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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白居易在中唐诗坛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他创作的众多诗歌中，白居易偏爱讽喻一类。他一生创作了172首讽喻诗，这类诗歌中最重要的情感特征就是贯穿始终的“兼济”情怀。而这种“兼济”之志又与诗人的思想变化密切相关，在不同类型的诗歌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同时，白居易的讽喻诗又有着不同于其他诗人的讽喻诗的独特性。
关键词：白居易；讽喻诗；“兼济”情怀；理论基础；独特性
白居易一生创作了2914首诗歌，他将自己的诗歌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四类。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写道：“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百韵者四百馀首，谓之‘杂律诗’。【1】”对于白居易这样的分类方法，有些人认为标准不统一：前三者是从题材上着眼划分的，而杂律诗是从体裁上分类的。其实不尽然，白居易还说过：“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也，但以亲朋和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2】”所以，孙明君在他评注的《白居易诗》序言中说：“杂律诗从格律的角度看是律诗和其它的杂体诗，而从题材的角度看，可以称为杂感诗。这样，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与杂感诗之间就统一了起来。”【3】
目前，学界对白居易讽喻诗的研究比较多，但多集中在白居易讽喻诗的诗歌理论、创作主旨、政治上的忧民情怀以及与闲适诗等诗歌的比较评价这些方面。霍松林的《白居易诗译析·前言》和敏泽的《白居易的诗论》中也指出：白居易“为君、为臣、为民”而作的文学纲领，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存在着局限性。其实也就是认为白居易的“兼济”情怀是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性的。张少康在《儒家民本思想和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一文指出，白居易的“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诗歌主张和“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的创作态度，既是对儒家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儒家文学思想保守性的重大突破。比较普遍的认为白居易的在诗歌中表现出来的“兼济”情怀主要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的，所以能够做到忧国忧民、心系百姓。
一、白居易讽喻诗中“兼济”情怀的理论基础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册，对白居易的“讽喻诗”作了一个简单的定义：讽喻诗是白居易旨在“反映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诗歌”，是“替被压迫人民说话”的“不朽之作”，但是他的写作目的是为了“愿得天子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是很明白的”。而“兼济”指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志向，是儒家的一种处世理念。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要想实现个人“兼济”的志向，唯一的途径就是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用。因此白居易早期创作了大量的《新乐府》等讽喻诗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和文学理念。
白居易的讽喻诗总共有172首，虽然在其全部诗歌中所占比例不是很大，但却是白居易诗歌中最有价值，也是白居易自己最偏爱的一类诗歌。这在白居易的《与元九书》中就有明确的表述：“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4】”可见，白居易关于“讽喻诗”的定义是能够体现和表达他的“兼济之志”的诗歌。白居易的这种“兼济”志向，明显是受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思想的影响。而这种志向表现在白居易的诗歌中，就变成了对君王的直言进谏，希望能够为君主补察时政，裨补时阙。在《寄唐生》中也有过相关的表述：“非求宫律高， 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白居易在元和元年，为应制举，与元稹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而写成的《策林》中，就有一篇《采诗以补察时政》，系统地谈到了诗的功能与作用：“故风俗之盛衰，由此可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强调从诗歌中可以观“国风、“王政”与“人情”。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对自己的早年进行回顾时总结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史书，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5】”“为时”即反映时事，“为事”即反映现实国事民生。总而言之，全部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将自己的讽喻诗创作归纳为：“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白居易的为臣、为民、为事为物而作，首要的还是要“为君”而作。白居易虽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喻诗来表现统治阶级的骄横跋扈、民众生活的凄苦艰辛，但最终的指向还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伤唐生》）。在白居易看来，只有将民情告知天子，让统治者们了解了，皇帝才能够采取措施去拯救这种不公的时事社会，政治教化才能够更加的清明。
二、白居易讽喻诗与其他类型诗歌中“兼济”情怀的区别
上面已经赞同从诗歌的题材上将白居易的诗歌划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的观点。而白居易的讽喻诗，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基本的创作倾向：第一，是对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深刻反映，白居易的讽喻诗内容既包括沉重的赋税徭役的揭露，也包括对社会上纷乱战事的批判；第二，是对上层达官贵人腐化、无节制的生活方式的揭露，以及对他们欺压百姓恶行的尖锐控诉，以此来讽刺和规劝上层统治者。第三类，则是对怀才不遇之人的同情以及对他们无奈遭际的哀叹和惋惜。不论是哪一种内容题材的讽喻诗，“兼济”情怀都是白居易讽喻诗中表现出来的主要情感特征，同时也是贯穿白居易各类诗歌的一个重要情感特征。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情感在不同类别的诗歌中，情感侧重会有所差异。所以不妨将讽喻诗中的“兼济”情怀和其他三类诗歌中的“兼济”情怀区别为两大类，对这两大类诗歌中所体现的此种情怀的不同之处进行一下分析归纳。
白居易对自己讽喻诗中所贯彻的这种“兼济”志向，在其重要的《与元九书》中就有相关的表述：“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歌咏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6】”白居易这种政治上的目的性，决定了白居易讽喻诗中的“兼济”情怀也带有一种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白居易当时处于一种谏官的职责感，一种道德上的压迫感，使得白居易不得不将对皇帝的直言进谏作为自己兢兢业业所从事的一项伟大事业。而不是单纯的出于一种对政治的热忱，一种文人的社会责任，一种对黎民百姓的同情和怜悯。 所以，白居易的讽喻诗与其他三类诗歌，即便都是借所见所闻所感来表达“兼济”，但是由于创作初衷的不同、心境胸怀的不同，使得诗歌的情感特征也发生了差异。也就是说，在白居易讽喻诗之外的诗歌中，虽然也会有不平之鸣、有对社会不公的揭露和讽刺，但是在诗人已经看淡了官场、看淡了政治抱负的时候，这种“兼济”的情怀也就平淡多了，少了原来的锋芒毕露。白居易讽喻诗中“兼济”情怀是一种超越了政治热忱和道德使命之外的责任感，是压在白居易身上激励和鞭策他前行的动力与压力。身为谏官的白居易，创作大量的讽喻诗，为的是能够帮助君王“补察时政”、“裨补时阙”，从而推动政治的清明。白居易的其它三类诗歌中，虽然也会有“兼济”志向的自然流露，但是在融汇了独善的思想以后，这种“兼济”已经不再那么坚强有力，变成为一种无奈以后失声的呼号和呐喊，一种绝望之后无声的痛哭和无助。《新沐浴》一诗中白居易写到：“何处征戍行？何人羁旅游？穷途绝粮客，寒狱无灯囚。劳生彼何苦，遂性我何忧。”诗中仍然不自觉的流露出对劳苦民众的关怀和忧虑。《赠谈客》一诗中也表现出白居易对长安政坛的深切担忧，对宦官势力猖獗的忧心忡忡等等，“请君休说长安事，膝上风清琴正调。”但这主要是出于封建官僚的职责，出于早年为民意识的惯性。事实上此时的白居易已逝去了往日的斗志，他甚至对以前的所作所为后悔不已，自悔“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所以决心要“换尽旧心肠”。《重题》诗中写道：“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咏怀》诗中也说：“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
三、白居易讽喻诗“兼济”情怀的独特性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从先秦保存下来的各种典籍记载来看，虽然进谏制度确切的起源时间尚且无法断定，但是可以推断的是进谏制度起源甚早。在《管子》、《吕氏春秋》、《左传》等这些典籍中都提到了与进谏有关的内容。并且，经过学者的研究发现“进入周代后，进谏制度已经制度化”【7】。最典型的以诗讽谏的例证就是《诗经》中大量怨刺诗的产生。在这之后，这种用诗歌来表达对国事和社会现象的不满和规劝之意的风气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这种风气虽然一直延续了下来，但是诗歌的名称却经历了变化：刺诗、怨刺诗、政治怨刺诗、讽喻诗等。从《诗经》中的怨刺诗发展到白居易的讽喻诗，儒家所提倡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及文人学士在学习儒家经典的过程中所濡染到的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都是共同的推动力。
不难发现，每一个能够创作讽喻诗的诗人，都拥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从他们的诗歌中都不难体会到郁积在他们胸中的那种“兼济”情怀。不过不同的诗人，又因为自身遭际、性格、政治环境等条件的不同，讽喻诗中所表达出来的“兼济”情怀又有不同。杜甫生活的年代比白居易要稍早一些，但都是生活在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国家衰退的时代中，又同样都是现实主义的、关心民生疾苦的重要诗人。他们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而白居易的“兼济”之志，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杜甫的影响。《白氏长庆集》中的《与元九书略》中说：
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首。【8】
同样是通过写实的议论和讽喻来表现“兼济”的志向，他们诗歌中这种情怀又有不同：杜甫虽也是讽喻，但并不是以讽喻为出发点，而是将生民疾苦与自己的悲怆遭遇融为一体之后的自然流露，通过读杜甫的诗歌，我们能够体会到杜甫的那种声嘶力竭的呐喊和忧虑；而白居易的讽喻则是出之以理念，是为讽喻而讽喻，因为他的目的就是“为君”，所以带有极强的政治功利性。
而作为与白居易同时代的诗人刘禹锡，也与白居易一样，都怀有一种忧国忧民的“兼济”情怀，却也因为永贞革新之后的政治斗争遭受长达二十二年的贬谪遭遇。在贬谪期间，刘禹锡也创造了很多讽喻诗，但是与白居易的讽喻诗又有不同。在对社会上的贪官污吏、腐败的朝政进行冷嘲热讽的同时，刘禹锡又很注重讽喻诗创作中的艺术手法问题，多采用借古讽今、托物寓志等隐讽的手法。并且，刘禹锡没有当过谏官，所以他的讽喻诗并不是出于政治上的责任感，而是出于一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臣子的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是由他的正直性格与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共同推动的。从它对宦官、藩镇、新贵们无情的讽刺中，我们就好像与诗人一起经历了当时那个政治腐朽的黑暗时代；同时，从透过刘禹锡对时政和统治者尖刻的嘲弄，我们也能大概体会到唐王朝灭亡的原因所在。通读刘禹锡的讽喻诗，能够给人一种心灵上的震撼。
总之，白居易从一开始创作讽喻诗，就是怀抱着“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兼济”之志的，希望通过自己的诗歌创作实现政治上的一种教化和推动，所以不惜以牺牲诗歌的“文学性”，来提高诗歌的政治价值。但是白居易的“兼济”之志，在不同的人生经历阶段所创所的诗歌中又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其它的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中所表现出的“兼济”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更重要的是，白居易讽喻诗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兼济天下”的政治情怀，也因为与其它诗人相比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性，影响着后来一批又一批的文人学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1】【2】【4】【5】【6】霍松林《白居易诗译析》，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412，413，412，410，410
【3】孙明君评注《白居易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
【7】刘怀荣《先秦进谏制度与怨刺诗及<诗>教之关系》，《文学评论》，2011：3
【8】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北京：三联书店，2011：122
关键词：白居易；讽喻诗；“兼济”情怀；理论基础；独特性
白居易一生创作了2914首诗歌，他将自己的诗歌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四类。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写道：“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百韵者四百馀首，谓之‘杂律诗’。【1】”对于白居易这样的分类方法，有些人认为标准不统一：前三者是从题材上着眼划分的，而杂律诗是从体裁上分类的。其实不尽然，白居易还说过：“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也，但以亲朋和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2】”所以，孙明君在他评注的《白居易诗》序言中说：“杂律诗从格律的角度看是律诗和其它的杂体诗，而从题材的角度看，可以称为杂感诗。这样，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与杂感诗之间就统一了起来。”【3】
目前，学界对白居易讽喻诗的研究比较多，但多集中在白居易讽喻诗的诗歌理论、创作主旨、政治上的忧民情怀以及与闲适诗等诗歌的比较评价这些方面。霍松林的《白居易诗译析·前言》和敏泽的《白居易的诗论》中也指出：白居易“为君、为臣、为民”而作的文学纲领，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存在着局限性。其实也就是认为白居易的“兼济”情怀是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性的。张少康在《儒家民本思想和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一文指出，白居易的“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诗歌主张和“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的创作态度，既是对儒家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儒家文学思想保守性的重大突破。比较普遍的认为白居易的在诗歌中表现出来的“兼济”情怀主要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的，所以能够做到忧国忧民、心系百姓。
一、白居易讽喻诗中“兼济”情怀的理论基础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册，对白居易的“讽喻诗”作了一个简单的定义：讽喻诗是白居易旨在“反映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诗歌”，是“替被压迫人民说话”的“不朽之作”，但是他的写作目的是为了“愿得天子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是很明白的”。而“兼济”指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志向，是儒家的一种处世理念。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要想实现个人“兼济”的志向，唯一的途径就是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用。因此白居易早期创作了大量的《新乐府》等讽喻诗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和文学理念。
白居易的讽喻诗总共有172首，虽然在其全部诗歌中所占比例不是很大，但却是白居易诗歌中最有价值，也是白居易自己最偏爱的一类诗歌。这在白居易的《与元九书》中就有明确的表述：“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4】”可见，白居易关于“讽喻诗”的定义是能够体现和表达他的“兼济之志”的诗歌。白居易的这种“兼济”志向，明显是受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思想的影响。而这种志向表现在白居易的诗歌中，就变成了对君王的直言进谏，希望能够为君主补察时政，裨补时阙。在《寄唐生》中也有过相关的表述：“非求宫律高， 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白居易在元和元年，为应制举，与元稹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而写成的《策林》中，就有一篇《采诗以补察时政》，系统地谈到了诗的功能与作用：“故风俗之盛衰，由此可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强调从诗歌中可以观“国风、“王政”与“人情”。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对自己的早年进行回顾时总结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史书，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5】”“为时”即反映时事，“为事”即反映现实国事民生。总而言之，全部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将自己的讽喻诗创作归纳为：“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白居易的为臣、为民、为事为物而作，首要的还是要“为君”而作。白居易虽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喻诗来表现统治阶级的骄横跋扈、民众生活的凄苦艰辛，但最终的指向还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伤唐生》）。在白居易看来，只有将民情告知天子，让统治者们了解了，皇帝才能够采取措施去拯救这种不公的时事社会，政治教化才能够更加的清明。
二、白居易讽喻诗与其他类型诗歌中“兼济”情怀的区别
上面已经赞同从诗歌的题材上将白居易的诗歌划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的观点。而白居易的讽喻诗，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基本的创作倾向：第一，是对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深刻反映，白居易的讽喻诗内容既包括沉重的赋税徭役的揭露，也包括对社会上纷乱战事的批判；第二，是对上层达官贵人腐化、无节制的生活方式的揭露，以及对他们欺压百姓恶行的尖锐控诉，以此来讽刺和规劝上层统治者。第三类，则是对怀才不遇之人的同情以及对他们无奈遭际的哀叹和惋惜。不论是哪一种内容题材的讽喻诗，“兼济”情怀都是白居易讽喻诗中表现出来的主要情感特征，同时也是贯穿白居易各类诗歌的一个重要情感特征。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情感在不同类别的诗歌中，情感侧重会有所差异。所以不妨将讽喻诗中的“兼济”情怀和其他三类诗歌中的“兼济”情怀区别为两大类，对这两大类诗歌中所体现的此种情怀的不同之处进行一下分析归纳。
白居易对自己讽喻诗中所贯彻的这种“兼济”志向，在其重要的《与元九书》中就有相关的表述：“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歌咏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6】”白居易这种政治上的目的性，决定了白居易讽喻诗中的“兼济”情怀也带有一种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白居易当时处于一种谏官的职责感，一种道德上的压迫感，使得白居易不得不将对皇帝的直言进谏作为自己兢兢业业所从事的一项伟大事业。而不是单纯的出于一种对政治的热忱，一种文人的社会责任，一种对黎民百姓的同情和怜悯。 所以，白居易的讽喻诗与其他三类诗歌，即便都是借所见所闻所感来表达“兼济”，但是由于创作初衷的不同、心境胸怀的不同，使得诗歌的情感特征也发生了差异。也就是说，在白居易讽喻诗之外的诗歌中，虽然也会有不平之鸣、有对社会不公的揭露和讽刺，但是在诗人已经看淡了官场、看淡了政治抱负的时候，这种“兼济”的情怀也就平淡多了，少了原来的锋芒毕露。白居易讽喻诗中“兼济”情怀是一种超越了政治热忱和道德使命之外的责任感，是压在白居易身上激励和鞭策他前行的动力与压力。身为谏官的白居易，创作大量的讽喻诗，为的是能够帮助君王“补察时政”、“裨补时阙”，从而推动政治的清明。白居易的其它三类诗歌中，虽然也会有“兼济”志向的自然流露，但是在融汇了独善的思想以后，这种“兼济”已经不再那么坚强有力，变成为一种无奈以后失声的呼号和呐喊，一种绝望之后无声的痛哭和无助。《新沐浴》一诗中白居易写到：“何处征戍行？何人羁旅游？穷途绝粮客，寒狱无灯囚。劳生彼何苦，遂性我何忧。”诗中仍然不自觉的流露出对劳苦民众的关怀和忧虑。《赠谈客》一诗中也表现出白居易对长安政坛的深切担忧，对宦官势力猖獗的忧心忡忡等等，“请君休说长安事，膝上风清琴正调。”但这主要是出于封建官僚的职责，出于早年为民意识的惯性。事实上此时的白居易已逝去了往日的斗志，他甚至对以前的所作所为后悔不已，自悔“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所以决心要“换尽旧心肠”。《重题》诗中写道：“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咏怀》诗中也说：“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
三、白居易讽喻诗“兼济”情怀的独特性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从先秦保存下来的各种典籍记载来看，虽然进谏制度确切的起源时间尚且无法断定，但是可以推断的是进谏制度起源甚早。在《管子》、《吕氏春秋》、《左传》等这些典籍中都提到了与进谏有关的内容。并且，经过学者的研究发现“进入周代后，进谏制度已经制度化”【7】。最典型的以诗讽谏的例证就是《诗经》中大量怨刺诗的产生。在这之后，这种用诗歌来表达对国事和社会现象的不满和规劝之意的风气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这种风气虽然一直延续了下来，但是诗歌的名称却经历了变化：刺诗、怨刺诗、政治怨刺诗、讽喻诗等。从《诗经》中的怨刺诗发展到白居易的讽喻诗，儒家所提倡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及文人学士在学习儒家经典的过程中所濡染到的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都是共同的推动力。
不难发现，每一个能够创作讽喻诗的诗人，都拥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从他们的诗歌中都不难体会到郁积在他们胸中的那种“兼济”情怀。不过不同的诗人，又因为自身遭际、性格、政治环境等条件的不同，讽喻诗中所表达出来的“兼济”情怀又有不同。杜甫生活的年代比白居易要稍早一些，但都是生活在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国家衰退的时代中，又同样都是现实主义的、关心民生疾苦的重要诗人。他们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而白居易的“兼济”之志，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杜甫的影响。《白氏长庆集》中的《与元九书略》中说：
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首。【8】
同样是通过写实的议论和讽喻来表现“兼济”的志向，他们诗歌中这种情怀又有不同：杜甫虽也是讽喻，但并不是以讽喻为出发点，而是将生民疾苦与自己的悲怆遭遇融为一体之后的自然流露，通过读杜甫的诗歌，我们能够体会到杜甫的那种声嘶力竭的呐喊和忧虑；而白居易的讽喻则是出之以理念，是为讽喻而讽喻，因为他的目的就是“为君”，所以带有极强的政治功利性。
而作为与白居易同时代的诗人刘禹锡，也与白居易一样，都怀有一种忧国忧民的“兼济”情怀，却也因为永贞革新之后的政治斗争遭受长达二十二年的贬谪遭遇。在贬谪期间，刘禹锡也创造了很多讽喻诗，但是与白居易的讽喻诗又有不同。在对社会上的贪官污吏、腐败的朝政进行冷嘲热讽的同时，刘禹锡又很注重讽喻诗创作中的艺术手法问题，多采用借古讽今、托物寓志等隐讽的手法。并且，刘禹锡没有当过谏官，所以他的讽喻诗并不是出于政治上的责任感，而是出于一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臣子的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是由他的正直性格与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共同推动的。从它对宦官、藩镇、新贵们无情的讽刺中，我们就好像与诗人一起经历了当时那个政治腐朽的黑暗时代；同时，从透过刘禹锡对时政和统治者尖刻的嘲弄，我们也能大概体会到唐王朝灭亡的原因所在。通读刘禹锡的讽喻诗，能够给人一种心灵上的震撼。
总之，白居易从一开始创作讽喻诗，就是怀抱着“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兼济”之志的，希望通过自己的诗歌创作实现政治上的一种教化和推动，所以不惜以牺牲诗歌的“文学性”，来提高诗歌的政治价值。但是白居易的“兼济”之志，在不同的人生经历阶段所创所的诗歌中又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其它的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中所表现出的“兼济”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更重要的是，白居易讽喻诗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兼济天下”的政治情怀，也因为与其它诗人相比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性，影响着后来一批又一批的文人学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1】【2】【4】【5】【6】霍松林《白居易诗译析》，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412，413，412，410，410
【3】孙明君评注《白居易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
【7】刘怀荣《先秦进谏制度与怨刺诗及<诗>教之关系》，《文学评论》，2011：3
【8】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北京：三联书店，201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