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脱潇洒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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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和心理学(研究人之心理现象与过程)存在着某种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的折射点——性格和经历,与作品紧密相关。我们可以透过作品风貌洞悉作家这一审美主体的心理奥秘;也可通过研究作家,发现心理对作品的强大影响力。文章将以苏轼的性格、经历为切入点,糅杂其文学创作情况,运用心理学分析方法浅析其不同阶段的创作特征,揭示“心理”力量对其创作的影响。从心理学角度探秘作家、作品的关系,加深对作家创作的理解,加强审美鉴赏能力,体验美的历程。
  引言
  关于作家和作品,历代有很多论述,可谓剪不断、理还乱。作品出于作家,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作家的主体意识和内心要求。于是乎,文学和心理学相挂钩,存在着某种特殊的“亲缘”关系,共同担负着探索和理解人性、理解作家作品的重要任务。故而,心理的折射点——性格与经历,就与作品紧密相关。我们可以透过作品风貌洞悉作家的心理奥秘,发现“心理”力量对作品的强大影响力。
  苏轼,隆宋一代才华横溢的文艺大师,词、诗、文首屈一指、影响深远。其性格气质主要分为前期的率直,后期的豁达,并在儒释道思想的调和下,率真向豁达平滑过渡并趋向融合,使其成为一位思想旷达、胸襟开阔、感情奔放的艺术家,形成以清雄为主调的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人生得到审美的超越。而这一过程恰合了心理学家佛洛依德的“三重人格”。
  一、率真本我
  审美活动是主体借客体对自身的肯定和补偿。苏轼生性率直、才华横溢,得欧阳修的提携,青年时期意气风发,“少年不识愁滋味”(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但因其率真的天性使然,直言变法之弊多受排挤,率真的“本我”展露无疑。佛洛依德认为,“本我”是原始的、混沌的欲望组成,精力充沛、永不驯服,总在寻找发泄和出路。此时期的苏轼自信率真,认为文学创作即个人全部情感的真实流露。创作了《策略》五篇、《策别》七篇、《策断》三篇,还有《贾谊论》等政论文,找寻报国救国之路。而当现实中仕途多忤的经历,他开始移情外物,发泄不忿。通过多样化的创作予以自身心灵补偿。提出“诗须有为而作”(苏轼《题柳子厚诗》)。我们说,移情是指人在面对外部事物时,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生命、情感和愿望转移、灌注到对象上,引发共鸣,也即格式塔心理学所说的“异质同构”。受此经历影响,苏轼于创作中移情外物。“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寄托偶然与飘荡之感;“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 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一》)寄寓遭逢变故、荣辱不惊之态;而《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对下层人民悲苦生活的描绘,揭露“新法”弊端、寄托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不但如此,率真的苏轼初遇坎坷,愤懑由宏大的胸襟而发,开豪放词之先河,移情宏大场面,多用军事意象,寄寓了报国之志。“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恢宏猎豪场面毫无顾忌地书写了其报国热情及渴望国家统一的愿望。
  此阶段的苏轼率真豪放,毫无掩饰,中国知识分子的高昂主义与“以天下为己任”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责任在作品中充分体现。
  二、自我豁达
  精神分析学派认为,心理极大程度取决于人的生活环境即经历。苏轼前期忠君报国的大志难酬,随后,乌台诗案险些丧命、黄州的贬谪、惠州及儋州的老年流放。苏轼命运随国势起伏、政治荆棘,自黄州转入后期的豁达、正视现实。可谓“如今识尽愁滋味”(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开始关注自我,性格崇尚自然的野性。“自我”开始从“本我”中分化出来,建立起与外界的联系,并变得成熟、冷静、审慎、明智、服从现实原则,即苏轼后期阶段个性的豁达与旷远。“认同”是精神分析基本概念,指人通过认知外界事物,特别是通过认知他人的某些特点,为求使自己与之等同,从而把该对象的特点纳入自己的人格中。审美活动是人的自我描述、自我关照、自我追求,苏轼开始在现实中找到自我防御,学会“认同”。在宋朝尔虞我诈的官场现实中,苏轼开始反抗,选择崇尚本真自然,认同“野性”。王水照解释“崇尚本真自然,反对人性的禁锢或伪饰,在苏轼的心目中,已经不是一般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而是一种对人类本体的根本追求。”此期间,苏轼推崇陶渊明平淡、超逸的创作风格,认同“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腴”(苏轼《评韩柳诗》),文学创作归于平淡质朴。散文从以前的政论、史论、哲学论文,而转向以随笔、小传、题跋等文学性的散文为主,笔法灵活、耐人寻味,如《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诗歌构思也更见细密,以清旷的语句写出厚重的人生感慨,如创作了大量《和陶诗》。苏词也由对人生感慨的抒写而进一步发展了“诗化”的趋向,豪迈雄放、高旷洒脱、亦或婉约深情,可谓出神入化,如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卜算子·缺月挂疏桐》等。由是,一向善于驾驭典故、熔铸伟词、发挥想象、纵横开阖的苏轼,如今虚心静气作起朴实之语,并形成独特的美学观,“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三十首》)。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归耕江上田”作起“山野村夫”的情结虽与陶渊明归隐情结相似,但他追求的“野性”又不同于陶潜的消极“出世”,苏轼在行动上依旧积极“入世”。因为他既有宽阔的胸襟又有造福斯民的责任感。所以,面对当时两浙地区的严重灾情,他利用职位及影响去向朝廷请求免收租税、开仓赈济,还创置病院来救死扶伤,惩治恶人来安抚民情。以儒为主,以释为辅,苏轼实现抨击黑暗与啸傲山林、心灵归隐相对立统一,追求精神上的物我合一。此渗透于现实人格,亦在创作中随处可见。虽处忧患,但“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苏轼《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这表达出顽强的自我肯定;追求野性,天骨迥出、气节凛然,苏轼“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三、超我通脱
  李泽厚曾评价:“苏轼把中晚唐开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寂寞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是时尚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生活在儒道互补的文化传统中,这是个体心理结构中最底层的因素——集体无意识的表现,是民族共有的心理特质。他们追求“内圣外王”“内佛外儒”的最高境界、讲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所以,苏轼也有意识、无意识地进入矛盾互补的关系中。由于其天性旷达与文化教育经历使然,儒家思想在其一生占主导地位;而与现实环境的磨合,其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则受老庄和佛学思想影响,讲求清静无为、任性自然,“山水游放之乐,自是人生难必之事”(苏轼《提逸少帖》)。于是儒释道思想的统一,使苏轼在厄困之中精神乐观、修道养气,现实人生才获得了某种意义的补救。
  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现象,正越来越受到心理学的关注,文学与心理学呈现互相靠拢、相互渗透的趋势。心理学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完全没有悲伤和痛苦、完全没有不幸和混乱的情况下,成长和自我实现可能吗?”答案是否定的。经历——塑造了苏轼的人格魅力,成就了其璀璨的文学创作生涯。人生坎坷,使苏轼有机缘历览山川、体察民情,从而开阔视野和胸襟,培养浩然之气。少年和青年的率直、成年和老年的豁达,在儒释道三位一体思想统一下过渡并融合,使苏轼达到了“超我”阶段。这“超我”发源于“自我”,是受早期教育和社会影响而形成的“自我理想”和“良心”。在复杂险恶的政治斗争中,苏轼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人生意义的思考,用创作实现生命的接受与反抗。他所代表的已不是苏轼自己,而是中国知识分子一种特殊的意义符号。苏轼从功利性的自我价值实现转向为至善至美而奋斗,达到了自我超越至境界。
  结语
  “苏东坡伟大的人格比任何一位中国作家更突出也更完整地蚀刻在他的生活和作品中。”荣格说“伟大艺术的奥秘……就在于从无意识中激活原型意象……并因而使我们有可能找到一条道路以返回生命最深的源泉。”苏轼做到了,他坚持“本我”、正视“自我”、追求“超我”,把理性的执着引向“诗意的栖居”,人生与创作整合并超越。那竹杖芒鞋、吟啸徐行于风雨之中而回首一笑、渺然如梦的人生境界,深刻影响后世。
  “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苏轼《送参寥师》),通脱潇洒,创作多姿,乃真君子也!
  
  参考文献:
  [1]王水照,朱刚撰.苏轼诗词文选译[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冯川著.文学与心理学[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陈颖(1986-),女,河北廊坊人,河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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