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入未知之境

　　湄赛，位于金三角泰缅边境的泰国一侧，是一个乱糟糟的小镇。一个换汇的小贩拦住我，问我是否需要缅币：“到了缅甸，美元用不了！泰铢用不了！”我继续往前走，泰国海关在我的护照上盖了个章，我跨过沿赛河，进入缅甸掸邦的小镇大其力。
　　我没有缅甸签证，但是在大其力口岸，可以申请掸邦地区的特别通行证。然而，缅甸海关的官员告诉我，我不仅要申请通行证，还必须雇佣一位全程陪同的向导，否则不能入境。
　　“据我了解，以前没有这样的规定。”
　　“规定改了，”从那张上世纪的办公桌后面，海关官员投来深邃而不容置疑的一瞥。
　　“在哪里可以找到向导？”
　　“出门左拐。”
　　果然，就在海关的隔壁，有一家没挂招牌的旅行社。一个圆脸、留着小胡子的掸邦男子搓着手从屋里走出来，说他可以做我的向导。他的头发油乎乎的，被枕头压得变了形，虽然外面骄阳似火，可不知何故依然穿着一件厚夹克。他叫Saikyi Mong，他用英语自我介绍说，做向导的费用是每天1000泰铢或30美元。
　　“到了缅甸，美元用不了！泰铢用不了！”我的脑海中回响着这句话。我听到Saikyi接着对我说：“我了解掸邦，了解一切！我可以带你去任何地方，带你去山地部落！”
　　Saikyi替我办好了通行证，我终于得以进入这片神秘的土地。我们经过一片露天的小商品市场，Saikyi似乎和每个人都相熟，他带我穿梭在花花绿绿的货摊之间，不时和涂着黄香楝粉的女摊主们有说有笑。我们经过一片贩卖国际大牌服装、香水和包包的区域。每经过一个摊位Saikyi都会对我说：“假货。”
　　我发现身边到处都是穿着假名牌的人。摩托仔穿着Lacoste和Paul Smith的马球衫，女人背着LV或Ferragamo的挎包。到处都是奢侈品的标志，只是在这里“奢侈品”被砍掉了一切附加值，只剩下作为“物”的惟一属性——能用。Saikyi走得满头大汗，他买了两罐红牛补充能量。我问他为什么不把厚夹克脱掉。
　　“一个意大利游客送给我的，”他微笑着，然后小心地把袖子挽起来。我突然明白，在这个遍地“名牌”的掸邦小镇，唯有这件意大利游客留下的、没有牌子的夹克才是身份的真正象征。
　　Saikyi今年31岁，做向导已经8年。他告诉我，他在景栋的一所职业学校学过计算机，毕业后开过两年杂货铺。当他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时，他决定当一名导游，带为数不多的外国人去掸邦的大山里徒步。他能说一口不错的英语，这得益于他小时候曾跟景栋的天主教神父学习，然而他本人是一名佛教徒。他的父母很早就过世了，3个姐姐也已经嫁人。我们才认识不久，他就告诉我，他目前的最大目标是努力赚钱，娶媳妇。
　　看到他和很多女摊主弦歌应答，我问他现在有没有女朋友。
　　“有两个，”他微笑着。第一个女孩22岁，年轻漂亮，在大其力工作，娶她必须给女方一大笔嫁妆。另一个女孩30岁，在曼谷学过美发，现在是景栋的发型师。因为女孩年纪不小了，她的母亲希望他们能够马上结婚，嫁妆自然也不用给。
　　“你更喜欢哪一个？”
　　“如果有钱，我想娶第一个，”他握了握拳头，表示要努力挣钱，“如果像现在这样，我只能娶第二个。”
　　“我觉得第二个更适合你。”
　　“第二个不用给嫁妆。”
　　“嫁妆要很多钱吗？”
　　“很多很多钱。”
　　我们去阿卡族的农贸市场吃了掸邦米粉，然后穿过尘土飞扬的街道，在市场对面等待开往景栋的大巴。从大其力到景栋有165公里，全是山路，要开4个多小时。我看到几个掸邦人正把大大小小的麻袋塞进大巴的行李箱，墙上贴着昂山将军的画像，已经褪了色。
　　大巴身上印着“缅甸皇家特快”（Royal Myanmar Express）的字样，看上去高贵可靠。出城不久，我们经过一条树丛掩映的小河，Saikyi指着河畔的一排木屋说，那里有很多掸邦小姐，“14-16岁，非常漂亮。”
　　大其力可能是掸邦最开放的地区，因为紧邻边境，有钱的泰国人时常开车过来，享受缅甸一侧的廉价服务。
　　“在那里能做什么？”
　　“她们为你倒酒、唱歌，为你服务，你可以像皇帝一样……都是按小时收费的。”
　　“你去过那里吗？”
　　“去过一回，一个有钱的老板请客，”Saikyi终于把夹克脱下来，像抱孩子似的抱在怀里，“那里……非常非常贵。”
　　我们翻越一座座山岭，大片的原始森林都已经被砍伐，只留下光秃秃的木桩。一些掸邦人骑着摩托车往山上开，车轮碾过暴露的土壤，腾起成串的尘土。Saikyi告诉我，这些都是去打长途电话的。
　　“因为这里的山高，可以蹭到泰国飘过来的信号。”
　　在缅甸，手机SIM卡仍然被政府严格管制。从排队登记申请，到“摇号”拿到SIM卡，幸运的话需要半年以上时间。如果在黑市购买，一张普通的SIM卡则需要将近1000块人民币。正因如此，很多大其力的缅甸人选择购买泰国SIM卡。泰国SIM卡不仅便宜，而且容易买到。只是当他们需要打电话时，就得骑上摩托车，到山顶接收泰国信号。
　　摩托车上的人向我招手，好像他们是“缅甸皇家特快”的摩托卫队。山的另一侧，烧秸秆的浓烟正雾一般弥漫在山间。阳光毒辣，山路峰回路转，坐在我前面的掸邦女子终于拉开窗子，不可抑制地吐了，她怀里的婴儿开始放声哭泣。仿佛为了把事情弄得更掸邦，“缅甸皇家特快”也不幸抛锚。精瘦的售票员，摇身一变成了修理工。他熟练地钻到车下，而司机狠命轰着油门。黑色的尾烟随风而逝，阴影宛如迅疾流窜的乌云。

　　半小时后，我们终于再次上路，可一路又经历了数次抛锚。在这荒凉的掸邦，“皇家”也好，“特快”也好，全都是虚幻的泡影，真正主宰一切的只有“缅甸”。好在无论发生什么，笃信佛教的掸邦人依旧谈笑如常，仿佛早已司空见惯。
　　我并不觉得沮丧，反而感到一种满足——我正穿行在掸邦的群山之间，望着窗外亘古的荒凉。手机早就丧失了信号，全球通的服务范围也不包括这个被遗忘的角落。就像当年遁入埃塞俄比亚高原的法国诗人，我也体验到了一种兰波式的兴奋——那是潜入未知之境的兴奋：我轻易抹去了自己的痕迹，没人知道我身在何处。
　　大巴驶过信仰天主教的村落，驶过无人问津的露天温泉，驶过一片绿洲。Saikyi告诉我，那是将军们的高尔夫球场。我想象着在这里挥杆击球的感觉，那是一种在世界尽头的孤独感。黄昏终于渐渐降临，过不了多久，黑夜就会像一张大毯子，盖住整个世界。
　　大巴滑入群山间的一座小镇，这就是景栋，荒凉安静得让人难以相信。这里几乎见不到汽车，街道在夕阳下显得十分空旷。Saikyi帮我找到一家名叫“金龙”的旅社，没有热水，没有网络，没有电，“中国和泰国之间的海底电缆断了，”老板说。
　　我无需负担Saikyi的住宿，他借住在姐姐家，与街口的中央佛寺相距不远。我们约定，半小时后在佛寺门口碰头。

“第四世界”的首都

　　趁着最后的天光，我走在街上。
　　一个多世纪以来，景栋一直是掸邦鸦片贸易的中心，而由吸食毒品引发的艾滋病也曾在这里肆虐。Saikyi回忆，在他小时候，几乎每个月都有认识的人因为艾滋病死去。现在，店铺大都已经关门，整条街道空空荡荡。一个穿着掸裙的女人，正拿着笤帚，打扫门口的灰尘。街上全是用掸语的招牌，而非缅甸语。实际上，“掸”是缅甸人对掸邦人的叫法，掸邦人则自称“傣”。关于傣族的起源，学术界至今存在争议。一种说法认为，傣族最初起源于四川与云南交界的山区。为了躲避战乱，他们开始逐渐向东南亚离散。公元7世纪的南诏国，被认为是最后一个统一的傣族王国，其统治范围包括了今天的掸邦和泰北。然而，随着忽必烈大军的到来，南诏国土崩瓦解，其中一支沿着萨尔温江峡谷，进入了今天的掸邦高原。他们在山谷间建立了一系列政权，其中景栋的势力范围最大，是掸邦的中心。
　　掸邦从未真正统一，但在缅甸、中国和泰国的压力下，也从未丧失自治。直到19世纪，法国和英国瓜分东南亚，掸邦成为法属老挝与英属缅甸之间的缓冲带。换句话说，谁控制了这里，谁就掌控了与中国贸易的主动权。正是从那时起，鸦片开始大规模种植，通过掸邦与云南的通路，进入中国。
　　殖民时代，英国人把掸邦的行政中心设在东枝，那也是今天掸邦的首府。英国人对掸邦的控制一直持续到“二战”时缅甸被日军占领。日本战败后，掸邦一度同意加入缅甸联邦，但昂山将军被刺，缅甸随即陷入分裂。掸邦的武装势力希望通过武力获得独立。战火一直不曾停息，直到缅甸军政府上台，独立的火焰才最终被熄灭。掸邦也由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封锁状态。直至今天，东枝和景栋之间的陆路交通仍不对外国人开放。这意味着去景栋最经济、最可行的办法，就是从金三角的泰缅边界入境。
　　大巴上，我曾问Saikyi是否担心随着国门打开，政策放宽，缅甸有一天会不再要求游客雇佣向导了。
　　Saikyi想了想说，他不担心。
　　“政策放宽，会带来更多游客。到了那天，我就离开大其力，回到景栋，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旅行社。如果到时妻子能够再打理一家杂货铺，生活就太幸福了。”
　　Saikyi的梦想并不高远，却令我动容。刚见到他时，我觉得他和那些吸游客血的小贩一样，不会有什么差别。可是随着一路交谈，我渐渐发现他是一个老实、本分的掸邦人。他渴望财富，但并不贪婪;他出身贫贱，但并不怨天尤人。国家政策的松动，更让他看到了一丝希望，看到了靠自己的努力实现梦想的可能。
　　我付给他每天1000泰铢的费用，其中大部分，他要交给政府，个人所得不过几十块人民币。我并不需要支付他的餐费，可是来到景栋，我想请他好好吃上一顿。
　　我们在佛寺门口接上头时，夜幕已经悄然降临。整个景栋居然都没有电，街上一片漆黑。一辆破车从寂静的街上缓缓驶过，大喇叭响着。Saikyi说，那是在提醒人们“小心火烛”。
　　我们在黑暗中走了一段路，然后到了一家靠发电机亮着灯的小饭馆。这是一家华侨开的饭馆，里面没有客人，3个女孩正坐在电视前，看湖南卫视。她们能说汉语，可是已经不知道祖上来自中国何处。
　　我问Saikyi能不能听懂汉语，他摇了摇头。掸邦的通用语言是掸语，它与傣语和泰语关系很近，而与汉语和缅语有着很大不同。从名字也可以看出，景洪和景栋都曾是傣族的部落，而曾经定都清迈的兰纳王国同样是傣族王国。
　　因为战争、迁徙和地缘政治，景洪、景栋和清迈早已渐行渐远。景洪成为了西双版纳的首府，清迈成为了泰国的古都，而景栋依然夹在中间，被缅甸人统治着，成为“第四世界”的首都。

先生从何而来？

　　清晨，朦胧的天色中，我看到芭蕉树和大金塔。大金塔在拐杖山山顶，俯瞰着景栋城中的弄栋湖。我沿湖边走，一些吊脚楼似的房子散落在湖畔。墨绿色的湖水，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映着对岸的房子和金塔的倒影。我沿湖走了一周，没碰到几个人，更没碰到一辆车。我路过中央佛寺，一些信徒正走进寺门，我跟着他们走了进去，里面有一尊巨大的金色佛像。信徒们跪在佛像前，初升的朝阳从窗子里挤进来，撒在红色的地毯上。 　　几个掸邦女人，头顶篮子走过，让我想到今天可能是集日。每到集日，附近的山地部落都会带着各自的物产到景栋的集市上买卖。集市从早上6点到中午12点，等我和Saikyi过去时，集市上已经人山人海。
　　这里集中了各族赶集的人，贩卖各种新奇未见的东西。一个摊子堆着一袋袋炸竹虫。Saikyi告诉我，这种生在竹子里的白色肉虫是此地美味的小食。要捕捉竹虫，必须深入竹林，用刀在竹骨上开一个大孔，把一根长木条伸进孔中，将竹虫从孔中带出来。这里还卖风干的牛鞭、猴脑骨、蛇皮、牛角、山中的草药，米粉摊子热气腾腾，油锅滋滋作响。
　　我们经过一个炸油饼的小摊，摊主是华侨。见我站在那里，开口便是一句：“先生从何而来？”我被这文雅怔住了，问这位老先生的来历。
　　“1948年，随先父逃难至此。”老人一边把面饼扔进油锅一边回答。
　　“您祖上是哪里？”
　　“先父是广东梅县出生的，祖上应是洪泽湖人。”
　　“您说话非常文雅。”
　　“哪里！哪里！”老人笑起来，“逃难前才读完两年私塾。”
　　正说着，又走过来一位华侨，穿一件的确良衬衫，胸前别着一根钢笔。自我介绍叫朱国华，是景栋一所中文学校的老师。与炸油饼的老先生一样，朱老师也是广东梅县人。自从少年时代逃到景栋，就再也没有回过故乡。他育有4个子女，如今都已离开景栋，在仰光工作。
　　朱老师能说流利的缅语和掸语，但为了不让后辈们忘记汉语，他和其他华侨一起，办了景栋惟一一所中文学校。如今当老师已经有十多年，明年就要正式退休。他邀请我去学校看看，学校就在附近一座汉人聚居的村子里。我答应下来。朱老师很高兴，他说：“之后我们再去七八公里外的热海，泡泡掸邦的温泉。”
　　我们约好时间，便在集市上告别。Saikyi骑来一辆破摩托，准备拉我进山徒步。从景栋到大山深处，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烈日炎炎，大地被蒸晒得亮闪闪。我们经过一片火龙果地，看到一个牧童正骑在牛背上，赶一群水牛上山。Saikyi说，这是山上拉祜人的牛，从牛的数量，可以看出这一家庭的富裕程度。拉祜人的村子较为发达，房子都是砖石盖成的，有的房子盖着茅草，有的则用了瓦片。村里有座天主教堂，是当年传教士修建的。几个小孩正在教堂前玩耍，穿得也很干净。
　　“因为皈依了天主教，拉祜人有让孩子受教育的传统，因此这里的人大都识字，”Saikyi说。
　　这已经算是本地最开化的部族，再往大山深处走，还有处在半原始状态的部落，但眼前已无路可走，只能把摩托车留在村子里，开始徒步。

自成一体的小世界

　　我们沿着山径一路攀爬，有时候手脚并用。树林又厚又密，交杂着大树和藤蔓。在一片开阔处，我停下来，只见远山在薄雾中褪色成一道淡影。漫山遍野都是叫不出名字的植物，间杂着我能认出的芭蕉树。经过一片竹林，竹干大都被挖了洞，我想这大概就是捕捉竹虫留下的伤疤。
　　走了大约两个小时，浑身早已湿透，忽然一阵山风，隐隐吹来树林深处锯木的声响。越往前走，声音越大，最后简直变成无所不在的咒语。突然“咔嚓”一声霹雳似的巨响，周围瞬间静默了两秒钟，接着便是一棵大树轰然倒地的声音，脚下的大地都在震动。我还没从惊骇中回过神儿，便见一个腰间别着砍刀的黝黑少年，从树林里钻了出来。少年见到我们，四目相对，便往山上走，我们跟在后面。Saikyi告诉我，少年是安族人，他们的村落就在山上。
　　安族人刀耕火种，信仰万物有灵。他们不信教，孩子不上学，部落里也没人识字。这时，从山上“呼啦啦”跑下一群安族小孩，正追赶一只破轮胎玩。他们全都光着脚，却跑得飞快，脸晒得黝黑，身上是又脏又破的衣服。有几个年纪小的没穿衣服，露出寄生虫造成的大肚子。
　　我分给他们集市上买来的威化饼，每人两块，很快就被一抢而光。我发现他们的注意力很难集中，眼神是涣散的，像一群丛林里的小动物。一个胆大的小孩过来拉我的衣袖，想再要一块威化饼，我告诉他已经没了。这个消息被传出去后，他们就“呼啦啦”地全跑开了。
　　在我分威化饼的时候，Saikyi一直说：“小心，不要吓到他们，如果吓病了，他们的父母会认为是你把孩子的灵魂吓跑了。”
　　我们穿过村口挂着图腾的大门，Saikyi嘴里念叨着什么。
　　“你在说什么？”
　　“我在说，不要害怕，我们不想惊动灵魂，我们是来做客的。”
　　按照安族人的规矩，进村先要去族长家做客。族长去山上耕田了，我们便坐在茅草棚下。这房子是用木板搭的，下面堆满了木柴，进屋要爬一根竹梯。两个老妇人也在棚下坐着，其中一个是族长的妻子，抱着一个酣睡的孩子。环顾四周，我没看到什么现代物品，只有木板上挂着一只停转的钟。
　　安族人有一套现代文明的替代品。比如，他们没有牙刷和牙膏，但是每家都有一捆新摘的树叶。他们把树叶塞到嘴里咀嚼，那红色的汁液据说能起到保护牙齿的作用，尽管每个人都成了血盆大口。

　　几年前，安族人的主要收入还来自于鸦片，但这些年，随着政府管控的加强，种植罂粟被禁止了，安族人的生活也更加贫困。他们种了一些水稻，其余的食物就靠打猎和采集蔬果补充。
　　这时，族长从山上赶了回来。他看上去六十来岁，十分健壮，两个耳垂上有铜钱大小的耳洞，是佩戴猴骨饰物用的。他穿一件杰克·琼斯T恤，如果没猜错，那是美国什么地方捐给教会、基金会的旧衣服，被一些商人收购，用集装箱运到东南亚和非洲等地，再以低廉的价格卖给当地人。全球化以这样的方式把现代社会和山地部落联系在一起，着实令人惊叹。 　　族长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照片上，一群安族人围坐在一起，正用长长的苇杆吸着苞谷酒，有些人身边还竖着吸鸦片的土烟枪。族长说（Saikyi翻译），这是十多年前一个法国人类学家给他拍的。他指着照片中的自己，咧嘴笑笑。那时的他，看上去比现在年轻得多。
　　我问族长今年有多大岁数。
　　“46岁，”他说。
　　族长家在村子的最高处，从这里能看见其他人家的房子，全都歪歪扭扭的，有的是用木板搭的，有的是用竹子建的。它们占据着茫茫大山的一角，外面的世界遥远得如同另一个星球。是这大山阻隔了他们，也是这大山保佑了他们。他们拒绝文化，拒绝现代文明，在他们自成一体的小世界里，保留着自己的幸福和恐惧。每到满月时分，他们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喝苞谷酒、抽鸦片，然后做爱、生育……在21世纪，还能维持这样的生活，无论怎么说，都已算是一个奇迹。
　　离开族长家，我们经过安族人的水车。这些竹子搭成的装置，利用杠杆原理，把山里的溪水引进村子。几个安族女人正在压水，看到我们就笑起来，露出一口红牙。如果不是和朱老师有约，我倒是很想在这里住上一晚，仔细观察他们的生活。我想起列维·施特劳斯说的话：“去闻一朵水仙花散发的味道，里面隐藏的学问比所有书本加起来还多。”
　　已到了午饭时间，我们离开安族人的村子，打算往另一座山上走。那里有一个阿卡人的村落，如果幸运的话，可以在那里找到吃的。我们顶着烈日艰难地徒步，路上遇到一个阿卡猎人。他正躺在一棵大树下休息，身边放着一把猎枪。
　　我问他在打什么。
　　“鹌鹑、山鸡，”他回答。
　　尽管阿卡人已经皈依了天主教，文明程度较高，一些阿卡部落也慢慢从大山深处搬到了山下，但对阿卡人来说，打猎依然不是什么娱乐活动，而是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晚餐。
　　我祝他好运，然后继续往前走。
　　阿卡人的村子看上去比安族人的文明一些，村中还有一座木头搭的教堂。我们在Saikyi相熟的一户人家吃饭。这家的丈夫是阿卡牧师，墙上挂着他参加景栋牧师培训的照片。

　　女主人用木柴生起火，她女儿打下手切菜。因为没有通风，火燃起来以后，屋子里浓烟滚滚。女主人一边咳嗽一边欠着身，把一只烧得乌黑的铁锅架到火上，开始炒菜。
　　这样的条件，出品自然谈不上色香味，但却是货真价实的阿卡食物：一盘花生米，一个鸡蛋饼，一碗野菜汤，还有辣椒和野菜拌在一起的咸菜。我付了我和Saikyi的饭钱，就在牧师家坐下来吃饭。旁边一户人家的女主人也过来，她戴着华丽的头饰，坐在我对面穿针引线，眼睛不时往我这里瞟。Saikyi告诉我，她的女儿在中缅边境的果敢赌场认识了一个中国人，后来跟着中国人嫁到了江苏。她还有一个女儿待字闺中。
　　我问她，和嫁到中国的女儿是否还有联系。
　　“没了，”她说，但看上去并不悲伤，反而欣喜异常。
　　毋庸置疑，这桩婚姻已是阿卡村历史上最传奇的事件。

查无此人

　　返回景栋的路上，我们遇到了在岔路口等候的朱老师。他骑着摩托车，带我们前往汉人的村子。朱老师说，村子里的汉人，大都是1940年代逃难过来的，还有一些是当年国民党李弥残部的后代。
　　村子看上去和普通的汉族乡村并无二致，家家户户都有砖石房子和篱笆围起的庭院。村民基本以务农为生，过着辛苦而自足的生活。
　　中文学校在村子的一座佛寺里，把一间厢房改为了教室——这样做是出于安全考虑。
　　“缅甸政府希望推行去中国化的教育，不支持建立中文学校。”朱老师说，“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把学校设在佛寺里，避免可能的冲击。”
　　学校后面是朱老师的学生孔招燕家的菜地，种着番茄和扁豆。与正规学校相比，中文学校更像一间乡村私塾。
　　“教材是怎么解决的？”我问朱老师。
　　“我们会从勐腊那边托人买国内最新的教材，”朱老师说，“现在条件好多了，最开始我们找不到教材，只能从家里找旧书或者旧报纸来教学生认字。”
　　教材之外，更大的问题是师资。年轻人大都离开了景栋，愿意留下来并教书的人越来越少。朱老师说，等他明年退休了，教师的缺口会进一步加大。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他也没有想好。
　　我随朱老师走进孔招燕家。孔招燕的父母是从云南来的，都下地干活去了，只有她一人在家。孔招燕16岁，跟着朱老师学习过两年。因为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她不得不提前辍学，准备去勐拉找工作。

　　“那边的中国人很多，做生意都使用人民币。”孔招燕对我说。
　　对于生长在掸邦的华人来说，似乎只有向北走、靠近中国才是出路，然而机会也意味着危险。勐拉距中国边境仅有2公里，曾是毒品流向国际市场的重要通道，也是赌场林立的地区，这几乎已经不算什么秘密。
　　对于学生的流失，朱老师显得忧伤而惋惜。他小声嘱咐孔招燕：“不管能不能在学校读书，都不要把学到的知识忘了。没有老师教，书本可以随时带在身上。”
　　孔招燕点点头，有些难过。房间里安静下来，只有Saikyi不明所以的啜茶声。这时，朱老师看了看表说：“现在我们去温泉吧，再过一会儿太阳要落山了。”
　　我们和孔招燕挥手告别，骑上摩托车，一路颠簸着往山里骑。快到热海温泉时，我看见山坳中有股热气冒出来，再走近一些，便能闻到一股浓重的硫磺味。温泉就露天流淌着，像一锅热汤，只在泉眼附近建了几座石屋。我们每人弄到一个单人房。房间里有一个三米多长、两米多宽的石头水池，足可容纳三四人共浴。我扳开龙头，42度的温泉水“哗哗”地涌进池子里。
　　经过一天漫长的跋涉，此刻真是幸福时光。石房子简单、粗糙，几乎没有任何设施，但我已经满足。
　　等我从石房子里出来，朱老师已经满面红光地在外面等着。傍晚的光线柔和了许多，山风拂面而过。这时我才看到，温泉对面有几家露天小摊。朱老师带我们找了一家坐下，点了一碟炸竹虫、一篮子温泉煮鸡蛋，又要了几瓶啤酒。
　　炸竹虫香脆可口，半熟的温泉蛋剥开以后，撒上盐粒和胡椒。啤酒很凉，瓶身上带着水珠。
　　朱老师谈起故乡梅州。2000年前后，他总算和梅州同父异母的兄弟取得了联系，双方在信中商定，找机会在梅州相聚。然而，3年前开始，通信突然中断了。朱老师寄到梅州的信，全因查无此人而被退回。他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没有线索。
　　“我想趁还能走路，回梅州看看，毕竟根在那里。但孩子们都不在身边，对这件事也没那么热心，”朱老师说。
　　我们喝完桌上的啤酒，又要了几瓶。直到太阳已经完全落山，周围响起蛙鸣，才准备返回景栋。朱老师站起身，走路已经有些踉跄，但他执意要我坐他的车，好送我回金龙旅社。显然，坐Saikyi的车更为稳妥，但喝完酒后，朱老师的态度变得十分坚决。为了我们刚刚建立的友谊和中国人的面子，我只好咬牙坐上朱老师的摩托。
　　我们在山间飞快地疾驰，眼前是无边的黑暗。夜色中，只有阵阵风声和群山扑面而来的剪影。越过朱老师的肩膀，我看到仪表盘光亮微弱的数字在不断飙升——40、50、55、60……在这条荒凉的山路上，我们仿佛正骑着魔法扫帚，御风而行。
　　不知哪里传来河水的咆哮声，朱老师回头对我说：“白沙河。”我们跨过“嘎嘎”作响的木板桥，河水奔腾不息的凉气让我完全清醒过来。我对朱老师说：“能不能停下来让我上个厕所？”
　　我对着河水撒了长长的一泡尿，之后望了望天上的银河。
　　“走吧，”朱老师突然说。
　　于是，我们继续朝景栋飞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