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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是中唐时期的优秀诗人，享有“诗豪”与“国手”的赞誉。明代杨慎称誉“元和以后，诗人之全集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第一，其诗入选及人所脍炙，不下百首矣”（《升庵诗话》）；清代管世铭赞叹“刘宾客无体不备，蔚为大家，绝句中之山海也”（《读雪山房唐诗钞·凡例》）；元代吴澄赞赏“绝句如梦得、牧之，此诗之上品也”（《草庐吴文正公集》）。
七言绝句是刘禹锡擅长的诗歌体式，斩获诸多诗评家的激赏与众多选家的青睐，被推至难以复加的地位。翁方纲称“中唐六七十年之间”“堪与盛唐方驾者，独刘梦得、李君虞两家之七绝足以当之”（《石洲诗话》）；吴乔反诘道：“刘梦得、李义山之七绝，那得让开元、天宝”（《围炉诗话》）；沈德潜认为“七言绝句，中唐以李庶子、刘宾客为最，音节神韵，可追逐龙标、供奉”（《唐诗别裁》）；王夫之更是将刘禹锡的七言绝句推上了“小诗之圣证”（《姜斋诗话》）的地位。
那么，诗豪刘禹锡笔下的七绝有何与众不同之处呢？
从内容而言，刘禹锡的七绝诗作独出机杼，别具匠心，思想性极强，题材广泛，情感内涵丰富，既有对生活百态的深沉喟叹，又有对盛衰兴废的深切殷忧，更有对风土民情的深情礼赞；从语言来看，刘禹锡苦心孤诣，数词与诗意相得益彰，叠词与诗句浑然一体，虚词与诗情和谐共生，给人以联珠缀玉般的美感；从形式而观，刘禹锡创新振奇，不仅在韵脚上精心遴选与安排，还在平仄上灵活设计与运用，更是在用典上广泛征引与活用，让人耳目一新。
吴汝煜先生曾在《刘禹锡传论》中称刘禹锡“善于在平凡的生活中挖掘朴素明彻的美，在下层人民的身上发现健康热烈的美，在古老的历史陈迹上探寻严肃深沉的美”。诗人刘禹锡的独特视角造就了其诗歌的专属风格，体现在其七绝诗中，则呈现出雄浑豪放、清隽绮丽、含蓄蕴藉的美学特质。
“雄浑豪放”是一种气势雄伟、豪迈刚劲的人文力量。刘禹锡的咏史怀古诗，史由地出，论从景发，借史咏怀，将实地与古迹、现实与情感相融合。以《金陵五题》为例：
石头城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台城
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
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生公讲堂
生公说法鬼神听，身后空堂夜不扃。
高座寂寥尘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
江令宅
南朝词臣北朝客，归来唯见秦淮碧。
池台竹树三亩馀，至今人道江家宅。
刘禹锡置身于历史语境中，选取了石头城、乌衣巷、台城、生公讲堂和江令宅进行吟咏，构建出一组组昔盛今衰的反差命题。这种精巧的意境构造方式，在一个真实可感的立体空间上延展出一条阔大的时空线，将“历史兴亡”的核心主题表现得极富张力，表达出诗人对历史的感慨和对现实的思考，呈现出“雄浑老苍，沈著痛快，小家数不能及也”（刘克庄《后村诗话》）的艺术特质，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
雄浑豪放是一种源自于诗人坚毅豪健的人格内蕴。以两首桃花诗为例：
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再游玄都观绝句
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第一首诗是刘禹锡写给一群承召回京的志同道合的战友，但从题目中的“戏”与诗作中运用的比喻和夸张等修辞手法，便可感受到刘禹锡对当时执政者的轻蔑与对自己坚毅的品质的坚守。这两首七绝诗作有一个相同的典故，即“刘郎”。第二首诗《再游玄都观绝句》是第一首诗的后续诗篇，诗前有段小序。由这段小引文可知当年的“种桃道士”已经荡然无存，而红极一时的桃花已经凋零，倒是变成菜花的天下了。而前度的“刘郎”如今又来到玄都观，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但唯一不变的是诗人刚健的性格与豪迈的气度。我们仿佛听到了刘郎在诗作中所回荡的爽朗笑声。雄浑豪放是一种源自于诗人高昂向上的乐观精神。以《秋词二首》为例：
秋词二首（其一）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秋词二首（其二）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
《秋词二首》（其一）开篇点明自宋玉“悲哉，秋之为气也”以来的悲秋这一传统主题，继而道出在他眼中的秋天，竟然胜过了春朝！“我言”是何等自信与豪迈！诗作末两句勾勒出一幅白鹤直上碧空图，给我们扑面而来的高扬开阔之气息！《秋词二首》（其二）生动地描绘了秋天的景色，那红黄两色的枫叶，在秋日登上高楼的诗人不像杜甫发出“万里悲秋常作客”的感叹，而是赞颂秋天的清新宜人，不像春色那般使人轻狂。《秋词二首》很好地向我们袒露了诗人豪放乐观的情怀。
瞿蜕园先生认为刘禹锡的诗歌“早年纵迹足以决定后来之成就也”（《刘禹锡集笺证》）。刘禹锡自小生于江南，深受江南山水的浸染，还幸得皎然、灵澈的悉心调教。刘禹锡的“早年纵迹”也决定了他日后七绝创作中的清隽绮丽之美。
“巴山楚水凄涼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刘禹锡因官因贬饱览了祖国各地的山水风光，这些山山水水无形中影响了刘禹锡诗歌创作的艺术表现，形成了他诗歌中蕴含的美学元素，这些尤其体现在他学习民歌而写作的七绝体乐府诗。 “以某一民俗圈为描写对象，是中唐诗人的新开拓。”（参见刘航《中唐诗歌嬗变的民俗观照》）而刘禹锡无疑是在这一领域开拓的佼佼者。刘禹锡不仅对民歌颇具好感，还擅长汲取民歌的养分来写诗。刘禹锡是将口语俗语和民歌兼收并蓄的行家里手。“甿谣俚音，可俪《风》什”是他在贬谪期间的新发现，认为民间歌谣堪与《诗经》的风诗相媲美。他细心捕猎巴楚地域的特色，描绘巴蜀荆楚一带民俗风情。此外，这些民俗乐府诗往往用拗体。刘序中引“激讦如吴声”，也道这一特点。他在《竹枝词九首》并引中说道：“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刘禹锡创造出独具一格的刘氏民歌如《竹枝词》《浪淘沙词》《踏歌词》《堤上行》《杨柳枝词》等。这些诗作不仅在语言上清新流转，而且在所描绘的画面上更是清秀明丽。
著名曲学家任半塘在《唐声诗》中指出：“唐刘禹锡在建平，追踪屈原，亦留意民间歌舞，采其声容，广其情志，作《竹枝》九篇，远近传唱。”《竹枝词九首》（其一）“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描绘了白帝城头萋萋的春草，白盐山下清澈见底的蜀江；《竹枝词九首》（其九）“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描绘了巴东山区少数民族劳作的风俗画。“银钏金钗”与“长刀短笠”根据妇女和男子的特征而运用借代的手法，向我们呈现了为取水背负上山的妇女，为烧畲而刀耕火种的男子。《竹枝词九首》中所描写的春草、春水、白盐山、桃花、李花、杨柳、巫峡、清猿、踏青归来的女伴等皆给人以清新隽永之美。
刘禹锡的七绝诗有着清新的一面，是其描摹景物清新可人的长处与特征。刘禹锡的七绝诗作，尤其是晚年时候的七绝诗作多半是在樽前花下而成。如《杏园花下酬乐天见赠》《和严给事闻唐昌观玉蕊花下有游仙二绝》等。以《赏牡丹》为例：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诗作中前两句将牡丹与芍药和荷花相对比，庭院前的芍药因为太妖艳了而标格不高，池塘上的荷花全都都少了些情调。第三句用“唯有”一转笔，将牡丹花水到渠成地引出。最后一句“花开时节动京城”反映了中唐时期牡丹已成为宫廷的赏玩对象，一个“动”字将牡丹受宠的程度加以表现得恰到好处。此外刘禹锡还有其他两首关于牡丹花的七绝诗作。其中一首是《思黯南墅赏牡丹花》，刘禹锡在牛僧孺的南庄赏玩牡丹花，认为牡丹花有着倾城之貌，赛过了所有的花卉。还有一首是《和令狐相公别牡丹》，這是一首酬和诗，诗意是令狐楚即要赴东都留守任，而看不到家中的牡丹花盛开。末两句是刘禹锡对令狐楚的劝慰“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极具哲理意蕴。
刘禹锡诗清隽明丽，颇有齐梁之风。正如知名唐诗学者王志清教授在《吴文化对刘禹锡情性与诗歌的塑造》中一文指出“刘禹锡在情感上偏爱南朝名士与诗人诗风，譬如南朝的‘三谢’（谢安、谢灵运、谢朓）就让他崇拜至极，也对其影响甚深，具有终生精神相伴的不解情缘。”仅举刘禹锡七绝诗作中的诗句为例：《重寄表臣二首》（其一）“分明记取星星鬓”正是巧用了谢灵运《游南亭》中的“蹙蹙感物叹，星星白发垂”；《李贾二大谏拜命后寄杨八寿州》中“肯放淮南高卧人”妙用了谢朓《郡中卧病呈沈尚书》“淮阳股肱守，高卧犹在兹”；《裴侍郎大尹雪中遗酒一壶兼示喜眼疾平一绝有闲行把酒之句斐然仰酬》中“何必池塘春草生”更是活用了谢灵运《登池上楼》“池塘生春草”等。
香港唐代文学研究学者邓中龙在《唐代诗歌演变》中认为：
七绝是最不讨好的诗体，短短的28字，刚一开始，便要结束。因此，作者必须具有非常周密的想象力，再加上大刀阔斧的剪裁功夫。
刘禹锡的七绝不仅含蓄蕴藉，而且耐人寻味，这得归功于刘禹锡的想象力与剪裁功力。此外，刘禹锡的取境说这一诗歌理论也是酿就刘禹锡七绝诗含蓄蕴藉之美的原因之一。
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纪》提出了著名的“境生于象外”的诗学命题，他在七绝创作中也往往会运用“境生于象外”之理论，起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妙效。这一鲜明的特点在刘禹锡的宫怨乐府诗作中尤为显著，他时常通过宫怨诗来自况，抒发自己感同身受的情感，这些无不增加了刘禹锡自创新制的乐府宫怨诗《阿娇怨》《秋扇词》《魏宫词二首》等的含蓄蕴藉之美。以《阿娇怨》为例：
望见葳蕤举翠华，试开金屋扫庭花。
须臾宫女传来信，云幸平阳公主家。
此诗改乐府《长门怨》而作《阿娇怨》，看似抒发了失宠陈皇后的凄楚心声。其实含蓄地表达了刘禹锡的心声。正如胡可先教授在《政治兴变与唐诗演化》所说“刘禹锡的《阿娇怨》就是一首具有丰富内涵的诗作，是永贞革新失败之后，他的复杂经历的一种曲折表达。而且每一句都隐含他重要经历的一部分”。诗作开篇是动词“望”，它是一种企盼的“望”。第二句一个“试”，它是一种小心翼翼的“试”。第三句以“须臾”为转笔，引出宫女带来的消息，第四句是消息的详细内容。这对在煎熬等待的“阿娇”来说是何等残忍与失望。但诗人就此收笔，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短短的28字，凝聚的可是诗人刘禹锡不能回归朝廷的深深哀怨。正如陆时雍评价“刘禹锡长于寄怨，七言绝最其所优，可分昌龄半席”（《唐诗镜》）。
刘禹锡七绝诗作中的含蓄蕴藉之美，也可通过《步虚词二首》来感知：
阿母种桃云海际，花落子成二千岁。
海风吹折最繁枝，跪捧琼盘献天帝。
华表千年一鹤归，凝丹为顶雪为衣。
星星仙语人听尽，却向五云翻翅飞。
该组诗言简意丰，耐人寻味，是叙事与抒情完美结合的佳作。其采用七言绝句体，是对步虚词体制的重大突破，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与意义。刘禹锡巧妙地选取神仙传说中的典故，在叙事处凝炼紧凑，在细节处自然到位。不论是从意境还是手法，《步虚词》（二首）都蕴有含蓄无尽的艺术魅力，藏有逸思缥缈的想象力。然而，刘禹锡集的众多笺注本都能未能详其编年。笔者曾撰《刘禹锡〈步虚词〉创作时间考辨》一文发表于《西北师大学报（增刊）》（2013年5月），通过诗作中的象征与隐喻及用典，结合刘禹锡当时的心境与遭际，推测此组诗的创作时间系为其贬谪之后，更为具体的创作时间则推为元和十年（815）刘禹锡因作《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又被排挤，出为连州刺史之后。
刘禹锡七绝诗作中的含蓄蕴藉之美不仅体现在《阿娇怨》《步虚词二首》等诗作上，而且刘禹锡的一些赠答诗与送别七绝诗作中亦可挖掘这耐人寻味的含蓄之美。正如谭青在《论刘禹锡七言绝句诗的成就及其影响》所云：“梦得的部分赠答、送别七绝，紧密联系着中唐的政治斗争，在看似寻常的题材中，蕴涵着深沉的思考。”
布封曾说：“一个大作家绝不能有一颗印章。在不同的作品上都盖着同一的印章，这就暴露出天才的缺乏。”（《布封文钞》）可见，一个伟大诗人的诗作也往往伴有多种风格。同样的，刘禹锡在七绝诗作创作道路上，随着时间与地域的变迁，个人的遭际与思想的变化，他的心路旅程也跟着在流转起伏中变幻着，这就迎来了他诗作中丰盈鲜亮的美学风格，而雄浑豪放、清隽绮丽、含蓄蕴藉这三种美学风格均会贯穿于刘禹锡不同时期的七绝诗作。哪怕是在同一首诗中也会蕴藏着多种风格。
知名学者肖瑞峰教授在《刘禹锡诗论》中总结道：“几乎所有的诗论家都将他归于七言绝句的‘一流高手’之列”，“无不把刘禹锡视为唐人七绝排名榜上荣登榜首的人物”。正是因为刘禹锡七绝的运思奇崛，摇曳百态，形成了他雄浑豪放、清隽绮丽、含蓄蕴藉的美学风格，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被誉为中唐七绝第一家的地位，并斩获不可撼动的历史性地位，在唐代乃至整个诗史上有着彪炳千秋的里程碑意义。
（作者系文学硕士，供职于宁波图书馆。）
七言绝句是刘禹锡擅长的诗歌体式，斩获诸多诗评家的激赏与众多选家的青睐，被推至难以复加的地位。翁方纲称“中唐六七十年之间”“堪与盛唐方驾者，独刘梦得、李君虞两家之七绝足以当之”（《石洲诗话》）；吴乔反诘道：“刘梦得、李义山之七绝，那得让开元、天宝”（《围炉诗话》）；沈德潜认为“七言绝句，中唐以李庶子、刘宾客为最，音节神韵，可追逐龙标、供奉”（《唐诗别裁》）；王夫之更是将刘禹锡的七言绝句推上了“小诗之圣证”（《姜斋诗话》）的地位。
那么，诗豪刘禹锡笔下的七绝有何与众不同之处呢？
从内容而言，刘禹锡的七绝诗作独出机杼，别具匠心，思想性极强，题材广泛，情感内涵丰富，既有对生活百态的深沉喟叹，又有对盛衰兴废的深切殷忧，更有对风土民情的深情礼赞；从语言来看，刘禹锡苦心孤诣，数词与诗意相得益彰，叠词与诗句浑然一体，虚词与诗情和谐共生，给人以联珠缀玉般的美感；从形式而观，刘禹锡创新振奇，不仅在韵脚上精心遴选与安排，还在平仄上灵活设计与运用，更是在用典上广泛征引与活用，让人耳目一新。
吴汝煜先生曾在《刘禹锡传论》中称刘禹锡“善于在平凡的生活中挖掘朴素明彻的美，在下层人民的身上发现健康热烈的美，在古老的历史陈迹上探寻严肃深沉的美”。诗人刘禹锡的独特视角造就了其诗歌的专属风格，体现在其七绝诗中，则呈现出雄浑豪放、清隽绮丽、含蓄蕴藉的美学特质。
雄浑豪放之美
“雄浑豪放”是一种气势雄伟、豪迈刚劲的人文力量。刘禹锡的咏史怀古诗，史由地出，论从景发，借史咏怀，将实地与古迹、现实与情感相融合。以《金陵五题》为例：
石头城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台城
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
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生公讲堂
生公说法鬼神听，身后空堂夜不扃。
高座寂寥尘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
江令宅
南朝词臣北朝客，归来唯见秦淮碧。
池台竹树三亩馀，至今人道江家宅。
刘禹锡置身于历史语境中，选取了石头城、乌衣巷、台城、生公讲堂和江令宅进行吟咏，构建出一组组昔盛今衰的反差命题。这种精巧的意境构造方式，在一个真实可感的立体空间上延展出一条阔大的时空线，将“历史兴亡”的核心主题表现得极富张力，表达出诗人对历史的感慨和对现实的思考，呈现出“雄浑老苍，沈著痛快，小家数不能及也”（刘克庄《后村诗话》）的艺术特质，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
雄浑豪放是一种源自于诗人坚毅豪健的人格内蕴。以两首桃花诗为例：
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再游玄都观绝句
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第一首诗是刘禹锡写给一群承召回京的志同道合的战友，但从题目中的“戏”与诗作中运用的比喻和夸张等修辞手法，便可感受到刘禹锡对当时执政者的轻蔑与对自己坚毅的品质的坚守。这两首七绝诗作有一个相同的典故，即“刘郎”。第二首诗《再游玄都观绝句》是第一首诗的后续诗篇，诗前有段小序。由这段小引文可知当年的“种桃道士”已经荡然无存，而红极一时的桃花已经凋零，倒是变成菜花的天下了。而前度的“刘郎”如今又来到玄都观，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但唯一不变的是诗人刚健的性格与豪迈的气度。我们仿佛听到了刘郎在诗作中所回荡的爽朗笑声。雄浑豪放是一种源自于诗人高昂向上的乐观精神。以《秋词二首》为例：
秋词二首（其一）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秋词二首（其二）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
《秋词二首》（其一）开篇点明自宋玉“悲哉，秋之为气也”以来的悲秋这一传统主题，继而道出在他眼中的秋天，竟然胜过了春朝！“我言”是何等自信与豪迈！诗作末两句勾勒出一幅白鹤直上碧空图，给我们扑面而来的高扬开阔之气息！《秋词二首》（其二）生动地描绘了秋天的景色，那红黄两色的枫叶，在秋日登上高楼的诗人不像杜甫发出“万里悲秋常作客”的感叹，而是赞颂秋天的清新宜人，不像春色那般使人轻狂。《秋词二首》很好地向我们袒露了诗人豪放乐观的情怀。
清隽绮丽之美
瞿蜕园先生认为刘禹锡的诗歌“早年纵迹足以决定后来之成就也”（《刘禹锡集笺证》）。刘禹锡自小生于江南，深受江南山水的浸染，还幸得皎然、灵澈的悉心调教。刘禹锡的“早年纵迹”也决定了他日后七绝创作中的清隽绮丽之美。
“巴山楚水凄涼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刘禹锡因官因贬饱览了祖国各地的山水风光，这些山山水水无形中影响了刘禹锡诗歌创作的艺术表现，形成了他诗歌中蕴含的美学元素，这些尤其体现在他学习民歌而写作的七绝体乐府诗。 “以某一民俗圈为描写对象，是中唐诗人的新开拓。”（参见刘航《中唐诗歌嬗变的民俗观照》）而刘禹锡无疑是在这一领域开拓的佼佼者。刘禹锡不仅对民歌颇具好感，还擅长汲取民歌的养分来写诗。刘禹锡是将口语俗语和民歌兼收并蓄的行家里手。“甿谣俚音，可俪《风》什”是他在贬谪期间的新发现，认为民间歌谣堪与《诗经》的风诗相媲美。他细心捕猎巴楚地域的特色，描绘巴蜀荆楚一带民俗风情。此外，这些民俗乐府诗往往用拗体。刘序中引“激讦如吴声”，也道这一特点。他在《竹枝词九首》并引中说道：“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刘禹锡创造出独具一格的刘氏民歌如《竹枝词》《浪淘沙词》《踏歌词》《堤上行》《杨柳枝词》等。这些诗作不仅在语言上清新流转，而且在所描绘的画面上更是清秀明丽。
著名曲学家任半塘在《唐声诗》中指出：“唐刘禹锡在建平，追踪屈原，亦留意民间歌舞，采其声容，广其情志，作《竹枝》九篇，远近传唱。”《竹枝词九首》（其一）“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描绘了白帝城头萋萋的春草，白盐山下清澈见底的蜀江；《竹枝词九首》（其九）“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描绘了巴东山区少数民族劳作的风俗画。“银钏金钗”与“长刀短笠”根据妇女和男子的特征而运用借代的手法，向我们呈现了为取水背负上山的妇女，为烧畲而刀耕火种的男子。《竹枝词九首》中所描写的春草、春水、白盐山、桃花、李花、杨柳、巫峡、清猿、踏青归来的女伴等皆给人以清新隽永之美。
刘禹锡的七绝诗有着清新的一面，是其描摹景物清新可人的长处与特征。刘禹锡的七绝诗作，尤其是晚年时候的七绝诗作多半是在樽前花下而成。如《杏园花下酬乐天见赠》《和严给事闻唐昌观玉蕊花下有游仙二绝》等。以《赏牡丹》为例：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诗作中前两句将牡丹与芍药和荷花相对比，庭院前的芍药因为太妖艳了而标格不高，池塘上的荷花全都都少了些情调。第三句用“唯有”一转笔，将牡丹花水到渠成地引出。最后一句“花开时节动京城”反映了中唐时期牡丹已成为宫廷的赏玩对象，一个“动”字将牡丹受宠的程度加以表现得恰到好处。此外刘禹锡还有其他两首关于牡丹花的七绝诗作。其中一首是《思黯南墅赏牡丹花》，刘禹锡在牛僧孺的南庄赏玩牡丹花，认为牡丹花有着倾城之貌，赛过了所有的花卉。还有一首是《和令狐相公别牡丹》，這是一首酬和诗，诗意是令狐楚即要赴东都留守任，而看不到家中的牡丹花盛开。末两句是刘禹锡对令狐楚的劝慰“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极具哲理意蕴。
刘禹锡诗清隽明丽，颇有齐梁之风。正如知名唐诗学者王志清教授在《吴文化对刘禹锡情性与诗歌的塑造》中一文指出“刘禹锡在情感上偏爱南朝名士与诗人诗风，譬如南朝的‘三谢’（谢安、谢灵运、谢朓）就让他崇拜至极，也对其影响甚深，具有终生精神相伴的不解情缘。”仅举刘禹锡七绝诗作中的诗句为例：《重寄表臣二首》（其一）“分明记取星星鬓”正是巧用了谢灵运《游南亭》中的“蹙蹙感物叹，星星白发垂”；《李贾二大谏拜命后寄杨八寿州》中“肯放淮南高卧人”妙用了谢朓《郡中卧病呈沈尚书》“淮阳股肱守，高卧犹在兹”；《裴侍郎大尹雪中遗酒一壶兼示喜眼疾平一绝有闲行把酒之句斐然仰酬》中“何必池塘春草生”更是活用了谢灵运《登池上楼》“池塘生春草”等。
含蓄蕴藉之美
香港唐代文学研究学者邓中龙在《唐代诗歌演变》中认为：
七绝是最不讨好的诗体，短短的28字，刚一开始，便要结束。因此，作者必须具有非常周密的想象力，再加上大刀阔斧的剪裁功夫。
刘禹锡的七绝不仅含蓄蕴藉，而且耐人寻味，这得归功于刘禹锡的想象力与剪裁功力。此外，刘禹锡的取境说这一诗歌理论也是酿就刘禹锡七绝诗含蓄蕴藉之美的原因之一。
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纪》提出了著名的“境生于象外”的诗学命题，他在七绝创作中也往往会运用“境生于象外”之理论，起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妙效。这一鲜明的特点在刘禹锡的宫怨乐府诗作中尤为显著，他时常通过宫怨诗来自况，抒发自己感同身受的情感，这些无不增加了刘禹锡自创新制的乐府宫怨诗《阿娇怨》《秋扇词》《魏宫词二首》等的含蓄蕴藉之美。以《阿娇怨》为例：
望见葳蕤举翠华，试开金屋扫庭花。
须臾宫女传来信，云幸平阳公主家。
此诗改乐府《长门怨》而作《阿娇怨》，看似抒发了失宠陈皇后的凄楚心声。其实含蓄地表达了刘禹锡的心声。正如胡可先教授在《政治兴变与唐诗演化》所说“刘禹锡的《阿娇怨》就是一首具有丰富内涵的诗作，是永贞革新失败之后，他的复杂经历的一种曲折表达。而且每一句都隐含他重要经历的一部分”。诗作开篇是动词“望”，它是一种企盼的“望”。第二句一个“试”，它是一种小心翼翼的“试”。第三句以“须臾”为转笔，引出宫女带来的消息，第四句是消息的详细内容。这对在煎熬等待的“阿娇”来说是何等残忍与失望。但诗人就此收笔，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短短的28字，凝聚的可是诗人刘禹锡不能回归朝廷的深深哀怨。正如陆时雍评价“刘禹锡长于寄怨，七言绝最其所优，可分昌龄半席”（《唐诗镜》）。
刘禹锡七绝诗作中的含蓄蕴藉之美，也可通过《步虚词二首》来感知：
阿母种桃云海际，花落子成二千岁。
海风吹折最繁枝，跪捧琼盘献天帝。
华表千年一鹤归，凝丹为顶雪为衣。
星星仙语人听尽，却向五云翻翅飞。
该组诗言简意丰，耐人寻味，是叙事与抒情完美结合的佳作。其采用七言绝句体，是对步虚词体制的重大突破，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与意义。刘禹锡巧妙地选取神仙传说中的典故，在叙事处凝炼紧凑，在细节处自然到位。不论是从意境还是手法，《步虚词》（二首）都蕴有含蓄无尽的艺术魅力，藏有逸思缥缈的想象力。然而，刘禹锡集的众多笺注本都能未能详其编年。笔者曾撰《刘禹锡〈步虚词〉创作时间考辨》一文发表于《西北师大学报（增刊）》（2013年5月），通过诗作中的象征与隐喻及用典，结合刘禹锡当时的心境与遭际，推测此组诗的创作时间系为其贬谪之后，更为具体的创作时间则推为元和十年（815）刘禹锡因作《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又被排挤，出为连州刺史之后。
刘禹锡七绝诗作中的含蓄蕴藉之美不仅体现在《阿娇怨》《步虚词二首》等诗作上，而且刘禹锡的一些赠答诗与送别七绝诗作中亦可挖掘这耐人寻味的含蓄之美。正如谭青在《论刘禹锡七言绝句诗的成就及其影响》所云：“梦得的部分赠答、送别七绝，紧密联系着中唐的政治斗争，在看似寻常的题材中，蕴涵着深沉的思考。”
布封曾说：“一个大作家绝不能有一颗印章。在不同的作品上都盖着同一的印章，这就暴露出天才的缺乏。”（《布封文钞》）可见，一个伟大诗人的诗作也往往伴有多种风格。同样的，刘禹锡在七绝诗作创作道路上，随着时间与地域的变迁，个人的遭际与思想的变化，他的心路旅程也跟着在流转起伏中变幻着，这就迎来了他诗作中丰盈鲜亮的美学风格，而雄浑豪放、清隽绮丽、含蓄蕴藉这三种美学风格均会贯穿于刘禹锡不同时期的七绝诗作。哪怕是在同一首诗中也会蕴藏着多种风格。
知名学者肖瑞峰教授在《刘禹锡诗论》中总结道：“几乎所有的诗论家都将他归于七言绝句的‘一流高手’之列”，“无不把刘禹锡视为唐人七绝排名榜上荣登榜首的人物”。正是因为刘禹锡七绝的运思奇崛，摇曳百态，形成了他雄浑豪放、清隽绮丽、含蓄蕴藉的美学风格，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被誉为中唐七绝第一家的地位，并斩获不可撼动的历史性地位，在唐代乃至整个诗史上有着彪炳千秋的里程碑意义。
（作者系文学硕士，供职于宁波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