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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种种巨变,家庭的功能和意义需要重新被理解、思考和定位。有人曾提出,在这种环境下,家风是否还有意义,甚至于家风还有存在的可能吗?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最有力的并不是理论上的探讨,而是实践事例的支持。梁启超一家的家风,正是一個极其有力的例证。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的学问贯通中西,融汇古今,堪称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代表。不过更加值得钦佩的是,梁启超在繁杂的政治、治学、教学之余,还能治家,他不仅使梁家家庭和睦,而且培养了九个儿女,使其各个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梁启超之所以能够治家有方,因为他在家庭的古今之变中能够因时制宜、与时偕行,将古代家风改造为现代的家风,从而使孩子们成长为兼具古典美德与现代意识的人才。
梁启超教育子女并不采取强迫、硬求的方式,而是因材施教、依顺每个孩子的天性而发展之。梁启超在回答儿子梁思成的成长焦虑问题时说道:“思成来信问有用无用之别,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梁启超指出:一方面,有用无用不应纯从当下的事功看,所谓有用既有当下事功的,也有长久文化的。他用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举例,李、杜对唐代的兴衰可能并无影响,但对未来一千余年的中国文化的意义与价值,却远比唐代的姚、宋重要。另一方面,他告诉梁思成要安心读书,要通过学习使自己的天性、特长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只有这样,才能为国家做出真正贡献。
相应地,在女儿梁思庄考入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后,梁启超曾写信给她,希望梁思庄学生物学,但是梁思庄并不喜欢生物学,加之麦基尔大学的生物教授教得也不是太好,所以梁思庄始终无法对生物学提起兴趣,于是她用写信的方式把自己的苦恼告诉了梁启超。对此,梁启超并不强求,还告慰梁思庄道:“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你离开我很久,你的思想近来发展方向我不知道,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适,你应该自己体察作主,用姐姐哥哥当顾问,不必泥定爹爹的话。”得到了梁启超的宽慰和首肯,梁思庄转而学文,并终有成就。可见,梁启超是从人的独特个性的角度来看待孩子教育的,所以他的生活也充满了趣味。他在写给梁思成的另一封信中说:“我是学问兴趣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梁启超认为,专门的学习容易把生活弄得单调,甚至厌倦、苦恼于生活之乏味,所以,要用人文的兴趣来使生活变得多姿多彩。显然,梁启超抛弃了传统中以“玩物丧志”为警戒而要求子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家训,而从现代人多样性生活的角度,要求孩子们要培养广泛的兴趣,使自己成为一个充满朝气和趣味的人,这样,人生才会更有兴味。
在人人明其特长之后,又当如何发展自己的特长而使自己成才呢?梁启超指出:“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梁启超告诫梁思成,当下的学习虽然看似枯燥无味,但却是基础性的,只要踏踏实实去做,未来必定有所收获;人生成就之大小虽然有天才的因素,但是若无基础的本领,则根本谈不到成就;这基本的本领之养成,就在于一分一分地踏实耕耘。在梁启超的谆谆教诲下,梁思成最终成为了中国现代建筑设计学的奠基人。他的成就,离不开父亲梁启超的启迪、教诲与帮助。
梁启超因为自己身处高位,而且授课收入、工作收入、稿费收入都很高,所以家庭条件很好。但是他始终牢记自己的寒门出身,同时十分重视教育孩子们要能过贫苦的生活,并且能熬过忧患的日子。他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说:“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两年来所境较安适,而不知不识之间德业已日退,在我尤然,况于汝辈,今复还我忧患生涯,而心境之愉快视前此乃不啻天壤,此亦天之所以玉成汝辈也。”他认为忧患可以磨练人的精神和意志,而安适的生活则会让人丧失奋斗之心,所以忧患对于生活其实是有帮助作用的。他进一步指出,人不仅要善处忧患,还要能过贫苦的生活。梁启超总是告诫孩子们,要谨记梁家出身“寒门”,所以不可以富贵自处,而应知道人生虽离不开物质基础,但“人类之物质生活,应以不妨碍精神生活之发展为限度,太丰妨焉,太谷亦妨焉!应使人人皆为不丰不谷的平均享用,以助成精神生活之自由而向上”。所以他时常教育孩子们要学会吃苦、懂得吃苦,并保持勤劳俭朴的生活作风。
梁启超虽不像某些历史人物有家训之类的著作流传后世,但他留下的几百封给孩子们的信,实是最好的家风资源。其中最有价值的,在于梁启超是中国由传统转向现代的代表人物,所以他的家书中所蕴含的家风体现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我们看他对个性化的重视,对生活趣味的论述,都有着现代性的因素。但他同时又将传统家风中的精华蕴含在其中,如对勤俭持家的重视,对“但问耕耘”的肯定,从而使孩子们具有古朴的优良道德。
通过对梁启超家风的阐述,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时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但人类社会也有一些普遍、永恒的规定与价值存在着,家风就是如此。所以,在现代化的今天,只要我们对传统家风的内容和功用等进行调整和改良,它仍然也必然是我们实现良好家庭生活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保障。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的学问贯通中西,融汇古今,堪称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代表。不过更加值得钦佩的是,梁启超在繁杂的政治、治学、教学之余,还能治家,他不仅使梁家家庭和睦,而且培养了九个儿女,使其各个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梁启超之所以能够治家有方,因为他在家庭的古今之变中能够因时制宜、与时偕行,将古代家风改造为现代的家风,从而使孩子们成长为兼具古典美德与现代意识的人才。
梁启超教育子女并不采取强迫、硬求的方式,而是因材施教、依顺每个孩子的天性而发展之。梁启超在回答儿子梁思成的成长焦虑问题时说道:“思成来信问有用无用之别,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梁启超指出:一方面,有用无用不应纯从当下的事功看,所谓有用既有当下事功的,也有长久文化的。他用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举例,李、杜对唐代的兴衰可能并无影响,但对未来一千余年的中国文化的意义与价值,却远比唐代的姚、宋重要。另一方面,他告诉梁思成要安心读书,要通过学习使自己的天性、特长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只有这样,才能为国家做出真正贡献。
相应地,在女儿梁思庄考入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后,梁启超曾写信给她,希望梁思庄学生物学,但是梁思庄并不喜欢生物学,加之麦基尔大学的生物教授教得也不是太好,所以梁思庄始终无法对生物学提起兴趣,于是她用写信的方式把自己的苦恼告诉了梁启超。对此,梁启超并不强求,还告慰梁思庄道:“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你离开我很久,你的思想近来发展方向我不知道,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适,你应该自己体察作主,用姐姐哥哥当顾问,不必泥定爹爹的话。”得到了梁启超的宽慰和首肯,梁思庄转而学文,并终有成就。可见,梁启超是从人的独特个性的角度来看待孩子教育的,所以他的生活也充满了趣味。他在写给梁思成的另一封信中说:“我是学问兴趣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梁启超认为,专门的学习容易把生活弄得单调,甚至厌倦、苦恼于生活之乏味,所以,要用人文的兴趣来使生活变得多姿多彩。显然,梁启超抛弃了传统中以“玩物丧志”为警戒而要求子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家训,而从现代人多样性生活的角度,要求孩子们要培养广泛的兴趣,使自己成为一个充满朝气和趣味的人,这样,人生才会更有兴味。
在人人明其特长之后,又当如何发展自己的特长而使自己成才呢?梁启超指出:“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梁启超告诫梁思成,当下的学习虽然看似枯燥无味,但却是基础性的,只要踏踏实实去做,未来必定有所收获;人生成就之大小虽然有天才的因素,但是若无基础的本领,则根本谈不到成就;这基本的本领之养成,就在于一分一分地踏实耕耘。在梁启超的谆谆教诲下,梁思成最终成为了中国现代建筑设计学的奠基人。他的成就,离不开父亲梁启超的启迪、教诲与帮助。
梁启超因为自己身处高位,而且授课收入、工作收入、稿费收入都很高,所以家庭条件很好。但是他始终牢记自己的寒门出身,同时十分重视教育孩子们要能过贫苦的生活,并且能熬过忧患的日子。他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说:“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两年来所境较安适,而不知不识之间德业已日退,在我尤然,况于汝辈,今复还我忧患生涯,而心境之愉快视前此乃不啻天壤,此亦天之所以玉成汝辈也。”他认为忧患可以磨练人的精神和意志,而安适的生活则会让人丧失奋斗之心,所以忧患对于生活其实是有帮助作用的。他进一步指出,人不仅要善处忧患,还要能过贫苦的生活。梁启超总是告诫孩子们,要谨记梁家出身“寒门”,所以不可以富贵自处,而应知道人生虽离不开物质基础,但“人类之物质生活,应以不妨碍精神生活之发展为限度,太丰妨焉,太谷亦妨焉!应使人人皆为不丰不谷的平均享用,以助成精神生活之自由而向上”。所以他时常教育孩子们要学会吃苦、懂得吃苦,并保持勤劳俭朴的生活作风。
梁启超虽不像某些历史人物有家训之类的著作流传后世,但他留下的几百封给孩子们的信,实是最好的家风资源。其中最有价值的,在于梁启超是中国由传统转向现代的代表人物,所以他的家书中所蕴含的家风体现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我们看他对个性化的重视,对生活趣味的论述,都有着现代性的因素。但他同时又将传统家风中的精华蕴含在其中,如对勤俭持家的重视,对“但问耕耘”的肯定,从而使孩子们具有古朴的优良道德。
通过对梁启超家风的阐述,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时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但人类社会也有一些普遍、永恒的规定与价值存在着,家风就是如此。所以,在现代化的今天,只要我们对传统家风的内容和功用等进行调整和改良,它仍然也必然是我们实现良好家庭生活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