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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曾被视为19世纪欧洲写实主义小说的典范之作。但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作家在这部小说中看到了超越时代和写实主义的独特魅力。《包法利夫人》中浓重的现代性色彩是毋庸置疑的,本文将通过对其叙事结构的分析来阐释其中的现代性特征及对写实主义小说的超越。
【关键词】包法利夫人;非线性结构;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5-0048-1.5
一、行动的淡化与描写的前置
与福楼拜同时代的欧洲小说家,其作品的线性特征的核心之一是行动(或狭义上的情节)是推动作品的核心。狄更斯和乔治·艾略特的小说中,小说的行进是以线性情节展开的,主人公的行动主宰着小说的一切,其中的环境与景物都是人物的派生物,或者为了突出人物的某种特质,某种情绪或人物行动的某种走向而产生的。在更早的奠基了写实主义理论的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戏剧性则更为突出,人物的行动、性格及其导致的冲突占据着至高的顶端位置,其余的一切都处在从属地位。简言之,在传统写实主义小说中,“人”的“故事”,是小说的核心。
在《包法利夫人》中,行动的重要性大大被削减了,人物常常处于静止的状态.而在这种静止状态中,以往只处于布景背景的元素走上了前景,夺取了叙事的话语。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次要人物的姿态语言及人物所处的景物环境在福楼拜的描写中绽放光彩,不再是受主要人物支配的衍生物,而是反过来影响甚至决定着人物的行动与命运。在叙事策略中,这一效果主要是通过“焦点转移”来达成的。
如在第二章,夏尔与艾玛的第一次相遇,便是一次精彩的“焦点转移”,叙事视角从夏尔转到艾玛,再到农庄中的其他人,之后转回到夏尔,又由夏尔的回忆转到其亡妻艾洛伊斯的视角,之后回到旁观叙事,最后则由夏尔对亡妻思念的痛苦中结束。
这样的“焦点转移”在小说中几乎全篇存在。正是以这种方式,福楼拜将写实主义小说类似道路的单一线性(也包括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双线或多线叙事,但每一条线依然是平直展开的)变成了一个精致曲折的圆环型小花园。
正如小说的副标题“外省风俗”,福楼拜真正关注的并不是主标题“包法利夫人”的故事和命运,而是一个大环境——“外省”的全景画面,在这个全景画面中,没有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之分、人与景物不再是前景和背景的关系,所有的人与环境、景物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不同性格的人物彼此作用、影响,并且受制于所生活的环境,共享着在更高程度上某种“同一”的命运。小说不再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故事,而是一幕巨幅的风俗画。
昆德拉将福楼拜视为小说史中里程碑式的革新性人物,因为福楼拜创造了“描写的小说”。福楼拜所描写的正是人类生活中无处不在、无法消灭、不可避免的“庸俗”。正是因此,昆德拉才将小说结尾处,艾玛的灵柩旁那两个用不知所云的话语进行交谈的“路人”视为小说的精髓之处,正是在对这一突兀的环境与人物关系的描写之中,那种巨大的“庸俗”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千层饼”结构
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关于《包法利夫人》的论述中,将“千层饼”的结构视为整部小说的核心结构。这一结构从小说第一章便开始了。
小说的第一章的突兀形式实际上便以宣告了《包法利夫人》的革新性。其叙事者是夏尔童年时的一位同学,这位同学在此后再也未出现。这位同学叙述了夏尔到班级的第一天被老师和同学奚落的场景。夏尔受到奚落是因为他戴的那顶帽子。在福楼拜精湛的叙事技巧之下,那顶帽子比夏尔的故事更加引人注意:
“这顶帽子是个杂拌儿,有点像毛皮高统帽,有点像波兰骑兵帽,又有点像圆筒帽儿、獭皮帽或棉便帽,反正看上去挺寒碜,那副讳莫如深的丑样儿,活像一张表情让人莫名其妙的傻瓜的脸。帽子里面有撑条撑着,胖鼓鼓的像个椭球,底下先是三箍轮缘形边饰;而后交替镶着丝绒和兔皮的菱形方块,中间用红道隔开,再往上就是口袋似的帽筒,顶上是块硬皮板纸的多边形,上面绣着图案复杂的饰带,然后从帽顶垂下一条极细极细的长绳,下端荡着一个金丝编成的小十字架。帽子倒是新的;帽檐闪着光。”
对这一顶不伦不类、十分丑陋、甚至其彼此矛盾的程度不可能真正存在的帽子,福楼拜却事无巨细地进行极端细节的描写。这顶帽子其实正是夏尔命运的完美预示。夏尔一生的命运完全像这顶帽子那种不伦不类的结构,愚蠢、窝囊得一塌糊涂,而这帽子给童年夏尔带来的奚落甚至贯穿了他的一生——永远活在这奚落的回响之中。
在第二章中,通过夏尔的视角对艾玛描写同样出现了夏尔帽子的这种“千层饼”的结构,焦点在艾玛的发式上:
“她的颈脖露出在白色翻领上面。中间分开、紧贴两鬓的黑发,梳得非常光洁,看上去齐齐整整的分成两半,正中一条细细的头路,顺着脑颅徐徐向上;两边的头发几乎盖没了耳朵根,拢到后脑勺绾成一个大发髻之前,呈波浪形地弯向太阳穴…”
艾玛的发式同夏尔的帽子一样复杂到极致。与夏尔的帽子不同的是,这发式显现出一种过分的浮夸与繁复。一个乡村女子却梳着这样一种故作风雅奢华的发式,正是艾玛那不顾一切追求上等人看似高雅实为庸俗生活的性格的体现。
福楼拜的通过“千层饼”结构对人物命运进行诠释的策略不只出现在细节描写上,环境与景物同样是重要的落笔之处。
在著名的农业博览会的段落,即被称为“多声部和声”的场景中,罗多尔夫同艾玛的幽会与农业博览会的颁奖仪式同时进行,两人的情话与颁奖仪式上的对谈依次交替出现。在一段落中,福楼拜对于他所痛恨的“布尔乔亚”的庸俗进行了最猛烈的鞭挞,这种“布尔乔亚”的实质,用纳博科夫的解释便是“人的庸俗的心灵状态”,因此“评判委员会…笑容满面的政客和迷信的老农妇都是‘庸人’,也都是福楼拜所指的那种‘布尔乔亚’”。而与此并行的,艾玛与罗道尔夫的这场情事,也自然是一出“布尔乔亚”式的庸俗风流,艾玛以为自己追寻的是“诗人们所说的极乐”那样的浪漫,实际上不过只是一场平常的出轨,她自身也只是罗道尔夫的玩物而已。 夏尔与艾玛婚后的居所也是一个“千层饼”。在那座作为婚房的新居中,居然有一处“年久失修的大灶屋,现在当柴房、库房、储藏室用,里面搁满了废铁、空桶、不能再用的农具,还有很多积满了灰尘、摸不清派什么用场的东西。”这样装满旧物的破败储藏室出现在婚房新居已是不伦不类,而福楼拜却将在对其的描写中给予它极为重要的位置。实际上,这个储藏室具有双重的重要作用,既是艾玛与夏尔这场看似美好实则早已注定不能善终的婚姻的绝佳象征,同时也有着叙事层面的实用意义——正是在这间储藏室中,艾玛找到了砒霜,为自己的命运画下了句号。
这间储藏室也与艾玛本人有着深层的联系。在全新的婚房中隐藏的破旧陋室,正如同艾玛婚后的全名——Emma Bovary,是一种毫不协调的搭配。Emma这个名字正是艾玛所喜欢的那种浪漫传奇文学中女主人公常用的名字,而姓氏Bovary,词根是Bov,在法语中意为“奶牛”。
福楼拜在小说中各处娴熟地运用着他对于“层次”的精雕细琢,使人物的命运不着痕迹的蕴含在其中,也因此将小说的魅力集中在了这种早已定下的命运是如何展开一幅全景画面的描写当中。
三、对写实主义的超越——打破“逻辑”
《包法利夫人》对写实主义小说模式的超越,其核心实际上是对支撑着写实主义小说的“逻辑性”的无视和打破。
由巴尔扎克所奠定的写实主义小说理论,十分注重“典型”这一概念。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是捆绑式出现的。人物受制于自身的典型性格,又由典型环境所催化和影响,因此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势必会做出典型的“行动”。
写实主义小说的情节发展正是以这一内在逻辑为轴心而进行的。但在《包法利夫人》中,福楼拜对这一逻辑则完全模式。人物的命运不再以逻辑为中心发展,环境也摆脱了作为典型人物衍生品的地位,而具有了更高层次的象征意义与生命力。
归结而言,写实主义逻辑的背后实际上是对于“理性精神”的相信,福楼拜则对理性采取了怀疑的态度,非理性的未知因素在人物身上占据了更高的位置。因此,《包法利夫人》作为现代经典的意义,不仅在其叙事方式上,也在于其精神实质。
【参考文献】
[1]〔法〕福楼拜,周克希译.包法利夫人[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2]〔美〕纳博科夫,申慧辉译.文学讲稿[M].上海:三联书店,2005.
[3]〔捷克〕昆德拉,董强译.小说的艺术[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王公纬(1987- ):男,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包法利夫人;非线性结构;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5-0048-1.5
一、行动的淡化与描写的前置
与福楼拜同时代的欧洲小说家,其作品的线性特征的核心之一是行动(或狭义上的情节)是推动作品的核心。狄更斯和乔治·艾略特的小说中,小说的行进是以线性情节展开的,主人公的行动主宰着小说的一切,其中的环境与景物都是人物的派生物,或者为了突出人物的某种特质,某种情绪或人物行动的某种走向而产生的。在更早的奠基了写实主义理论的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戏剧性则更为突出,人物的行动、性格及其导致的冲突占据着至高的顶端位置,其余的一切都处在从属地位。简言之,在传统写实主义小说中,“人”的“故事”,是小说的核心。
在《包法利夫人》中,行动的重要性大大被削减了,人物常常处于静止的状态.而在这种静止状态中,以往只处于布景背景的元素走上了前景,夺取了叙事的话语。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次要人物的姿态语言及人物所处的景物环境在福楼拜的描写中绽放光彩,不再是受主要人物支配的衍生物,而是反过来影响甚至决定着人物的行动与命运。在叙事策略中,这一效果主要是通过“焦点转移”来达成的。
如在第二章,夏尔与艾玛的第一次相遇,便是一次精彩的“焦点转移”,叙事视角从夏尔转到艾玛,再到农庄中的其他人,之后转回到夏尔,又由夏尔的回忆转到其亡妻艾洛伊斯的视角,之后回到旁观叙事,最后则由夏尔对亡妻思念的痛苦中结束。
这样的“焦点转移”在小说中几乎全篇存在。正是以这种方式,福楼拜将写实主义小说类似道路的单一线性(也包括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双线或多线叙事,但每一条线依然是平直展开的)变成了一个精致曲折的圆环型小花园。
正如小说的副标题“外省风俗”,福楼拜真正关注的并不是主标题“包法利夫人”的故事和命运,而是一个大环境——“外省”的全景画面,在这个全景画面中,没有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之分、人与景物不再是前景和背景的关系,所有的人与环境、景物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不同性格的人物彼此作用、影响,并且受制于所生活的环境,共享着在更高程度上某种“同一”的命运。小说不再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故事,而是一幕巨幅的风俗画。
昆德拉将福楼拜视为小说史中里程碑式的革新性人物,因为福楼拜创造了“描写的小说”。福楼拜所描写的正是人类生活中无处不在、无法消灭、不可避免的“庸俗”。正是因此,昆德拉才将小说结尾处,艾玛的灵柩旁那两个用不知所云的话语进行交谈的“路人”视为小说的精髓之处,正是在对这一突兀的环境与人物关系的描写之中,那种巨大的“庸俗”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千层饼”结构
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关于《包法利夫人》的论述中,将“千层饼”的结构视为整部小说的核心结构。这一结构从小说第一章便开始了。
小说的第一章的突兀形式实际上便以宣告了《包法利夫人》的革新性。其叙事者是夏尔童年时的一位同学,这位同学在此后再也未出现。这位同学叙述了夏尔到班级的第一天被老师和同学奚落的场景。夏尔受到奚落是因为他戴的那顶帽子。在福楼拜精湛的叙事技巧之下,那顶帽子比夏尔的故事更加引人注意:
“这顶帽子是个杂拌儿,有点像毛皮高统帽,有点像波兰骑兵帽,又有点像圆筒帽儿、獭皮帽或棉便帽,反正看上去挺寒碜,那副讳莫如深的丑样儿,活像一张表情让人莫名其妙的傻瓜的脸。帽子里面有撑条撑着,胖鼓鼓的像个椭球,底下先是三箍轮缘形边饰;而后交替镶着丝绒和兔皮的菱形方块,中间用红道隔开,再往上就是口袋似的帽筒,顶上是块硬皮板纸的多边形,上面绣着图案复杂的饰带,然后从帽顶垂下一条极细极细的长绳,下端荡着一个金丝编成的小十字架。帽子倒是新的;帽檐闪着光。”
对这一顶不伦不类、十分丑陋、甚至其彼此矛盾的程度不可能真正存在的帽子,福楼拜却事无巨细地进行极端细节的描写。这顶帽子其实正是夏尔命运的完美预示。夏尔一生的命运完全像这顶帽子那种不伦不类的结构,愚蠢、窝囊得一塌糊涂,而这帽子给童年夏尔带来的奚落甚至贯穿了他的一生——永远活在这奚落的回响之中。
在第二章中,通过夏尔的视角对艾玛描写同样出现了夏尔帽子的这种“千层饼”的结构,焦点在艾玛的发式上:
“她的颈脖露出在白色翻领上面。中间分开、紧贴两鬓的黑发,梳得非常光洁,看上去齐齐整整的分成两半,正中一条细细的头路,顺着脑颅徐徐向上;两边的头发几乎盖没了耳朵根,拢到后脑勺绾成一个大发髻之前,呈波浪形地弯向太阳穴…”
艾玛的发式同夏尔的帽子一样复杂到极致。与夏尔的帽子不同的是,这发式显现出一种过分的浮夸与繁复。一个乡村女子却梳着这样一种故作风雅奢华的发式,正是艾玛那不顾一切追求上等人看似高雅实为庸俗生活的性格的体现。
福楼拜的通过“千层饼”结构对人物命运进行诠释的策略不只出现在细节描写上,环境与景物同样是重要的落笔之处。
在著名的农业博览会的段落,即被称为“多声部和声”的场景中,罗多尔夫同艾玛的幽会与农业博览会的颁奖仪式同时进行,两人的情话与颁奖仪式上的对谈依次交替出现。在一段落中,福楼拜对于他所痛恨的“布尔乔亚”的庸俗进行了最猛烈的鞭挞,这种“布尔乔亚”的实质,用纳博科夫的解释便是“人的庸俗的心灵状态”,因此“评判委员会…笑容满面的政客和迷信的老农妇都是‘庸人’,也都是福楼拜所指的那种‘布尔乔亚’”。而与此并行的,艾玛与罗道尔夫的这场情事,也自然是一出“布尔乔亚”式的庸俗风流,艾玛以为自己追寻的是“诗人们所说的极乐”那样的浪漫,实际上不过只是一场平常的出轨,她自身也只是罗道尔夫的玩物而已。 夏尔与艾玛婚后的居所也是一个“千层饼”。在那座作为婚房的新居中,居然有一处“年久失修的大灶屋,现在当柴房、库房、储藏室用,里面搁满了废铁、空桶、不能再用的农具,还有很多积满了灰尘、摸不清派什么用场的东西。”这样装满旧物的破败储藏室出现在婚房新居已是不伦不类,而福楼拜却将在对其的描写中给予它极为重要的位置。实际上,这个储藏室具有双重的重要作用,既是艾玛与夏尔这场看似美好实则早已注定不能善终的婚姻的绝佳象征,同时也有着叙事层面的实用意义——正是在这间储藏室中,艾玛找到了砒霜,为自己的命运画下了句号。
这间储藏室也与艾玛本人有着深层的联系。在全新的婚房中隐藏的破旧陋室,正如同艾玛婚后的全名——Emma Bovary,是一种毫不协调的搭配。Emma这个名字正是艾玛所喜欢的那种浪漫传奇文学中女主人公常用的名字,而姓氏Bovary,词根是Bov,在法语中意为“奶牛”。
福楼拜在小说中各处娴熟地运用着他对于“层次”的精雕细琢,使人物的命运不着痕迹的蕴含在其中,也因此将小说的魅力集中在了这种早已定下的命运是如何展开一幅全景画面的描写当中。
三、对写实主义的超越——打破“逻辑”
《包法利夫人》对写实主义小说模式的超越,其核心实际上是对支撑着写实主义小说的“逻辑性”的无视和打破。
由巴尔扎克所奠定的写实主义小说理论,十分注重“典型”这一概念。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是捆绑式出现的。人物受制于自身的典型性格,又由典型环境所催化和影响,因此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势必会做出典型的“行动”。
写实主义小说的情节发展正是以这一内在逻辑为轴心而进行的。但在《包法利夫人》中,福楼拜对这一逻辑则完全模式。人物的命运不再以逻辑为中心发展,环境也摆脱了作为典型人物衍生品的地位,而具有了更高层次的象征意义与生命力。
归结而言,写实主义逻辑的背后实际上是对于“理性精神”的相信,福楼拜则对理性采取了怀疑的态度,非理性的未知因素在人物身上占据了更高的位置。因此,《包法利夫人》作为现代经典的意义,不仅在其叙事方式上,也在于其精神实质。
【参考文献】
[1]〔法〕福楼拜,周克希译.包法利夫人[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2]〔美〕纳博科夫,申慧辉译.文学讲稿[M].上海:三联书店,2005.
[3]〔捷克〕昆德拉,董强译.小说的艺术[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王公纬(1987- ):男,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