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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39年国民党发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山西阎锡山首当其冲，积极充当“反共”急先锋发动了晋西事变。本文旨在结合阎、国和中共三方的史料，力图还原事变后中共一面坚决进行军事反击，一面与阎锡山和国民党进行谈判。最终，在中共的努力下，阎锡山和国民党都未脱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关键词：晋西事变；反应；复杂态势；和平解决
晋西事变，又称“十二月事变”，是由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一手策划并发动的一次反共事变，形成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晋西事变几乎波及整个山西，对山西抗战局面产生了重大影响。阎锡山在这次反共高潮中首当其冲，制造了晋西事变，最后惨遭失败，只能退守晋西一隅。藉此，阎锡山也从抗战初期的联共抗日，演变为反共避战，阎锡山与中共在山西结成的特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到动摇。
一、晋西事变爆发的背景
（一）日本近卫声明对国内妥协派的诱降
1938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我国武汉、上海等大片国土沦陷。当时全国人民陷入一片恐慌，国内人民对抗战能否胜利存有疑虑。
就在这时，日本以近卫内阁名义发表了三次关于侵华政策的声明。其中，1938年1月16日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1938年10月25日，武汉的失守标志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1月3日，日本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软硬兼施，阐明对华政策为：“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②并强硬的指出：“如果国民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紧接着，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来临之际，日本于1938年12月22日，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提出：所谓“中日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诱使蒋介石投降。
（二）汪精卫叛国通敌对国内的妥协影响
日本三次近卫声明的发表，无疑是对国内亲日派，对抗日战争持亡国论者，抛出了十分诱惑的“橄榄枝”。于是，国内亲日派头目汪精卫顺势而下，接过了这个“橄榄枝”。1938年11月19日，在第二次近卫声明发表后，汪精卫的代表梅思平和高宗武与日军陆军省军务科长影佐祯昭在上海土肥原公馆重光堂进行了谈判。并与20日，签署《日华协议记录》。此后，1938年12月5日，汪精卫离开重庆，后发表与蒋介石脱离关系的声明。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了著名的“艳店”，声称：“日本对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的主权。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即以此为依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③汪精卫投降日军后，1939年日本积极推行实现所谓的“汪蒋合流”政策，企图通过汪精卫的投降带动蒋介石政府的投降，以便早日结束中国战事。
（三）国民党积极推行反共的政策
日本近卫声明的发表和汪精卫叛国投降的行径无不对重庆蒋介石政府产生了一定之影响。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作《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报告，并提出了《整顿党务之要点》，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随后国民党又相继出台了系列针对反共的秘密文件，如：《处理异党实施方法》、《共产党处置办法》、《处理共产党实施方案》等。1939年2月5日，《蒋委员长指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武严令各省政府详报匪情等手令》中，明确指出：“严令各省政府，详报各地匪情与清剿方案，关于清剿番号、地区、指挥官负责人姓名，皆应于十五日以前详报勿误。”④由此可见，蒋介石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就已着手布置在全国各地限制中共的发展。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变本加厉地制定了“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国民党进一步加快了与中共进行军事上的摩擦。隧支持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发动了旧军对新军的进攻。
二、事变发生后阎、国和共各自的反应动态
（一）阎锡山一面进攻新军一面请示蒋介石
晋西事变发生后，阎锡山并未立即停止军事进攻，而是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在扩大军事进攻的同时不忘请示蒋介石对事变的处置态度；同时也不忘勾结日军，企图要回自己在太原的财产。
1939年 12月3日，阎锡山调集四个军和一个师、一个旅的兵力围攻驻守在晋西南地区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纵队及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残杀隰县、大宁、永和等六个县的抗日民族政府和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的干部及八路军伤病员数十人。12月5日，二纵队一九六旅顽固派旅长白英杰叛变，逮捕大部分工作人员。12月8日至26日，阎锡山所属孙楚部联合国民党中央军中的顽固派向活动在晋东南的抗敌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发起进攻，摧毁沁水、阳城等7个县的抗日民族政权和人民团体，残忍杀害共产党员和群众五百多人，并策动决死三纵队部分反动军官叛乱。
12月30日至1940年4月，国民党不仅在山西境内发动摩擦中共时间，在河北，山东等地也发生多起摩擦事件。阎锡山一面积极公开通电全国，表示此事件乃“评叛事件”，秘密致电重庆军令部，提出两个请示处理八路军介入晋西事变的方案：1、分汾东汾西，藉剿叛军名义北上，肃清共党势力。2、就事论事，用政治方法解决。他表示：“前者有扩大之虑，后者有养痈之虞，究以如何处理为宜，请考核。”⑤
（二）国民党默认阎锡山的军事进攻并政治冷遇中共
在查阅相关资料后，对于国民党当局对晋西事变的政治反应，相关资料记述少之又少。笔者翻阅了1939年至1940年的《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均未对此事进行相关报道。由此可见，晋西事变在国统区内，并未被国民党大肆宣传报道，仅限于党内事务进行搁置处理。对此，可加佐证的为，1940年，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的唐纵在其日记中记载，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在国民党3月8的会议上报告并答复一、二、八及冀察各战区之报告，其中就山西晋西事变中，山西旧军摩擦山西新军并进攻八路军一事提出解决摩擦一事。但蒋介石并未予以理睬，如唐纵所记载：“委座讲评，对于国共两军摩擦问题，一字不提，正如我想的态度一样。”⑥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任命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为国民政府第二战区总司令。晋西事变虽然表面上看是山西新旧军之间的冲突，但山西新军是在牺盟会领导下，而牺盟会又直接受中共北方局领导，而阎锡山又直接听命于重庆军事委员会。由上我们可以窥探出，在晋西事变及随后一系列的反共摩擦事件中，虽然表面上是阎锡山限制山西新军的发展，但因山西新军是在中共北方局指导下的武装力量，实则是国民党限制中共在山西的发展。因此，晋西事变后，国民党是抱着一种默认阎锡山军事进攻山西新军为主，政治冷遇中共的态度。
（三）新军在中共领导下采取军事反击为主与政治反击为辅策略
晋西事变发生后，作为事变的被袭击一方。1939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在《晋西南新旧军冲突和我们的方针》中指出：“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⑦在中共的领导下，山西抗敌决死队人员对阎锡山的军事进攻为保自身安全，进行了坚决地军事反击。
12月7日、8日，在区党委在张家川召开的应对晋西事变的会议上，决定成立拥阎讨逆军总指挥部，以张文昂、韩钧为正指挥，并组织四个区指挥部及一个突击队。总指挥部建立以后，于12月9日部署了第一个军事行动，开始军事反击行动。12月10日，由黄骅通知指挥以支队一团及二旅六团两千余人为中区出击隰县，消灭了十九军一个营和一个团部。12月14日，黄骅增援受到陈长捷进攻的暖泉头，击溃其两个团。由于遭到日寇和叛军的配合进攻，我军决定突围到叛军的后方去。12月23日，两个梯队先后越过吕梁山到达中央，与日军两日激战，消灭三十三军两个团。但，由于叛军和日军相互配合进攻，我军连日作战疲惫不堪，为保存革命实力，12月27日，被迫撤出晋西南，退往晋西北。在晋东南方面，由于孙楚部联合中央军进攻决死三纵队，纵队进行了坚决的抵抗。
三、晋西事变的艰难解决
（一）中共日渐主张与阎锡山和平解决晋西事变
1939年12月27日，山西新军不敌阎锡山旧军之攻击退往晋西北。此时，中共在军事上处于劣势。通过对战况的分析，中共中央意识到山西乃陕西和华北整个区域进行交流的屏障，一旦失守，将限中共于狭小的陕北地方，也势必会影响到中共和其他地方的联系。如果中共大规模的进反击，害怕致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因此，中共一面指示受到中央军、晋绥军、石友三部队进攻山西的八路军在自卫的原则下给进攻者以彻底打击，一面又迅速适应战况的改变而作出策略的调整。1940年1月11日，指出：“目前还不是全国下雨之时”，指出：“在全国的任务还是组织进步力量，力争中间阶层，击破大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反对。”⑧随后，中共积极主动的从各方面寻求和平解决晋西事变。1940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提出要薄一波、戎子和等人不断向阎锡山痛陈王陈孙赵四人进攻新军破坏牺盟会的罪恶，并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内部问题，此间也表明八路军即使在受到旧军的进攻下也愿继续团结在阎领导下。1940年1月31日，中共得知阎锡山本人觉察出解决新军已经不是他所在能力之内，而对国民政府亦存有疑虑，进一步表明八路军愿意为和平解决晋西事变而努力。
（二）阎锡山、国民党军事未获实利后转变进攻方向
晋西事变后，阎锡山并未在军事上获得实利，除决死三纵队有3个团、二纵队少部分军队脱离出来外，其余个33个团全部为中国共产党所掌握，同时还让蒋介石钻了空子，再次获得插足山西的机会，事变后阎锡山地盘损失，只得龟缩晋西南的十几个县，再图发展。事变发生后，阎锡山损兵失地，只得在晋西南图谋发展。阎锡山不得不答应中共提出的和平解决晋西事变的方针，于1940年4月初，同中共达成协议，确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公路和汾河为分界线，将山西一分为四，除晋西南为旧军防区，晋西北、晋东南、晋东北为八路军和决死队的活动区域，双方划界而治。
其次，在晋西事变后，重庆蒋介石一直处于观望状态，国民党亦不愿从一开始就把事态扩大，影响到抗战全局。阎锡山在晋西事变后报请解决晋西事变的两个方案中，蒋介石对此迟迟未予答复，也未曾公开向八路军方面施压。⑨晋西事变后，中共在于国民党政府进行关于扩军问题谈判中，各地的摩擦问题，一直都被列于谈判内容之内，力主使国民党下令停止进行反共摩擦。此外，国民党曾于1940年2月组成国民参政会华北视察团，旨在搜集材料，将此间中共摩擦归咎于中共。中共随后也制定了大量宣传方案，通过披露往来函电揭露国民党实为摩擦发动主动者，争取中间力量的同情。一面收缩军事行为，提出“拥护蒋委员长阎长卫长官抗日到底”、“打到汉奸汪精卫”、“反对倒退、分裂、投降，坚持抗战”等口号。在当时国内对汪精卫一片声讨之声中，蒋介石也决定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
参考文献：
[1]薄一波.《薄一波书信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2），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4页.
[4]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97页.
[5]薄一波.《薄一波文选》（1937-1992），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15页.
注释：
①侯媛，女，研二，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
②厚地茂盛编：《近卫首相演说集》（二），东京：东晃社出版，1939年版，第44-46页。
③沈予：论日本近卫文内阁的对华政策》，《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51页。
④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1981年版，第181页。
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2），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页。
⑥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
⑦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97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9页。
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2），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页。
关键词：晋西事变；反应；复杂态势；和平解决
晋西事变，又称“十二月事变”，是由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一手策划并发动的一次反共事变，形成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晋西事变几乎波及整个山西，对山西抗战局面产生了重大影响。阎锡山在这次反共高潮中首当其冲，制造了晋西事变，最后惨遭失败，只能退守晋西一隅。藉此，阎锡山也从抗战初期的联共抗日，演变为反共避战，阎锡山与中共在山西结成的特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到动摇。
一、晋西事变爆发的背景
（一）日本近卫声明对国内妥协派的诱降
1938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我国武汉、上海等大片国土沦陷。当时全国人民陷入一片恐慌，国内人民对抗战能否胜利存有疑虑。
就在这时，日本以近卫内阁名义发表了三次关于侵华政策的声明。其中，1938年1月16日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1938年10月25日，武汉的失守标志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1月3日，日本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软硬兼施，阐明对华政策为：“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②并强硬的指出：“如果国民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紧接着，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来临之际，日本于1938年12月22日，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提出：所谓“中日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诱使蒋介石投降。
（二）汪精卫叛国通敌对国内的妥协影响
日本三次近卫声明的发表，无疑是对国内亲日派，对抗日战争持亡国论者，抛出了十分诱惑的“橄榄枝”。于是，国内亲日派头目汪精卫顺势而下，接过了这个“橄榄枝”。1938年11月19日，在第二次近卫声明发表后，汪精卫的代表梅思平和高宗武与日军陆军省军务科长影佐祯昭在上海土肥原公馆重光堂进行了谈判。并与20日，签署《日华协议记录》。此后，1938年12月5日，汪精卫离开重庆，后发表与蒋介石脱离关系的声明。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了著名的“艳店”，声称：“日本对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的主权。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即以此为依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③汪精卫投降日军后，1939年日本积极推行实现所谓的“汪蒋合流”政策，企图通过汪精卫的投降带动蒋介石政府的投降，以便早日结束中国战事。
（三）国民党积极推行反共的政策
日本近卫声明的发表和汪精卫叛国投降的行径无不对重庆蒋介石政府产生了一定之影响。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作《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报告，并提出了《整顿党务之要点》，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随后国民党又相继出台了系列针对反共的秘密文件，如：《处理异党实施方法》、《共产党处置办法》、《处理共产党实施方案》等。1939年2月5日，《蒋委员长指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武严令各省政府详报匪情等手令》中，明确指出：“严令各省政府，详报各地匪情与清剿方案，关于清剿番号、地区、指挥官负责人姓名，皆应于十五日以前详报勿误。”④由此可见，蒋介石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就已着手布置在全国各地限制中共的发展。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变本加厉地制定了“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国民党进一步加快了与中共进行军事上的摩擦。隧支持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发动了旧军对新军的进攻。
二、事变发生后阎、国和共各自的反应动态
（一）阎锡山一面进攻新军一面请示蒋介石
晋西事变发生后，阎锡山并未立即停止军事进攻，而是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在扩大军事进攻的同时不忘请示蒋介石对事变的处置态度；同时也不忘勾结日军，企图要回自己在太原的财产。
1939年 12月3日，阎锡山调集四个军和一个师、一个旅的兵力围攻驻守在晋西南地区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纵队及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残杀隰县、大宁、永和等六个县的抗日民族政府和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的干部及八路军伤病员数十人。12月5日，二纵队一九六旅顽固派旅长白英杰叛变，逮捕大部分工作人员。12月8日至26日，阎锡山所属孙楚部联合国民党中央军中的顽固派向活动在晋东南的抗敌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发起进攻，摧毁沁水、阳城等7个县的抗日民族政权和人民团体，残忍杀害共产党员和群众五百多人，并策动决死三纵队部分反动军官叛乱。
12月30日至1940年4月，国民党不仅在山西境内发动摩擦中共时间，在河北，山东等地也发生多起摩擦事件。阎锡山一面积极公开通电全国，表示此事件乃“评叛事件”，秘密致电重庆军令部，提出两个请示处理八路军介入晋西事变的方案：1、分汾东汾西，藉剿叛军名义北上，肃清共党势力。2、就事论事，用政治方法解决。他表示：“前者有扩大之虑，后者有养痈之虞，究以如何处理为宜，请考核。”⑤
（二）国民党默认阎锡山的军事进攻并政治冷遇中共
在查阅相关资料后，对于国民党当局对晋西事变的政治反应，相关资料记述少之又少。笔者翻阅了1939年至1940年的《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均未对此事进行相关报道。由此可见，晋西事变在国统区内，并未被国民党大肆宣传报道，仅限于党内事务进行搁置处理。对此，可加佐证的为，1940年，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的唐纵在其日记中记载，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在国民党3月8的会议上报告并答复一、二、八及冀察各战区之报告，其中就山西晋西事变中，山西旧军摩擦山西新军并进攻八路军一事提出解决摩擦一事。但蒋介石并未予以理睬，如唐纵所记载：“委座讲评，对于国共两军摩擦问题，一字不提，正如我想的态度一样。”⑥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任命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为国民政府第二战区总司令。晋西事变虽然表面上看是山西新旧军之间的冲突，但山西新军是在牺盟会领导下，而牺盟会又直接受中共北方局领导，而阎锡山又直接听命于重庆军事委员会。由上我们可以窥探出，在晋西事变及随后一系列的反共摩擦事件中，虽然表面上是阎锡山限制山西新军的发展，但因山西新军是在中共北方局指导下的武装力量，实则是国民党限制中共在山西的发展。因此，晋西事变后，国民党是抱着一种默认阎锡山军事进攻山西新军为主，政治冷遇中共的态度。
（三）新军在中共领导下采取军事反击为主与政治反击为辅策略
晋西事变发生后，作为事变的被袭击一方。1939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在《晋西南新旧军冲突和我们的方针》中指出：“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⑦在中共的领导下，山西抗敌决死队人员对阎锡山的军事进攻为保自身安全，进行了坚决地军事反击。
12月7日、8日，在区党委在张家川召开的应对晋西事变的会议上，决定成立拥阎讨逆军总指挥部，以张文昂、韩钧为正指挥，并组织四个区指挥部及一个突击队。总指挥部建立以后，于12月9日部署了第一个军事行动，开始军事反击行动。12月10日，由黄骅通知指挥以支队一团及二旅六团两千余人为中区出击隰县，消灭了十九军一个营和一个团部。12月14日，黄骅增援受到陈长捷进攻的暖泉头，击溃其两个团。由于遭到日寇和叛军的配合进攻，我军决定突围到叛军的后方去。12月23日，两个梯队先后越过吕梁山到达中央，与日军两日激战，消灭三十三军两个团。但，由于叛军和日军相互配合进攻，我军连日作战疲惫不堪，为保存革命实力，12月27日，被迫撤出晋西南，退往晋西北。在晋东南方面，由于孙楚部联合中央军进攻决死三纵队，纵队进行了坚决的抵抗。
三、晋西事变的艰难解决
（一）中共日渐主张与阎锡山和平解决晋西事变
1939年12月27日，山西新军不敌阎锡山旧军之攻击退往晋西北。此时，中共在军事上处于劣势。通过对战况的分析，中共中央意识到山西乃陕西和华北整个区域进行交流的屏障，一旦失守，将限中共于狭小的陕北地方，也势必会影响到中共和其他地方的联系。如果中共大规模的进反击，害怕致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因此，中共一面指示受到中央军、晋绥军、石友三部队进攻山西的八路军在自卫的原则下给进攻者以彻底打击，一面又迅速适应战况的改变而作出策略的调整。1940年1月11日，指出：“目前还不是全国下雨之时”，指出：“在全国的任务还是组织进步力量，力争中间阶层，击破大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反对。”⑧随后，中共积极主动的从各方面寻求和平解决晋西事变。1940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提出要薄一波、戎子和等人不断向阎锡山痛陈王陈孙赵四人进攻新军破坏牺盟会的罪恶，并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内部问题，此间也表明八路军即使在受到旧军的进攻下也愿继续团结在阎领导下。1940年1月31日，中共得知阎锡山本人觉察出解决新军已经不是他所在能力之内，而对国民政府亦存有疑虑，进一步表明八路军愿意为和平解决晋西事变而努力。
（二）阎锡山、国民党军事未获实利后转变进攻方向
晋西事变后，阎锡山并未在军事上获得实利，除决死三纵队有3个团、二纵队少部分军队脱离出来外，其余个33个团全部为中国共产党所掌握，同时还让蒋介石钻了空子，再次获得插足山西的机会，事变后阎锡山地盘损失，只得龟缩晋西南的十几个县，再图发展。事变发生后，阎锡山损兵失地，只得在晋西南图谋发展。阎锡山不得不答应中共提出的和平解决晋西事变的方针，于1940年4月初，同中共达成协议，确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公路和汾河为分界线，将山西一分为四，除晋西南为旧军防区，晋西北、晋东南、晋东北为八路军和决死队的活动区域，双方划界而治。
其次，在晋西事变后，重庆蒋介石一直处于观望状态，国民党亦不愿从一开始就把事态扩大，影响到抗战全局。阎锡山在晋西事变后报请解决晋西事变的两个方案中，蒋介石对此迟迟未予答复，也未曾公开向八路军方面施压。⑨晋西事变后，中共在于国民党政府进行关于扩军问题谈判中，各地的摩擦问题，一直都被列于谈判内容之内，力主使国民党下令停止进行反共摩擦。此外，国民党曾于1940年2月组成国民参政会华北视察团，旨在搜集材料，将此间中共摩擦归咎于中共。中共随后也制定了大量宣传方案，通过披露往来函电揭露国民党实为摩擦发动主动者，争取中间力量的同情。一面收缩军事行为，提出“拥护蒋委员长阎长卫长官抗日到底”、“打到汉奸汪精卫”、“反对倒退、分裂、投降，坚持抗战”等口号。在当时国内对汪精卫一片声讨之声中，蒋介石也决定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
参考文献：
[1]薄一波.《薄一波书信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2），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4页.
[4]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97页.
[5]薄一波.《薄一波文选》（1937-1992），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15页.
注释：
①侯媛，女，研二，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
②厚地茂盛编：《近卫首相演说集》（二），东京：东晃社出版，1939年版，第44-46页。
③沈予：论日本近卫文内阁的对华政策》，《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51页。
④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1981年版，第181页。
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2），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页。
⑥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
⑦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97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9页。
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2），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