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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的京城梨园里,戏迷们为了支持自己心爱的角儿,抢票、叫好儿、写“软文”,使出的花样儿可不比现在少。
戏迷捧角儿是真砍实凿、不惜财力,且花样甚多。细分起来有前台捧、后台捧,文捧、武捧,艺术捧、经济捧等捧法,其间又相互穿插,搭配混用。比如前台文捧,是说迷党们搜肠刮肚,罗尽世间妙美之词,著文、作诗、集册、题匾。前台武捧,即成群结队预先在包厢占座儿,角儿一出台,先齐声来个好儿;然后不管角儿是唱是念,必定一句一个好儿;角儿一下台,捧角儿者全体离席——在他们眼里只有心仪的角儿,若是多瞧了别人一眼,就好比烈女失身,罪莫大焉。后台捧是戏园子老板和戏班管事的差事。无非是想尽办法把戏码儿往后排,能唱大轴儿绝不派压轴儿,能唱压轴儿绝不来倒数第三。再一个就是海报排序尽量靠前,名字写得大如斗。
艺术捧就是帮角儿到处淘换戏本子,编剧改词儿,说戏择毛儿等。经济捧自然是用白花花的银子了。
这些捧法,全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他们既有组织章程,又有方略纲目,比对自己的本职差事还要尽心尽力。粗粗说来,大致有如下情形:
第一种,拉帮结社。当时“痰迷”(即“谭迷”,谭鑫培迷)、“黄病”(名净黄润甫迷)、“羊迷”(杨小楼迷)、“瑶痴”(王瑶卿迷)、“梅毒”(迷梅兰芳至深者)等称谓说的就是这些迷党、捧角儿家。他们后来又生成团体组织,有书面章程,定期举行会议。捧梅兰芳的有“梅社”“梅党”,捧尚小云的有“尚党”“醉云社”“听云集”“尚友社”,捧荀慧生的叫“白社”(荀慧生早年艺名“白牡丹”),捧筱翠花的叫“翠花党”,等等。这些社党完全自发加入,无须登记注册,都是志同道合者。少则数十人,多则几百人。
与此同时,他们会集体购票若干。及至开戏当日,老早就在戏园子后门恭候角儿驾临。角儿一下车,有前边开路的,有帮着拿大衣的,夏天必定还有扇扇子的,簇拥着角儿进后台扮戏。角儿一登台,严格说还没登台,只是台帘儿方启甚或未启,角儿只一聲“闷帘儿”(指演员还未露面,先在帘儿内念一句白或唱一句腔儿),这些人便齐声一个“好”字。角儿一出台,又是一个碰头好儿。
戏一散,迷党里的笔杆子赶紧回家写急就章,当晚就送至报馆,有的甚至航空邮寄至沪上等大码头,第二日捧角儿的鸿文就能见报。他们这等手面和职业新闻记者比起来一点儿不逊色。1918年,署名“梅社”者专门编著《梅兰芳》一书,经中华书局刊印发行。
第二种,抬高身价。清末那相国(那桐,字琴轩)是铁杆儿谭鑫培迷。1906年他过50岁整寿,在锡拉胡同本宅办堂会,有了一次捧谭的机会。当时袁世凯独坐一席看戏,那桐坐第三排。到老谭上场了,那桐起身走到袁世凯身旁,悄悄把袁拉到第三排同坐。待老谭一出台帘儿,那桐忽然站起身,冲着老谭一抱拳,瓷瓷实实行了个拱手礼。袁世凯一见,也赶紧抬起屁股整容致礼。这下动静就大了。第二天京城官宦士人相见,无不言及老谭。在此之前老谭的堂会戏份儿是100两银子,打这次以后直线攀升,没两年,老谭的脑门儿钱就升到500两。
第三种,帮忙“治病”。1913年梅兰芳第一次赴沪,头牌王凤卿为了提携在沪上初登台的梅兰芳,主动提出让梅唱一次大轴儿(上海人叫“压台戏”)。梅先生花了几天时间专门排了刀马旦戏《穆柯寨》。当晚的演出算是圆满。散戏后,梅党的几个领袖人物冯幼伟、李释戡、许伯明到了后台,对梅先生说:“你在台上常常把头低下来,大大地减弱了穆桂英的风度。因为低头,就免不了哈腰曲背。这些我们不能不纠正你,你应该注意把它改过来才好。”梅先生当即接受指正,遂商量好,梅在台上如果再低头,他们就以拍掌为号。隔日再演《穆柯寨》,几个梅党就坐于包厢,专盯着梅先生是否低头。果不其然,演出中梅先生又犯了低头的毛病,台下梅党赶紧拍掌提醒。如是者三五次,梅都即刻改过。旁边的观众以为这些梅党看得手舞足蹈、得意忘形,谁也想不出他们“三击掌”是在给梅先生“治病”。
第四种,党同伐异。捧角儿的迷党都有一个取向,就是他们心仪的角儿得是这个行当的第一。1946年,梅兰芳、程砚秋同在上海开演。梅、程有师生之谊,又都讲戏德,二人事先有过沟通,打算错开档期。却不知程迷和梅党总想让二人在上海对一次阵,档期不知怎的就没调开。戏园子也真是照顾戏迷,每出戏都是连演两天,观众今天在这儿听梅,明天去那儿看程,两不耽误。结果梅、程的戏是每天都满,两位挣了大包银,剧院方也赚足了票房,戏迷虽花了钱,却也过足了戏瘾,三方皆大欢喜。梅、程两党自然未能比出高低胜负。
(槿 木摘自中华书局《旧京伶界漫谈》一书,沈 璐图)
戏迷捧角儿是真砍实凿、不惜财力,且花样甚多。细分起来有前台捧、后台捧,文捧、武捧,艺术捧、经济捧等捧法,其间又相互穿插,搭配混用。比如前台文捧,是说迷党们搜肠刮肚,罗尽世间妙美之词,著文、作诗、集册、题匾。前台武捧,即成群结队预先在包厢占座儿,角儿一出台,先齐声来个好儿;然后不管角儿是唱是念,必定一句一个好儿;角儿一下台,捧角儿者全体离席——在他们眼里只有心仪的角儿,若是多瞧了别人一眼,就好比烈女失身,罪莫大焉。后台捧是戏园子老板和戏班管事的差事。无非是想尽办法把戏码儿往后排,能唱大轴儿绝不派压轴儿,能唱压轴儿绝不来倒数第三。再一个就是海报排序尽量靠前,名字写得大如斗。
艺术捧就是帮角儿到处淘换戏本子,编剧改词儿,说戏择毛儿等。经济捧自然是用白花花的银子了。
这些捧法,全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他们既有组织章程,又有方略纲目,比对自己的本职差事还要尽心尽力。粗粗说来,大致有如下情形:
第一种,拉帮结社。当时“痰迷”(即“谭迷”,谭鑫培迷)、“黄病”(名净黄润甫迷)、“羊迷”(杨小楼迷)、“瑶痴”(王瑶卿迷)、“梅毒”(迷梅兰芳至深者)等称谓说的就是这些迷党、捧角儿家。他们后来又生成团体组织,有书面章程,定期举行会议。捧梅兰芳的有“梅社”“梅党”,捧尚小云的有“尚党”“醉云社”“听云集”“尚友社”,捧荀慧生的叫“白社”(荀慧生早年艺名“白牡丹”),捧筱翠花的叫“翠花党”,等等。这些社党完全自发加入,无须登记注册,都是志同道合者。少则数十人,多则几百人。
与此同时,他们会集体购票若干。及至开戏当日,老早就在戏园子后门恭候角儿驾临。角儿一下车,有前边开路的,有帮着拿大衣的,夏天必定还有扇扇子的,簇拥着角儿进后台扮戏。角儿一登台,严格说还没登台,只是台帘儿方启甚或未启,角儿只一聲“闷帘儿”(指演员还未露面,先在帘儿内念一句白或唱一句腔儿),这些人便齐声一个“好”字。角儿一出台,又是一个碰头好儿。
戏一散,迷党里的笔杆子赶紧回家写急就章,当晚就送至报馆,有的甚至航空邮寄至沪上等大码头,第二日捧角儿的鸿文就能见报。他们这等手面和职业新闻记者比起来一点儿不逊色。1918年,署名“梅社”者专门编著《梅兰芳》一书,经中华书局刊印发行。
第二种,抬高身价。清末那相国(那桐,字琴轩)是铁杆儿谭鑫培迷。1906年他过50岁整寿,在锡拉胡同本宅办堂会,有了一次捧谭的机会。当时袁世凯独坐一席看戏,那桐坐第三排。到老谭上场了,那桐起身走到袁世凯身旁,悄悄把袁拉到第三排同坐。待老谭一出台帘儿,那桐忽然站起身,冲着老谭一抱拳,瓷瓷实实行了个拱手礼。袁世凯一见,也赶紧抬起屁股整容致礼。这下动静就大了。第二天京城官宦士人相见,无不言及老谭。在此之前老谭的堂会戏份儿是100两银子,打这次以后直线攀升,没两年,老谭的脑门儿钱就升到500两。
第三种,帮忙“治病”。1913年梅兰芳第一次赴沪,头牌王凤卿为了提携在沪上初登台的梅兰芳,主动提出让梅唱一次大轴儿(上海人叫“压台戏”)。梅先生花了几天时间专门排了刀马旦戏《穆柯寨》。当晚的演出算是圆满。散戏后,梅党的几个领袖人物冯幼伟、李释戡、许伯明到了后台,对梅先生说:“你在台上常常把头低下来,大大地减弱了穆桂英的风度。因为低头,就免不了哈腰曲背。这些我们不能不纠正你,你应该注意把它改过来才好。”梅先生当即接受指正,遂商量好,梅在台上如果再低头,他们就以拍掌为号。隔日再演《穆柯寨》,几个梅党就坐于包厢,专盯着梅先生是否低头。果不其然,演出中梅先生又犯了低头的毛病,台下梅党赶紧拍掌提醒。如是者三五次,梅都即刻改过。旁边的观众以为这些梅党看得手舞足蹈、得意忘形,谁也想不出他们“三击掌”是在给梅先生“治病”。
第四种,党同伐异。捧角儿的迷党都有一个取向,就是他们心仪的角儿得是这个行当的第一。1946年,梅兰芳、程砚秋同在上海开演。梅、程有师生之谊,又都讲戏德,二人事先有过沟通,打算错开档期。却不知程迷和梅党总想让二人在上海对一次阵,档期不知怎的就没调开。戏园子也真是照顾戏迷,每出戏都是连演两天,观众今天在这儿听梅,明天去那儿看程,两不耽误。结果梅、程的戏是每天都满,两位挣了大包银,剧院方也赚足了票房,戏迷虽花了钱,却也过足了戏瘾,三方皆大欢喜。梅、程两党自然未能比出高低胜负。
(槿 木摘自中华书局《旧京伶界漫谈》一书,沈 璐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