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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封土墓，中国古代也称为“坟丘”、“墓冢”。封土墓的产生与中国先秦时期古代社会制度的变革息息相关。研究中国先秦时期封土墓的形成发展演变的过程，不光能给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的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而且在探索两周之际中国社会文化变革上有着一定的意义。中国先秦时期墓上遗迹自新石器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虽然形式多样，但在东周之前，除了考古发现的一些还待商榷的疑似封土的墓葬之外，“古之墓而不坟”应为确当的。那么，封土之俗应当是在春秋早期开始的，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则迅速发展，最后到了战国时期则盛行于中国各地。
关键词：先秦；封土墓；墓上遗迹；等级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020-04
本文谈及先秦时期的封土墓，首先需确定封土含义，即泛指墓上聚拢的土堆，无论是否带夯，亦不论大小规模，只要是墓上积土，则皆包括在内。墓上积土在古代文献之中有坟、丘、冢、封等名称，但其涵义大体是有区别的，如《说文解字》“墓为平处，坟为高处。”；《方言》云：“大者谓之丘”，《说文解字》“丘，土之高也。大司徒注曰土高曰丘”，丘谓积土高大的坟；《说文解字》“冢，高坟也。土部，曰坟者墓也。墓之高者曰冢。按《释山》云山顶曰冢。郑注冢人云，冢，封土为丘陇像冢而为之。”；《说文解字》“大司徒注曰封，起土畍也。封人注曰聚土曰封”。由此可见“坟”大概是范指墓上有土堆，不论大小皆曰坟；而“丘”当为积土高大的墓；“冢”为墓上有似山状高大土堆的坟墓；“封”即为聚土之意，所以在此仅以封土墓范指凡墓上存在积土的墓葬。
中国先秦时期墓葬，在东周以前，当如《礼记·檀弓上》孔子所言“古也墓而不坟”，即实行《周易·系辞传下》所云“不封不树”之制，东周以降则盛行封土墓。那么中国封土墓产生之前，存在哪些墓上遗迹，其形式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关系着中国先秦时期墓上遗迹发展演变到坟丘的历程。墓上遗迹是中国墓葬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为研究中国古代祭祀礼仪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
一、中国夏朝以前是否存在封土墓
旧石器时代的墓葬，仅见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为旧石器晚期，这也是中国最早的墓葬，其墓葬只是利用天然洞穴的一部分来安置死者，正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说“盖上世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
“至于到了新石器时代，墓葬已经有了明确的墓葬制度”[1]。据目前的考古发掘墓葬资料来看，新石器时期墓葬以竖穴土坑墓为主，至于封土之迹未见。但新石器中晚期墓上遗迹仍有所发现，如分布于华北北部的红山文化的积石冢墓，有积石并围以石围圈下压泥质红陶碎片或彩陶筒形器，也有外围石围墙的积石墓[2]；另外在浙江余杭县反山墓地及瑶山墓地都发现了于熟土墩上埋着随葬大量玉器的墓葬[3]；还有位于西北地区的陕西凤翔大幸村龙山晚期的墓葬中发现M3的墓圹周围发现了建筑设施[4]。古代墓葬因地域、时代、文化之别肯定会存在着差异性，正如上述考古资料所示，新石器时代墓上遗迹存在不同的形式—积石形式、土墩形式、建筑形式，且这些墓上遗迹都应该与史前原始氏族的祭祀相关，同时也标明墓葬的具体位置。另外，根据一些民族学资料显示，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氏族墓葬区中，一些墓葬之上就是以木桩或石块等来标识墓地。“可以认为在墓上放置树枝、石头、陶片、安设木桩、篱笆以及修建简易栅房等设施，应当就是由‘墓’到‘坟’的演进过程中的中间过渡形式”[5]。当然，红山文化的积石墓、良渚文化的土墩墓、陕西大幸村龙山晚期的墓上建筑，这些遗迹规格甚高，绝对不会是氏族之中普通成员的墓葬所能享有的葬礼制度，似乎解释为氏族中地位较高者的埋葬之所更为妥当，那么普通氏族成员的墓葬，似乎更应该是如民族学所讲的木桩，石块等简易设施来明确墓葬所在地，自然这些墓上简易设施因时代久远，考古上难有所见。要之，夏代之前的中国先民就有了灵魂意识，出现了埋葬死者的行为，但墓葬之上堆砌封土还是未见的。
二、夏、商是否存在封土墓
要谈夏商是否存在封土墓的问题，则必然要提孔子所说的“古也墓而不坟”，一些学者认为东周之前墓葬之上似乎都实行“墓而不坟”之制。另外，从目前发掘的三代墓葬资料来看，墓上都未发现有坟丘。所以，综合先秦文献资料的记载和考古发掘的实例资料，东周以前的墓葬普遍实行不封不树之制，即“墓而不坟”是可信的。
目前夏代的墓葬有封土的还未发现，但中原地区的河南省堰师县二里头遗址发掘出一座大墓，东西长5.2-5.35米，南北宽4.25米，但遭破坏严重，该墓正南偏西0.9米处清理出一座大型建筑遗迹，其由廊庑、大门、广庭、中心殿堂组成[6]。此座大墓与建筑遗迹的时代都为二里头三期， 发掘者认为这组建筑的功能和殷墟妇好墓的“享堂”同类，是祭祀大墓墓主的“宗”。
当然关于商代是否存在封土墓，学术界一直有不同于“古之墓葬不封不树”的相关见解和文章。早在四十年代，梁思永先生曾根据河南安阳殷墟西北冈的发掘所得，提出“殷代大墓上大概原来是有坟堆”的看法[7]。到了八十年代初，高去寻先生著文对梁先生的观点作了进一步阐述发挥，提出商代大墓之上已有墓冢说[8]。九十年代初，胡方平先生又明确提出“商代晚期，我国古代封土墓已经产生形成似乎是肯定无疑的。”[9]其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在河南省罗山天湖晚商息氏家族墓地41号竖穴土坑墓上， 首次找到了残存高约30厘米的封土痕迹，发掘者估计原封土高约1.5米[10]。这完全是存疑的“孤证”，同时还不能排除孤证产生的偶然性。所以，证明商代已有封土墓，则必需基于更多的考古新资料的出现。
虽然商代封土墓的存在不能确定，但墓上建筑是肯定存在的，如安阳大司空村墓地，有两座中小型墓葬的墓圹上有叠压房基的现象，分别是311号墓和312号墓，另外安阳妇好墓上亦发现墓上建筑设施，可见商代部分墓葬之上应该是建筑有享堂的[11]。另外根据《山东滕州前掌大商代墓葬》，可知在M205、M203、M206、M207、M214、M4墓室和墓道口外围发现有残台基、台基基底、夯土墙、夯土墩、柱洞、础石、散水等建筑设施遗存[12]。《滕州前掌大商代墓葬地面建筑浅析》可知前掌大带地面建筑遗存的墓葬存在等级差别，如墓葬地面建筑规格、大小的差别与墓葬大小相符合，并且“这些墓都是单独拥有自己的墓上建筑，没有数座墓共有一座墓上建筑的现象”“但不是所有大、中型墓都有墓上建筑”[13]。 夏人、商人皆“事鬼敬神”，墓上享堂是后人祭祀先祖墓主人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地面标识物。商代甲骨中有祭祀先王先祖的卜辞，还有安阳小屯宗庙区的祭祀坑，无不体现着殷人浓厚的祖先崇拜思想。从目前的相关考古资料来看，殷商的大中小型墓皆发现过设置享堂类祭祀建筑的，且其中大中型墓葬之上发现较多且建筑规格高，一些小型墓的墓上建筑相对简易。当然至于商代封土墓还不能完全否定，既然商代墓葬之上能够有低台建筑，那么墓上积土也并不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问题还待考古的日后发掘验证。
三、西周是否存在封土墓
依照目前的西周墓葬考古资料来看，“西周墓无封土”是成立的。虽然能够确切的证明“西周墓上存在封土”的墓葬在考古资料中仍未见到，但郭宝钧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发掘的河南浚县辛村1号墓，并且在60年代出版的著作中说“这是一座西周早期墓葬……此墓建造甚坚，全部填土都是黄色夯土。上口之外，更各向外扩筑夯土宽2.5米，厚1.5米，土色和墓室相同”[14]，据此推断，这可能为该墓原先高大封土残留下来的遗迹，当然不能排除其他成因的可能性。
需要说明的是，中原地区辛村1号墓是可能有坟丘，而在长江下游的皖苏浙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堆垒坟丘的墓葬，如安徽屯溪市、江苏的句容县、金坛县，浙江的长兴、海宁等，这些墓葬为西周到春秋时期的“土墩墓”[15]。但这种墓葬形制与封土墓是不相同的。“土墩墓”是平地铺底，而不是穴地挖出墓室。其做法是在平地上铺上一层卵石，或者是一层红烧土、木炭铺地，再在其上放置葬具和随葬品，然后在堆筑圆形或馒头形的坟丘。“土墩墓”是古代吴越地区的一种地域性很强的墓葬形制，其在春秋晚期逐渐消亡。所以虽然土墩墓的出现时间可以追述到西周，但因其墓葬形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土墓，不能以此来说明西周已有封土墓。同时我们也应当谨记，西周的墓葬在地域上需要区别对待，特别是中原地区的竖穴土坑墓与长江下游的土墩墓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当然，同时我们也得注意到，长江下游地区的土墩墓最终逐渐消亡的时间—春秋末，正是中原地区封土墓开始大量出现发展的时期，中原封土墓之产生发展很大程度上可能深受长江下游土墩墓的影响，即中原地区在保留地下穴室的基础上，参考土墩墓，在其墓室上加筑封土。
四、东周封土墓
“平王立，东迁于雒邑”[16]，东周开始，王权下移，诸侯争霸。礼者政之舆，政治的变化带来了礼制的演变，礼崩乐坏，新兴的礼乐制度形成并逐渐流行起来，当然这些新的制度必定也会体现于墓葬。考古发掘的春秋封土墓资料也表明，在两周新旧礼制交替的历史背景下，春秋初期，中国古代丧葬习俗逐渐突破了旧礼制的约束，开始流行封土墓习俗。
春秋早期封土墓主要见于我国中原地区，这表明春秋初期中原地区已有一定普及程度的封土墓习俗。具体的考古发现有，湖北随县桃花坡发现两座竖穴土坑墓，简报称两墓封土已残，为春秋早期墓[17]；河南光山县宝相寺北侧发现的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简报称墓上原有封土高约7.8米[18]。距离黄君孟夫妇墓不远处，有“天鹅墩”冢，为春秋早期偏晚黄季沱父墓，原封土堆据说有10米多高，后被砖瓦厂取土破环损毁[19]；河南信阳五星乡的平西5号墓为春秋早期墓番国国人之墓，据说该墓原有封土堆，但地表已被砖瓦厂取土破坏，不知其确实高度[20]；安徽省舒城县河口一座春秋墓，墓口和地表之间，发现残有0.24米厚的封土层，估计原高约2米，再从出土器物来推断为春秋早期墓[21]。
随着春秋初期封土墓习俗在中原及各地的普及流行，到了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一些历史文献中出现了有关封土墓的文字记载。《礼记·檀弓上》记载，孔子合葬其父母，“封之，崇四尺”；同篇记载，“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见封之若堂者矣，见若坊者矣，见若覆夏屋者矣，见若斧者矣，从若斧者焉。’马鬛封之谓也。”而《礼记·檀弓下》又载“（吴国）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既葬而封，广轮掩坎，其高可隐也。”如以上文献记载，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光封土之形就有四种之多，封土墓习俗并非才开始出现，而是已经普遍流行。
进入战国时期，根据现在的考古发掘和调查，战国各国贵族的封土墓以国君的高坟大墓为其代表，如山东淄博齐故城附近的齐王冢、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附近的燕王冢、河南辉县固围村的三座战国中期魏王墓、河南固始侯古堆1号墓、湖北纪山楚冢、河北平山中山王陵等，封土之俗，蔚然成风。但辉县固围村大墓之上仅是建筑设施（享堂），而中山王墓之上则是在封土之上修建‘堂’类建筑，这就是说在战国时期，这些王室大墓之上就存在着三中不同的形制，以高大封土为大多数，另仍存在如商代大墓之上的享堂类建筑，还有中山王墓这样的在封土之上修建堂的台榭建筑。至于这些差别所代表的古代陵寝制度的多样性原因就需要待以后解决了，但若根据宿白先生的《中国古建筑考古学讲稿》可知，商周普遍是较低的台基建筑，发展至春秋战国秦时则有了台榭建筑[22]，而国君之陵冢是战国时期才出现的，则大致按这三类墓上遗迹出现的时间早晚来排序，似乎存在着低台建筑（享堂）-高台建筑（台榭）-封土高台（陵冢）这样的发展线路。至于战国时期平民墓葬以南方地区六千多座楚冢来看，“多为贵族上层所享有的特制，一般楚下层贵族-士阶层及庶民皆为无封土之墓”[23]，所以战国平民墓封土应当还是“高可隐”，保存困难，考古难觅。
五、结语
墓上坟丘的产生如杨宽、刘毅先生所云，应当是与西周公邦墓为代表的宗族墓地的衰败，家族墓地的兴起相关，另外封土还起着标志作用[24]。至于封土的大小不同，这和古代社会的“明贵贱，别等别”的等级观念相关。文献记载如《周礼·冢人》云：“以爵等为丘封之度”；《礼记·月令》曰：“营丘垅之大小、高平，厚薄之度， 贵贱之等级”。因此，死者墓上封土的大小乃是死者生前社会地位、贵贱等级的标志象征。
要之，中国先秦时期，封土墓的产生过程复杂曲折。新石器晚期一些氏族首领等的管理阶层墓上存在有墓上设施，但还没有发现封土形式。这些不同形式的墓上设施应与氏族社会中祖先神、灵魂观念密切相关，同时墓葬所在之处自然是举行祭祀的理想场所。夏商时期中国墓上建筑，主要是以享堂（宗）为主，享堂无疑是祭祀先祖的重要场所；中原地区未见西周封土墓，而长江下游地区的土墩墓可能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封土墓大量产生发展的重要因素来源。所以至此“古之不封不树”还是确切的。东周时期是先秦封土墓发现最丰富的阶段，至于到了春秋早期，随着西周礼制的破坏，家族墓地代替西周公邦墓为代表的宗族墓地，随之其需要一种新鲜的形式来标识家族墓地中的墓葬，墓上设封土的做法随之被大量应用，战国时则发展成高坟大冢，流行盛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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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先秦；封土墓；墓上遗迹；等级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020-04
本文谈及先秦时期的封土墓，首先需确定封土含义，即泛指墓上聚拢的土堆，无论是否带夯，亦不论大小规模，只要是墓上积土，则皆包括在内。墓上积土在古代文献之中有坟、丘、冢、封等名称，但其涵义大体是有区别的，如《说文解字》“墓为平处，坟为高处。”；《方言》云：“大者谓之丘”，《说文解字》“丘，土之高也。大司徒注曰土高曰丘”，丘谓积土高大的坟；《说文解字》“冢，高坟也。土部，曰坟者墓也。墓之高者曰冢。按《释山》云山顶曰冢。郑注冢人云，冢，封土为丘陇像冢而为之。”；《说文解字》“大司徒注曰封，起土畍也。封人注曰聚土曰封”。由此可见“坟”大概是范指墓上有土堆，不论大小皆曰坟；而“丘”当为积土高大的墓；“冢”为墓上有似山状高大土堆的坟墓；“封”即为聚土之意，所以在此仅以封土墓范指凡墓上存在积土的墓葬。
中国先秦时期墓葬，在东周以前，当如《礼记·檀弓上》孔子所言“古也墓而不坟”，即实行《周易·系辞传下》所云“不封不树”之制，东周以降则盛行封土墓。那么中国封土墓产生之前，存在哪些墓上遗迹，其形式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关系着中国先秦时期墓上遗迹发展演变到坟丘的历程。墓上遗迹是中国墓葬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为研究中国古代祭祀礼仪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
一、中国夏朝以前是否存在封土墓
旧石器时代的墓葬，仅见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为旧石器晚期，这也是中国最早的墓葬，其墓葬只是利用天然洞穴的一部分来安置死者，正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说“盖上世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
“至于到了新石器时代，墓葬已经有了明确的墓葬制度”[1]。据目前的考古发掘墓葬资料来看，新石器时期墓葬以竖穴土坑墓为主，至于封土之迹未见。但新石器中晚期墓上遗迹仍有所发现，如分布于华北北部的红山文化的积石冢墓，有积石并围以石围圈下压泥质红陶碎片或彩陶筒形器，也有外围石围墙的积石墓[2]；另外在浙江余杭县反山墓地及瑶山墓地都发现了于熟土墩上埋着随葬大量玉器的墓葬[3]；还有位于西北地区的陕西凤翔大幸村龙山晚期的墓葬中发现M3的墓圹周围发现了建筑设施[4]。古代墓葬因地域、时代、文化之别肯定会存在着差异性，正如上述考古资料所示，新石器时代墓上遗迹存在不同的形式—积石形式、土墩形式、建筑形式，且这些墓上遗迹都应该与史前原始氏族的祭祀相关，同时也标明墓葬的具体位置。另外，根据一些民族学资料显示，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氏族墓葬区中，一些墓葬之上就是以木桩或石块等来标识墓地。“可以认为在墓上放置树枝、石头、陶片、安设木桩、篱笆以及修建简易栅房等设施，应当就是由‘墓’到‘坟’的演进过程中的中间过渡形式”[5]。当然，红山文化的积石墓、良渚文化的土墩墓、陕西大幸村龙山晚期的墓上建筑，这些遗迹规格甚高，绝对不会是氏族之中普通成员的墓葬所能享有的葬礼制度，似乎解释为氏族中地位较高者的埋葬之所更为妥当，那么普通氏族成员的墓葬，似乎更应该是如民族学所讲的木桩，石块等简易设施来明确墓葬所在地，自然这些墓上简易设施因时代久远，考古上难有所见。要之，夏代之前的中国先民就有了灵魂意识，出现了埋葬死者的行为，但墓葬之上堆砌封土还是未见的。
二、夏、商是否存在封土墓
要谈夏商是否存在封土墓的问题，则必然要提孔子所说的“古也墓而不坟”，一些学者认为东周之前墓葬之上似乎都实行“墓而不坟”之制。另外，从目前发掘的三代墓葬资料来看，墓上都未发现有坟丘。所以，综合先秦文献资料的记载和考古发掘的实例资料，东周以前的墓葬普遍实行不封不树之制，即“墓而不坟”是可信的。
目前夏代的墓葬有封土的还未发现，但中原地区的河南省堰师县二里头遗址发掘出一座大墓，东西长5.2-5.35米，南北宽4.25米，但遭破坏严重，该墓正南偏西0.9米处清理出一座大型建筑遗迹，其由廊庑、大门、广庭、中心殿堂组成[6]。此座大墓与建筑遗迹的时代都为二里头三期， 发掘者认为这组建筑的功能和殷墟妇好墓的“享堂”同类，是祭祀大墓墓主的“宗”。
当然关于商代是否存在封土墓，学术界一直有不同于“古之墓葬不封不树”的相关见解和文章。早在四十年代，梁思永先生曾根据河南安阳殷墟西北冈的发掘所得，提出“殷代大墓上大概原来是有坟堆”的看法[7]。到了八十年代初，高去寻先生著文对梁先生的观点作了进一步阐述发挥，提出商代大墓之上已有墓冢说[8]。九十年代初，胡方平先生又明确提出“商代晚期，我国古代封土墓已经产生形成似乎是肯定无疑的。”[9]其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在河南省罗山天湖晚商息氏家族墓地41号竖穴土坑墓上， 首次找到了残存高约30厘米的封土痕迹，发掘者估计原封土高约1.5米[10]。这完全是存疑的“孤证”，同时还不能排除孤证产生的偶然性。所以，证明商代已有封土墓，则必需基于更多的考古新资料的出现。
虽然商代封土墓的存在不能确定，但墓上建筑是肯定存在的，如安阳大司空村墓地，有两座中小型墓葬的墓圹上有叠压房基的现象，分别是311号墓和312号墓，另外安阳妇好墓上亦发现墓上建筑设施，可见商代部分墓葬之上应该是建筑有享堂的[11]。另外根据《山东滕州前掌大商代墓葬》，可知在M205、M203、M206、M207、M214、M4墓室和墓道口外围发现有残台基、台基基底、夯土墙、夯土墩、柱洞、础石、散水等建筑设施遗存[12]。《滕州前掌大商代墓葬地面建筑浅析》可知前掌大带地面建筑遗存的墓葬存在等级差别，如墓葬地面建筑规格、大小的差别与墓葬大小相符合，并且“这些墓都是单独拥有自己的墓上建筑，没有数座墓共有一座墓上建筑的现象”“但不是所有大、中型墓都有墓上建筑”[13]。 夏人、商人皆“事鬼敬神”，墓上享堂是后人祭祀先祖墓主人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地面标识物。商代甲骨中有祭祀先王先祖的卜辞，还有安阳小屯宗庙区的祭祀坑，无不体现着殷人浓厚的祖先崇拜思想。从目前的相关考古资料来看，殷商的大中小型墓皆发现过设置享堂类祭祀建筑的，且其中大中型墓葬之上发现较多且建筑规格高，一些小型墓的墓上建筑相对简易。当然至于商代封土墓还不能完全否定，既然商代墓葬之上能够有低台建筑，那么墓上积土也并不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问题还待考古的日后发掘验证。
三、西周是否存在封土墓
依照目前的西周墓葬考古资料来看，“西周墓无封土”是成立的。虽然能够确切的证明“西周墓上存在封土”的墓葬在考古资料中仍未见到，但郭宝钧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发掘的河南浚县辛村1号墓，并且在60年代出版的著作中说“这是一座西周早期墓葬……此墓建造甚坚，全部填土都是黄色夯土。上口之外，更各向外扩筑夯土宽2.5米，厚1.5米，土色和墓室相同”[14]，据此推断，这可能为该墓原先高大封土残留下来的遗迹，当然不能排除其他成因的可能性。
需要说明的是，中原地区辛村1号墓是可能有坟丘，而在长江下游的皖苏浙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堆垒坟丘的墓葬，如安徽屯溪市、江苏的句容县、金坛县，浙江的长兴、海宁等，这些墓葬为西周到春秋时期的“土墩墓”[15]。但这种墓葬形制与封土墓是不相同的。“土墩墓”是平地铺底，而不是穴地挖出墓室。其做法是在平地上铺上一层卵石，或者是一层红烧土、木炭铺地，再在其上放置葬具和随葬品，然后在堆筑圆形或馒头形的坟丘。“土墩墓”是古代吴越地区的一种地域性很强的墓葬形制，其在春秋晚期逐渐消亡。所以虽然土墩墓的出现时间可以追述到西周，但因其墓葬形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土墓，不能以此来说明西周已有封土墓。同时我们也应当谨记，西周的墓葬在地域上需要区别对待，特别是中原地区的竖穴土坑墓与长江下游的土墩墓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当然，同时我们也得注意到，长江下游地区的土墩墓最终逐渐消亡的时间—春秋末，正是中原地区封土墓开始大量出现发展的时期，中原封土墓之产生发展很大程度上可能深受长江下游土墩墓的影响，即中原地区在保留地下穴室的基础上，参考土墩墓，在其墓室上加筑封土。
四、东周封土墓
“平王立，东迁于雒邑”[16]，东周开始，王权下移，诸侯争霸。礼者政之舆，政治的变化带来了礼制的演变，礼崩乐坏，新兴的礼乐制度形成并逐渐流行起来，当然这些新的制度必定也会体现于墓葬。考古发掘的春秋封土墓资料也表明，在两周新旧礼制交替的历史背景下，春秋初期，中国古代丧葬习俗逐渐突破了旧礼制的约束，开始流行封土墓习俗。
春秋早期封土墓主要见于我国中原地区，这表明春秋初期中原地区已有一定普及程度的封土墓习俗。具体的考古发现有，湖北随县桃花坡发现两座竖穴土坑墓，简报称两墓封土已残，为春秋早期墓[17]；河南光山县宝相寺北侧发现的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简报称墓上原有封土高约7.8米[18]。距离黄君孟夫妇墓不远处，有“天鹅墩”冢，为春秋早期偏晚黄季沱父墓，原封土堆据说有10米多高，后被砖瓦厂取土破环损毁[19]；河南信阳五星乡的平西5号墓为春秋早期墓番国国人之墓，据说该墓原有封土堆，但地表已被砖瓦厂取土破坏，不知其确实高度[20]；安徽省舒城县河口一座春秋墓，墓口和地表之间，发现残有0.24米厚的封土层，估计原高约2米，再从出土器物来推断为春秋早期墓[21]。
随着春秋初期封土墓习俗在中原及各地的普及流行，到了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一些历史文献中出现了有关封土墓的文字记载。《礼记·檀弓上》记载，孔子合葬其父母，“封之，崇四尺”；同篇记载，“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见封之若堂者矣，见若坊者矣，见若覆夏屋者矣，见若斧者矣，从若斧者焉。’马鬛封之谓也。”而《礼记·檀弓下》又载“（吴国）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既葬而封，广轮掩坎，其高可隐也。”如以上文献记载，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光封土之形就有四种之多，封土墓习俗并非才开始出现，而是已经普遍流行。
进入战国时期，根据现在的考古发掘和调查，战国各国贵族的封土墓以国君的高坟大墓为其代表，如山东淄博齐故城附近的齐王冢、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附近的燕王冢、河南辉县固围村的三座战国中期魏王墓、河南固始侯古堆1号墓、湖北纪山楚冢、河北平山中山王陵等，封土之俗，蔚然成风。但辉县固围村大墓之上仅是建筑设施（享堂），而中山王墓之上则是在封土之上修建‘堂’类建筑，这就是说在战国时期，这些王室大墓之上就存在着三中不同的形制，以高大封土为大多数，另仍存在如商代大墓之上的享堂类建筑，还有中山王墓这样的在封土之上修建堂的台榭建筑。至于这些差别所代表的古代陵寝制度的多样性原因就需要待以后解决了，但若根据宿白先生的《中国古建筑考古学讲稿》可知，商周普遍是较低的台基建筑，发展至春秋战国秦时则有了台榭建筑[22]，而国君之陵冢是战国时期才出现的，则大致按这三类墓上遗迹出现的时间早晚来排序，似乎存在着低台建筑（享堂）-高台建筑（台榭）-封土高台（陵冢）这样的发展线路。至于战国时期平民墓葬以南方地区六千多座楚冢来看，“多为贵族上层所享有的特制，一般楚下层贵族-士阶层及庶民皆为无封土之墓”[23]，所以战国平民墓封土应当还是“高可隐”，保存困难，考古难觅。
五、结语
墓上坟丘的产生如杨宽、刘毅先生所云，应当是与西周公邦墓为代表的宗族墓地的衰败，家族墓地的兴起相关，另外封土还起着标志作用[24]。至于封土的大小不同，这和古代社会的“明贵贱，别等别”的等级观念相关。文献记载如《周礼·冢人》云：“以爵等为丘封之度”；《礼记·月令》曰：“营丘垅之大小、高平，厚薄之度， 贵贱之等级”。因此，死者墓上封土的大小乃是死者生前社会地位、贵贱等级的标志象征。
要之，中国先秦时期，封土墓的产生过程复杂曲折。新石器晚期一些氏族首领等的管理阶层墓上存在有墓上设施，但还没有发现封土形式。这些不同形式的墓上设施应与氏族社会中祖先神、灵魂观念密切相关，同时墓葬所在之处自然是举行祭祀的理想场所。夏商时期中国墓上建筑，主要是以享堂（宗）为主，享堂无疑是祭祀先祖的重要场所；中原地区未见西周封土墓，而长江下游地区的土墩墓可能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封土墓大量产生发展的重要因素来源。所以至此“古之不封不树”还是确切的。东周时期是先秦封土墓发现最丰富的阶段，至于到了春秋早期，随着西周礼制的破坏，家族墓地代替西周公邦墓为代表的宗族墓地，随之其需要一种新鲜的形式来标识家族墓地中的墓葬，墓上设封土的做法随之被大量应用，战国时则发展成高坟大冢，流行盛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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