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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仁君。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远得民心，近得民望”的仁义之主，最终却也只能以悲剧收场。笔者认为，刘备的悲剧具有着社会必然性。在刘备实现权欲的过程中，仁义是他的立身之本。同时，一味推行仁义也令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谓是“成也仁义，败也仁义”。
关键词：刘备；悲剧；仁义
《三国演义》用通俗的语言描写了近百年宏达壮阔的历史纷争，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了体现作者爱憎倾向的英雄人物。“作者显然是以儒家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同时也糅合着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心理，表现了对于导致天下大乱的昏君贼臣的痛恨，对于创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1]。小说中的刘备就是作者所塑造的仁君的典范。他的一生“仁德及人”：对待百姓，他“与民秋毫无犯”，因而“远得民心，近得民望”；对待手下人才，他更是礼贤下士，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以师礼相待；对待手下败将，他也仁爱宽厚，极少赶尽杀绝。然而，就是作者竭力推崇的这样一位仁君，最终并未一统天下，却只是落得伐吴失败，元气大伤而死的下场。小说最后引用了这样的诗句作结：“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作者将这种结果视为“天数”，认为刘备的悲剧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笔者却认为，对于刘备失败的原因，不能单纯地以“天数”解释，应当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具体地探究刘备悲剧的成因。
一、“仁义”的盲目性
对于白手起家的刘备而言，仁义可以说是其立身之本。仁义使刘备得到了关张赵等人的誓死追随，也使刘备深得民心，更使刘备名声著于四海。然而，于乱世之中，仁义并非是万能的通行证，一味地盲目推行仁义，反而会成为军事家成就霸业的绊脚石。原著第四十回中，刘表去世，其子刘琮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要将荆州献与曹操。诸葛亮便力劝刘备趁此时机，攻打荆州。刘备却垂泪曰：“吾兄临危托孤于我，今若执其子而夺其城，异日死于九泉之下，何面目复见吾兄乎？”为了维护自己仁义至上的原则，刘备选择了放弃攻占荆州，转而奔走樊城。在逃难的路上，他又不肯舍弃百姓，致使曹操的追兵赶上。在乱军之中，若非赵子龙力保少主，刘备的的子嗣几乎不能保全。
又如在谋取西川之时，刘备因川主刘璋与自己同为汉室宗亲，不忍相残，所以迟迟不肯下手。不料，迟则生变，因张松的手书泄露令刘璋与刘备反目，致使刘备的军师庞统命殒落凤坡。庞统之死对于刘备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正如毛批中写道：“庞统不死，则收川之事委之庞统，而孔明可以不离荆州；纵使抚川之事托之孔明，而荆州又可转付庞统，虽有吕蒙、陆逊，何所施其诡计哉！”可以看出，刘备为自己的仁义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奉行仁义虽然使刘备的仁君之名布于四海，却也使他一次又一次的贻误了最佳战机，错过了发展壮大自己的机会。这种做法对于一个军事家来说实非明智之举。
二、“仁义”的局限性
“‘义’作为古代社会联接广大劳动人民共同起来反抗封建统治阶级压迫是一个纽带，有它积极的进步的一面。”[2]起初，刘备能够称霸一方，跟他的结义兄弟关羽和张飞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而后，作为一方霸主的刘备，却没有清醒的政治头脑，仍将手足义气凌驾于集团利益之上，于是乎酿成了他最终的悲剧。关羽为东吴所害，刘备为了给他报仇雪恨，不顾诸葛亮的劝阻，誓要伐吴，为关羽报仇雪恨。一意孤行的后果便是被陆逊火烧连营，几尽全军覆没。刘备并非不知在魏蜀吴三方中，以魏国的综合实力最强，吴蜀次之。只有吴蜀两国建立联盟，才能保全自身，逐步壮大实力与魏国相抗衡。一直以来，他也都在实行联吴抗魏的政策，然而过分的兄弟情义却使得他方寸大乱，冲动之下把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孙刘联盟毁于一旦，这也就等于把自己逼上了绝路。“结义这种方式，还是小生产者在争取生存权利过程中的产物，它是下层人们生存经验的凝聚物之一……可以使许多处于社会底层，政治上没有地位，经济上朝不保夕的人获得一点温暖和依靠，使他们相互搀扶着渡过难关”[3]可一旦在政治上取得地位之后，政治家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把集团利益置于个人情义之上。遗憾的是出身社会下层的刘备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被个人的恩怨情仇冲昏了头脑，而忽略了顾全大局。可以说，小农阶级的局限性其实是导致刘备悲剧的根本原因。
三、“仁义”的非现实性
事实上，刘备所处的时代并不具备推行仁义的现实可行性。东汉末年，皇权旁落，群雄割据，在这种情况下，想以仁义立世，失败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春秋战国时期也同样是一个群雄混战的乱世。其时，孔子继承了了西周的敬德保民的思想，提出了“仁者爱人”的学说。孟子则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仁政”思想，但他们的学说几乎都不为各国君主所有采纳。最后一统天下的是推崇武力、讲究“法治”的秦国。事实证明，只有先使用霸道的方法使自身在乱世中得以立足，才能为日后施行王道即仁政创造前提条件。庞统也曾在刘备取西川时提议要“攻昧兼弱，逆取顺守”，即身处乱世就应该用武力的方式来排除异己，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等到拥有了稳定统一的政局后，再推行仁义，用儒家的思想来治理国家、教化人民。奈何刘备没能真正践行庞统之言，他总是希冀于以仁义立世，这也就注定统一天下的伟业无法由他来完成。刘备的悲剧就在于他没有清楚的认识到，拥有一统天下的能力与手段远比应该由谁统一天下的问题来得更为迫切。
四、结语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堪称仁义的化身，深深地寄托着作者对仁君明主的渴慕之情。然而，身处乱世的政治家是无法依靠仁义立世的，更毋庸说一统天下了。正如荀子在《天论》中写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历史总是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向前发展的，要想走出乱世，仅凭仁义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高瞻远瞩的政治头脑以及强大的军事实力做后盾。可以说，刘备的悲剧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3.
[2]吴春.刘备的悲剧及其文化意义[J].宁德师专学报.2011（1）.
[3]胡淑芳.仁君的营造与作者的无奈—刘备论[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5（5）.
作者简介：
任晓茜（1991.08～ ），女，河北省深州市，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
关键词：刘备；悲剧；仁义
《三国演义》用通俗的语言描写了近百年宏达壮阔的历史纷争，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了体现作者爱憎倾向的英雄人物。“作者显然是以儒家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同时也糅合着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心理，表现了对于导致天下大乱的昏君贼臣的痛恨，对于创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1]。小说中的刘备就是作者所塑造的仁君的典范。他的一生“仁德及人”：对待百姓，他“与民秋毫无犯”，因而“远得民心，近得民望”；对待手下人才，他更是礼贤下士，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以师礼相待；对待手下败将，他也仁爱宽厚，极少赶尽杀绝。然而，就是作者竭力推崇的这样一位仁君，最终并未一统天下，却只是落得伐吴失败，元气大伤而死的下场。小说最后引用了这样的诗句作结：“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作者将这种结果视为“天数”，认为刘备的悲剧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笔者却认为，对于刘备失败的原因，不能单纯地以“天数”解释，应当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具体地探究刘备悲剧的成因。
一、“仁义”的盲目性
对于白手起家的刘备而言，仁义可以说是其立身之本。仁义使刘备得到了关张赵等人的誓死追随，也使刘备深得民心，更使刘备名声著于四海。然而，于乱世之中，仁义并非是万能的通行证，一味地盲目推行仁义，反而会成为军事家成就霸业的绊脚石。原著第四十回中，刘表去世，其子刘琮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要将荆州献与曹操。诸葛亮便力劝刘备趁此时机，攻打荆州。刘备却垂泪曰：“吾兄临危托孤于我，今若执其子而夺其城，异日死于九泉之下，何面目复见吾兄乎？”为了维护自己仁义至上的原则，刘备选择了放弃攻占荆州，转而奔走樊城。在逃难的路上，他又不肯舍弃百姓，致使曹操的追兵赶上。在乱军之中，若非赵子龙力保少主，刘备的的子嗣几乎不能保全。
又如在谋取西川之时，刘备因川主刘璋与自己同为汉室宗亲，不忍相残，所以迟迟不肯下手。不料，迟则生变，因张松的手书泄露令刘璋与刘备反目，致使刘备的军师庞统命殒落凤坡。庞统之死对于刘备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正如毛批中写道：“庞统不死，则收川之事委之庞统，而孔明可以不离荆州；纵使抚川之事托之孔明，而荆州又可转付庞统，虽有吕蒙、陆逊，何所施其诡计哉！”可以看出，刘备为自己的仁义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奉行仁义虽然使刘备的仁君之名布于四海，却也使他一次又一次的贻误了最佳战机，错过了发展壮大自己的机会。这种做法对于一个军事家来说实非明智之举。
二、“仁义”的局限性
“‘义’作为古代社会联接广大劳动人民共同起来反抗封建统治阶级压迫是一个纽带，有它积极的进步的一面。”[2]起初，刘备能够称霸一方，跟他的结义兄弟关羽和张飞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而后，作为一方霸主的刘备，却没有清醒的政治头脑，仍将手足义气凌驾于集团利益之上，于是乎酿成了他最终的悲剧。关羽为东吴所害，刘备为了给他报仇雪恨，不顾诸葛亮的劝阻，誓要伐吴，为关羽报仇雪恨。一意孤行的后果便是被陆逊火烧连营，几尽全军覆没。刘备并非不知在魏蜀吴三方中，以魏国的综合实力最强，吴蜀次之。只有吴蜀两国建立联盟，才能保全自身，逐步壮大实力与魏国相抗衡。一直以来，他也都在实行联吴抗魏的政策，然而过分的兄弟情义却使得他方寸大乱，冲动之下把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孙刘联盟毁于一旦，这也就等于把自己逼上了绝路。“结义这种方式，还是小生产者在争取生存权利过程中的产物，它是下层人们生存经验的凝聚物之一……可以使许多处于社会底层，政治上没有地位，经济上朝不保夕的人获得一点温暖和依靠，使他们相互搀扶着渡过难关”[3]可一旦在政治上取得地位之后，政治家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把集团利益置于个人情义之上。遗憾的是出身社会下层的刘备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被个人的恩怨情仇冲昏了头脑，而忽略了顾全大局。可以说，小农阶级的局限性其实是导致刘备悲剧的根本原因。
三、“仁义”的非现实性
事实上，刘备所处的时代并不具备推行仁义的现实可行性。东汉末年，皇权旁落，群雄割据，在这种情况下，想以仁义立世，失败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春秋战国时期也同样是一个群雄混战的乱世。其时，孔子继承了了西周的敬德保民的思想，提出了“仁者爱人”的学说。孟子则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仁政”思想，但他们的学说几乎都不为各国君主所有采纳。最后一统天下的是推崇武力、讲究“法治”的秦国。事实证明，只有先使用霸道的方法使自身在乱世中得以立足，才能为日后施行王道即仁政创造前提条件。庞统也曾在刘备取西川时提议要“攻昧兼弱，逆取顺守”，即身处乱世就应该用武力的方式来排除异己，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等到拥有了稳定统一的政局后，再推行仁义，用儒家的思想来治理国家、教化人民。奈何刘备没能真正践行庞统之言，他总是希冀于以仁义立世，这也就注定统一天下的伟业无法由他来完成。刘备的悲剧就在于他没有清楚的认识到，拥有一统天下的能力与手段远比应该由谁统一天下的问题来得更为迫切。
四、结语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堪称仁义的化身，深深地寄托着作者对仁君明主的渴慕之情。然而，身处乱世的政治家是无法依靠仁义立世的，更毋庸说一统天下了。正如荀子在《天论》中写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历史总是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向前发展的，要想走出乱世，仅凭仁义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高瞻远瞩的政治头脑以及强大的军事实力做后盾。可以说，刘备的悲剧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3.
[2]吴春.刘备的悲剧及其文化意义[J].宁德师专学报.2011（1）.
[3]胡淑芳.仁君的营造与作者的无奈—刘备论[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5（5）.
作者简介：
任晓茜（1991.08～ ），女，河北省深州市，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