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在东南亚许多港口都可以看到满载货物的中国帆船，中国帆船有粤帮“红头船”与闽帮“青头船”之分，在粤帮红头船中又经常可以看见许多体形较小、载重量在五十吨左右的单桅或双桅帆船，这些小型帆船基本都来自海南文昌和琼海等地。与其他商船不同，这些海南籍船只多数是集渔业和商业于一身的渔船，它们在每年的冬季顺着东北季风从海南清澜港、潭门港等东部渔港出发前往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海域开展一段时间的渔业生产之后，负责管理船队的“头家”会指派两三艘渔船满载海产品前往越南、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出售，而后再从当地购置一些生活用品于次年五六月份顺着西南季风返航回海南岛出售以赚取差价。海南渔民这段跨海流动与互动的历史过去鲜为人知，近些年随着学界对于南海史料的进一步挖掘，尤其是民问文献《更路簿》的研究，我们才逐渐走进海南渔民的这段历史往事中。
　　一九七四年，广东省博物馆在西沙群岛考古调查时意外发现海南潭门渔民苏德柳的手抄本《更路簿》。一九七七年，厦门大学韩振华教授在海南东部沿海地区开展调查期间又再次发现多本由当地渔民书写和传抄的《更路簿》，由此引起学界的关注和研究。据统计，目前面世的《更路簿》版本共有三十余种，这些《更路簿》篇幅长短不一，内容基本相似，都是关于海南文昌、潭门等地渔民出海前往东沙、西沙和南沙海域以及海岛东南亚地区开展渔业生产和贸易的航行线路。虽然《更路簿》中记录的信息较为简单，但是其蕴含的历史记忆却十分丰富，对于重新认识和研究南海区域族群与历史文化具有重要价值。过往关于南海交通史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是围绕闽粤商人群体展开，如今我们通过对《更路簿》内容的分析同时结合田野调查发现，在风帆时代的南海上曾经还长期存在一个以渔民群体为主体的海洋网络。在这张由渔民编织而成的海洋网络中，同时包含着许多可见和不可见的亚网络，比如海上交通网络、生产贸易网络、移民网络、宗教网络、族群网络等，这些形式各异的亚网络构建的最终结果都是将作为区域的南海塑造为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今天，民族国家的海洋划界行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南海渔民的自由流动，但是历史传统没有因此完全中断，比如，海南渔民与东南亚渔民之间的互动传统就并没有因为南海边界划分和争端而消失，大多数渔民之间依然保持着友好相处的传统与习惯，彼此之间的生产与合作在转换策略和方式之后也依然得以保留和延续，从而更好地适应当下南海争端不断的海洋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在面对南海权益争端时，国内普遍是通过对诸如《更路簿》等民问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来主张历史性权利，却忽略了这些历史资源所凸显的本质是联系而非断裂，结果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引发新的矛盾冲突。
　　回望历史，作为区域的南海不像现在这样边界分明、壁垒森严，相反是一个通过族群、宗教和贸易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网络，重新梳理和研究区域南海的历史联系和网络对于南海问题的化解以及南海治理无疑将具有重要意义。在杜赞奇的近作《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亚洲传统和可持续的未来》中，他所做的工作正是通过对区域亚洲历史的当代解读来强调亚洲内部联系和网络的重要性及其对于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意义。在这本书的开头，杜赞奇就指出，当代竞争性的民族国家体系在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的双重加持下，导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并严重威胁了人类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但面对这一全球现代性危机，几乎所有民族国家都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发展速度来拯救人类，自然也就无法寻求合作。杜赞奇是一位历史学家而非政治学者，所以他无意在此书中为化解全球现代性危机提供一份可行性的对策，他的目标是想通过对“亚洲传统”的追寻来启发当代民族国家，进而为所有国家和人民寻找一个“可持续的未来”。虽然杜赞奇所言现代性危机是指困扰整个地球和人类的生态危机，但是他关于亚洲传统及其流转历史和网络的分析对于思考区域性危机和问题的解决（如南海问题）同样具有参考价值和意义。
　　在区域亚洲的研究中，虽然历史学家已经通过对前殖民时期和近代早期海上贸易的大量研究说明了亚洲内部的联系性和整体性，但是一般而言，亚洲的二十世纪却并没有被看作一个联动持续发展的阶段，而杜赞奇的目的正是希望通过对亚洲传统的进一步挖掘和分析来解释这种连续性和断裂性。然而，要想明白区域亚洲的历史和流变，首先必须要弄清楚“区域”这一概念。在杜赞奇看来，区域的形成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自下而上”形成的区域（region formation），它更多偏向于自然而非社会性的形成，就像季风和海上贸易推动亚洲内部的关联，进而自然地建立了经济上和知识上的交流和关系网;第二种是“自上而下”的区域主义或区域化（regionalism or regionalization），它指的是政治家通过政治的、物质上的和知识上的方式创建的一个区域，这种区域概念在二十世纪以后变得日益重要。两个概念虽然有一些差别，但是共同说明了区域内部的联系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种区域形成皆是以网络的形式呈现。因此，网络成为杜赞奇解释上述连续性和断裂性的关键概念。
　　网络的概念借用自当代法国知名学者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ANT），是杜赞奇论述流转历史和区域亚洲的重要支撑。在“行動者网络理论”中，社会的各种发展变化都是因为行动者的互动联结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网络造成的，网络是决定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网络的形成是建立在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基础上，这里的行动者既可以是human，也可以是non-human，不同行动者的地位是平等的，发挥的作用都只是促成联结。当行动者的行动愈加活跃，不同行动者之间的联系就会愈加紧密，网络同样会愈加复杂。当然，网络并非固定不变，应该在变化中去观察网络。从网络的视角出发，可以让我们重新检视那些对文化转型和社会变迁产生影响但又容易被大写的文化和制度所遮蔽或模糊掉的因子（行动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既可以看作共享历史的承载者，也可以视为历史的塑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