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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期，各地团委将“两新”组织团建作为重要工作内容，“两新”组织中的非公企业是团建工作的主要部分。本文通过分析非公企业对于团建的不同态度，解释差异出现的原因，并从制度学派、社会网络学派等多个理论学派的角度进行分析，说明共青团对于企业来说既是能够增加社会资本的资源网络，也是会产生制度约束的制度网络，进而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以为更好地开展好共青团工作提供建议。
关键词：非公企业；团建；制度；社会网络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7-00-03
新时期，我国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简称“两新”组织）快速发展，吸纳的青年人也越来越多。共青团作为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肩负着组织、引导、服务青年和维护青年权益的重要职责，因而在“两新”组织内部建立团组织即成为各地区共青团工作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各地区团委都在落实上级指示，加快基层组织建设，笔者作为朝阳区某街道团建工作助理也参与了团建工作。
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我们可以将共青团视为一个资源网络，将企业视为独立的组织。共青团庞大的组织网络，同时也是资源网络，汇聚了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教育机构的青年力量和社会资源，可以为企业组织提供两方面效益：一是通过调动团员青年员工的积极性来促进企业经济效益提高，实现组织盈利的目标；二是通过参与共青团牵头的公益活动帮助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有利于组织获得合法性和社会的认可。另外，加入党直接领导共青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获得政府认可的一个途径。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对于以上两方面的资源是渴求的，那么企业应该努力进入网络利用资源以增加社会资本才对。笔者通过实地工作却发现企业对团建工作态度的差异很大，有的企业积极响应，有的则能推就推。为什么同样是面对共青团，企业态度却存在明显差异？组织社会学的制度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解释的思路。
早期制度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他通过研究田纳西水利大坝工程和管理结构，发现了组织运作过程中的非理性活动，认为组织是受到周围环境影响而制度化的——制度化即“超过了组织的具体任务或者技术需要的价值判断渗透、渗入进组织内部的过程”。[1]70年代，迈耶（John W.Meyer）和罗恩（Brian Rowen）以《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和仪式的正式结构》开创了新制度学派，认为任何一个组织都必须适应环境而生存，我们必须从组织和环境的关系上去认识组织现象，这涉及组织获得合法性的问题。[2]制度学派使用合法性的概念主要是强调在社会认可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种权威关系：组织生存在制度环境里，受制度环境制约，它必须要采纳合乎情理的结构或行为以得到社会的承认，这种因果关系便是合法性机制或合乎情理的逻辑。
怀特（HarrisonC.White）是社会网络理论的创始人之一，活跃于20世纪70年代。他的学生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在80年代将社会网络研究思路扩展到组织领域，强调了社会网络结构对人们行为的制约作用，认为人们的行为因其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同而异。[3]90年代，博特（Ronald Burtt）《结构洞》以个人为出发点，强调关系网络的功利性和工具性，科尔曼（JamesS.Coleman）则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可以通过理性选择而建立社会关系，强调个人利用社会网络争取社会资源以获得地位的意义。[4]社会网络学派主张社会结构（或者说网络结构）和个人在结构中的位置可以解释社会行为，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或那样行为，其原因在于人们所处的独特社会关系网络以及他们在关系网络中的位置，這对于组织来说同样如此。
之前的社会网络分析似乎将侧重点放在网络之上，讨论不同的网络资源对于个体产生的影响和个体在网络中所处的地位对于获取资源能力的影响等，而这里关于企业建团的讨论，侧重将企业看成一个能动的主体，将共青团看成相对固定的资源网络，分析各个能动主体在面对同一个资源网络做出的不同选择和这种差异出现的原因。沿着这样一条理论思路，我们可以为非公企业建团态度的差异做出如下解释：
首先，组织是否缺少或需要网络提供的资源。共青团能够提供的资源再多，如果企业并不缺乏，建团对于企业也没有吸引力。非公企业最大的目标就是取得经营利润、获得群众的认可和美誉，而后者的最终目的也是在社会中长期稳定立足，获得更多收益，因此盈利目标的达成状况对于企业行为影响最大。一些经营红火的酒店不太在意加入共青团还能带来多大的收益，他们认为以现在的情况看，共青团提供的资源可有可无。另一方面，一些经营较冷清的企业就显得更配合些，他们期望通过建团来依托政府并得到支持。对于不同企业来说，共青团提供的资源效用不同，因而他们对于团建的态度也不同。
第二，关于资源网络信息的了解。就是对共青团和团建工作信息的了解程度。有的中小企业将共青团视为政府的代表，将团建视为政府的政策，得知建团并不要什么具体的投资甚至还有上级组织提供的资金支持时，一些中小型企业很愿意配合建团。另外，企业主管的身份对团建也存在影响，若其是党员身份，会对共青团、对后续的工作有较多了解，也会积极配合。但是反面来看，对团组织的负面印象同样将产生负面影响。有的企业对政治色彩的群众团体有刻板印象，认为前期许诺的资源其实都不能很好地兑现，只是走个形式而已，这种形式对于企业的经营全无好处可言，他们自然也就排斥团建。
第三，网络中获取的资源与维持网络付出的成本之间的权衡。也就是收益和成本的问题。这里的收益要和上面提到的第一点相联系，要关注到收益对于不同企业的效用。决定是否加入到团组织中，要将看得到的资源和可能付出的代价相比较，权衡到底孰轻孰重。任何组织考虑问题会尽可能趋利避害，将必要的程序和可能的麻烦都考虑到，同时怀疑资源的可靠性，尽量全面地权衡之下才会做出决定。共青团虽然是一个群众性团体，但毕竟是党直接领导下的带有政府机关色彩的组织，一旦加入就要考虑以后对上级团组织的服从，否则就要面临上级组织名正言顺的处分。这样说来建团对于企业来说是存在风险的，等于多给自己加了一个紧箍咒，所以企业不得不产生顾虑。另外，团组织的成立和延续都要定期走相应的程序，如工作总结和换届汇报等，组织的日常运行也要花费时间和精力，而这都要企业来买单。对于企业来说，时间、精力和人力资源投入都是成本，在肯定要付出成本但不清楚回报是多少的情况下，理性选择的企业可能宁愿选择其他途径获得资源。
社会网络学派多关注既存社会网络对于个人实现目标的重要作用，而较少关注社会网络的建立、个体对网络的选择和维持网络付出的代价。这里我们可以把各个企业当作追求目标的个体，富含资源的共青团网络一方面能够提供社会资本，另一方面也要求为维持网络成员身份做出投资。而且成为网络内的成员之后，在获取资源之外还应遵守该网络的规则，取得网络的认可，这可能会限制个体的行动，限制企业的自由。这时候网络不只是单纯提供资源的正向力量，很可能变成一项制度，一项需要网络成员付出一定代价来取得合法性的制度。
第四，现在所处的网络和待选的网络之间的关系。这里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辖区内有家大型酒店，其前身是资产过亿的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在2006年进行了一次股权转让，成为非公经济体。企业虽然去掉了“国”字头，但还是保留着党团的“血统”，对团建工作十分支持，他们根据正规程序召开团总支大会选举支书，建立了各级团支部，团组织正式成立后还主动请示在团员员工的岗位牌上标注团章，这么积极的响应跟该企业的发展历史有很大关系。与之迥异的，是另一家实力雄厚的外资酒店，他们对建团一事很不支持，多次推迟约谈时间。这或许跟他们外资企业的身份有关。辖区内外资企业对于建团绝大多数是排斥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没必要那么亲密，应该尽量减少与共青团这类带有政治色彩的团体的不必要的接触。分公司、连锁经营型企业的团建工作也多以放弃建团告终。作为一个分店或子公司，决定是否建团时要征求上级意见并且以上级意见为准。这些事例均能说明，一个组织要进入一个网络，要考虑的不单纯是自身的成本和收益，還要考虑所在的网络和待选择的网络是否能够兼容。
第五，资源还存在着对谁有利的问题。共青团是面向14--28周岁青年的群众团体，建立团组织后最大的直接受益者是企业内部的青年员工，团组织会经常给他们提供一些和其他团组织成员交流的机会，比如文娱或联谊活动等，建团之后企业内部可能在雇佣关系之外建立起一套新的组织体系，这对于青年员工维护自己的权利、解决自己不能在雇佣关系中处理的问题有较大作用，青年员工还可能通过团组织的维系增强凝聚力，形成团体力量，这种力量当然有助于提高员工干劲利于企业经营，但也可能作为和企业或雇主相对抗的集体力量发生作用，这肯定不是企业主想要看到的结果，这种顾虑也会影响到企业对于建团的态度。
企业到底建不建团，是经理等管理层人员决定的，普通青年员工对此极少有发言权。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其决策是由组织内部强势力量做出的，因而决策也更关注强势力量的利益。这点团组织也看得清楚，所以才更多地宣传团建对于整个企业的好处，宣传“青年是企业的未来，是企业不断深化改革、向前发展的生力军…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新鲜活力。”但是企业毕竟会关注更多实际影响，作为间接的可能受益者，企业管理层在为企业做出决定时会顾忌更多因素。
以上五个方面大体能解释为什么不同企业对团建的态度不同。总之，共青团对于企业来说虽然是资源网络，能够提供社会资本，并且在未来帮助企业创造更好的效益，但也要求企业为取得合法成员身份付出一定的成本，而且共青团特殊的政治地位也让企业在选择时多做考虑，尽量达到与既存的社会网络的兼容，这些方面都要组织作为进入新网络所要付出的代价而进行考量。
因此对于个体来说，社会网络并不意味着进入就能获取更多的资源，收益更大还是成本更大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而且这里的收益和成本不仅限于经济方面，关于合法性（既存的和待选的）的考虑同样应包括在内，同时关于这些利弊的信息处理也将影响个体做出选择。“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自己宇宙的中心，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如何相互联系，也知道他们会提供什么类型的交际、帮助和信息。”（巴里·韦尔曼）网络分析的思路还应更加全面，考虑到个体趋利避害的理性选择，考虑到不同网络对在个体的共存和不同侧面的信息的处理。
对企业行为选择有了把握之后，我们就能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对策，以引导企业与共青团之间进行积极互动，最终使共青团作为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组织在社会上发挥应有的作用，服务于广大青年。
首先，扩大共青团为企业提供资源的范围，提高资源质量，使得共青团这个资源网络对于组织来说具有足够大的吸引力。非公企业的发展目标是要追求高经济效益,因此可以将团的活动进入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领域，找准团的工作与企业发展需要的结合点，从企业最需要团员青年出力、团又能出上力的项目上切入，让企业看见实实在在的好处，并通过典型示范发挥宣传作用。
其次，简化建团手续，并使企业明确共青团各项规章制度。形式化的手续最终要达成组织的建立，并服务于组织作用的发挥，因此在适当程度上减少完成手续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是完全合理的。使企业准确、清晰地知晓内部团组织的工作内容和后续的活动安排也十分必要，这能将企业认为的不必要的风险从成本中去除，从而减少企业的顾虑，提高参与的积极性。
最后，对不同性质和类型的企业采取灵活的团建方式。这主要针对上面提到的外资企业和各种连锁经营的企业团建工作难的问题。在这类企业中建团需要更为灵活团建方式，如增强内部沟通和交流，将团组织跨区域建立在整个企业内，将上级团组织挂靠在公司总部下，其他分营机构相应建立支部。这等于帮助组织减少网络是否能够兼容的担忧，打通了网络之间的关系。当然，为应对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还有更多样化的方式有待在实践中创建。
总之，非公企业的大量出现为共青团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也提供了一个新的舞台和发展机遇。只有明确组织做出某种决定的原因，真正了解企业及其内部团员青年的需求,团建才能不断发展，继续壮大。长远来看，开展好共青团工作，除了团自身搞好建设，争取企业的配合和青年的支持，还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参与，通过各种社会力量的加入，使共青团为推动社会进步发挥更大作用。
参考文献：
[1]周雪光.组织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刘晨辉.浅析非公有制企业团建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青年探索,2003,(1).
[3]谭建光.新经济组织团建工作的理论思考[J].青年探索,1997,(6).
[4]游雁.新形势下加强“两新”组织青年工作的思考[D].华东师范大学,2009.
[5](美)约翰W.迈耶,布莱恩·罗文,张永宏,何新发译.制度化组织:作为神话和仪式的正式结构[J].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6]Selznick P.Leadership in administration[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关键词：非公企业；团建；制度；社会网络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7-00-03
新时期，我国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简称“两新”组织）快速发展，吸纳的青年人也越来越多。共青团作为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肩负着组织、引导、服务青年和维护青年权益的重要职责，因而在“两新”组织内部建立团组织即成为各地区共青团工作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各地区团委都在落实上级指示，加快基层组织建设，笔者作为朝阳区某街道团建工作助理也参与了团建工作。
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我们可以将共青团视为一个资源网络，将企业视为独立的组织。共青团庞大的组织网络，同时也是资源网络，汇聚了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教育机构的青年力量和社会资源，可以为企业组织提供两方面效益：一是通过调动团员青年员工的积极性来促进企业经济效益提高，实现组织盈利的目标；二是通过参与共青团牵头的公益活动帮助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有利于组织获得合法性和社会的认可。另外，加入党直接领导共青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获得政府认可的一个途径。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对于以上两方面的资源是渴求的，那么企业应该努力进入网络利用资源以增加社会资本才对。笔者通过实地工作却发现企业对团建工作态度的差异很大，有的企业积极响应，有的则能推就推。为什么同样是面对共青团，企业态度却存在明显差异？组织社会学的制度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解释的思路。
早期制度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他通过研究田纳西水利大坝工程和管理结构，发现了组织运作过程中的非理性活动，认为组织是受到周围环境影响而制度化的——制度化即“超过了组织的具体任务或者技术需要的价值判断渗透、渗入进组织内部的过程”。[1]70年代，迈耶（John W.Meyer）和罗恩（Brian Rowen）以《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和仪式的正式结构》开创了新制度学派，认为任何一个组织都必须适应环境而生存，我们必须从组织和环境的关系上去认识组织现象，这涉及组织获得合法性的问题。[2]制度学派使用合法性的概念主要是强调在社会认可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种权威关系：组织生存在制度环境里，受制度环境制约，它必须要采纳合乎情理的结构或行为以得到社会的承认，这种因果关系便是合法性机制或合乎情理的逻辑。
怀特（HarrisonC.White）是社会网络理论的创始人之一，活跃于20世纪70年代。他的学生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在80年代将社会网络研究思路扩展到组织领域，强调了社会网络结构对人们行为的制约作用，认为人们的行为因其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同而异。[3]90年代，博特（Ronald Burtt）《结构洞》以个人为出发点，强调关系网络的功利性和工具性，科尔曼（JamesS.Coleman）则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可以通过理性选择而建立社会关系，强调个人利用社会网络争取社会资源以获得地位的意义。[4]社会网络学派主张社会结构（或者说网络结构）和个人在结构中的位置可以解释社会行为，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或那样行为，其原因在于人们所处的独特社会关系网络以及他们在关系网络中的位置，這对于组织来说同样如此。
之前的社会网络分析似乎将侧重点放在网络之上，讨论不同的网络资源对于个体产生的影响和个体在网络中所处的地位对于获取资源能力的影响等，而这里关于企业建团的讨论，侧重将企业看成一个能动的主体，将共青团看成相对固定的资源网络，分析各个能动主体在面对同一个资源网络做出的不同选择和这种差异出现的原因。沿着这样一条理论思路，我们可以为非公企业建团态度的差异做出如下解释：
首先，组织是否缺少或需要网络提供的资源。共青团能够提供的资源再多，如果企业并不缺乏，建团对于企业也没有吸引力。非公企业最大的目标就是取得经营利润、获得群众的认可和美誉，而后者的最终目的也是在社会中长期稳定立足，获得更多收益，因此盈利目标的达成状况对于企业行为影响最大。一些经营红火的酒店不太在意加入共青团还能带来多大的收益，他们认为以现在的情况看，共青团提供的资源可有可无。另一方面，一些经营较冷清的企业就显得更配合些，他们期望通过建团来依托政府并得到支持。对于不同企业来说，共青团提供的资源效用不同，因而他们对于团建的态度也不同。
第二，关于资源网络信息的了解。就是对共青团和团建工作信息的了解程度。有的中小企业将共青团视为政府的代表，将团建视为政府的政策，得知建团并不要什么具体的投资甚至还有上级组织提供的资金支持时，一些中小型企业很愿意配合建团。另外，企业主管的身份对团建也存在影响，若其是党员身份，会对共青团、对后续的工作有较多了解，也会积极配合。但是反面来看，对团组织的负面印象同样将产生负面影响。有的企业对政治色彩的群众团体有刻板印象，认为前期许诺的资源其实都不能很好地兑现，只是走个形式而已，这种形式对于企业的经营全无好处可言，他们自然也就排斥团建。
第三，网络中获取的资源与维持网络付出的成本之间的权衡。也就是收益和成本的问题。这里的收益要和上面提到的第一点相联系，要关注到收益对于不同企业的效用。决定是否加入到团组织中，要将看得到的资源和可能付出的代价相比较，权衡到底孰轻孰重。任何组织考虑问题会尽可能趋利避害，将必要的程序和可能的麻烦都考虑到，同时怀疑资源的可靠性，尽量全面地权衡之下才会做出决定。共青团虽然是一个群众性团体，但毕竟是党直接领导下的带有政府机关色彩的组织，一旦加入就要考虑以后对上级团组织的服从，否则就要面临上级组织名正言顺的处分。这样说来建团对于企业来说是存在风险的，等于多给自己加了一个紧箍咒，所以企业不得不产生顾虑。另外，团组织的成立和延续都要定期走相应的程序，如工作总结和换届汇报等，组织的日常运行也要花费时间和精力，而这都要企业来买单。对于企业来说，时间、精力和人力资源投入都是成本，在肯定要付出成本但不清楚回报是多少的情况下，理性选择的企业可能宁愿选择其他途径获得资源。
社会网络学派多关注既存社会网络对于个人实现目标的重要作用，而较少关注社会网络的建立、个体对网络的选择和维持网络付出的代价。这里我们可以把各个企业当作追求目标的个体，富含资源的共青团网络一方面能够提供社会资本，另一方面也要求为维持网络成员身份做出投资。而且成为网络内的成员之后，在获取资源之外还应遵守该网络的规则，取得网络的认可，这可能会限制个体的行动，限制企业的自由。这时候网络不只是单纯提供资源的正向力量，很可能变成一项制度，一项需要网络成员付出一定代价来取得合法性的制度。
第四，现在所处的网络和待选的网络之间的关系。这里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辖区内有家大型酒店，其前身是资产过亿的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在2006年进行了一次股权转让，成为非公经济体。企业虽然去掉了“国”字头，但还是保留着党团的“血统”，对团建工作十分支持，他们根据正规程序召开团总支大会选举支书，建立了各级团支部，团组织正式成立后还主动请示在团员员工的岗位牌上标注团章，这么积极的响应跟该企业的发展历史有很大关系。与之迥异的，是另一家实力雄厚的外资酒店，他们对建团一事很不支持，多次推迟约谈时间。这或许跟他们外资企业的身份有关。辖区内外资企业对于建团绝大多数是排斥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没必要那么亲密，应该尽量减少与共青团这类带有政治色彩的团体的不必要的接触。分公司、连锁经营型企业的团建工作也多以放弃建团告终。作为一个分店或子公司，决定是否建团时要征求上级意见并且以上级意见为准。这些事例均能说明，一个组织要进入一个网络，要考虑的不单纯是自身的成本和收益，還要考虑所在的网络和待选择的网络是否能够兼容。
第五，资源还存在着对谁有利的问题。共青团是面向14--28周岁青年的群众团体，建立团组织后最大的直接受益者是企业内部的青年员工，团组织会经常给他们提供一些和其他团组织成员交流的机会，比如文娱或联谊活动等，建团之后企业内部可能在雇佣关系之外建立起一套新的组织体系，这对于青年员工维护自己的权利、解决自己不能在雇佣关系中处理的问题有较大作用，青年员工还可能通过团组织的维系增强凝聚力，形成团体力量，这种力量当然有助于提高员工干劲利于企业经营，但也可能作为和企业或雇主相对抗的集体力量发生作用，这肯定不是企业主想要看到的结果，这种顾虑也会影响到企业对于建团的态度。
企业到底建不建团，是经理等管理层人员决定的，普通青年员工对此极少有发言权。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其决策是由组织内部强势力量做出的，因而决策也更关注强势力量的利益。这点团组织也看得清楚，所以才更多地宣传团建对于整个企业的好处，宣传“青年是企业的未来，是企业不断深化改革、向前发展的生力军…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新鲜活力。”但是企业毕竟会关注更多实际影响，作为间接的可能受益者，企业管理层在为企业做出决定时会顾忌更多因素。
以上五个方面大体能解释为什么不同企业对团建的态度不同。总之，共青团对于企业来说虽然是资源网络，能够提供社会资本，并且在未来帮助企业创造更好的效益，但也要求企业为取得合法成员身份付出一定的成本，而且共青团特殊的政治地位也让企业在选择时多做考虑，尽量达到与既存的社会网络的兼容，这些方面都要组织作为进入新网络所要付出的代价而进行考量。
因此对于个体来说，社会网络并不意味着进入就能获取更多的资源，收益更大还是成本更大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而且这里的收益和成本不仅限于经济方面，关于合法性（既存的和待选的）的考虑同样应包括在内，同时关于这些利弊的信息处理也将影响个体做出选择。“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自己宇宙的中心，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如何相互联系，也知道他们会提供什么类型的交际、帮助和信息。”（巴里·韦尔曼）网络分析的思路还应更加全面，考虑到个体趋利避害的理性选择，考虑到不同网络对在个体的共存和不同侧面的信息的处理。
对企业行为选择有了把握之后，我们就能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对策，以引导企业与共青团之间进行积极互动，最终使共青团作为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组织在社会上发挥应有的作用，服务于广大青年。
首先，扩大共青团为企业提供资源的范围，提高资源质量，使得共青团这个资源网络对于组织来说具有足够大的吸引力。非公企业的发展目标是要追求高经济效益,因此可以将团的活动进入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领域，找准团的工作与企业发展需要的结合点，从企业最需要团员青年出力、团又能出上力的项目上切入，让企业看见实实在在的好处，并通过典型示范发挥宣传作用。
其次，简化建团手续，并使企业明确共青团各项规章制度。形式化的手续最终要达成组织的建立，并服务于组织作用的发挥，因此在适当程度上减少完成手续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是完全合理的。使企业准确、清晰地知晓内部团组织的工作内容和后续的活动安排也十分必要，这能将企业认为的不必要的风险从成本中去除，从而减少企业的顾虑，提高参与的积极性。
最后，对不同性质和类型的企业采取灵活的团建方式。这主要针对上面提到的外资企业和各种连锁经营的企业团建工作难的问题。在这类企业中建团需要更为灵活团建方式，如增强内部沟通和交流，将团组织跨区域建立在整个企业内，将上级团组织挂靠在公司总部下，其他分营机构相应建立支部。这等于帮助组织减少网络是否能够兼容的担忧，打通了网络之间的关系。当然，为应对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还有更多样化的方式有待在实践中创建。
总之，非公企业的大量出现为共青团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也提供了一个新的舞台和发展机遇。只有明确组织做出某种决定的原因，真正了解企业及其内部团员青年的需求,团建才能不断发展，继续壮大。长远来看，开展好共青团工作，除了团自身搞好建设，争取企业的配合和青年的支持，还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参与，通过各种社会力量的加入，使共青团为推动社会进步发挥更大作用。
参考文献：
[1]周雪光.组织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刘晨辉.浅析非公有制企业团建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青年探索,2003,(1).
[3]谭建光.新经济组织团建工作的理论思考[J].青年探索,1997,(6).
[4]游雁.新形势下加强“两新”组织青年工作的思考[D].华东师范大学,2009.
[5](美)约翰W.迈耶,布莱恩·罗文,张永宏,何新发译.制度化组织:作为神话和仪式的正式结构[J].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6]Selznick P.Leadership in administration[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