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水无声的永恒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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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福楼拜那里得来的灵感
  要想真正了解文学天才的本质,略萨曾经建议某位文学青年去读一下福楼拜写给其情人科莱的书简,因为其中隐藏着福楼拜成为一个伟大作家的秘诀,而略萨从中获益匪浅。曾挨过略萨老拳的马尔克斯也是福楼拜的信徒,也一样花很多工夫来准备小说的材料,譬如在写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时研究十九世纪的历史和风俗、向父辈们作详细的调查等,并有意从福楼拜那里学习十九世纪小说的结构。马尔克斯原本“打算用后期浪漫主义的结构和手法把它写成就像是在十九世纪写的那样”,于是他“就反复阅读《包法利夫人》”,认为“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作品,整本书就像一台完美无缺的机器,没有一点纰漏”。不仅如此,他还坦言受到了《情感教育》的影响:
  《情感教育》也给了我很大帮助,不过是反面意义上的帮助。根据我的记忆,福楼拜不仅在该书中叙述了一个爱情故事,而且对那个时代也作了准确的描写。他为这一情史制造了在法国历史上来说是一个异常时刻的特殊气氛。那么,我就想知道,对于故事发生在上世纪末处于火山爆发一样形势下的加勒比海地区的我这本小说,他怎样才能作出与《情感教育》一书同样的安排处理。结果,我大吃一惊,因为我看出了这本书与《包法利夫人》不一样,有纰漏。一方面是作者叙述的爱情故事,一方面是作者引用的政治和社会性质的史料,结构支离破碎。福楼拜没有能把两者成功地糅合在一起。重要的是我想学习十九世纪小说的结构,以便能在二十世纪用同样的顺时叙述法来写这本小说,这种手法效果很好。
  很显然,马尔克斯在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福楼拜就站在他的身后,似乎在指点着他,校正着他,甚至连人物原型、情节、道具也有些相似。例如小说的重要人物乌尔比诺,跟那位可怜的只关心身体、对感情所知甚少的包法利先生一样也是位医生,并在出诊的时候爱上了女主人公,而小说的重要道具鹦鹉则是从《一颗淳朴的心》中偷来的。还有一个细节或许更具说服力,纵情滥性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向他的爱人费尔明娜宣称:“那是因为我为你保留了童贞。”这个细节或许来自福楼拜的一通怪论。龚古尔在日记中记下了福楼拜一八六四年一月十八日参加马尼晚餐时的一段言论:“福楼拜涨红了脸,嗓门像牛叫,转动着大眼珠,说美貌并不诲淫,美妇人并不是生来给人纵欲的,交欢是由刺激引起,很少出于爱美。众人起哄,拿他开涮。于是他说,他还没跟女人有过那种事,童男依旧,他领教过的女人,只不过为梦想中的女人垫底云云。”(转引自《不朽作家福楼拜》第267页)再大胆一点,我们甚至可以说,连小说主人公弗洛伦蒂诺性格的双重性,说不准也跟福楼拜本人有点瓜葛。福楼拜说自己身上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一个酷爱大叫大嚷,酷爱激情,酷爱鹰的展翅翱翔,句子的铿锵和臻于巅峰的思想;另一个竭尽全力挖掘搜索真实,既喜爱准确揭示细微的真实,也喜爱准确揭示重大事件……”在《福楼拜文学书简》的序言中,沈志明先生对此有精辟的分析:一方面对理想的女性顶礼膜拜,相信柏拉图式的恋爱;另一方面又不断追逐肉欲的享受,把情与欲视为两码事,“粗鄙的肉欲冲动和高尚的灵魂寄托并存,永远是灵与肉的搏斗”。沈先生还指出,《情感教育》中的三个女性,恰好可以与福楼拜一生最重要的三个女人对号入座,分别代表了精神偶像、肉体尤物以及利害攸关的冤家。《霍乱时期的爱情》中弗洛伦蒂诺的女人要比福赖代芮克多得多,但就主人公与女性的关系而言,并未超出《情感教育》的域界。夺走弗洛伦蒂诺处男身体的无名女人以及与他偷欢的无数女人代表了肉欲,费尔明娜代表的是精神偶像,同时又是与之利害攸关的女人。不仅如此,小说和书简中的福楼拜截然不同,小说中他将自己对现实的激烈咒骂不动声色地藏在文字的背后,而在书简中则随性任情,不羁放纵,毫无遮拦,也显示了他性格的双重性。
  马尔克斯受法国文学濡染甚深,以他的天才,断然不会重复前人。在他的笔下,福楼拜所描绘的那位一身傻气的包法利夫人以及福赖代芮克,变成了一位于平庸环境中长大的富于诗意的私生子。爱玛具有旺盛的激情,却是一匹盲目的牝马,从拜尔托田庄到道特,再到永镇,她一直都在左冲右突地寻找真正使她的激情可以附着的东西,最终的结果是悲惨地归于虚空;而弗洛伦蒂诺却在一个瞬间就找到了自己一生一世的激情的巢穴。可以说,弗洛伦蒂诺就是马尔克斯的包法利夫人或福赖代芮克,不过他决定倾其全力将他塑造成一位五十三年如一日痴恋一个女人的超级隋圣。
  关于激情的“套盒”
  《霍乱时期的爱情》写的是一份永不消逝的激情。激情这东西,我们曾在乡下姑娘爱玛的身上也看到过。爱玛的激情是愚蠢的、庸俗的,受困于“肉体的需要、银钱的欠缺和热情的悒郁”,要的也许只是一件丝绒衣衫和一个大的房子,为此而独自忧郁地站在那里,像一具挂在门前的裹尸布。她置身于庸俗的现实,却有一颗充满渴望、骚动的心,与那庸俗的外省风俗作着无望的抗争。在她灵魂的腔子里,有一种左冲右突的激情,但是那是福楼拜所说的一种“消极的激情”,不具备那种永不退色的坚韧,后者我们曾在那位有些痴呆疯傻的愁容骑士堂吉诃德的身上看到过。当然,我们也在福赖代芮克的身上见过这种激情,不过在生活的洪流里,福赖代芮克却耗尽了这一切,在悲悲戚戚里失去了它们。马尔克斯要反其道而行之,要证明一点,谁的激情可以持续五十三年——甚至一生一世——而不衰,谁便是真正的对抗时间和苦难的勇士,弗洛伦蒂诺正是这样的勇士。这个爱情的圣徒,在一个与他命运攸关的历史性的时刻发现了世界的秘密,此时他找到了自己的宗教——爱情,并注定在追寻中度过一生。
  但凡是宗教,它的目的地总是无法抵达的。就像《情感教育》中福赖代芮克永远把阿尔鲁夫人悬置起来一样,弗洛伦蒂诺也把他爱情教的“上帝”费尔明娜供奉起来,不过他最终抵达了天堂。说实话,费尔明娜这个形象是小说中比较薄弱的一环,她更多的是一个美丽的幻象。她给弗洛伦蒂诺的绝交信中写道:“今天,见到您时,我发现我们之间不过是一场幻觉。”反之亦然,只是弗洛伦蒂诺让这个幻觉持续了一生。他一度愚蠢地相信一个假象:一切都在变,唯独她不会变。他还傻乎乎地将一家餐馆的镜子花高价买回去,只是因为“他爱恋的形象曾经在那里占据了两个小时之久”,留下过她绰约的风姿。数十年后,那面镜子还悬挂在家里,他读着费尔明娜冷漠的回信,凝望着那面空镜子,“几乎没有了呼吸,比死人还像死人”。是的,费尔明娜美丽优雅,倔犟得像一头骡子,果决能干,但是除此以外呢?也许正如福楼拜所说,“我们每人心中都有藏娇的金屋”,都曾有过一个美丽的幻象,只是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其虚幻而放弃了它,弗洛伦蒂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一直保留着这个幻象,并走进了幻象。这个人物的塑造,显然受到了法国浪漫主义的影响。李健吾为《情感教育》写的一条注释里说:“福赖代芮克承受甚深的浪漫主义影响。不幸不是最好的,而是作者所视为最坏的影响。关于爱情,浪漫主义的作者群,特别是拉马丁和缪塞,往往赋以宗教化,把妇女看作天仙,或者更恰当些,看作诗的源泉。……他们所认识的妇女,不过作成他们生存的一部,或者全部;妇女是一种形象化的情绪,说粗些,一剂创伤的膏药。她们没有人性,有的也就是母性,唯一的工作是安慰。”费尔明娜当然没有那么糟,不过与浪漫主义诗人笔下的女性的确有些像,在马尔克斯那儿,她更像是一个展示勇气和坚韧的道具。   《霍乱时期的爱情》的故事结构,是略萨所说的不太典型的“中国魔盒”式结构,在一个爱情神话的大盒子里套进了诸多肥皂剧一样粗俗、廉价的猎艳故事,并为之配备了一个“神圣”的爱的引擎。弗洛伦蒂诺这个人物,留有西班牙传说中的唐璜的影子,是又一个小说版的卡萨诺瓦,而且又留有一些拉丁美洲著名诗人——如聂鲁达、塞萨尔·巴列霍——的影子,同时又是过着双重化生活的人。福楼拜在评价自己的小说《唐璜的一夜》时说:“难以餍足的爱情有两种形式,即尘世的爱情和神秘的爱情。”显然,弗洛伦蒂诺把二者集于一身。不过跟唐璜的逢场作戏、卡萨诺瓦全心全意地爱着每一个情人都大异其趣,弗洛伦蒂诺的六百二十二个情人,无数的暗夜狩猎,都被遮掩在对费尔明娜永恒的爱的光辉里,牵涉其中的每个女人都是那个爱情神话的炮灰,是世俗激情和性欲的替代品,但是却不能从根本上取代那份激情。弗洛伦蒂诺不是一个简单的相思病患者,而是充满了悖论的一个人物,两种相反的品质奇怪却又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他既是虔诚的圣徒,又是无耻的背德者;沉迷于肉欲的鸦片,却又有着高贵的灵性追求。一开始他从事的是世俗而乏味的电报员、书记员职务,却把电报、公函变成了盈溢着抒情诗格调的情书,并且骄傲地宣称“唯一感兴趣的是爱”。有时候我甚至想,弗洛伦蒂诺真正爱的并不是费尔明娜,而是爱上了爱情与激情本身,爱上了爱一个人的美妙感觉,爱上了一个自我设定的符号,从此孜孜以求、锲而不合。我们有理由认为,弗洛伦蒂诺是一个患有霍乱症的爱情骑士,是一个不远千里匍匐前行、在灾难的瓦砾中寻求佛光的宗教信徒,是又一个挥舞长矛与时间风车、霍乱疾病搏斗的伟大愁容骑士。
  小说中与弗洛伦蒂诺构成对照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乌尔比诺医生。乌尔比诺是从最具浪漫气质的法国学成归来的海归,弗洛伦蒂诺则是一个穷土鳖,扎根拉美大地,与诗为伴;乌尔比诺是公共事务和社会风潮的引领者,为加勒比海畔的那座奴隶贩子的中转站之城——“穷人等死的坟墓”——建立了喜剧剧院和公共卫生系统,是抵抗霍乱的英雄,而弗洛伦蒂诺则是悄然出现在费尔明娜所的在公众场所的小人物(后来借助一个精明女人的帮助,他也变成了有地位的大人物);乌尔比诺读的是来自巴黎的最新小说,弗洛伦蒂诺阅读的是西班牙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作、连载爱情小说,信奉的是唯美主义,喜欢的是感伤音乐;乌尔比诺一直关注欧洲的新鲜事物,及时掌握最新的知识,却患上了衰老恐惧症,弗洛伦蒂诺则一直坦然面对衰老和死亡,一直让身体保持着旺盛的性欲;乌尔比诺的求爱信简洁得体,为了达成目的还拙劣地邀请教会学校的嬷嬷帮忙求爱,甚至连新婚之夜的性爱过程也遵循着医学规程,仿佛是一次得体而优雅的医学课。弗洛伦蒂诺则固执地使用传统而又现代的书信方式,从懵懂少年到耄耋老人,从青涩痴狂到睿智冷静,甚至靠为他人无偿写信来纾解相思。总而言之,乌尔比诺代表的是让“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忌妒、羡慕、憎恨、厌恶的上流社会”的社会精英,弗洛伦蒂诺则代表了诗和诗一样的本土人生,依靠味觉、记忆、等待、做爱来生活。当乌尔比诺夫妇从欧洲归来,小说中这样写道:
  他们带着一种新的生活观念回来了,满载着世界的新鲜事物,准备以此引领大众。他带回了文学、音乐尤其是他所学专业的最新发展。为了不和现实脱节,他从巴黎订了一份《费加罗报》,为了不和世界脱节,他又订了一份《两世界杂志》。此外,他还和自己在法国的书商约定好,把读者最多的那些作家的作品寄给他,比如阿纳托尔和彼埃尔·洛蒂,再把他最喜欢的作家的作品寄给他,比如雷米·法朗士和保罗·布尔热,但绝不要寄埃米尔·左拉的作品,因为他觉得尽管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勇敢地伸张正义,但他的作品让人无法忍受。
  乌尔比诺的精神血管里流的是理性、科学、实用的欧洲文化的血液,赶的是欧洲的时髦,洋溢着有产者无言的优越感。虽然也有意与卡塔赫纳的布尔乔亚们和解,但马尔克斯那善意的嘲讽至此仍没有完结,他接着又写道:
  此外,两人还带回了三段不可磨灭的记忆:《霍夫曼的故事》那盛况空前的首演;圣马可广场对面那场烧毁了威尼斯所有贡多拉的触目惊心的大火,他们透过酒店的窗子痛心地亲眼目睹了那一幕;还有一月份的第一场雪时,他们匆匆邂逅奥斯卡·王尔德的情景。
  这些欧洲的物什和记忆,在费尔明娜那儿,不过是“浮华而已”,却是乌尔比诺身份、地位、教养的象征,是马尔克斯所鄙视的哥伦比亚上层阶级所标榜的生活方式。在我们看来,乌尔比诺在生活中离王尔德、雨果那么近,然而在精神上却又那么远。
  性的狂欢
  《霍乱时期的爱情》的一个悖论是纵情滥性的弗洛伦蒂诺有没有资格向他的爱人宣称他一直“保留了童贞”。从这一悖论出发,很容易导致另一个结论:弗洛伦蒂诺人生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获得费尔明娜的肉体,尾章中他与费尔明娜的笨拙结合意味着这个狡猾的猎艳者终于如愿以偿。如果从这个角度解读小说,整个小说的后浪漫主义抒情笔调就变成了残忍的反讽,把爱情和生命的意义全部颠覆了。如果真的是这样,马尔克斯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爱情的传奇呢?颠覆的意义何在?我想,在马尔克斯看来弗洛伦蒂诺是有资格的,因为在他看来爱情与性有关,但也与性无关,弗洛伦蒂诺的那些纵情声色、无休止的艳遇,使他失去了生理上的童贞,但精神上的童贞却可以永存。
  也许要抛开我们自身文化对性的态度,回到激情四溢的拉美文化的特定语境,我们才能理解马尔克斯以及这部小说的性观念、性狂欢。小说描绘了两种性爱的场景和性爱观,一种是男性依然把女性当作自己的个人附属品,不允许她们出轨,代表了传统的性道德和性霸权。对弗洛伦蒂诺来说,与养鸽女奥林皮娅的私通是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正是由于他在奥林皮娅的肚皮上写下“这小东西是我的”这样的淫词艳语,才导致奥林皮娅的丈夫从浴室取来刮脸刀,“一刀割断了她的喉咙”。这又让我们想起马尔克斯的一段话:“至少在加勒比海地区,爱情过去一直是受压制的。没有现在的那些自由。如今,我的儿子们有他们的未婚妻,带她们去旅行,跟她们睡觉,如果不结婚也没有关系。他们恋爱的目的并不一定是结婚。在《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里,把对爱情的压制可怕地戏剧化了,只是由于怀疑一个男人使一个处女失去贞节就把他杀害了,这种事在今天看起来是绝对愚蠢的。”但这只不过是弗洛伦蒂诺猎艳史的一个偶然事件,整部小说弥漫的是一种性爱的狂欢曲,不仅弗洛伦蒂诺在海边的船坞、灯塔里寻欢作乐,从日落时分开始半城的人都在海边的防波堤上干着同样的事。在做爱中寻找生命的慰藉,那不过是人们对抗充满战争、霍乱、死亡气息的现实的一种让人绝望的手段。   对弗洛伦蒂诺来说,性爱还具有不同的意义。他本来要通过禁欲的方式来表达他的忠贞,但是在船上被一个陌生女人强奸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发现他竟然可以用世俗的激情来替代对费尔明娜虚无缥缈的爱。小说对乌尔比诺一直使用了一种善意、宽容的反讽笔调,他是个循规蹈矩的好丈夫、好医生,内心具有十分坚实的道德根基,可是在面对私情时却是那样缺乏男人气概。他对自己的道德品质很自信,可是在极具性蛊惑力的林奇小姐面前则变成了被本能玩弄的出轨者,可耻地通过听诊和抚摸满足他无法抑制的情欲。他沉迷于林奇小姐的“地狱之圈”,但是每一次做爱都是那样仓促慌忙,穿着裤子狼狈不堪地完事,时间恰好是一次常规治疗中静脉注射的时间。更可鄙的是,费尔明娜开始盘问他时,他就毫无保留地全撂了——道德压力让乌尔比诺变成了一个与他的夺目光环完全不相匹配的男人。相反,弗洛伦蒂诺那魔盒式的情欲之旅是那样刺激而具有原始、自然的气息,似乎是一位男神式的“制度束缚下女人的性的解放者,甚至是性的启蒙者”。小说中最重要也是最美的性爱描写,是尾章中已经七老八十的弗洛伦蒂诺与费尔明娜略显青涩仓促的结合,性也许只是一种仪式,岁月如逝波,但爱的激情却不会熄灭。
  霍乱、历史及其隐喻
  李健吾《情感教育》序言说:“从小说开始,到小说结束,他(指福赖代芮克)最多也就是和这位太太在相爱中亲过一次长吻而已。然而他却活在二月革命这样一个大时代,作者为他选择了一个他配不上的大动乱时代。时代压倒了他。读这部小说,我们不免心想:这么一个可怜虫,搅合在这大时代里,有什么好看的、好说的。”说实话,弗洛伦蒂诺也是个小可怜虫,可是他配得上那个时代。这倒不是因为他有多么重要,而是他的存在方式构成了对抗“霍乱”的一种姿态。
  《霍乱时期的爱情》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它同样也体现了一个时代——霍乱时代——的历史。“霍乱”一词,在小说中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是曾经席卷欧陆、南美的致命疾病;一是指弗洛伦蒂诺罹患的相思病症状;还有一层意义为人所忽略,指的是占据了舞台中心的战争。小说的时间跨度基本介于一八七。年至一九三。年之间,从乌尔比诺返回那座“穷人等死的坟墓”开始,到弗洛伦蒂诺五十余年后收获他的爱情,霍乱的阴影一直都若隐若现地笼罩在城市的上空。霍乱最初曾导致了乌尔比诺父亲的死亡,死亡天使的翅膀一直在大地上扇动。五十多年后,霍乱依然存在,摧毁了生命之河两岸的森林和生态。虽然乌尔比诺用他精湛的医术和敬业精神折断了霍乱的魔爪,但“霍乱”依然潜伏在河流的两岸。毫无理性的砍伐,毁掉了森林和河流,也毁掉了两岸的动植物,而且在那条连接外部世界的父亲河——马格达莱纳河上依然漂荡着一具具肿胀的尸体。战争的阴影,也许比霍乱本身更恐怖,是时代所罹患的另一种“霍乱”。二十世纪来临的时候,乌尔比诺和费尔明娜乘坐热气球飘过城市的上空,他们“就像上帝一样,从天上俯瞰卡塔赫纳这座英雄古城的废墟”,他们看到了这座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完好的城墙、杂草丛生的街道、被三色堇吞没的古堡、大理石的宫殿,以及供奉着那些因瘟疫而在盔甲里腐烂的历任总督的金色祭坛”,而且,“霍乱正在大沼泽的各个村庄里肆虐”。当他们眺望沼泽的时候,医生发现:“那可得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霍乱,他说,因为每个死者的后脑勺都挨了仁慈的一枪。”霍乱在小说中的另一层隐喻,即是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战争,在一个战争变成家常便饭的苦难时代里,也许只有爱情可以拯救这个世界。作者这样写道:“原来是生命,而不是死亡,才是没有止境的。”其实,一直到马尔克斯写作这本小说的时候,“霍乱”的阴影依然徘徊在哥伦比亚的上空,因此拉丁美洲需要这样的爱情和勇气。换言之,对霍乱的书写,也是对时代的书写。弗洛伦蒂诺的原型,就是马尔克斯那位风流成性、精力旺盛、曾经当过一段时间报务员的父亲,因此把这个爱情故事视为父辈历史的一个隐喻并不让人觉得唐突。
  《情感教育》是一部描写薄弱意志和人生失败的小说,在情感教育的历程中,一个年轻人最终在凡庸中失去了美好的年华与梦想,只留下无限的颓败与惆怅。它的作者福楼拜完全活在艺术里,但心里却弥漫着悲哀——他后半生所经历的丧事真是一桩未了,又是一桩,他感到周围的世界仿佛一个老坟场。而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则完全相反,爱带着弗洛伦蒂诺穿越了苦难的河流,躲开了无数的人生暗礁,赢得了爱情,也赢得了人生。福楼拜与马尔克斯所描绘的两条河流构成了一种参差的对照,一条骨子是悲哀的、灰色的,一条则在绝望中依然深水无声,默默蓄积着力量和爱。马尔克斯的书写表明,拉丁美洲不仅有孤独、霍乱与疾病,还有清教徒式力行的、让人心醉的坚持,以及永不退色的激情。托马斯·品钦评论《霍乱时期的爱情》说:“第二段航行中,他穿越那荒凉的土地,与费尔明娜一起,开启了与时间对抗的爱之旅。我再没读过如此令人惊叹的结尾,它的节奏和活力如同交响乐一般,那种律动也像是一条在河里行驶的船。”我想我们也需要这样的爱之旅与爱之船。我们的时代,正像福楼拜曾经说过的那样,“并非在火山上而是在茅坑的木板上跳舞,而茅坑的木板看上去已腐烂得够可以的”(1850年11月14日致路易·布耶书简),一不留神就会掉到臭气熏天的茅坑里。在散发着欲望腐臭的现实之河中,在弥漫着管理学、IT至上气息的当下,我们需要一条弗洛伦蒂诺那样的船,穿越欲望的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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