人团票上的份量减轻，阳光地带(Sunbelt)州的份量加重。正如20世纪20年代美国南方人——尤其是黑人——因北方工业的蓬勃发展，而纷纷北上寻求新的生活所导致的国内大移民一样，由于二战后美国“新的全国高速公路网、廉价的商业航空运输的发展、较低的劳动成本以及给予工业重心地区之外的那些州的公司国防合同的政治决定，给西部和南方带来了迅猛的经济发展，从而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1964年，戈德华特分子颠覆的成功，恰恰是因为他们抓住了这一人口变化所带来的政治契机，即南方以意识形态挂帅——宗教和种族问题，而西部则以经济挂帅——其个人主义特性使得西部人“只是希望摆脱华盛顿的干扰。”戈德华特曾说过，“比起莫斯科，我更害怕华盛顿和集权政府”。与此同时，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恰恰与南方和西部的这两股潮流相背。结果，肇始于戈德华特，不仅曾长期作为民主党坚定支持者的南方白人被带进了共和党阵营，而且也使欣欣向荣的西部与共和党连接到了一起。
第三，郊区人口——他们通常是富裕的白人中产阶级——的增加，使得对社会经济问题持保守立场的选民增加。从麦戈文分子的颠覆以及此后的民主党身份危机来看，尽管麦戈文主义的激进主张在当时抓住了黑人选民，但是，主流的美国文化却在明显地朝右倾方向发展。例如，“1964年，只有34％的美国白人相信黑人要求得‘太多’；到了196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85％。”由于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中出现的自由派过激行为，使得那些生活在市郊的富裕阶层——无论是白人还是其他族裔，更倾向于“代表不断增长的郊区、而非正在衰落的市中心区的”共和党。始于戈德华特的右翼运动与这一变化几乎是同步发生的。发展到后来，就像以上同一民调显示的那样，2003年赞成共和党政策的郊区民众，比赞成民主党的人高出15个百分点。
第四，妇女大量进入就业领域，也必然影响到她们的定位和价值取向。总的来说，20世纪60年代的女权运动——最具标志意义的就是妇女堕胎权的选择，使得女性更认同自由派的理念。但是，即使在这一问题上，也要有辩证的观点。在上述同一项民调中，对于共和党更低税收的信条和对犯罪采取更严厉惩罚的态度，有孩子的已婚男女选民对共和党的支持率，高出民主党19个百分点。
第五，农业人口的减少也削弱了新政形成的民主党联盟的一个基础。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即使黑人和其他非白人群体，随着他们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也转而开始持更加保守的社会经济立场。
这两次颠覆事件给共和、民主两党带来的不同遗产，在下面的一段话中得到了很好的概括：
民主党之中力量上升的中间派与支配共和党的保守派，他们之间在坚定信念上的反差，导致了二者在总统选举中的激情反差。由于遵循的是防御退缩、抱负有限的中间派战略，像迈克尔·杜卡斯基(Michael Dukakis)、阿尔·戈尔(A1Gore)和约翰·克里(John Kerry)这样的民主党总统被提名者，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资格激发的热情有限。沮丧的(民主党)活动分子逐渐感觉到，除了反对右翼以外，他们的政党没有根本目标或使命。民主党的同党可能厌恶保守派共和党人的意识形态，但他们一些人却有多么羡慕其共和党对手——他们至少有自己可以相信的领袖!
结语
第一政党体系完成的任务，固然完成了国家身份的确立。但是，当时的社会力量结构，却决定了分别主张联邦主义和“州权”的政治家们在自己身处的政治现实中的立场和困境。例如，当汉密尔顿明显带有中央集权特点的经济政纲——建立安全的国家信用和偿付美国革命留下的巨额债务；建议建立以英格兰银行为范本的美利坚银行；以及通过实施高保护性关税、补贴国内企业、鼓励外来移民以及联邦政府对新公路和其它“国内设施改善”的资助，以刺激美国制造业的计划——提交国会时，即遭到了以杰斐逊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党人的激烈反对，以至于他经济政纲中的第三个关键内容无法在国会获得通过。究其原因，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塞恩斯特罗姆所指出的那样，是因为汉密尔顿的经济政纲，与美国当时绝大多数人口为农民(1800年的美国农业人口为83％，1860年已经降到53％。——作者注)的政治现实不符——它与农民的理想相抵触，“尽管汉密尔顿的《制造业报告》(Report on Manu一factures)预见到了后来的美国政府为加快经济发展而将采用的大多数政策。”所以，曾经的少数派到了杰克逊时期，已经开始动摇美国原有的社会力量结构。
由此观之，少数派的颠覆——包括小罗斯福，其实是美国政治中的常态——一旦社会力量结构发生变化，这种颠覆即会发生。成败不同结果的原因，乃是有些颠覆者以为自己代表了新的社会力量结构变化的方向——殊不知那只是一种假象而已，如麦戈文!小施莱辛格说，“那些在理智上误解了自己所面临问题性质的总统——J·Q，亚当斯(J.Q.Adams)、布坎南(Buchanan)、胡佛(Hoover)，使他们的政党体系失去了信用，从而为政治转变打开了闸门；而那些对正在出现的问题具有直觉的领袖——杰克逊、林肯、富兰克林·D.罗斯福，则利用转变的力量并使之被限制在两党制的安排框架之内。”
今天，四年一度的又一次美国总统选举早已尘埃落定。回顾两党如火如荼的初选工作，我们发现初选辩论以及各种各样的报道、分析乃至预测也纷纷见诸于美国国内外的各种主流媒体上。透过这些纷繁复杂的辩论和报道，能够看到美国社会力量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才是准确把握美国政治动向的风向标。今天的美国政治家面临什么样的政治现实呢?BBC网页上一篇报道的内容(见表3)，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从表3中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第一，一向被视为对政治缺乏兴趣的年轻选民因伊拉克战争而参加投票的人数大大增加；第二，年轻选民在选民总数中的份量不断加大；第三，年轻选民在向左移动。
责任编辑：周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