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六部口那个漂亮的四合院和陈设简陋乃至寒酸的房间里，我们从来只谈国家、世界、文艺大事。我说：“上个星期三，报纸上有一篇重要的报道……”
　　他说：“噢，不是星期三，是星期四。”
　　我为他的水晶般的清晰吓了一跳。因为他是夏衍，比我大三十四岁，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距离我出生人世还有七年。
　　他永远是那么条理，言简意赅，不打磕巴儿，不哼哼哈哈，应对及时而又一针见血。他的这些特点使你不相信他是一个九十多岁的人。
　　如果是第一次见面，你也许会为他的瘦削而吃惊，他这个人也像他的思想、语言一样，删除了一切枝蔓铺排，只留下提炼到最后的精粹。据说他从来没有达到过五十公斤，在他的生命晚期，他大概只有三十公斤重。
　　然而，他总是明白透彻，一清见底。
　　他当然是绝对的前辈，然而他从来不摆前辈的谱。他早就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了，然而他从来不拿哪怕是一点点官架子。说起待遇，他说五十年代有一回他出差到某市，当地按照他的级别给他安排了房间，“那房间大得太可怕”，他说的时候似乎还“心有余悸”。八十年代初期，有一次邓友梅同志称他与另一位担任领导职务的老作家为“首长”，他立即打断，说：“不要叫首长。”
　　我第一次听他讲话是他在第四次文代会上致闭幕词。与一些官样文章不同，夏老语重心长地讲了反封建与学科学，字字出自肺腑，寄大希望于年轻人。对各种问题，他常有独具慧眼的卓识，例如他说过，建国后前三十年的最大失误是没有搞计划生育。你听了会一怔，再一想实在是深刻。
　　华艺出版社在一九九。年出版了《当代名家新作大系》。出版社领导要我求夏公给写个序。考虑到夏公的高龄，我起草了一个提纲供他参考。夏公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是各人文章写起来风格不同，捉刀的效果往往不好，他无法使用我代为起草的提纲，他自己一笔一画地另外写了颇有见地而又清澈见底的序言。他还对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朋友说：“按王蒙的那个提纲去写，人家一看，就是王蒙的文章么，怎么会是夏衍写的呢！”就这样，他老人家把我的提纲“枪毙”了。但可能是为了“安慰”我，他声称他的序言里已经吸收了我的提纲。我也就假装得到了安慰和鼓励，心中暗暗为老人喝彩叫绝。
　　提起文艺界某些小圈子中的现象，夏公不火不怒地笑着说：“我看他们一个是‘鲁太愚’，一个是‘全都换’。”他用了韩国两位政治家的名字的谐音，令人忍俊不禁。当然，请韩国朋友们原谅，这里绝对没有对韩国政治家不敬的意思。
　　然后他又俏皮地说：“有些人现在是分田分地真忙了，但是谁知道分了地后长不长庄稼？”
　　他莞尔一笑，觉得有趣。
　　他的话传出去了，其实挺厉害。
　　而且我从没有看到过他为小人得志的事儿发怒，他也从来不向我抱怨诉苦，哪怕是老年人的生理上的病痛。他也从不炫耀自夸什么，从无得意洋洋之态，正如从无怨天尤人之语。他从不谈个人，也不说任何个人的坏话。对于个人之间的亲疏远近恩怨，他一贯认为是小问题，这样我也就不好意思向他抱怨任何人，包括被抱怨了绝对不会冤枉的人。同样，我也从不与他谈我个人处境上的风波，不管风波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在我们的频繁接触中，从来没有为个人的事互相关照或者求助。“稀粥事件”他也略表关心，他当然有他的倾向，但是他坚持认为，这只是小事一桩，不足挂齿。上述的“夏味幽默”中的讥讽意味对于他来说，也就算是到了项了。他自己还是高高兴兴地过日子。每天他细细地看书、看报、听广播，只关心大事。
　　小事当然也有，例如养猫与观看世界杯足球比赛的实况转播。七十年代初期，与世纪同龄的他居然半夜里起床看球，并如数家珍地有所评论，这真是一绝。
　　在大六部口住所的院落里，有两棵丁香树，一紫一白。一九九〇年开花时节，我去赏花，打从年轻时候我就喜欢丁香。夏老那天也高兴，扶着拐杖出来看花，看小猫在房上跑，他还兴致勃勃地说它喜欢石榴花。那场面很像是一幅水墨“新春行乐图”。
　　人老到一定程度，会有一种特殊的美：那是无限好的夕阳，个性已经完成，是非了如指掌，经验与学识博大精深，知止有定，历尽沧桑，个人再无所求，无欲则刚，刀枪不入，超脱俗凡，关注人生，原谅一切可以原谅的人和事，洞悉一切花拳绣腿，既带棱带角，又含蓄和解，一语中的，入木八分，一言一笑都那么有锋芒，有智慧，有分量有原则有趣味而又适可而止。
　　今年元月初，我最后一次在他清醒的时候看望他。我们谈论的是社会治安问题与《人民日报》刊登的胡绳同志的文章：《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那天他精神很好，坐在椅子上谈笑风生。说曹操曹操就到，说着说着胡绳同志进病房来看望夏公来了。据说那是夏公住院以来情况最好的一天。
　　倒数第二次与夏公（昏迷前）见面是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底。他那天十分疲劳，静卧在病床上。他已经卧床数日了。见此情况，我稍事问候便起身告辞，以免打搅。夏公平躺着衰弱地说：“有一个担心……”
　　我连忙凑过去，以为他有什么话要告诉我。
　　他继续说：“现在从计划经济转变成为市场经济，而我们的青年作家太不熟悉市场经济了。他们懂得市场么？如果不懂，他們又怎么能写出反映现实的好作品来呢？”
　　我感到惊讶。在卧床不起的情况下，夏公关心的仍然是中国的文学事业。
　　他的离去也是颇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他清晨起来吃早饭的时候就感觉不好，发了点脾气，摔了一样器皿。于是他自觉不对头，找了子女来，从容地、周到地、得体地吩咐了后事。他说，在他九十五岁生日的时候，有关方面搞的活动对他有一个评价，除去溢美的水分，他自己还是满意的。他希望自己走了以后，不搞什么活动，把骨灰撒到他的家乡——浙江——钱塘江里。谈到料理后事的时候，他还提到了陈荒煤与王蒙的名字。两个小时以后，他昏迷过去，从此再没有苏醒过来，直到春节休假过后上班的第二天，他溘然长逝。他一辈子清清白白，走也是清清白白地走的。
　　不知道这里有什么缘分，以阴历计算，我与夏老出生在同一天，即重阳节的前一天——阴历九月八日。我现在住的房子是夏老住过的。他在九十年代初期还特意来他的旧居——我的也已经不算新的房子来看了看。
　　也许在他走了以后，人们会愈来愈感到他的可贵。使你觉得人心不死，民气昂奋，冥冥中有大道大义存焉。中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远远不是全部掉进了钱眼儿里。中国的事业正是大有希望。
　　许多年轻的与不年轻的文艺家都喜欢到夏公那里去，与他交往令人心旷神怡，温馨而又超拔，光明而又通达，锐利而又沉稳。特别是对年轻人，他是那么充满爱心。我们常常讲营造如沐春风的气氛，在夏老那里，才真是如沐春风呢！环顾四周，常有老、中、青的“代”的隔膜，包括我个人有时也为之所苦，不承认隔膜也许更说明隔膜之深。但是想一想夏公，关键还是看自己的思想境界与是否具备应有的长者风范。没有什么可烦恼的了。是的，他聪明而又宽厚，德高望重而又平等待人，洞察世事而又不失趣味乃至天真，直面真实而又从容幽默，我行我素而又境界高蹈，永葆本色而又绝不任性，不苟同更不知道什么叫迎合讨好，不自得也不会被什么大话牛皮吓住。他是铮铮铁骨、拳拳慈心，于亲切中见极高的质地。毛泽东有所谓“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说，说是说了，真正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我谓夏公是真正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夏公的性格是一种美，夏公的人品与智慧实在是充满了魅力。他的去世令我万分悲伤，但是一旦回忆起他的音容笑貌、谈吐见识，我不能不发出会心的满意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