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兴紫砂民国陶刻名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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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30年代,宜兴紫砂业掀起了制壶与陶刻的高潮。一些陶刻的名家高手们在紫砂茗壶上或书法或绘画,书画高雅刀法遒劲,山水人物法度严谨,茗壶名刻相得益彰,形成了集诗书画印为一体的独特的民国紫砂艺术,增强了紫砂茗壶的艺术魅力,深得民国上层人士的青睐。“壶随字贵,字依壶传”,故当时名家刻陶的工价要比制作茗壶的壶坯价格高。
  民国壶陶刻的落款一般要受到陶商与店号的制约。壶上署款以陶刻艺人的名号与店号为主,有些落款十分混乱,随意性很大,如一人用多款,几人共一款,故相当一部分署款现在无法考证具体作者。
  民国壶中,署款最乱的有三款:“陶”、“石如”、“石生”,现说明如下:
  在民国的吴德盛公司里,“陶”,“企陶”是几人共用名款,店主吴汉文用,蒋永西用,任淦庭也用;民国壶上的“石如”款原为陈和大的名号,但上世纪30年代陈经耕也用过“石如”款,40~50年代范泽林也用过;民国壶上的“石生”款原为蒋永西的名号,但民国的陈经耕、范泽林也用过“石生”款,建国以后至文革,赵炳生也用过“石生”款(赵炳生,1930年生,宜兴紫砂工艺厂陶刻班班长)。
  因民国陶刻落款的不确定性,一般壶友很难弄清这些陶刻名号背后的名家高手。笔者收藏研究民国壶多年,对陶刻中一人多款及几人共用款也十分困惑。本文从沪宁杭三位著名紫砂藏家许四海、沙志明、李长平,以及国内馆藏、台湾珍藏及笔者自藏的民国壶中,整理分析,探求民国陶刻名家高手们的师承关系,陶刻风格以及艰辛的从艺之路,并列出表格,可使广大壶友对他们的名号、职务、师承一目了然,从玩赏中品味陶刻文化,从收藏中延伸壶艺传承。
  一、韩泰(1864-1926年),号南林、南陵氏、家羽后身,清末民初陶刻名家,宜兴城南人。
  韩泰出身碑刻世家。他上中学时就与当时的宜兴著名金石书画家卢兰芳、紫砂实业家胡汉文结为好友。民国初年,韩泰被艺古斋的紫砂实业家赵松亭聘为技师,专门从事紫砂陶刻。他发挥碑刻的特点,把金文、篆文、钟鼓文及青铜器上的纹饰巧妙地运用在陶刻上,使他的陶刻作品古色古香,风格独特,深受客户喜爱。
  1920年以后,韩泰受聘于宜兴吴德盛公司,担任陶刻技师,其间他的作品笔力雄健,刀法老辣,而署款由吴汉文所定,至1926年病逝,享年52岁。其传器有圆腹提梁壶、大圆壶、鼓腹壶以及仿古尊、仿古鼎、仿古等。
  紫砂博古砂暖碗(图1),南京博物院藏,铁画轩出品,韩泰刻。此碗器形为仿古,主面以琢地法陶刻“秦命丞相作颂功德”,落款为:“秦碑文八字,南陵刻”,肩部刻有“慕唐集中有此碑,南林”。
  二、邵云如(1888-1937年),号北岩、北研、筠如,又号北茗、严如、逸然轩主、半山房主,清末民初陶刻专业的开山宗师,宜兴上袁人。邵云如的先祖邵敏展北宋时期与苏东坡同窗,苏东坡晚年曾被邵敏展邀至宜兴邵家,共创“海棠院”。邵云如是清末紫砂名家邵大赦的第三子,清嘉道壶艺巨匠邵大亨的侄子,家传壶艺,渊源深远。
  邵云如自幼读经书习书画,为他以后的陶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年后与卢兰芳、韩泰结为挚友。1900年,经邵云如介绍,卢兰芳收陈少亭(1901年)、任淦庭(1905年)为徒。但卢常去上海从艺,只能宜兴上海两地奔波,故授徒时间较少,这时邵云如担起辅导陈、任两人的责任,对陈少亭、任淦庭的成长有伯乐与培养之功。1916年,邵云如任宜兴省立陶业工厂技师。同年,邵云如将近现代书画大师徐悲鸿的名画《仓颉》,在紫砂陶板上用彩釉彩绘成功,并获得1600元大洋的稿酬。他把这笔钱全部赞助了徐悲鸿,作为他考察日本的费用。1919年,邵云如任宜兴利用公司技师,并为陶工传习所培训艺徒。这时邵云如的陶刻作品文气芊芊,优雅潇洒,文心刀法已达巅峰之态。
  明清以来,邵家壶艺源远流长。艺分两支,有的制壶见长,如邵大亨,有的陶刻出色,如邵二泉,在从艺的同时还有擅长经营的,如邵大赦。邵云如深得家传,他既是陶刻名家,也是管理干才。民国初年,邵云如曾任宜兴阳羡紫砂陶业公司的经理,为宜兴紫砂业的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1937年,辛劳一生的邵云如病逝,享年49岁。其传器有觚菱提梁壶、大柿壶、笔筒等。
  紫砂六方壶(图2),台湾藏,铁画轩出品,范大生制,邵云如刻。壶的主面刻有行书:“红炉炊霜枝,越瓯斟井华,滩声起鱼眼,满鼎漂清霞。”落款:“庚申(1920年)春日节录季群玉诗,北岩氏镌。”副面刻有高士煎茶图。全壶陶刻舒缓俊秀,刀法练达,高士飘逸,古意盎然,是邵云如的传世珍品。
  三、陈少亭(1885-1960年),字颖川,号羽林逸人、於陵子,清末民初陶刻名家,宜兴西乡人,近现代陶刻大师任淦庭的师兄。
  陈少亭出身陶艺世家,其父陈伯亭为清末紫砂陶刻名家,善制壶,精陶刻,并首创陈氏独门陶刻凿砂、镂砂、透雕工艺。陈少亭幼时聪慧过人,在宜兴有“灵童子”之美誉,他读古文习碑帖临花鸟,传统文学功底深厚。16岁师从金石书画名师卢兰芳,在名师的指点下,技艺大进。1916年后,陈少亭先后在吴德盛公司及铁画轩公司担任技师,在紫砂高档品上进行陶刻。1929年宁杭公路通车,道路途径宜兴,当时的吴德盛店主吴汉文常邀书画名家与民国政要到公司留下墨宝,并由陈少亭进行镌刻。如蔡元培题诗的花盆,于右任题铭、邵陆大所制汉君壶也由陈镌刻。陈少亭陶刻书卷气十足,刀法秀丽,清新高雅,为时人赞颂。抗战后,窑场败落,为生活计,陈少亭只能弃艺从医,故晚年作品较少。至1960年去世,享年75岁。其传器有石瓢壶、上桃合菱壶、树桩花盆等。
  紫砂汉君壶(图3),宜兴紫砂工艺厂藏。此壶为民国制壶名家邵陆大制、民国元老于右任铭、民国陶刻名家陈少亭刻,是“三名”合作的传世佳作。
  四、任淦庭(1889-1968年),字缶硕、号石溪、缶石、一孤、聋人,又号左民、左道人,近现代陶刻宗师,宜兴陆平人。
  任淦庭出身书香世家,15岁师从金石书画家卢兰芳。艺成后任吴德盛公司技师,雕刻作画谋生,吴德盛公司制品上的“陶”或“企陶”落款多为任所刻。
  任淦庭一生酷爱书画陶刻,他上承清末宜兴书画名师卢兰芳、韩泰、邵云如,下传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徐秀棠、谭泉海(号石泉)、鲍志强(号乐人)及高级工艺师沈汉生(号石羽)、毛国强(号一栗)、咸仲英(号冰心)、邵新和(号邵业),实为承上启下的一代宗师。
  任淦庭书画笔力苍劲,挥洒自如,正草隶篆各具风格,陶刻刀锋灵活,运作纯熟,简约得体,自成章法。而且他还能左右手同时书画雕刻,功夫独到,不愧是我国紫砂陶刻界近现代的大师巨匠。其传器有大柿壶、木瓜壶、腊梅喜鹊瓶等。
  紫砂《刻竹盘》(图4),中国工艺大师徐秀棠藏,是其父徐祖纯制盘、其师任淦庭于甲子年(1924年)陶刻的作品。盘面铭文为:“临风潇洒,甲子夏月。任缶硕写。”刻印“一孤”。此紫砂盘上所刻竹枝竹叶形象生动栩栩如生,清风徐来竹影婆娑,随风摆动摇曳生姿。整个陶刻铁画银钩酣畅淋漓,潇洒豪放功力非凡,是任淦庭大师的陶刻珍品。
  五、邵宏俊(1882-1942年),号潜陶,清末民初陶刻高手,宜兴潜洛人。
  邵宏俊出身贫寒,15岁师从紫砂名师陈伯亭,学习陶刻,他刻苦勤奋虚心好学,艺成后,为紫砂实业家赵松亭陶刻仿古器。1911年之后,邵宏俊技艺日趋成熟,他开始以“潜陶”名号署款,此款有自己是“潜洛陶人”之意。后邵又被铁画轩及利用公司聘为技师。1915年,宜兴利用公司在美国巴拿马赛会上获奖的紫砂器上就有“潜陶”的铭文。他一生中在铁画轩工作的时间最长,铁画轩款的传器也最多。
  抗战后,邵宏俊不愿做亡国奴,更不愿为日伪镌刻壶具,因此遭到伪军的毒打,但他坚贞不屈,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崇高气节。1942年病逝,享年60岁。其传器有柿子提梁壶、帽筒、笔筒及笔者所藏六方竹鼎壶等。
  紫砂高瓢壶(图5),杭州李长平藏,程寿珍制,邵宏俊刻,壶的主面刻有楷书:“一溪活水煮龙团,潜陶作。”
  六、饶寿川(1896-1939年),号若水,民国陶刻高手,宜兴宜城人。
  饶寿川自幼念过私塾,喜文习字。1920年他到潜洛专事陶刻,因为有文字基础,他能在紫砂器上铭刻金文、篆文及行草和一些花卉图案。20年代后期,饶寿川被铁画轩聘为技工,开始以“若水”名号署款,此款有“君子之交淡若水”之意。当时的低档紫砂器由他书画别人陶刻,高档品由他亲自书画陶刻。因他技艺娴熟,陶刻高雅,30年代中期升为技师。抗战后,饶寿川离开宜兴去内地谋生,再也没有回来,1939年病逝他乡,享年43岁。其传器有柱础壶、八角盆、秦瓶及笔者所藏矮钟壶等。
  紫砂印包壶(图6),杭州李长平藏,胡耀庭制,饶寿川刻,壶的主面琢地法刻:“松风水月,若水氏摹刻。”
  七、诸葛勋(1897-1957年),号友石、卧龙、又号云石、玉如,民国陶刻高手,宜兴丁山人。
  诸葛勋1921年进入陶工传习所,师从名师崔克顺,学习陶刻彩绘技艺。艺成后的30年代初,诸葛勋被利用公司聘为技工,在壶盆上陶刻,经过对大量的日用陶器的陶刻,他练就了一手过硬的快刻技艺。到30年代的中后期,诸葛勋开始在高档紫砂器上陶刻装饰,落款为友石、云石、卧龙。抗战后,诸葛勋为生活所迫走街串巷,在一些农家的紫砂器上进行陶刻。建国后,他参加了合作社,除继续陶刻外,还对陶刻班艺徒进行指导,直至1957年去世,享年60岁。其传器有狮球壶、洋桶壶、花瓶、帽筒等。
  紫砂柿竹壶,笔者藏,范祖德制,诸葛勋刻。壶的主面刻有行草诗句:“满盅芬芳羡碧霞,红炉石桩试新芽。石氏制。”(图7-1),副面刻有高士弈棋图(图7-2),落款为“友石主人”。
  八、蒋永西(1900-1957年),号岩如,石生,又号聚莲老人,民国陶刻名家,宜兴蜀山人。
  蒋永西1921年进入陶工传习所刻字班,师从名师邵云如。在名师的指导下,他学会了各种陶刻技法,并由邵云如为蒋取名号“岩如”。艺成后,蒋永西被宜兴利用公司聘为技工,刻制了大量的瓶盆紫砂器。上世纪30年代初,蒋永西被宜兴名店“毛顺兴”聘为技师,专刻花盆。上世纪30年代中期,蒋在吴德盛公司任技师,并与任淦庭合作,由任书画,蒋陶刻,落款均为“陶”或“企陶”。建国后,蒋永西参加了合作社,继续陶刻生涯,直至1957年去世,享年57岁。其传器有钵盂壶、扁腹壶、竹节提梁壶、六角花盆等。
  紫砂竹鼎壶,笔者藏,王坚臣制,蒋永西刻。壶的主面刻有砖文、瓦文及钱币,落款“仿金石索本,岩如刻”(图8-1),副面刻有山水村落(图8-2)。
  九、范福筹(1900-1959年),号瘦石,民国陶刻高手,宜兴蜀山人。
  范福筹幼时念过三年私塾,16岁随父制壶。1921年,范福筹拜任淦庭为师,学习陶刻。艺成后,他为任淦庭当助手,在吴德盛公司刻制紫砂器。范福筹比较老实笨拙,虽为任淦庭的大弟子,但因技艺进展缓慢而常受到师父的批评。上世纪30年代后,范又为毛顺兴店陶刻,取名号“瘦石”,陶刻的紫砂器均署“瘦石”款。抗战后,范福筹又一度制壶,但主要业务还是以陶刻为主。建国后,范福筹参加了合作社,直至1959年去世,享年59岁。其传器有东坡提梁壶、高狮灯壶、竹鼓壶、竹段壶等。
  紫砂狮球壶(图9),台湾藏,江祖臣制,范福筹刻。壶的主面刻有隶书:“春满玉壶随意酌,味余诗思扩胸襟。瘦石刻。”
  十、谈洪泉(1902-1976年),字伯章,号泉石,民国制壶陶刻名家,宜兴潜洛人。
  谈洪泉自幼习书法喜绘画,15岁学艺制壶,艺成后,以制作牛盖莲子、竹鼓、犀登、矮钟壶为主,所制壶具印款为“伯章”、“谈伯章”、“谈氏伯章”。上世纪20年代,谈洪泉在任铁画轩技工期间,与卢兰芳、陈少亭等陶刻名师的长期接触中,对陶刻发生了兴趣。于是他拜陈少亭为师,专事陶刻,并在紫砂器上署款“泉石”。30年代中后期,谈的陶刻技艺娴熟,刀法讲究,于是被铁画轩聘为技师,专门为高档壶铭刻。抗战后,谈洪泉除了陶刻还参与制壶,并为立信、吉德昌陶刻紫砂器。建国后,他很少参与制壶陶刻,直至1976年病逝,享年74岁。其传器有矮钟壶、柿子壶、竹段壶、六角方棱瓶等。
  紫砂洋桶壶(图10),南京沙志明藏,万丰顺记出品,谈洪泉刻。壶主面刻有行草“无多风雨闲敲句,泉石刻”。
  十一、陈和大(1902-1968年),号石如,民国陶刻高手,宜兴蜀山人。
  陈和大自幼在宜兴东坡书院上学,1921年进入陶工传习所刻字班,师从名师邵云如。上世纪20年代中期,陈和大被利用公司聘为技工,并起用师父邵云如所起的名号“石如”。30年代后,陈和大陶刻技法日趋成熟,布局合理,字画流畅,但总体缺少变化。抗战后,陈和大在上袁潜洛一带串门陶刻,以通货为主,量大而档次一般。建国后,陈和大参加了合作社,继续从事陶刻,直至1968年病逝,享年66岁。其传器有周盘壶、汉君壶、花瓶及笔者所藏双色木瓜壶等。
  紫砂四方传炉壶(图11),上海许四海藏,吴纯耿制,陈和大刻。壶的主面刻有隶书:“客来聊当酒,一味此中泉。石如。”
  十二、陈经耕(1904-1969年),号漱石,民国陶刻高手,宜兴蜀山人。
  陈经耕自幼习文练字,1921年进入陶工传习所刻字班,师从名师邵云如。上世纪20年代中期,陈经耕被利用公司聘为技工,并起用师父邵云所起的名号“漱石”。30年代后,陈经耕陶刻技艺成熟,尤擅刻画石竹。他陶刻的石竹刀法细腻,枝叶灵动,得时人称赞。因陈的技艺超群,故常为铁画轩及吴德盛的高档茗壶铭刻。抗战后,陈经耕常在上袁潜洛西望圩一带串门陶刻,量大而档次中等。建国后,陈经耕参加了合作社,继续从事陶刻,并保持精细灵动的特点,直至1969年病逝,享年65岁。其传器有柿扁壶、汉扁壶、菱形花盆等。
  紫砂鸭嘴壶(图12),上海许四海藏,赵松亭制,陈经耕刻。壶的主面刻有隶书:“松风水月,仙露明珠。漱石刻。”
  十三、谈尧坤(1912-1988年),号岩生、岩石、一尘、省三,又号研深、和泰,近现代陶刻名家,壶艺泰斗顾景舟的表弟,宜兴潜洛人。
  谈尧坤自幼喜书法绘画,聪慧机敏,性格倔强。15岁师从名师陈少亭,艺成后,受聘于铁画轩公司,以山水花卉陶刻为主,楷隶均极见功力。上世纪30年代后期,谈尧坤在铁画轩公司任技师,陶刻以中高档品为主。这时谈的作品山水灵秀,花草细微,有其师陈少亭之风韵。
  1948年,谈尧坤受铁画轩少东家戴相明之托,为其表兄顾景舟所制5把紫砂石瓢壶陶刻,并分送吴湖帆(1894-1968年)、唐云(1910-1993年)、江寒汀(1903-1963年)、顾景舟(1915-1996年)、戴相明(1922-)5人。2010年,嘉德拍卖会上拍出1232万元天价的那把戴相明藏顾景舟制的石瓢壶,即为吴湖帆铭、谈尧坤刻(注:另有一说,顾景舟刻自藏一把,另外4把为谈尧坤所刻)。
  建国后,谈尧坤参加了合作社继续陶刻,并常为壶艺泰斗顾景舟、近现代花货大师朱可心陶刻茗壶。1964年,谈尧坤以“研深”名号在朱可心所制万寿壶上陶刻毛泽东的七律诗《长征》,并由徐海东大将转赠毛主席,此壶陶刻字迹工整,刀法不凡,是谈尧坤陶刻的传世精品。
  谈尧坤上世纪70年代退休,他生性乐观,心胸旷达,常以门联“门前蠡水长流,宅后蜀麓常青”自勉,直至1988年去世,享年76岁。其传器有石瓢壶、柿竹壶、六方壶、帽筒等。
  紫砂石瓢壶(图13),已故唐云旧藏,顾景舟制,吴湖帆铭,谈尧坤刻。这把石瓢壶的主面刻有湖帆、竹枝图,副面刻有行书:“无客尽日静,有风终夜凉。药城兄属,吴倩并题。”全壶陶刻刀法精细,意境深远,出神入化,炉火纯青,是文人雅士与壶艺泰斗及陶刻名家相结合的传世绝品。此壶2008年11月在上海工艺美术拍卖会上拍出315万元的高价,今后还会有巨大的增值空间。
  而嘉德拍出的那把天价相明石瓢壶,经过多年的动乱,原以为早已消失,后在2002年左右,这把传世茗壶却被台湾的紫砂藏家黄玄龙先生在北京的一个小拍中发现,在别人没有注意到这把茗壶重器的情况下,以不到30万元的价格拍得此壶。这次2010年5月的嘉德重拍,相明石瓢壶又被一位北京藏家以1232万元拍走。
  紫砂相明石瓢壶主面刻有竹枝图,副面刻有行书:“为君倾一杯,狂歌竹枝曲。相明先生属,吴倩并题。”全壶是书画、壶艺、陶刻三大名家联袂合作,珍贵异常,完美之极,难怪要拍出天价了。
  十四、白应生,号琢如,民国陶刻高手,生卒待考。从民国传世的紫砂器中,常见有落款“琢如”的作品,如段泥花瓶、绘画紫砂盘以及壶艺名家汪宝根的木瓜壶,这些陶刻作品刀法熟练,字体流畅,极见功力。建国后,白应生参加了合作社,继续从事陶刻,直至上世纪70年代病逝,惜传器较少。
  紫砂仿古壶(图14),南京沙志明藏,利永公司出品,伯令制,琢如刻。壶的主面刻有行书:“何如玉川翁,松风煮秋水。琢如。”
  十五、范泽林,生于1920年前后,民国后期的陶刻高手,曾以“石如”及“石生”名号陶刻紫砂器,解放后,参加合作社,中国工艺大师鲍志强的陶刻曾受过范泽林的指点。
  另清末民初壶艺大师黄玉麟(1842-1914年)制作的紫砂觚棱壶常由耕耘陶刻,壶的主面刻有行书:“诵秋水篇,试中冷泉,青山白云吾周旋。”庚子(1900年),吴昌硕铭。现已考证出江苏震泽人张澹,字耕耘,又字新云,号春水,黄玉麟的壶具常由他陶刻。
  另外,在一些民国壶上还常见一些陶刻款:
  ①“陶”字款:玉陶,云陶,永陶,隐陶,铭陶;
  ②“生”字款:恒生,符生,树生,庆生,希亮生;
  ③“如”字款:宾如,心如,宝如,新如。
  这些署刻到底何人名号?待考。我相信,随着对紫砂陶刻史研究的深入,这些名号背后的名家高手一定会展现他们的真容。
  宜兴民国紫砂陶刻功力深厚、刀法奇绝,精美的陶刻作品是工艺与文化的结合,是哲理与人文的交融,犹如谦谦君子,妙龄佳人,葱郁花草,壮丽山河,显示国粹风韵,怀古幽情。民国紫砂壶因书画而雅致,因文词而精彩,为壶艺收藏家们留下了无数的陶刻典范及名家高手的艺坛传奇。(责编:雨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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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之的“黑画”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文学艺术界来说确是一场空前浩劫,因为任何作品都可以“批判”为“大毒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呀!我曾在一篇短篇小说的开头写了句:“太阳火猛,晒得路畔的小草都搭拉着脑袋。”即在广播中招来一顿狂批:“矛头直指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是可忍,孰不可忍?一定要把他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  毛泽东提出发展文艺的方针是:“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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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件拍品,王叔晖的《西厢记》,1957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底价500元!”拍卖师话音刚落,竞拍者纷纷举牌,“1000元”“2000元”“2400元”……“3000元成交!”这是几年前发生在某次全国性连环画拍卖会的情形。除了《西厢记》,王叔晖创作的其他连环画如《孔雀东南飞》《梁山伯与祝英台》《生死牌》《杨门女将》《赵梦桃》等,均深受连环画收藏爱好者的青睐,无论是拍卖还是交易价格都在千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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