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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怎样的经历才能彻底理解一代人的理想，以及他们在数十年里为坚持理想而付出的努力？也许，不需要什么样的经历，只要透过几天的资料梳理和一个半小时的电话交谈已足矣，可重要的是，当听了他们这么多的陈年往事，忍不住神往属于他们那一代的文化氛围和人生理想。“时代的遭遇，使得某些人拥有某些面孔。”神往完了，带着对正能量的万分感激，剩下的大概就是反思當下，反思自己，究竟要自我塑造或被塑造成什么样的面孔了。
小鲁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6年，是一家致力于推广儿童人文史地教育理念及文学教育的出版社。“小鲁”取自社长陈卫平的父亲——陈立峰先生的别号，也意指一代出版人的文化理想，即“站在山顶向前望——看到了江河海洋，看到了平畴绿野，看到了无垠的浩瀚宇宙，看到了好久好久以前的世界，看到了好远好远以后的未来……”
受访者沙永玲女士，现为小鲁文化的执行长，小鲁文化的发展与她的出版经历密不可分并相互影响。沙女士说：“如果不做出版，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一个人坚持做一件事情一定有特别的原因。她侃侃聊起小时候的经历，那些与她从事出版、选书策划息息相关的往事，以及那些陪伴小鲁文化不断接近梦想的励志故事。
与做童书相关的生命体验
沙永玲将自己从事出版的缘由归结为生命经验。三岁的时候，母亲病逝，沙永玲对生命的第一印象是《穆斯林的葬礼》，这也是造成她年幼时性格孤僻的直接原因。所幸，父亲对她很宠爱，总是尽量抽出时间陪伴她，实在没法照顾她的时候，便让她从收音机上听儿童剧。其中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绿野仙踪》，幼年的她像是找到心灵依托，沉迷于这个故事。可是突然有一天电台不再播了，她大发脾气，父亲没办法只得从书店买来这本书，与女儿一起共读，反反复复读了两三年，数不清读了多少遍。
这个特别的经历，让沙永玲在后来做童书出版的时候仍感触良多。她常常跟孩子的父母们说，通常大人们会低估小孩的感知力，事实上孩子的感受力和对命运的感觉，有时比大人还敏锐，她甚至觉得自己在幼儿时期的某些心态是个成年的老灵魂，经常一个人伤春悲秋，觉得人生愁苦。在那么小的时候所感受到的，现在依然清晰如镜。因此她后来推广亲子共读期间也特别强调，说故事的技巧其实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那些陪伴，它会让孩子与父母之间有很深的连结。孩子有一段时间沉迷于某个故事，倒不如说是孩子沉迷于父母的陪伴。
小学高年级时，沙永玲开始看《基督山恩仇记》，报复的题材深深吸引着她，让她觉得人生中的恨能一一得到抒发是件很快意的事。可是，十岁的小孩哪来这么多恨，直到长大后她才意识到那是先天带来的、对人世间不公平的不满，这样无来由的情绪在书里得到很好的纾解，这是她意想不到的。长大后她最终去做童书，也是因为小时候的经历在后来的出版过程中一一印证。“书的好处在于，如果有一些内在情绪是你不能掌控的，当你是孩子时，隐隐约约有一种本能，可以从一本书里得到答案，尽管这个答案并不明显是什么。”
因为很小就开始记事，沙永玲对小时候细琐的事情仍印象深刻。成年后的她观察到，好的作家都有这样的特质，虽然她没有往写作的路上发展，但一直对写作感兴趣，而后来她一眼就可以看出一个人是否适合写作，原因也在此。台湾很多有名的作家的第一本书便是在沙永玲的手里蕴育出来的。大家好奇为什么她能发现这个人有写作的潜能，其实是因为她看到作者对自己童年和生命有很深的体悟，这几乎也是作家本身很重要的特质。
“我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个编辑？其实都是基于我成长的环境经历了从大陆到台湾的文化冲击、后来的家庭变故，以及我对这个社会的思考和应对。我想要做的书，是以我过去的经历来告诉未来的孩子，希望他们知道面对未来的时候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一个编辑对社会是有深刻理解的，这个理解来自于他自身的家庭和他本身所想，这些是连成一贯、密不可分的。”沙永玲说。
“童书需要讨论到国家大事那么深刻么？”
小鲁文化的出版品中，最让沙永玲引以为傲的当属《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和《写给儿童的世界历史》。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是小鲁文化的开山之作。1983年，陈卫平与几位朋友本着“阅读造就才华，历史使人智慧”的理念，花三年时间编写并绘制一套十本的《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书的编著期间沙永玲只是一个旁观者，以当时的她看来，一开始做出版就选择历史这个大冷门的题材，加上当时的台湾还没有解严，出版题材上不像现在这么自由，这种情况下仅凭理想几乎是不可能的；再者，这套书以小学生为阅读对象，当看到陈卫平与同仁们讨论到书中内容涉及中国外交问题、领土问题的时候，沙永玲是持怀疑态度的，童书需要讨论到国家大事那么深刻吗？孩子长大后会面对这些吗？
后来在对书的推广过程中（沙永玲真正踏入小鲁文化的童书出版，是从她参与《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推广这一步开始的），沙永玲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作为书的推广人，印象最深的往往是读者的反馈。她原先不认为十岁的孩子能理解岳飞为什么接到十二道金牌后会顺从地回朝，孩子也不会理解耶律大石自立为王是另一种选择。书里用两个篇章来表现人在特定情况下有自己的价值观和选择，她认为这样的用意太过高深了。可是书出来后孩子特别感兴趣的就是岳飞的故事。她才意识到，在孩子单纯和真诚的世界里，是会被那些善和忠的故事所打动的。
读者的反应让沙永玲觉得，童书有意思。“前面的怀疑都是假设，觉得这班书生想把经书、史书中的知识，化为可以经世致用的活学问，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可是孩子的反应让我改变了想法，也让我产生了兴趣。”于是从小鲁文化的第二套书《写给儿童的世界历史》开始，她参与了编辑过程，与陈卫平一起拜访画家，邀请绘制历史插画，斟酌文章；拟订和孩子就历史事件所讨论的问题；与其他同事轮流到印厂盯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遇到许许多多的挫折，也曾灰心地想过：‘何不像别家出版社一样，干脆整套买版权？内容翻译一下，插画翻拍就成了。’这个问题在挫折时总是在心底浮现，但也都被‘坚持走下去’的决心弭平。因为我们相信，孩子需要这样的书，而且总要有人做才行。” 这两套书出版近三十年，再版数次，每年都有可观的固定销量。沙永玲坦言，早期公司能发展起来，靠的就是这两套书的基础，后来再慢慢发展出其他的书种。但历史题材的童书并不是一个非常讨好的大众读物，因此总会承载更多的担忧和心血。早期小鲁文化在推广销售上特别重视与学校老师的沟通，测试并收集孩子的阅读反馈，而这也渐渐变成公司的基本文化。
通过这两套书，沙永玲也认识到自己幼年时的经历以及所思所想，在现在的孩子身上仍看得到。她庆幸当年父亲带着她一点一滴地阅读才慢慢找到答案，并通过阅读找到一生喜欢做的事。她深刻意识到，如果把阅读的观念推广出去，孩子更有机会从书中找到自己需要的解答，这是经过实证的、小鲁文化的出版理念。
从历史套书走向单本读物
出版数套历史类书籍后，小鲁文化不满足于做套书，渐而转向单本的儿童读物。上世纪九十年代，刚解严的台湾面临很多问题，作为外省人的沙永玲在几十年的政治冲击中受到很大震撼。“政治只能解决局部问题，解严后的台湾面临的更多是素质的问题。可是提升整个人民的素质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你不能着急，也许得透过一代一代的人看书，思索各种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用包容的方式达成共识，用这样的办法把正确的观念建立起来。例如以前台湾人也不排队，突然有一天大家都变得很礼貌地排队了，就是这样的例子。不要觉得路途太远，很多事情发生得比想象快。”儿童的单纯世界中，观念尤其容易被构建，在儿童读物中导入正确、正向的观念，更像是背负着一种神圣使命感，小鲁文化任重而道远。
沙永玲注意到，家长和孩子在买书时对书的选择存在很大差异。小学年龄的孩子很关注有关鬼怪、灵魂的书，这是孩子对于“生命是什么”以及“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等未知问题的好奇，而社会化以后的大人不太会去想这些事情。另外，孩子总是很喜欢寓言故事，他们很希望知道一个故事会告诉人们什么教训，但大人往往认为这些故事太教条。民间故事亦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作为基本题材，孩子总是能从中经历整个人类发展与他们接轨的过程，但不是所有大人都看好这一题材，至少概念是模糊的。
大人的经验总是希望孩子在社会上不能太忠诚也不必太公正老实，小鲁文化试图让家长知道，不必担心孩子效仿文天祥，因为这是孩子的天性，而且社会上就是有这样的人，忠诚而公正，这样的忠诚和公正是不能被压抑的，人都渴望受到公正而忠诚的对待。“既然孩子很容易被塑造和引导，那我就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在书中把好的想法告诉他。我的人生转变，从一个‘阴暗’的小孩变成开朗的人，开始相信人生中很多东西，而儿童文学让我这个信念更加坚定。”
沙永玲一边呼吁家长不必过分担忧孩子的选书（因为它能反映孩子另外一个面向，而且是亟待满足和解决问题的面向），一边希望家长能遵照孩子特质筛选选题，所以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开发了“我自己读的童話书”、“小鲁大奖小说”、“学习时间”、“小鲁儿童成长小说”、“小鲁心书”等书系。“书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发出去之后，你不会知道这本书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让一个孩子感动、留下印象。但你知道有很多机会发生这一幕。”做了这么久的童书，很多当年的小读者都成了父母，沙永玲见到这些读者时，很容易感知到这些书对他们的积极作用。
进入新世纪以后，小鲁文化针对低幼读者尝试开发绘本。当时台湾的台英社、格林文化、信谊在绘本出版上已经日趋成熟。沙永玲认为，小鲁文化作为一个儿童出版社，绘本是一个基本品项。“在同业已经很出色的情况下，也许应该考虑在角度和方向上与他们作区隔。”小鲁文化在历史选题上有积累，读者对“小鲁”品牌的认可度很高，沙永玲从历史入手，延续对史地、社会的关怀，因此有了第一本绘本《世界上最美丽的村子》。
读者群慢慢建立起来后，小鲁文化在绘本大类中发展出其他品项，如“小鲁宝宝书”、“新公民绘本”、“我的第一次”等书系。一些书系开发之初，经销商和外界评论都不太看好，例如针对0～6岁的宝宝书，以前很多人抱着“孩子太小不能看书”的观点，而且市场也由直销团队销售套书所主导。但沙永玲很清楚，台湾已经成熟到有这样的读者了，自己会到书店和上网选购，现在台湾的年轻父母在二十年前的《汉声》和《台英》时代就已经感受绘本的影响，这些经历让他们在为人父母后，明白刚出生不久的宝宝是可以开始看图画书的。陈卫平社长常说要“烧冷灶”，在别人不做的地方做起来（另外一句话是“在水泥地里种稻子”），但其实“冷灶”是针对别人而言，在沙永玲的眼中只有实现价值的方法。
自从开发了绘本品项，沙永玲每年都会飞去日本选书。“不要失去直觉性”是她的选书经验。她不太看版权代理的推荐列表，更多时候是像一个普通的读者进到大大小小的书店翻看童书。在找书的时候，她不敢看太仔细，而是在翻一本书的两三秒间迅速判断想不想继续看它，如果想，就选了。她声称第一眼看到就“跳出来的书”，往往是最准确的，像是狂销的经典绘本《一百层楼的家》和《小鸡逛超市》，就是在日本书店看到，立刻买版权的。但直觉性不是选书的全部原则，沙永玲说：“当念书给孩子听，面对的是一个小宝宝，但你自己心里也有一个小宝宝，那是你童年的本我，你得了解你心里的那个小孩。做童书编辑，我随时可以跟我心里的那个小孩对话。”经验多了以后，她显然知道各个年龄的孩子分别对哪些话题感兴趣，就算各地的教育制度再怎么变，如果对孩子童年的特质够了解，在拿捏选题上就不会太出错。
小鲁文化经营近三十年，出版书籍上千本，书种的淘汰率低于3%。“我有一个信念，如果我们认真做的书是一本好书，它就不应该也不会从市场上消失。然而在如今销售周期这么短的情况下，维持每本书的生命不太容易，但一个作家费时费力写出来的好作品，出版社就有责任让它一直被流传。”维持书生命的方法，有时候是重新改版，设法与时下议题连接，或是不断地办活动，像今年小鲁文化就举办“小鲁文化嘻游季”，带小朋友和作家、画家一起走出户外，去体验书中的场景，让孩子体验书与生活的结合；有时候是让那些好卖的书去“养”那些不那么畅销的书，使后者渐渐在市场上占一点位置，“也是因为有这些好卖的书，我们才比较放心大胆地做那些不被看好的，却很有价值的书。”
书很奇妙，当它有了一定的销量和读者之后，自己就能很好地活下来，关键在于有没有把它扶持到足够多的阅读人数阶段。沙永玲不忘反思，这些年开发的书太多，很辛苦地消化了很多年，现在就希望每做一本都及时地消化和散布出去。“做书不是那么困难，真正的困难是怎样让读者去接受它。接受的过程很需要时间与读者对话，如果出书太急，对原创作家而言就不太公平，当初决定要做的时候，一定是经过认真思考过的，如果因为没有太多时间去照顾他们花几年时间做出来的成果，过了新书期就不能再去经营，这是很可惜的。未来的方向就是要在每一本书上多分配一点经历，步调慢一点，不放弃每一本书。”
小鲁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6年，是一家致力于推广儿童人文史地教育理念及文学教育的出版社。“小鲁”取自社长陈卫平的父亲——陈立峰先生的别号，也意指一代出版人的文化理想，即“站在山顶向前望——看到了江河海洋，看到了平畴绿野，看到了无垠的浩瀚宇宙，看到了好久好久以前的世界，看到了好远好远以后的未来……”
受访者沙永玲女士，现为小鲁文化的执行长，小鲁文化的发展与她的出版经历密不可分并相互影响。沙女士说：“如果不做出版，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一个人坚持做一件事情一定有特别的原因。她侃侃聊起小时候的经历，那些与她从事出版、选书策划息息相关的往事，以及那些陪伴小鲁文化不断接近梦想的励志故事。
与做童书相关的生命体验
沙永玲将自己从事出版的缘由归结为生命经验。三岁的时候，母亲病逝，沙永玲对生命的第一印象是《穆斯林的葬礼》，这也是造成她年幼时性格孤僻的直接原因。所幸，父亲对她很宠爱，总是尽量抽出时间陪伴她，实在没法照顾她的时候，便让她从收音机上听儿童剧。其中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绿野仙踪》，幼年的她像是找到心灵依托，沉迷于这个故事。可是突然有一天电台不再播了，她大发脾气，父亲没办法只得从书店买来这本书，与女儿一起共读，反反复复读了两三年，数不清读了多少遍。
这个特别的经历，让沙永玲在后来做童书出版的时候仍感触良多。她常常跟孩子的父母们说，通常大人们会低估小孩的感知力，事实上孩子的感受力和对命运的感觉，有时比大人还敏锐，她甚至觉得自己在幼儿时期的某些心态是个成年的老灵魂，经常一个人伤春悲秋，觉得人生愁苦。在那么小的时候所感受到的，现在依然清晰如镜。因此她后来推广亲子共读期间也特别强调，说故事的技巧其实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那些陪伴，它会让孩子与父母之间有很深的连结。孩子有一段时间沉迷于某个故事，倒不如说是孩子沉迷于父母的陪伴。
小学高年级时，沙永玲开始看《基督山恩仇记》，报复的题材深深吸引着她，让她觉得人生中的恨能一一得到抒发是件很快意的事。可是，十岁的小孩哪来这么多恨，直到长大后她才意识到那是先天带来的、对人世间不公平的不满，这样无来由的情绪在书里得到很好的纾解，这是她意想不到的。长大后她最终去做童书，也是因为小时候的经历在后来的出版过程中一一印证。“书的好处在于，如果有一些内在情绪是你不能掌控的，当你是孩子时，隐隐约约有一种本能，可以从一本书里得到答案，尽管这个答案并不明显是什么。”
因为很小就开始记事，沙永玲对小时候细琐的事情仍印象深刻。成年后的她观察到，好的作家都有这样的特质，虽然她没有往写作的路上发展，但一直对写作感兴趣，而后来她一眼就可以看出一个人是否适合写作，原因也在此。台湾很多有名的作家的第一本书便是在沙永玲的手里蕴育出来的。大家好奇为什么她能发现这个人有写作的潜能，其实是因为她看到作者对自己童年和生命有很深的体悟，这几乎也是作家本身很重要的特质。
“我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个编辑？其实都是基于我成长的环境经历了从大陆到台湾的文化冲击、后来的家庭变故，以及我对这个社会的思考和应对。我想要做的书，是以我过去的经历来告诉未来的孩子，希望他们知道面对未来的时候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一个编辑对社会是有深刻理解的，这个理解来自于他自身的家庭和他本身所想，这些是连成一贯、密不可分的。”沙永玲说。
“童书需要讨论到国家大事那么深刻么？”
小鲁文化的出版品中，最让沙永玲引以为傲的当属《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和《写给儿童的世界历史》。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是小鲁文化的开山之作。1983年，陈卫平与几位朋友本着“阅读造就才华，历史使人智慧”的理念，花三年时间编写并绘制一套十本的《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书的编著期间沙永玲只是一个旁观者，以当时的她看来，一开始做出版就选择历史这个大冷门的题材，加上当时的台湾还没有解严，出版题材上不像现在这么自由，这种情况下仅凭理想几乎是不可能的；再者，这套书以小学生为阅读对象，当看到陈卫平与同仁们讨论到书中内容涉及中国外交问题、领土问题的时候，沙永玲是持怀疑态度的，童书需要讨论到国家大事那么深刻吗？孩子长大后会面对这些吗？
后来在对书的推广过程中（沙永玲真正踏入小鲁文化的童书出版，是从她参与《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推广这一步开始的），沙永玲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作为书的推广人，印象最深的往往是读者的反馈。她原先不认为十岁的孩子能理解岳飞为什么接到十二道金牌后会顺从地回朝，孩子也不会理解耶律大石自立为王是另一种选择。书里用两个篇章来表现人在特定情况下有自己的价值观和选择，她认为这样的用意太过高深了。可是书出来后孩子特别感兴趣的就是岳飞的故事。她才意识到，在孩子单纯和真诚的世界里，是会被那些善和忠的故事所打动的。
读者的反应让沙永玲觉得，童书有意思。“前面的怀疑都是假设，觉得这班书生想把经书、史书中的知识，化为可以经世致用的活学问，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可是孩子的反应让我改变了想法，也让我产生了兴趣。”于是从小鲁文化的第二套书《写给儿童的世界历史》开始，她参与了编辑过程，与陈卫平一起拜访画家，邀请绘制历史插画，斟酌文章；拟订和孩子就历史事件所讨论的问题；与其他同事轮流到印厂盯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遇到许许多多的挫折，也曾灰心地想过：‘何不像别家出版社一样，干脆整套买版权？内容翻译一下，插画翻拍就成了。’这个问题在挫折时总是在心底浮现，但也都被‘坚持走下去’的决心弭平。因为我们相信，孩子需要这样的书，而且总要有人做才行。” 这两套书出版近三十年，再版数次，每年都有可观的固定销量。沙永玲坦言，早期公司能发展起来，靠的就是这两套书的基础，后来再慢慢发展出其他的书种。但历史题材的童书并不是一个非常讨好的大众读物，因此总会承载更多的担忧和心血。早期小鲁文化在推广销售上特别重视与学校老师的沟通，测试并收集孩子的阅读反馈，而这也渐渐变成公司的基本文化。
通过这两套书，沙永玲也认识到自己幼年时的经历以及所思所想，在现在的孩子身上仍看得到。她庆幸当年父亲带着她一点一滴地阅读才慢慢找到答案，并通过阅读找到一生喜欢做的事。她深刻意识到，如果把阅读的观念推广出去，孩子更有机会从书中找到自己需要的解答，这是经过实证的、小鲁文化的出版理念。
从历史套书走向单本读物
出版数套历史类书籍后，小鲁文化不满足于做套书，渐而转向单本的儿童读物。上世纪九十年代，刚解严的台湾面临很多问题，作为外省人的沙永玲在几十年的政治冲击中受到很大震撼。“政治只能解决局部问题，解严后的台湾面临的更多是素质的问题。可是提升整个人民的素质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你不能着急，也许得透过一代一代的人看书，思索各种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用包容的方式达成共识，用这样的办法把正确的观念建立起来。例如以前台湾人也不排队，突然有一天大家都变得很礼貌地排队了，就是这样的例子。不要觉得路途太远，很多事情发生得比想象快。”儿童的单纯世界中，观念尤其容易被构建，在儿童读物中导入正确、正向的观念，更像是背负着一种神圣使命感，小鲁文化任重而道远。
沙永玲注意到，家长和孩子在买书时对书的选择存在很大差异。小学年龄的孩子很关注有关鬼怪、灵魂的书，这是孩子对于“生命是什么”以及“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等未知问题的好奇，而社会化以后的大人不太会去想这些事情。另外，孩子总是很喜欢寓言故事，他们很希望知道一个故事会告诉人们什么教训，但大人往往认为这些故事太教条。民间故事亦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作为基本题材，孩子总是能从中经历整个人类发展与他们接轨的过程，但不是所有大人都看好这一题材，至少概念是模糊的。
大人的经验总是希望孩子在社会上不能太忠诚也不必太公正老实，小鲁文化试图让家长知道，不必担心孩子效仿文天祥，因为这是孩子的天性，而且社会上就是有这样的人，忠诚而公正，这样的忠诚和公正是不能被压抑的，人都渴望受到公正而忠诚的对待。“既然孩子很容易被塑造和引导，那我就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在书中把好的想法告诉他。我的人生转变，从一个‘阴暗’的小孩变成开朗的人，开始相信人生中很多东西，而儿童文学让我这个信念更加坚定。”
沙永玲一边呼吁家长不必过分担忧孩子的选书（因为它能反映孩子另外一个面向，而且是亟待满足和解决问题的面向），一边希望家长能遵照孩子特质筛选选题，所以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开发了“我自己读的童話书”、“小鲁大奖小说”、“学习时间”、“小鲁儿童成长小说”、“小鲁心书”等书系。“书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发出去之后，你不会知道这本书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让一个孩子感动、留下印象。但你知道有很多机会发生这一幕。”做了这么久的童书，很多当年的小读者都成了父母，沙永玲见到这些读者时，很容易感知到这些书对他们的积极作用。
进入新世纪以后，小鲁文化针对低幼读者尝试开发绘本。当时台湾的台英社、格林文化、信谊在绘本出版上已经日趋成熟。沙永玲认为，小鲁文化作为一个儿童出版社，绘本是一个基本品项。“在同业已经很出色的情况下，也许应该考虑在角度和方向上与他们作区隔。”小鲁文化在历史选题上有积累，读者对“小鲁”品牌的认可度很高，沙永玲从历史入手，延续对史地、社会的关怀，因此有了第一本绘本《世界上最美丽的村子》。
读者群慢慢建立起来后，小鲁文化在绘本大类中发展出其他品项，如“小鲁宝宝书”、“新公民绘本”、“我的第一次”等书系。一些书系开发之初，经销商和外界评论都不太看好，例如针对0～6岁的宝宝书，以前很多人抱着“孩子太小不能看书”的观点，而且市场也由直销团队销售套书所主导。但沙永玲很清楚，台湾已经成熟到有这样的读者了，自己会到书店和上网选购，现在台湾的年轻父母在二十年前的《汉声》和《台英》时代就已经感受绘本的影响，这些经历让他们在为人父母后，明白刚出生不久的宝宝是可以开始看图画书的。陈卫平社长常说要“烧冷灶”，在别人不做的地方做起来（另外一句话是“在水泥地里种稻子”），但其实“冷灶”是针对别人而言，在沙永玲的眼中只有实现价值的方法。
自从开发了绘本品项，沙永玲每年都会飞去日本选书。“不要失去直觉性”是她的选书经验。她不太看版权代理的推荐列表，更多时候是像一个普通的读者进到大大小小的书店翻看童书。在找书的时候，她不敢看太仔细，而是在翻一本书的两三秒间迅速判断想不想继续看它，如果想，就选了。她声称第一眼看到就“跳出来的书”，往往是最准确的，像是狂销的经典绘本《一百层楼的家》和《小鸡逛超市》，就是在日本书店看到，立刻买版权的。但直觉性不是选书的全部原则，沙永玲说：“当念书给孩子听，面对的是一个小宝宝，但你自己心里也有一个小宝宝，那是你童年的本我，你得了解你心里的那个小孩。做童书编辑，我随时可以跟我心里的那个小孩对话。”经验多了以后，她显然知道各个年龄的孩子分别对哪些话题感兴趣，就算各地的教育制度再怎么变，如果对孩子童年的特质够了解，在拿捏选题上就不会太出错。
小鲁文化经营近三十年，出版书籍上千本，书种的淘汰率低于3%。“我有一个信念，如果我们认真做的书是一本好书，它就不应该也不会从市场上消失。然而在如今销售周期这么短的情况下，维持每本书的生命不太容易，但一个作家费时费力写出来的好作品，出版社就有责任让它一直被流传。”维持书生命的方法，有时候是重新改版，设法与时下议题连接，或是不断地办活动，像今年小鲁文化就举办“小鲁文化嘻游季”，带小朋友和作家、画家一起走出户外，去体验书中的场景，让孩子体验书与生活的结合；有时候是让那些好卖的书去“养”那些不那么畅销的书，使后者渐渐在市场上占一点位置，“也是因为有这些好卖的书，我们才比较放心大胆地做那些不被看好的，却很有价值的书。”
书很奇妙，当它有了一定的销量和读者之后，自己就能很好地活下来，关键在于有没有把它扶持到足够多的阅读人数阶段。沙永玲不忘反思，这些年开发的书太多，很辛苦地消化了很多年，现在就希望每做一本都及时地消化和散布出去。“做书不是那么困难，真正的困难是怎样让读者去接受它。接受的过程很需要时间与读者对话，如果出书太急，对原创作家而言就不太公平，当初决定要做的时候，一定是经过认真思考过的，如果因为没有太多时间去照顾他们花几年时间做出来的成果，过了新书期就不能再去经营，这是很可惜的。未来的方向就是要在每一本书上多分配一点经历，步调慢一点，不放弃每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