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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敦煌P·2553号残卷首残尾全,抄写的是关于王昭君的故事,现拟名《王昭君变文》。关于它的创作时代,大致有七种说法,主要依据是变文中的一句话:“故知生有地,死有处,可惜明妃,奄从风烛,八百余年,坟今上(尚)在。”笔者依据变文的敦煌地域特征、文章主旨、男女主人公的称呼及唐代文献的相关记载,认为P·2553号残卷《王昭君变文》的创作时间在786年—816年之间。
关键词:敦煌P·2553号残卷 《王昭君变文》 创作时代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敦煌P·2553号残卷首残尾全,抄写的是关于王昭君故事的变文,题目为今人根据故事内容所补。关于P·2553号残卷的创作时代,大致有几种观点:
(1)高国藩先生主张在盛唐时期;(2)容肇祖先生首提在767—857年间,此主张赞同者有邱镇京先生、俞晓红先生,在容氏观点的基础上,陆永峰先生推断其下限为“或当在848年前后”,张文德先生认为在817年;(3)张辉先生主张在780年至830年间,或者稍晚一点;(4)邵文实先生主张在781年—848年之间,也就是吐蕃占领河西地区之时;(5)郑文先生主张远在847年之前;(6)张寿林先生主张在850年左右;(7)项楚先生主张在晚唐时期;(8)程毅中先生主张当作于8—9世纪。
分析这几种观点,研究者的主要依据是变文中的一条信息:故知生有地,死有处,可惜明妃,奄从风烛,八百余年,坟今上(尚)在。
大家得出不同结论的主要原因在于算“八百余年”的起点不同。笔者在以上诸位先生认识的基础上,认为P·2553号残卷创作应在唐末敦煌陷蕃时期,具体的说是其创作786年—816年间。
变文的创作上限在786年
《王昭君变文》在吸纳前代昭君故事基础之上的创作,体现出了两个特征:(1)变文中昭君出塞的目的地在敦煌,出塞的路线涉及的地方多在河西;(2)变文的男主人公是吐蕃单于。这两个创作上的特征,与变文中昭君思乡郁郁而终的主题相结合,我们就可以推知《王昭君变文》创作于唐代敦煌陷蕃时期。另外,变文中昭君的一句唱词说:“初来不信胡关险,久住方知虏塞□(寒)。” “久住”说明昭君身在蕃地时间已经很久了,但“久”指多长的时间,我们也不得而知,所以,笔者仍暂定变文的创作上限在敦煌陷蕃的786年。
因为变文中的敦煌、河西地域特征、变文的主旨和男女主人公的称呼结合在一起,为推断变文的创作上限提供了依据,所以,笔者下面来谈谈这些的内容:
1、关于变文中昭君出塞的路线及目的地
文献中关于昭君出塞的去向,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相关的记载还是能提供一些这方面的信息。史载呼韩邪单于四次入朝,第一、二次的路线比较明确。公元前52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奉国珍,朝三年正月。”《资治通鉴》载:“(公元前52年)诏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单于,发所过七郡二十千骑为陈道上。”此句后胡三省注曰:“七郡,谓过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而后至长安也。”第二次,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二月,遣单于归国。单于自请‘愿留居幕南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将骑万六千,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
然而,《王昭君变文》中昭君出塞的方向与历史上的不同——出塞的方向是西北,并且其中有明确的出塞的目的地——敦煌。
变文中昭君出塞的路线经过雁门、酒泉、龙勒、石堡、敕戍、可岚屯等地。描述昭君出塞路线的路线是这样的:“□(酒)泉路远穿龙勒,石堡云山接雁门,蓦水频过及敕戍,□□□(望)见可岚屯。”
(1)“酒泉”:“唐代郡名,治所在今甘肃省酒泉市”;(2)“龙勒”:①县名,“在敦煌县西南一百四十里”,②唐敦煌县又有龙勒乡,③山名,在沙州寿昌城南一百八十里。总之,“龙勒”无论是县名、乡名还是山名,它都离敦煌不远;(3)“石堡”:“即石堡城,在今青海省西宁市西南,为唐朝与吐蕃的交通要冲”;(4)“雁门”:“在今山西省代县西北,自古为戍守重地”。
“蓦水”、“敕戍”、“可岚屯”今不可考,但其应在河西地域之内。“雁门”、“酒泉”、“龙勒”、“石堡”、“敕戍”、“可岚屯”这六个地方显示的路线是一位从“雁门”出发,过“酒泉”、“龙勒”到西北去的公主,但是经历的地方却又涉及“石堡”这一去吐蕃的要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王昭君”出塞经过“石堡”的情形呢?笔者以为这是作者杂糅唐朝文城、金城等诸位和蕃公主情形的结果。
昭君出塞到西北的说法并不是《王昭君变文》作者的首创,它始于陈后主的诗“狼山聚云暗,龙沙飞雪轻。笳吟度陇咽,笛转出关明”(《昭君怨》)。之后,一直至唐代,这一说法都很流行,如陈昭的诗“交河拥塞路,陇首暗沙尘”(《明君词》)、上官仪的诗“玉关春色晚,金河路几千”(《王昭君》)、卢照邻的诗“合殿恩中绝,交河使渐稀”(《王昭君》)、李白的诗“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王昭君》)、令狐楚的诗“魏阙苍龙远,萧关赤雁哀”(《王昭君》)、滋野贞主的诗“朔雪翩翩沙漠暗,边霜惨烈陇头寒”(《王昭君》)、杜牧的诗“青冢前头陇水流,燕支山上暮云秋”(《青冢》)等。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说法,笔者以为原因大致有三:(1)西行出塞公主的影响,如汉代细君公主等。(2)河西曾经是匈奴的属地。《汉书·地理志》载:“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3)敦煌和呼韩邪单于有联系。《汉书》载:“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可见,呼韩邪单于的势力当时可以影响到敦煌。
《王昭君变文》的作者借用了昭君出塞到西北去的说法,并且,对其有所发展。这一发展就体现在明确昭君出塞的目的地——敦煌。
关于昭君出塞的目的地,历史的记载是模糊的,但《王昭君变文》的作者却把昭君的出塞地明确地写成敦煌,这是作者主观创作的结果。变文中王昭君的活动地点,是以敦煌为中心来展开的,其他地方涉及金河、胭脂山等。昭君思念故乡时的唱词说:“妾家宫宛(苑)住奏(秦)川,南望长安路几千,不应玉塞朝云断,直为金河夜蒙连。胭脂山上愁今日……风光日色何处度,春色何时度酒泉?”“遂使望断黄沙,悲连紫塞,长辞赤县,永别神州。”变文最后的祭词中又有“不稼(嫁)昭军(君),紫塞难为运策定”句,由此可知,变文中昭君出塞后生活的地方是“紫塞”、“玉塞”,活动的地域包括“金河”、“胭脂山”等。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地方所指的具体地点:
变文在大量写敦煌及河西地名的同时,也提到塞北、阴山等北方地名,如“居塞北者……不知塞北有千日之雪”、“语(契)丹为东界,吐蕃作西邻;北倚穷荒,南邻大漠”、“瀚海上由呜戛戛,阴山的是振危危”、“只今葬在黄河北,西南望见受降城”等。关于文中的这一现象,笔者以为这是真实的历史状况在变文中的反映。
综合以上信息,笔者以为作者创作出的王昭君是一位出塞到河西敦煌的公主,敦煌这一出塞地是作者有意改造历史的结果。那么,为什么作者要让“王昭君”出塞到敦煌呢?原因只能是作者要借昭君的故事反映敦煌人的生活。
2、关于《王昭君变文》的主旨
关于其主旨,前人多有论及,郑文先生认为:“借传说中的昭君故事,塑造出《变文》中的昭君形象来。这就吐出了埋藏在胸中的故国之思,表达了共同遭遇之情,从而透露出了沦陷区唐人是不可征服的,至少在思想意识领域里是不可征服的。而不是由于被吐蕃的俘虏或受了吐蕃的从宽待遇便忘了自己仍然是唐人,忘了时时刻刻想到的祖国。”
陆永峰先生说:“与通常之怨君自叹主题不同,乃转为忠君爱国的主题……其主题的转变当非偶然,文中向汉情绪的流露,及文辞的雅饬,我们推测此文的作者或为于安史之乱后身陷于异族统治下的陇西汉族文士。其所作乃借昭君故事来抒写自己的郁闷,寄托归向大唐之心。”
笔者赞同以上两位先生的观点,认为作者用借古说今的写法创作出的“王昭君”形象重点已不在于塑造和亲公主的形象,而在于借“王昭君”身在异国的情形,渲染敦煌百姓在陷蕃之后对故国的强烈思念之情。“王昭君”在变文中是千千万万个敦煌乃至河西陷蕃百姓的形象代表。
变文情节很简单:昭君愁苦,单于一再讨其欢心,即使“既荣立,元来不称本情”,并“因此得病,渐加羸瘦”,最后在蕃地郁郁而终。昭君愁苦思乡的主题在变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文中有大量的愁苦思乡的句子,如“愁肠百结虚成着,□□□行没处论,贱妾倘期蕃里死,远恨家人昭(招)取魂”、“汉女愁吟”、“单于见明妃不乐”、“边云忽然闻此曲,令妾愁肠每意归”、“莫怪适来频下泪,都为残云度岭西”、“‘异方歌乐,不解奴愁,别城(域)之欢,不令人爱。’单于见他不乐”、“昭军(君)既登高岭,愁思便生,遂指天叹帝乡”、 “身殁于蕃里,魂兮岂忘京都”等。
变文中的女主人公是“长辞赤县,永别神州”,郁郁而终。她的侍从又是怎样呢?作者这样形容:“侍从寂寞,如同丧孝之家,遣妾攒 ,仗(状)似败兵之将。”把侍从与“丧孝之家”和“败兵之将”联系在一起,初看我们读者会觉得很奇怪,但仔细揣摩,这恰恰体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他告诉我们,昭君及其侍从其实都是“丧孝之家”和“败兵之将”;昭君嫁给了“蕃家”,其实是敦煌陷入了吐蕃的统治。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作者设置的情节和反复渲染的主题了。
《王昭君变文》的主旨反映了敦煌陷蕃(786年)后河西广大民众的心声,以“王昭君”为代表的河西民众身陷蕃中、心怀唐朝的情形历史文献中有记载。如《旧五代史》载:“开成(836年—840年)时,朝廷尝遣使至西城,见甘、凉、瓜、沙等州城邑如故,陷吐蕃之人见唐使者旌节,夹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犹念陷蕃生灵否?’其人皆天宝中陷吐蕃者子孙,其语言小讹,而衣服未改。”
P·3451号写卷《张淮深变文》中说:“尚书授敕已讫,即引天使入开元寺,亲拜我玄宗圣容。天使睹往年御座,俨若生前。叹念敦煌虽百年阻汉,没落西戎,尚敬本朝,余留帝像。”
变文的创作下限在816年
程毅中先生曾说:“《昭君变文》在唐代十分流行,李贺《许公子郑姬歌》说:‘长翻蜀纸卷明君,转角含商破碧云。’吉师老有《看蜀女转昭君变》诗。”王建《观蛮妓》“欲说昭君敛翠蛾,清声委曲怨于歌”和杜牧《青冢》“青冢前头陇水流,燕支山上暮云秋”的诗句也是9世纪上半叶昭君故事的讲唱在流行的证明。
这几首记载昭君故事讲唱的诗中最早的是李贺的《许公子郑姬歌》。笔者也据此来推断《王昭君变文》的下限。
《许公子郑姬歌》:“长翻蜀纸卷明君,转角含商破碧云。”《李贺诗歌集注》此句后注:“吴正子注:‘长翻’合作‘番’,长幅也。钱饮光注:似以《明妃图》长在手展玩,此一说也。邱季贞注:长翻蜀纸乃录曲也,卷《明君》书于册内,盖以《明君》为乐府《相和歌》,《吟叹》四曲中《王明君》之曲,此又一说也。琦谓:二句是美姬之技艺,上言其善画,下言其善歌,第‘卷’字恐有讹耳……《襄阳耆旧传》:含商吐角,绝节赴曲。破碧云,谓其响遏行云也。”笔者赞同钱饮光的理解,“长翻蜀纸卷明君”说的是郑姬在表演时,手里有向观众展示的《明妃图》。《王昭君变文》也是配图表演的,文中说:“上卷立铺毕,此入下卷。”两者在唱和配图表演上的一致性说明郑姬表演的很可能是《王昭君变文》。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王昭君变文》的创作应在786年至816年之间。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敦煌文学研究编年史”,项目编号:BW06030。
参考文献:
[1] 《敦煌本王昭君故事研究》,《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2期。
[2] 《迷信与传说》,《敦煌变文论文录》,1928年。
作者简介:王伟琴,女,1974—,河南获嘉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2006级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与文学研究。
关键词:敦煌P·2553号残卷 《王昭君变文》 创作时代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敦煌P·2553号残卷首残尾全,抄写的是关于王昭君故事的变文,题目为今人根据故事内容所补。关于P·2553号残卷的创作时代,大致有几种观点:
(1)高国藩先生主张在盛唐时期;(2)容肇祖先生首提在767—857年间,此主张赞同者有邱镇京先生、俞晓红先生,在容氏观点的基础上,陆永峰先生推断其下限为“或当在848年前后”,张文德先生认为在817年;(3)张辉先生主张在780年至830年间,或者稍晚一点;(4)邵文实先生主张在781年—848年之间,也就是吐蕃占领河西地区之时;(5)郑文先生主张远在847年之前;(6)张寿林先生主张在850年左右;(7)项楚先生主张在晚唐时期;(8)程毅中先生主张当作于8—9世纪。
分析这几种观点,研究者的主要依据是变文中的一条信息:故知生有地,死有处,可惜明妃,奄从风烛,八百余年,坟今上(尚)在。
大家得出不同结论的主要原因在于算“八百余年”的起点不同。笔者在以上诸位先生认识的基础上,认为P·2553号残卷创作应在唐末敦煌陷蕃时期,具体的说是其创作786年—816年间。
变文的创作上限在786年
《王昭君变文》在吸纳前代昭君故事基础之上的创作,体现出了两个特征:(1)变文中昭君出塞的目的地在敦煌,出塞的路线涉及的地方多在河西;(2)变文的男主人公是吐蕃单于。这两个创作上的特征,与变文中昭君思乡郁郁而终的主题相结合,我们就可以推知《王昭君变文》创作于唐代敦煌陷蕃时期。另外,变文中昭君的一句唱词说:“初来不信胡关险,久住方知虏塞□(寒)。” “久住”说明昭君身在蕃地时间已经很久了,但“久”指多长的时间,我们也不得而知,所以,笔者仍暂定变文的创作上限在敦煌陷蕃的786年。
因为变文中的敦煌、河西地域特征、变文的主旨和男女主人公的称呼结合在一起,为推断变文的创作上限提供了依据,所以,笔者下面来谈谈这些的内容:
1、关于变文中昭君出塞的路线及目的地
文献中关于昭君出塞的去向,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相关的记载还是能提供一些这方面的信息。史载呼韩邪单于四次入朝,第一、二次的路线比较明确。公元前52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奉国珍,朝三年正月。”《资治通鉴》载:“(公元前52年)诏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单于,发所过七郡二十千骑为陈道上。”此句后胡三省注曰:“七郡,谓过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而后至长安也。”第二次,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二月,遣单于归国。单于自请‘愿留居幕南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将骑万六千,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
然而,《王昭君变文》中昭君出塞的方向与历史上的不同——出塞的方向是西北,并且其中有明确的出塞的目的地——敦煌。
变文中昭君出塞的路线经过雁门、酒泉、龙勒、石堡、敕戍、可岚屯等地。描述昭君出塞路线的路线是这样的:“□(酒)泉路远穿龙勒,石堡云山接雁门,蓦水频过及敕戍,□□□(望)见可岚屯。”
(1)“酒泉”:“唐代郡名,治所在今甘肃省酒泉市”;(2)“龙勒”:①县名,“在敦煌县西南一百四十里”,②唐敦煌县又有龙勒乡,③山名,在沙州寿昌城南一百八十里。总之,“龙勒”无论是县名、乡名还是山名,它都离敦煌不远;(3)“石堡”:“即石堡城,在今青海省西宁市西南,为唐朝与吐蕃的交通要冲”;(4)“雁门”:“在今山西省代县西北,自古为戍守重地”。
“蓦水”、“敕戍”、“可岚屯”今不可考,但其应在河西地域之内。“雁门”、“酒泉”、“龙勒”、“石堡”、“敕戍”、“可岚屯”这六个地方显示的路线是一位从“雁门”出发,过“酒泉”、“龙勒”到西北去的公主,但是经历的地方却又涉及“石堡”这一去吐蕃的要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王昭君”出塞经过“石堡”的情形呢?笔者以为这是作者杂糅唐朝文城、金城等诸位和蕃公主情形的结果。
昭君出塞到西北的说法并不是《王昭君变文》作者的首创,它始于陈后主的诗“狼山聚云暗,龙沙飞雪轻。笳吟度陇咽,笛转出关明”(《昭君怨》)。之后,一直至唐代,这一说法都很流行,如陈昭的诗“交河拥塞路,陇首暗沙尘”(《明君词》)、上官仪的诗“玉关春色晚,金河路几千”(《王昭君》)、卢照邻的诗“合殿恩中绝,交河使渐稀”(《王昭君》)、李白的诗“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王昭君》)、令狐楚的诗“魏阙苍龙远,萧关赤雁哀”(《王昭君》)、滋野贞主的诗“朔雪翩翩沙漠暗,边霜惨烈陇头寒”(《王昭君》)、杜牧的诗“青冢前头陇水流,燕支山上暮云秋”(《青冢》)等。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说法,笔者以为原因大致有三:(1)西行出塞公主的影响,如汉代细君公主等。(2)河西曾经是匈奴的属地。《汉书·地理志》载:“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3)敦煌和呼韩邪单于有联系。《汉书》载:“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可见,呼韩邪单于的势力当时可以影响到敦煌。
《王昭君变文》的作者借用了昭君出塞到西北去的说法,并且,对其有所发展。这一发展就体现在明确昭君出塞的目的地——敦煌。
关于昭君出塞的目的地,历史的记载是模糊的,但《王昭君变文》的作者却把昭君的出塞地明确地写成敦煌,这是作者主观创作的结果。变文中王昭君的活动地点,是以敦煌为中心来展开的,其他地方涉及金河、胭脂山等。昭君思念故乡时的唱词说:“妾家宫宛(苑)住奏(秦)川,南望长安路几千,不应玉塞朝云断,直为金河夜蒙连。胭脂山上愁今日……风光日色何处度,春色何时度酒泉?”“遂使望断黄沙,悲连紫塞,长辞赤县,永别神州。”变文最后的祭词中又有“不稼(嫁)昭军(君),紫塞难为运策定”句,由此可知,变文中昭君出塞后生活的地方是“紫塞”、“玉塞”,活动的地域包括“金河”、“胭脂山”等。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地方所指的具体地点:
变文在大量写敦煌及河西地名的同时,也提到塞北、阴山等北方地名,如“居塞北者……不知塞北有千日之雪”、“语(契)丹为东界,吐蕃作西邻;北倚穷荒,南邻大漠”、“瀚海上由呜戛戛,阴山的是振危危”、“只今葬在黄河北,西南望见受降城”等。关于文中的这一现象,笔者以为这是真实的历史状况在变文中的反映。
综合以上信息,笔者以为作者创作出的王昭君是一位出塞到河西敦煌的公主,敦煌这一出塞地是作者有意改造历史的结果。那么,为什么作者要让“王昭君”出塞到敦煌呢?原因只能是作者要借昭君的故事反映敦煌人的生活。
2、关于《王昭君变文》的主旨
关于其主旨,前人多有论及,郑文先生认为:“借传说中的昭君故事,塑造出《变文》中的昭君形象来。这就吐出了埋藏在胸中的故国之思,表达了共同遭遇之情,从而透露出了沦陷区唐人是不可征服的,至少在思想意识领域里是不可征服的。而不是由于被吐蕃的俘虏或受了吐蕃的从宽待遇便忘了自己仍然是唐人,忘了时时刻刻想到的祖国。”
陆永峰先生说:“与通常之怨君自叹主题不同,乃转为忠君爱国的主题……其主题的转变当非偶然,文中向汉情绪的流露,及文辞的雅饬,我们推测此文的作者或为于安史之乱后身陷于异族统治下的陇西汉族文士。其所作乃借昭君故事来抒写自己的郁闷,寄托归向大唐之心。”
笔者赞同以上两位先生的观点,认为作者用借古说今的写法创作出的“王昭君”形象重点已不在于塑造和亲公主的形象,而在于借“王昭君”身在异国的情形,渲染敦煌百姓在陷蕃之后对故国的强烈思念之情。“王昭君”在变文中是千千万万个敦煌乃至河西陷蕃百姓的形象代表。
变文情节很简单:昭君愁苦,单于一再讨其欢心,即使“既荣立,元来不称本情”,并“因此得病,渐加羸瘦”,最后在蕃地郁郁而终。昭君愁苦思乡的主题在变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文中有大量的愁苦思乡的句子,如“愁肠百结虚成着,□□□行没处论,贱妾倘期蕃里死,远恨家人昭(招)取魂”、“汉女愁吟”、“单于见明妃不乐”、“边云忽然闻此曲,令妾愁肠每意归”、“莫怪适来频下泪,都为残云度岭西”、“‘异方歌乐,不解奴愁,别城(域)之欢,不令人爱。’单于见他不乐”、“昭军(君)既登高岭,愁思便生,遂指天叹帝乡”、 “身殁于蕃里,魂兮岂忘京都”等。
变文中的女主人公是“长辞赤县,永别神州”,郁郁而终。她的侍从又是怎样呢?作者这样形容:“侍从寂寞,如同丧孝之家,遣妾攒 ,仗(状)似败兵之将。”把侍从与“丧孝之家”和“败兵之将”联系在一起,初看我们读者会觉得很奇怪,但仔细揣摩,这恰恰体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他告诉我们,昭君及其侍从其实都是“丧孝之家”和“败兵之将”;昭君嫁给了“蕃家”,其实是敦煌陷入了吐蕃的统治。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作者设置的情节和反复渲染的主题了。
《王昭君变文》的主旨反映了敦煌陷蕃(786年)后河西广大民众的心声,以“王昭君”为代表的河西民众身陷蕃中、心怀唐朝的情形历史文献中有记载。如《旧五代史》载:“开成(836年—840年)时,朝廷尝遣使至西城,见甘、凉、瓜、沙等州城邑如故,陷吐蕃之人见唐使者旌节,夹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犹念陷蕃生灵否?’其人皆天宝中陷吐蕃者子孙,其语言小讹,而衣服未改。”
P·3451号写卷《张淮深变文》中说:“尚书授敕已讫,即引天使入开元寺,亲拜我玄宗圣容。天使睹往年御座,俨若生前。叹念敦煌虽百年阻汉,没落西戎,尚敬本朝,余留帝像。”
变文的创作下限在816年
程毅中先生曾说:“《昭君变文》在唐代十分流行,李贺《许公子郑姬歌》说:‘长翻蜀纸卷明君,转角含商破碧云。’吉师老有《看蜀女转昭君变》诗。”王建《观蛮妓》“欲说昭君敛翠蛾,清声委曲怨于歌”和杜牧《青冢》“青冢前头陇水流,燕支山上暮云秋”的诗句也是9世纪上半叶昭君故事的讲唱在流行的证明。
这几首记载昭君故事讲唱的诗中最早的是李贺的《许公子郑姬歌》。笔者也据此来推断《王昭君变文》的下限。
《许公子郑姬歌》:“长翻蜀纸卷明君,转角含商破碧云。”《李贺诗歌集注》此句后注:“吴正子注:‘长翻’合作‘番’,长幅也。钱饮光注:似以《明妃图》长在手展玩,此一说也。邱季贞注:长翻蜀纸乃录曲也,卷《明君》书于册内,盖以《明君》为乐府《相和歌》,《吟叹》四曲中《王明君》之曲,此又一说也。琦谓:二句是美姬之技艺,上言其善画,下言其善歌,第‘卷’字恐有讹耳……《襄阳耆旧传》:含商吐角,绝节赴曲。破碧云,谓其响遏行云也。”笔者赞同钱饮光的理解,“长翻蜀纸卷明君”说的是郑姬在表演时,手里有向观众展示的《明妃图》。《王昭君变文》也是配图表演的,文中说:“上卷立铺毕,此入下卷。”两者在唱和配图表演上的一致性说明郑姬表演的很可能是《王昭君变文》。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王昭君变文》的创作应在786年至816年之间。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敦煌文学研究编年史”,项目编号:BW06030。
参考文献:
[1] 《敦煌本王昭君故事研究》,《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2期。
[2] 《迷信与传说》,《敦煌变文论文录》,1928年。
作者简介:王伟琴,女,1974—,河南获嘉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2006级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