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中国古老哲学思想的源头。它的经文虽是占筮之文，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它以博大的思想体系指导人们，无论处于逆境或顺境皆可审时度势从容应对，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易经》亦为中国人的《圣经》。
　　《易经》的出现、创作、传承直至最后成书，历经上古、中古、近古非凡的三阶段。上古指伏羲的新石器时代，中古指夏、商、周三代。近古指春秋战国，距今2500年。在此其间， 涌现出非凡的三位圣人—伏羲、周文王、孔子。
　　传统上一般认为《易经》起源自河图、洛书。据说在远古时代，黄河上出现了背上刻有图形龙马、洛水出现了背有文字的灵龟，圣人伏羲据此而画先天八卦。
　　殷商末年，周文王囚禁羑里，根据伏羲先天八卦演绎出后天八卦。推陈出新。创造出六十四卦，并为每一卦撰写了卦辞。其后其子姬旦撰写了三百八十四爻。自此，卦形便有了文字，图文并茂，象意互照，为《易经》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
　　斗转星移，至春秋时，孔子对其进行整理，与删定，对卦辞、爻辞作了进一步的诠释和发挥。撰写诸多解读文字。.其中《文言》是第一篇，其旨在解说乾坤两卦，但《文言》并不分上下篇。《彖传》是第二部分，对卦爻辞的具体解释。象传乃第三部分上下两篇专讲卦爻的象征意义。《系辞传》是第四种，是有关全书宗旨的一篇系统、详尽的通论。《说卦传》是第五种。阐述八卦取象的专论。《序卦传》乃第六种第九篇，主讲64卦之排列顺序。《杂卦传》第七种第十篇，它将64卦的原有次序打乱。两两一组，分成32组，然后用精练的语言解释卦意。上之七种十篇古之通称《十翼》或《易传》，它是解读《易经》的钥匙 。 是《易经》的重要组成部分。
　　纵观《易经》、《易传》其精神实质：易理是属于哲学性的。象数之学属于科学性的。而完整的易学，必须要由象、数科学的基础而到达哲学的最高境界。
　　那么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缘何称《易经》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古有“易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之赞语，其“文献依据”或来自《汉书·艺文志》：“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
　　通观中国思想史，可知其理由如下。
　　其一，由于后人尊孔之缘故。“六经”在孔子之前，本为诸子百家之共同的文化源头，“孔子删《诗》、《书》，定《礼》、《乐》，晚而赞《易》，修《春秋》”。于是遂有“六经”定本。其中，孔子下功夫最大、思虑最多且最为赞美的当属《易经》。《论语》中，夫子自道：“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亦称孔子晚而好《易》，读《易》韦编三绝。正是由于孔子的努力，《周易》方由卜筮之书转为“人文化成”之经典。
　　其二，《周易》的传承脉络清晰，对其“升为”六经之首多少产生一定影响。秦始皇“焚书”，但《易经》由于其卜筮的性质，仍有连续传承。这客观上为《易经》成为六经之首增加了砝码。
　　其三，《周易》的“哲学”性质决定了其为六经之首的地位。《礼记·经解》引孔子之言，认为“洁净精微，易教也”；《庄子·天下篇》认为“《易》以道阴阳”；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指出“余闻之董生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法言》认为“说天者，莫辩乎《易》”等等。诸种对《易》所下的判断，角度、看法虽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皆指出了《易》的“哲学”性质。《易》中各卦的排列方式、卦爻变化以及观物取象的类比思维模式，已彰显其哲学思维，“易传”更使其哲学性质呈现出明朗化、体系化的特征。即《周易》以乾坤、太极为主要元素勾划出一种朴素的宇宙本体论，使天、地、人融为一体的系统化、机体化的思维模式得以形成。孔子更将生命意识、忧患意识、伦理精神以及对圣贤品格的追求注入其中，《易经》可谓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等哲学品格。
　　宇宙万象，变化莫测。人生际遇，动止纷纭。易学之象、数、理其内涵，无非教导人们知变与适变而已。知变是理智的结晶，适变是象、数的明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