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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说对边地的书写，近年有一个深化，像阿来、范稳、次仁罗布等人笔下的藏区，较之以前的书写，就有了一种全新的面貌。达真是新出现的藏族作家，也加入到了这个写作行列。他的作品，现在我们读到的，主要是长篇小说《康巴》和《命定》，这两部小说，一出版就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它所呈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边地景象。多民族的交汇，多文化的融合，构成了康巴地区独有的精神，尤其是在战争和动荡年代，这种精神更是暗含了民族和解的重要消息。之前，还很少有作家是从民族和解的可能性上去关注少数民族的命运问题的，也很少有人像达真这样，对一个地区文明的形成作如此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康巴》从地方出发，触及到的却是具有普泛性的话题，由此也证明，达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很少有民族偏见的民族作家。
关键词：《康巴》；康巴意蕴；民族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173-03
达真以一个民族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通过《康巴》这部小说，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真实的康巴，体现了民族作家真实的品质和勇于担当的精神。《康巴》既具深厚的历史背景，又贯穿现代思想意识的思考，既有深邃的思想文化内涵，又有较高的艺术追求，在当代藏族题材长篇小说中，可谓独树一帜。
一、还原真实的西藏
阿来在接受访谈时曾说：我写作的目的是要还原真实的西藏。力图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向外界化解那些像藤蔓一样七缠八绕地绞在一起的那种“雾障”。达真的小说也在作同样的努力。在《康巴》后记中，他说：康巴，在外人的眼中一直是无限神秘的，让人在阅读中领略杂居地多个民族的秘史，是我的终极目标。
《康巴》多角度多层面向外人揭示上个世纪前50年康区三代人的生存现状。小说在清末“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下，展现了云登土司由盛及衰的家族史，以及降央土司与尔金呷两家的家族矛盾，小说的另一背景是伟大的茶马贸易，这里展示的是民间的康巴。回族青年郑云龙因情杀经由茶马古道进入康巴，康巴给了他发展的空间和机遇，从一个雇工发迹成掌一方权势的长官。在叙述的过程中，处处可见人性的光辉和现代思想的闪光。
地处藏汉回交汇处的云登土司是一个有学识、有修养、有抱负，具有开放意识，对自我有清醒认识的人，他是康巴上层文化文明的化身。在“改土归流”的政策下，与其他土司一样，欲望使他很留恋土司的权力和地位，但他清醒地意识到，土司制度必然被新的制度所取代，如果要在多民族聚居地保住生存位置，相互间就必须学会宽容和尊重。云登土司处在西藏上层权力和中原朝廷势力之间，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就要学会审时度势、左右逢源，学会依靠，学会独立，在“夹缝”中寻求生存的空间。其间他经历着沉浮与彷徨，绝望、挣扎、希望交替出现在他的生命中。
作者在展现云登作为一个出色土司的同时，也从人性的角度塑造使他的形象更丰满。年轻时的云登为了喜欢的女人杀死了情敌杨格桑，但他的内心也经受着惊恐的折磨。二十七年后，当他的情敌转世为他的孙子降生到云登家里，而且梦境提示日后此人还会成为云登家族的继承人，一向仁慈豁达的云登也不能从心里真正接受这个孙子，后来让孙子松吉罗布出家修行，实际上是把孙子赶出了家门。作者真实地刻画了云登复杂隐晦的心理，这是符合人性的。云登是一位具有开明思想意识的土司，他的思想是现代的甚至是超前的，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建一座“康巴宗教博物馆”，凭着对康巴的热爱和强烈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向世人展示康巴的包容和大爱。云登想像中的康巴宗教博物馆，其实就是现实康定的缩影，因此，保护好康定就是实现了自己的宏愿。于是，在康定遭到边军洗劫的灾难时，云登放下对外来各族人的排斥与抱怨，授命于危难，率众抵抗，在生存的底线面前，各族人团结在一起，组成了一道保卫家园的生命之墙。
与开明的云登土司不同，降央土司是个及其残暴狡诈的人，他对土司的理解就是：“拥有最多最广最肥沃的土地，拥有数量庞大的畜群和科巴，拥有更多更贵的珠宝和金银，能吃最好最美的食物，能睡更鲜更美的女人，能吞并相邻弱小土司……”，他是腐朽僵化土司制度的代表。为了能更多地继承父亲的财产和权力，他害死了两个弟弟，勾结父亲的第四个老婆，两人狼狈为奸。因尔金呷放养的牛误吃了降央家的草，遭到降央家打手的毒打，尔金呷的父亲杀死了降央家的打手尼玛和降央妹妹的男人，而尔金呷的父亲也死在了降央父亲的刀下。从此两家结下了世仇。复仇的种子逼迫尔金呷远走高飞，等待来年报仇雪耻。十八年来，在绵长的茶马古道上，锻炼了尔金呷的勇气、智慧与见识，十八年后回到康定，当年的小放牛娃已成了一只苍鹰，开始了对降央家族的复仇之路。他从汉人那里学到了种罂粟，又组建了驮队，从中赚到了大量的银子，但这些钱财都用来买对付降央家的枪支弹药了。他利用其他人对降央家的矛盾和仇恨，暗中支持帮助他们寻仇，以削弱打击降央家的势力。尔金呷有勇气，有智谋，但是被仇恨蒙住了双眼，最终导致两败俱伤。通过这条故事线索，让我们了解到康巴人崇尚武力，有仇必报，感性冲动，不够理智的性格。这可能也是藏族人愚昧的一面。
《康巴》不仅向我们展示康巴大地上层社会的部落纷争、权势更替、恩怨情仇，更把目光对准繁荣的茶马贸易场所。从这里，我们了解到清末民初的康巴，不仅有土司、头人、家奴、僧侣、锅庄主、商人、雇工、背茶夫等普通民众。阿来说：“我多年来一直力图淡描僧侣文化，倡导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康巴》给予了积极地呼应”。正如小说这样写到：“从此，这片数千年来仅为神提供的广袤大地上充满僧侣文化的土地上，开始有了人，开始有了广‘凡夫俗子’们的生存空间，这不能不说是大西南历史上‘马易茶’而起的一次人性的伟大解放”[1]。作者把笔触深入康巴腹地，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一个鲜活、真实、充满生机活力的康巴。这里商品互通有无，各色人等和各种文化互相交流、碰撞、融合，营造了一片热闹繁荣、多姿多彩、祥和的大爱之地。
小说在茶马贸易的背景下展现普通人的命运。回族青年郑云龙因情杀死了钱家的少爷而被逼携玉珍从茶马古道逃到了康定，在白阿佳的锅庄做缝茶工，后又因杀死侮辱玉珍致死的刘胖子而加入表哥的部队。康巴大地和藏族人给了他发展的空间和机遇，从此节节高升。漂亮精明能干的女锅庄主白阿佳为了经营好自己的锅庄，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但也有作为一个女人的艰辛和无奈。丈夫过早地离开人世，经营的重担，独身女人遭受男人的纠缠，无人慰藉心灵的孤独，她的人生也是不完美的，后来有幸在中年寻找到情投意合的伴侣。在茶马古道，我们能看到背茶夫在悬崖峭壁和艰难险阻的道路上终年往返，也能了解到缝茶工作业环境的恶劣和苦中作乐的精神。这些普通的民众，为了生存，在艰辛地劳作着。他们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值得肯定。 小说用冷静的笔触，富有哲思的讲述，真实客观地解秘上个世纪前50年康区的历史、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民风民俗，让外人了解一个真实的康巴，这样的努力，深具文学地方志的意义。
二、康巴文化意蕴的展示
康巴，意为边地康区境内的藏人。近年来，学术界对藏族传统地理区域“康区”的民族文化提炼出一个地域文化概念：康巴文化。“康巴文化”指的“是以藏族文化为主体，兼容其他民族文化，具有多元性、复合性特色的地域文化。康巴文化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不同文化的和谐兼容，人与人和谐共处的“香格里拉”人文意境。康巴地区还是伟大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的诞生地。康巴文化与卫藏文化、安多文化的区别主要凸显在：康巴具有更鲜明的格萨尔人文精神。《格萨尔王》英雄史诗所体现的最核心的文化价值就是对人性的颂扬和肯定[2]。
《康巴》首先向我们展现了康区民族成分的多元性。因为康区处在汉藏文化交接处，民族活动和迁徙十分频繁，康区藏人中不同程度地融入了其他民族成分。在这里，有本土的藏人云登土司等其他土司、头人和普通的农奴和民众，有汉族人、川商、陕商各色人等，有回族郑云龙等人，还有彝族人、纳西人、蒙古人、英国人、印度人、瑞士人、法国人等，康定是个多种族杂居的地方。
在这个各民族杂居的地方，由于各自宗教信仰的不同，风俗文化的差异，表现出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的多元性。小说《康巴》呈现了康定除本土的原始宗教苯教、藏传佛教之外，还有中原汉地的各种教派，阿拉伯的伊斯兰教，西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等相互并存。在这块开放包容的土地上，寺庙、清真寺、教堂、道观、各路神仙的庙宇同时并存，各个民族和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间互相尊重理解、和谐兼容。
康巴是一块及具包容性的大爱之地，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人拥有格萨尔王的人文精神，小说在讲述中不时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各族人用爱和智慧营造一片和谐的景象。
在边军进犯康定城时，云登格龙放下对汉人和其他外来人的排斥，率众共同御敌，各族人团结起来组成了保卫康定的人墙。在“改土归流”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云登土司既顺应形势，又运用智慧最大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势力，体现了开明土司包容人性智慧的一面。当初因为种族和门第的原因，极力反对三女儿索朗旺母嫁给汉族青年刘康生，致使女儿离家出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过抢劫事件，云登逐渐改变对外族人肤浅的看法，十四年后当女婿携妻儿回到故乡时，云登格龙愉快地接纳了女婿。使云登家族以及藏汉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小说用云登格龙的命运沉浮和言行心理，向我们正面揭示了藏族用智慧，爱赢得和谐繁荣的景象。相反，狭隘狡诈残暴的降央土司与尔金呷由于家族矛盾引发的复仇导致两败俱伤，尔金呷家除了女儿阿满初无一幸免，降央家被仇家赶尽杀绝。小说用这个反面例证说明爱，包容，和谐的必要性。在复仇期间，尔金呷的儿子达瓦曾多次深感为复仇付出如此多人力物力财力，内心不安，罪孽深重。被老阿妈为了救活幼獐面带笑容走向死亡的大爱精神所震撼，发出自己的呼声：“阿爸！收手吧！虽然老天带给生灵的灾难是无法回避的，但人与人之间的屠杀是可以化解的……”，这是达瓦的呼声，也是作者的心声。遗憾的是没能说服阿爸。多年之后，阿满初为亲人和仇人诵读《为罪人颂》，往日的血海深仇最终释然，归为平静，这不能不说是对家族复仇行动的反思与忏悔。土登与阿满初不顾家族的矛盾，为爱相互吸引。尔金呷虽对降央家恨之入骨，但在两家械斗中土登身亡女儿受伤的情况下，也第一次哭啼着说：“孩子，阿爸明白了，你和土登的事，怎么不早些告诉阿爸呀，是阿爸害了你和全家啊！”这是发自心灵深处的呼声，是人性的光辉，在伟大的父爱面前，血海深仇也可以化解。
三、再探讨：民族文化身份认同
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与杂交是康区文化的基本特色。每个“交界地带”和“过渡地带”的社会习俗，文化信仰，思维方式都带有文化结合部的成分的复杂性，丰富性和流动性，因而结合部的每个民族和个体也都会面临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于是，寻找民族和个体的文化身份，重建文化认同，成为一个无法避开的话题[3]。达真的小说《康巴》也是反映“文化杂交”地带的典型文本。
在藏族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上，由于藏族其鲜明的民族身份的存在，在文学创作中也会有意识地探求建构书写民族文化身份。在梳理藏族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可发现藏族当代文学民族意识、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与书写有其嬗变的轨迹。
上个世纪末新世纪初，达真通过其小说对其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与书写作了明确的阐释。《康巴》里塑造的众多人物，可以看作不同文化身份的代表。云登格龙代表康巴开明的权力上层文化；降央土司代表落后、僵化、腐朽的土司制度；尔金呷从一个农奴跻身上层阶层，他的性格很复杂，复仇文化是其主体。锅庄主白阿佳是普通民众的代表，其代表的是康巴的民间文化。这些人共同的身份是藏族，也是藏族本土文化的代表。其他外来文化如瑞士学者鲁尼和法国女学者代表西方现代文化。刘志康等代表先进的汉文化。虽然作者力图用客观的态度看待不同的文化，但是由于其藏族身份的使然，本民族意识还是占据心理的主导位置。对于本民族的风俗文化，作者清醒地看到了其僵化腐朽、愚昧落后的一面。比如降央土司的残暴，愚昧的复仇观念。对于如何处理本土文化与他者文化，作者赞成本土文化与外来先进文明间相互交流融合、各取所长。比如，小说借助阿满初想通过办教育改变康巴落后的现状，表明作者的观点。面对本土文化，作者更多地还是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如瑞士学者鲁尼，面对朝圣者的虔诚和豁达的生死观，觉得一种白人的优越感正在动摇，以一个失败者的姿态结束了“所谓用文明去提升亚文明”的对话，感到富人的精神家园是如此苍白和可悲。作者通过鲁尼的情感心理变化，其实是对康巴文化的肯定。益珍老阿妈为了救活幼獐面带笑容地死亡，体现了藏族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相处，也为老阿妈树立起一面大爱的旗帜。文中多次写到：康定真的是大爱之地，这里的藏人对于外来者很包容。对于外人看来属无稽之谈的“天断”，在藏族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却被视为智慧，作者不做是非优劣的评判。对于外人的惊讶与不理解，作者把此看成是文化观念的不同。对于外来的各种文化，作者既看到了其进步文明的一面，但不盲目的全盘接受。如华神父向孤残老人巴姆仁青布道，老人说：“神父劝我进他们的教堂，那我把佛祖放在哪里”？巴姆老人虔诚坚定的佛教信仰，也说明藏族文化经受得住外来文化的冲击，能作出明智的判断。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节的发展，所有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权力更迭，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都归于相互的交流融合、和谐共存。藏族姑娘阿满初，身负血海深仇，皈依天主教，在天主教徒莫丽的爱护帮助下，重拾生活的信心，收获幸福的婚姻，重获内心的宁静。心中的佛教与信奉的天主教对她的人生并没有冲击，而是帮助她达到宁静、和谐的心境。华神父等人向孤残老人巴姆仁青布道，面对信仰坚定的老人，神父没有攻击佛教，只是以实际的帮助去感化老人。老人也没有因为与天主教徒信仰的不同而排斥他们，体现彼此对各自不同信仰的尊重。而阿满初等藏族人从外族人身上了悟到学习知识、接受现代文明的必要。不同的信仰和教义共存于康巴，它们之间不是冲突而是互为影响，相互学习，使康巴大地涌动着更多地温暖生机。
回族青年郑云龙，信仰的是伊斯兰教的真主安拉，却与藏人和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更好地了解管理好康区，他用心的学习藏文和佛经的常识，在真主和菩萨的保护下一路辉煌，后来娶了藏族头人的女儿，更稳固了自己在康巴的地位，扎根在康巴这块具有包容胸怀的大爱之地。
这是《康巴》为建构新型的民族文化身份所寻求的道路：各民族的团结融合是众望所归，在统一的中国，民族不过只是一个符号，和是命中注定的。这就是大中国文化的宽广性、包容性和命定性——和而不同，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我们应从人性和爱的角度理解看待不同的种族和文化。达真通过他的小说《康巴》，成功地说明，我们应该发展多元一体和谐宽容的民族文化，反对政治性的种族认同及其他一些藏民族主义者的抵抗性书写。民族作家在写作时既要在国家文学、个体文学、族群文学间寻找基本的平衡点，也要保证文学拥有最为基本的普适的人类性。
参考文献：
〔1〕达真.康巴·后记[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346.
〔2〕〔3〕丹珍草.藏族当代作家汉语创作论[M].北京：民族文学出版社，2008.87-88，97.
〔4〕〔5〕〔6〕达真.康巴[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29， 166，231.
关键词：《康巴》；康巴意蕴；民族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173-03
达真以一个民族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通过《康巴》这部小说，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真实的康巴，体现了民族作家真实的品质和勇于担当的精神。《康巴》既具深厚的历史背景，又贯穿现代思想意识的思考，既有深邃的思想文化内涵，又有较高的艺术追求，在当代藏族题材长篇小说中，可谓独树一帜。
一、还原真实的西藏
阿来在接受访谈时曾说：我写作的目的是要还原真实的西藏。力图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向外界化解那些像藤蔓一样七缠八绕地绞在一起的那种“雾障”。达真的小说也在作同样的努力。在《康巴》后记中，他说：康巴，在外人的眼中一直是无限神秘的，让人在阅读中领略杂居地多个民族的秘史，是我的终极目标。
《康巴》多角度多层面向外人揭示上个世纪前50年康区三代人的生存现状。小说在清末“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下，展现了云登土司由盛及衰的家族史，以及降央土司与尔金呷两家的家族矛盾，小说的另一背景是伟大的茶马贸易，这里展示的是民间的康巴。回族青年郑云龙因情杀经由茶马古道进入康巴，康巴给了他发展的空间和机遇，从一个雇工发迹成掌一方权势的长官。在叙述的过程中，处处可见人性的光辉和现代思想的闪光。
地处藏汉回交汇处的云登土司是一个有学识、有修养、有抱负，具有开放意识，对自我有清醒认识的人，他是康巴上层文化文明的化身。在“改土归流”的政策下，与其他土司一样，欲望使他很留恋土司的权力和地位，但他清醒地意识到，土司制度必然被新的制度所取代，如果要在多民族聚居地保住生存位置，相互间就必须学会宽容和尊重。云登土司处在西藏上层权力和中原朝廷势力之间，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就要学会审时度势、左右逢源，学会依靠，学会独立，在“夹缝”中寻求生存的空间。其间他经历着沉浮与彷徨，绝望、挣扎、希望交替出现在他的生命中。
作者在展现云登作为一个出色土司的同时，也从人性的角度塑造使他的形象更丰满。年轻时的云登为了喜欢的女人杀死了情敌杨格桑，但他的内心也经受着惊恐的折磨。二十七年后，当他的情敌转世为他的孙子降生到云登家里，而且梦境提示日后此人还会成为云登家族的继承人，一向仁慈豁达的云登也不能从心里真正接受这个孙子，后来让孙子松吉罗布出家修行，实际上是把孙子赶出了家门。作者真实地刻画了云登复杂隐晦的心理，这是符合人性的。云登是一位具有开明思想意识的土司，他的思想是现代的甚至是超前的，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建一座“康巴宗教博物馆”，凭着对康巴的热爱和强烈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向世人展示康巴的包容和大爱。云登想像中的康巴宗教博物馆，其实就是现实康定的缩影，因此，保护好康定就是实现了自己的宏愿。于是，在康定遭到边军洗劫的灾难时，云登放下对外来各族人的排斥与抱怨，授命于危难，率众抵抗，在生存的底线面前，各族人团结在一起，组成了一道保卫家园的生命之墙。
与开明的云登土司不同，降央土司是个及其残暴狡诈的人，他对土司的理解就是：“拥有最多最广最肥沃的土地，拥有数量庞大的畜群和科巴，拥有更多更贵的珠宝和金银，能吃最好最美的食物，能睡更鲜更美的女人，能吞并相邻弱小土司……”，他是腐朽僵化土司制度的代表。为了能更多地继承父亲的财产和权力，他害死了两个弟弟，勾结父亲的第四个老婆，两人狼狈为奸。因尔金呷放养的牛误吃了降央家的草，遭到降央家打手的毒打，尔金呷的父亲杀死了降央家的打手尼玛和降央妹妹的男人，而尔金呷的父亲也死在了降央父亲的刀下。从此两家结下了世仇。复仇的种子逼迫尔金呷远走高飞，等待来年报仇雪耻。十八年来，在绵长的茶马古道上，锻炼了尔金呷的勇气、智慧与见识，十八年后回到康定，当年的小放牛娃已成了一只苍鹰，开始了对降央家族的复仇之路。他从汉人那里学到了种罂粟，又组建了驮队，从中赚到了大量的银子，但这些钱财都用来买对付降央家的枪支弹药了。他利用其他人对降央家的矛盾和仇恨，暗中支持帮助他们寻仇，以削弱打击降央家的势力。尔金呷有勇气，有智谋，但是被仇恨蒙住了双眼，最终导致两败俱伤。通过这条故事线索，让我们了解到康巴人崇尚武力，有仇必报，感性冲动，不够理智的性格。这可能也是藏族人愚昧的一面。
《康巴》不仅向我们展示康巴大地上层社会的部落纷争、权势更替、恩怨情仇，更把目光对准繁荣的茶马贸易场所。从这里，我们了解到清末民初的康巴，不仅有土司、头人、家奴、僧侣、锅庄主、商人、雇工、背茶夫等普通民众。阿来说：“我多年来一直力图淡描僧侣文化，倡导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康巴》给予了积极地呼应”。正如小说这样写到：“从此，这片数千年来仅为神提供的广袤大地上充满僧侣文化的土地上，开始有了人，开始有了广‘凡夫俗子’们的生存空间，这不能不说是大西南历史上‘马易茶’而起的一次人性的伟大解放”[1]。作者把笔触深入康巴腹地，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一个鲜活、真实、充满生机活力的康巴。这里商品互通有无，各色人等和各种文化互相交流、碰撞、融合，营造了一片热闹繁荣、多姿多彩、祥和的大爱之地。
小说在茶马贸易的背景下展现普通人的命运。回族青年郑云龙因情杀死了钱家的少爷而被逼携玉珍从茶马古道逃到了康定，在白阿佳的锅庄做缝茶工，后又因杀死侮辱玉珍致死的刘胖子而加入表哥的部队。康巴大地和藏族人给了他发展的空间和机遇，从此节节高升。漂亮精明能干的女锅庄主白阿佳为了经营好自己的锅庄，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但也有作为一个女人的艰辛和无奈。丈夫过早地离开人世，经营的重担，独身女人遭受男人的纠缠，无人慰藉心灵的孤独，她的人生也是不完美的，后来有幸在中年寻找到情投意合的伴侣。在茶马古道，我们能看到背茶夫在悬崖峭壁和艰难险阻的道路上终年往返，也能了解到缝茶工作业环境的恶劣和苦中作乐的精神。这些普通的民众，为了生存，在艰辛地劳作着。他们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值得肯定。 小说用冷静的笔触，富有哲思的讲述，真实客观地解秘上个世纪前50年康区的历史、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民风民俗，让外人了解一个真实的康巴，这样的努力，深具文学地方志的意义。
二、康巴文化意蕴的展示
康巴，意为边地康区境内的藏人。近年来，学术界对藏族传统地理区域“康区”的民族文化提炼出一个地域文化概念：康巴文化。“康巴文化”指的“是以藏族文化为主体，兼容其他民族文化，具有多元性、复合性特色的地域文化。康巴文化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不同文化的和谐兼容，人与人和谐共处的“香格里拉”人文意境。康巴地区还是伟大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的诞生地。康巴文化与卫藏文化、安多文化的区别主要凸显在：康巴具有更鲜明的格萨尔人文精神。《格萨尔王》英雄史诗所体现的最核心的文化价值就是对人性的颂扬和肯定[2]。
《康巴》首先向我们展现了康区民族成分的多元性。因为康区处在汉藏文化交接处，民族活动和迁徙十分频繁，康区藏人中不同程度地融入了其他民族成分。在这里，有本土的藏人云登土司等其他土司、头人和普通的农奴和民众，有汉族人、川商、陕商各色人等，有回族郑云龙等人，还有彝族人、纳西人、蒙古人、英国人、印度人、瑞士人、法国人等，康定是个多种族杂居的地方。
在这个各民族杂居的地方，由于各自宗教信仰的不同，风俗文化的差异，表现出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的多元性。小说《康巴》呈现了康定除本土的原始宗教苯教、藏传佛教之外，还有中原汉地的各种教派，阿拉伯的伊斯兰教，西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等相互并存。在这块开放包容的土地上，寺庙、清真寺、教堂、道观、各路神仙的庙宇同时并存，各个民族和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间互相尊重理解、和谐兼容。
康巴是一块及具包容性的大爱之地，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人拥有格萨尔王的人文精神，小说在讲述中不时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各族人用爱和智慧营造一片和谐的景象。
在边军进犯康定城时，云登格龙放下对汉人和其他外来人的排斥，率众共同御敌，各族人团结起来组成了保卫康定的人墙。在“改土归流”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云登土司既顺应形势，又运用智慧最大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势力，体现了开明土司包容人性智慧的一面。当初因为种族和门第的原因，极力反对三女儿索朗旺母嫁给汉族青年刘康生，致使女儿离家出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过抢劫事件，云登逐渐改变对外族人肤浅的看法，十四年后当女婿携妻儿回到故乡时，云登格龙愉快地接纳了女婿。使云登家族以及藏汉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小说用云登格龙的命运沉浮和言行心理，向我们正面揭示了藏族用智慧，爱赢得和谐繁荣的景象。相反，狭隘狡诈残暴的降央土司与尔金呷由于家族矛盾引发的复仇导致两败俱伤，尔金呷家除了女儿阿满初无一幸免，降央家被仇家赶尽杀绝。小说用这个反面例证说明爱，包容，和谐的必要性。在复仇期间，尔金呷的儿子达瓦曾多次深感为复仇付出如此多人力物力财力，内心不安，罪孽深重。被老阿妈为了救活幼獐面带笑容走向死亡的大爱精神所震撼，发出自己的呼声：“阿爸！收手吧！虽然老天带给生灵的灾难是无法回避的，但人与人之间的屠杀是可以化解的……”，这是达瓦的呼声，也是作者的心声。遗憾的是没能说服阿爸。多年之后，阿满初为亲人和仇人诵读《为罪人颂》，往日的血海深仇最终释然，归为平静，这不能不说是对家族复仇行动的反思与忏悔。土登与阿满初不顾家族的矛盾，为爱相互吸引。尔金呷虽对降央家恨之入骨，但在两家械斗中土登身亡女儿受伤的情况下，也第一次哭啼着说：“孩子，阿爸明白了，你和土登的事，怎么不早些告诉阿爸呀，是阿爸害了你和全家啊！”这是发自心灵深处的呼声，是人性的光辉，在伟大的父爱面前，血海深仇也可以化解。
三、再探讨：民族文化身份认同
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与杂交是康区文化的基本特色。每个“交界地带”和“过渡地带”的社会习俗，文化信仰，思维方式都带有文化结合部的成分的复杂性，丰富性和流动性，因而结合部的每个民族和个体也都会面临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于是，寻找民族和个体的文化身份，重建文化认同，成为一个无法避开的话题[3]。达真的小说《康巴》也是反映“文化杂交”地带的典型文本。
在藏族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上，由于藏族其鲜明的民族身份的存在，在文学创作中也会有意识地探求建构书写民族文化身份。在梳理藏族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可发现藏族当代文学民族意识、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与书写有其嬗变的轨迹。
上个世纪末新世纪初，达真通过其小说对其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与书写作了明确的阐释。《康巴》里塑造的众多人物，可以看作不同文化身份的代表。云登格龙代表康巴开明的权力上层文化；降央土司代表落后、僵化、腐朽的土司制度；尔金呷从一个农奴跻身上层阶层，他的性格很复杂，复仇文化是其主体。锅庄主白阿佳是普通民众的代表，其代表的是康巴的民间文化。这些人共同的身份是藏族，也是藏族本土文化的代表。其他外来文化如瑞士学者鲁尼和法国女学者代表西方现代文化。刘志康等代表先进的汉文化。虽然作者力图用客观的态度看待不同的文化，但是由于其藏族身份的使然，本民族意识还是占据心理的主导位置。对于本民族的风俗文化，作者清醒地看到了其僵化腐朽、愚昧落后的一面。比如降央土司的残暴，愚昧的复仇观念。对于如何处理本土文化与他者文化，作者赞成本土文化与外来先进文明间相互交流融合、各取所长。比如，小说借助阿满初想通过办教育改变康巴落后的现状，表明作者的观点。面对本土文化，作者更多地还是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如瑞士学者鲁尼，面对朝圣者的虔诚和豁达的生死观，觉得一种白人的优越感正在动摇，以一个失败者的姿态结束了“所谓用文明去提升亚文明”的对话，感到富人的精神家园是如此苍白和可悲。作者通过鲁尼的情感心理变化，其实是对康巴文化的肯定。益珍老阿妈为了救活幼獐面带笑容地死亡，体现了藏族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相处，也为老阿妈树立起一面大爱的旗帜。文中多次写到：康定真的是大爱之地，这里的藏人对于外来者很包容。对于外人看来属无稽之谈的“天断”，在藏族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却被视为智慧，作者不做是非优劣的评判。对于外人的惊讶与不理解，作者把此看成是文化观念的不同。对于外来的各种文化，作者既看到了其进步文明的一面，但不盲目的全盘接受。如华神父向孤残老人巴姆仁青布道，老人说：“神父劝我进他们的教堂，那我把佛祖放在哪里”？巴姆老人虔诚坚定的佛教信仰，也说明藏族文化经受得住外来文化的冲击，能作出明智的判断。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节的发展，所有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权力更迭，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都归于相互的交流融合、和谐共存。藏族姑娘阿满初，身负血海深仇，皈依天主教，在天主教徒莫丽的爱护帮助下，重拾生活的信心，收获幸福的婚姻，重获内心的宁静。心中的佛教与信奉的天主教对她的人生并没有冲击，而是帮助她达到宁静、和谐的心境。华神父等人向孤残老人巴姆仁青布道，面对信仰坚定的老人，神父没有攻击佛教，只是以实际的帮助去感化老人。老人也没有因为与天主教徒信仰的不同而排斥他们，体现彼此对各自不同信仰的尊重。而阿满初等藏族人从外族人身上了悟到学习知识、接受现代文明的必要。不同的信仰和教义共存于康巴，它们之间不是冲突而是互为影响，相互学习，使康巴大地涌动着更多地温暖生机。
回族青年郑云龙，信仰的是伊斯兰教的真主安拉，却与藏人和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更好地了解管理好康区，他用心的学习藏文和佛经的常识，在真主和菩萨的保护下一路辉煌，后来娶了藏族头人的女儿，更稳固了自己在康巴的地位，扎根在康巴这块具有包容胸怀的大爱之地。
这是《康巴》为建构新型的民族文化身份所寻求的道路：各民族的团结融合是众望所归，在统一的中国，民族不过只是一个符号，和是命中注定的。这就是大中国文化的宽广性、包容性和命定性——和而不同，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我们应从人性和爱的角度理解看待不同的种族和文化。达真通过他的小说《康巴》，成功地说明，我们应该发展多元一体和谐宽容的民族文化，反对政治性的种族认同及其他一些藏民族主义者的抵抗性书写。民族作家在写作时既要在国家文学、个体文学、族群文学间寻找基本的平衡点，也要保证文学拥有最为基本的普适的人类性。
参考文献：
〔1〕达真.康巴·后记[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346.
〔2〕〔3〕丹珍草.藏族当代作家汉语创作论[M].北京：民族文学出版社，2008.87-88，97.
〔4〕〔5〕〔6〕达真.康巴[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29， 166，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