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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俱乐部在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讨论增长极限所显示的前瞻和勇气，在我们今天探讨中国经济的前景时同样需要。如果不能以更长远的眼光衡量短期政策的利弊，我们将在增长的极限面前显得无能为力。
1968年4月，来自10个国家的约30位企业家和学者聚集在意大利罗马山猫科学院，在佩切依博士的倡议下，讨论人类未来的困境。这就是著名的罗马俱乐部的源起。
在1968年讨论人口增长、资源耗竭、环境污染，以及由此导致的增长极限，实在需要智慧的前瞻和极大的勇气。毕竟上世纪60年代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美国、欧洲的GDP保持了5％以上的高速增长，而日本刚刚创造了连续10年GDP增长超过10％的奇迹。但是，这些有识之士不合时宜的议题被之后的世界经济充分验证。从1970年开始，疯狂上涨的石油价格、恶性通胀，激增的贫困人口和迟缓的经济增长折磨了全球经济整整10年。
今天我们重看当年的史实，重读经典文献，希望能够对中国经济前景作出更加严肃认真的思考。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能否继续?限于能力，本文无法判断中国经济未来转型的道路，也难以回答萦绕在投资者心中的许多疑问。但是希望能够辨析目前经济分析中的逻辑困境，直面决定中国经济前景的本源问题，与投资者共同探讨原先的中国增长模式是不是已经达到“极限”。
首先，粮食问题将是长期命题。
1968年，《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首先讨论的就是人口的指数化增长。1650年世界人口的年均增长率是0.3％，即世界人口250年翻一番；1970年世界人口的年均增长率是2.1％，即33年翻一番。1980年以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全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不发达地区的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仍然在2000年达到创纪录的3.2％。不到20年就翻一番。
人口激增的直接后果就是粮食紧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热量，特别是蛋白质需求量没有达到要求。北美洲每人每天的蛋白质摄入量超过100克，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足55克。尽管全球适合农业耕种且有待开发的土地可能还有12亿公顷，但开发这些土地的边际成本在快速上升。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开发这些土地的平均费用可能超过1500美元／公顷，远远超出已耕种土地的开发成本两倍以上，而且这些待开垦土地大多处于发展中国家，谁来出钱大面积开发这些可耕地，也是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
从全球视角出发，即使2008年国内粮食继续丰收，但粮食安全问题仍将是中国的长期命题。
其次，城市化还能对经济增长贡献多少?
相比粮食问题，对中国经济未来5年影响最大的人口问题就是城市化。经济学文献指出一个历史经验：城市化从30％到70％存在一个加速过程。官方统计显示，2007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4％，正处于加速期。一个顺理成章的推理就是，加速城市化会持续刺激房地产业和城市基建高速发展，带动中国经济再持续高增长10年。但问题是，我们的城市化率只有44％吗?
中国城市化率计算中最大的缺陷就是仅以城镇户籍人口推算，而忽略了规模庞大的进城务工人员。这些人尽管没有所谓城市户口，但是1年365天中的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城市，收入和消费主要发生在城市。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全国至少存在约2亿的“农民工”。如果把这部分人口计算做城市人口，那么我们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进入加速期的尾声了。
不仅如此，一些草根感受告诉我们，实际进城务工的人口可能远远超过2亿，中国实际的城市化率可能更高。如果城市化率加速进入尾声阶段，城镇住房成套率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中国人自有住房比率居于世界前列)，中国的城市化还能够为经济增长贡献多少?
如果城市化进程放缓，而城市住房整套价格和农民工年收入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典型城市的住房价格是民工年收入的20－30倍)，城市内年轻人在过去6年房价高潮期提前透支了购房需求(中国人购置首套住房的平均年龄远远小于美国、日本、韩国)，那么，未来5年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动力在哪里?
我们不需要一些粗浅的、根据寥寥数据得到的笼统判断，诸如中国房地产业前景广阔之类的论调。我们需要严肃面对可能的经济现实：中国城市化率加速进入尾声阶段，而人口红利可能消失于2010－2015年。一个逐渐老龄化、缓慢城市化的国家，她的房地产业前景如何?看看1990年以后的日本吧，15－20年的不景气!
最后，进出口和制造业还能为中国经济贡献多少增长率?
如果进出口至关重要，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已经步入同步周期，“环球同此凉热”，那么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一定伴随着世界经济的繁荣。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同时观察到全世界GDP占比50％以上(G8经济体和中国的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已经超过52％)的经济体都处于繁荣期。这可以持续吗?在全球资源有限(起码短期内有限)的条件下，全世界人口可以实现共同富裕吗?
举个例子。美国人每人每年消耗原油16桶，中国人每人每年消耗原油2桶，如果中国人消耗量翻番，只有美国人的1／4，就需要OPEC组织增产80％以上。这可能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是现实。
罗马俱乐部早在1968年就对美国模式忧心忡忡。他们已经观察到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按照美国模式实现经济增长，但是这种极度消耗资源的模式不可以持续。《增长的极限》给出的模型表明，如果发展中国家都复制美国的增长道路，那么绝大多数资源(能源和金属)最迟在22世纪初会消耗一空。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导致世界资源面临严峻现状的原因之一，恰恰是中国进出口的快速膨胀。中国占全球石油新增需求的38％，占全球铜新增需求的140％。
我们一直指责美国人的过度消费、透支消费造成了弱势美元，甚至间接造成了次级债危机，却总是有意无意回避了公式的另一边。向美国人的过度消费提供产品的，恰恰是中国的过度制造。如果他们的无节制消费存在错误，那我们狂热的制造业扩张是不是也存在问题?过去6年，依赖廉价的资源、劳动力和污染成本，我们的制造业加速增长，并且通过更大规模的资本支出实现着惊人的膨胀，难道这是可以持续的吗?
通过一个简单的经济学TFP分解，我们就可以发现，过去4年中国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依赖资本和劳动力的大量投入，而技术进步的贡献度已经下降到了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过去几年的“繁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最没有效率的增长!美国人的消费透支能力达到极限，难道我们资源透支能力没有达到极限?
罗马俱乐部对世界的贡献，并不在于他们给出一个惊世骇俗的人类困境的模型，而是提醒人们严肃地前瞻人类未来的问题，注意那些依据理性和逻辑推导出的一个个困境。罗马俱乐部成员指出，人类所关心的事情有不同的层次，如果按照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来划分，大多数人都只关心短期的、个人和家庭的事情；偶尔会关心民族、国家和今后几年的事情；只有少数人会关心人类长远的问题。好比一场奥运会也许会刺激国人关心国家体育事业，但奥运会后，我们可能更多关心评职称、加奖金的事情。
罗马俱乐部指出，一个人的眼界局限于太小的领域，是件遗憾而且危险的事情。一个人全力以赴谋求解决某些刻不容缓的局部问题，结果往往会发现，自己的努力在更大范围内发生的事件面前失败了，比如《狮王争霸》中的黄飞鸿。
为了解除短期经济下滑风险而轻易放弃了经济转型的努力，为了顾及短期通胀压力而放弃资源要素价格的调整；为了保证就业而继续补贴低附加值的出口产业，最终将使得我们在增长的极限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同样，有责任感的经济分析师，应该将视角转向那些决定中国经济未来的关键因素，而不是打探消息随意猜测政策导向意图，更不是纠缠于几个月内某些宏观指标。让我们共勉!
1968年4月，来自10个国家的约30位企业家和学者聚集在意大利罗马山猫科学院，在佩切依博士的倡议下，讨论人类未来的困境。这就是著名的罗马俱乐部的源起。
在1968年讨论人口增长、资源耗竭、环境污染，以及由此导致的增长极限，实在需要智慧的前瞻和极大的勇气。毕竟上世纪60年代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美国、欧洲的GDP保持了5％以上的高速增长，而日本刚刚创造了连续10年GDP增长超过10％的奇迹。但是，这些有识之士不合时宜的议题被之后的世界经济充分验证。从1970年开始，疯狂上涨的石油价格、恶性通胀，激增的贫困人口和迟缓的经济增长折磨了全球经济整整10年。
今天我们重看当年的史实，重读经典文献，希望能够对中国经济前景作出更加严肃认真的思考。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能否继续?限于能力，本文无法判断中国经济未来转型的道路，也难以回答萦绕在投资者心中的许多疑问。但是希望能够辨析目前经济分析中的逻辑困境，直面决定中国经济前景的本源问题，与投资者共同探讨原先的中国增长模式是不是已经达到“极限”。
首先，粮食问题将是长期命题。
1968年，《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首先讨论的就是人口的指数化增长。1650年世界人口的年均增长率是0.3％，即世界人口250年翻一番；1970年世界人口的年均增长率是2.1％，即33年翻一番。1980年以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全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不发达地区的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仍然在2000年达到创纪录的3.2％。不到20年就翻一番。
人口激增的直接后果就是粮食紧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热量，特别是蛋白质需求量没有达到要求。北美洲每人每天的蛋白质摄入量超过100克，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足55克。尽管全球适合农业耕种且有待开发的土地可能还有12亿公顷，但开发这些土地的边际成本在快速上升。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开发这些土地的平均费用可能超过1500美元／公顷，远远超出已耕种土地的开发成本两倍以上，而且这些待开垦土地大多处于发展中国家，谁来出钱大面积开发这些可耕地，也是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
从全球视角出发，即使2008年国内粮食继续丰收，但粮食安全问题仍将是中国的长期命题。
其次，城市化还能对经济增长贡献多少?
相比粮食问题，对中国经济未来5年影响最大的人口问题就是城市化。经济学文献指出一个历史经验：城市化从30％到70％存在一个加速过程。官方统计显示，2007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4％，正处于加速期。一个顺理成章的推理就是，加速城市化会持续刺激房地产业和城市基建高速发展，带动中国经济再持续高增长10年。但问题是，我们的城市化率只有44％吗?
中国城市化率计算中最大的缺陷就是仅以城镇户籍人口推算，而忽略了规模庞大的进城务工人员。这些人尽管没有所谓城市户口，但是1年365天中的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城市，收入和消费主要发生在城市。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全国至少存在约2亿的“农民工”。如果把这部分人口计算做城市人口，那么我们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进入加速期的尾声了。
不仅如此，一些草根感受告诉我们，实际进城务工的人口可能远远超过2亿，中国实际的城市化率可能更高。如果城市化率加速进入尾声阶段，城镇住房成套率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中国人自有住房比率居于世界前列)，中国的城市化还能够为经济增长贡献多少?
如果城市化进程放缓，而城市住房整套价格和农民工年收入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典型城市的住房价格是民工年收入的20－30倍)，城市内年轻人在过去6年房价高潮期提前透支了购房需求(中国人购置首套住房的平均年龄远远小于美国、日本、韩国)，那么，未来5年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动力在哪里?
我们不需要一些粗浅的、根据寥寥数据得到的笼统判断，诸如中国房地产业前景广阔之类的论调。我们需要严肃面对可能的经济现实：中国城市化率加速进入尾声阶段，而人口红利可能消失于2010－2015年。一个逐渐老龄化、缓慢城市化的国家，她的房地产业前景如何?看看1990年以后的日本吧，15－20年的不景气!
最后，进出口和制造业还能为中国经济贡献多少增长率?
如果进出口至关重要，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已经步入同步周期，“环球同此凉热”，那么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一定伴随着世界经济的繁荣。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同时观察到全世界GDP占比50％以上(G8经济体和中国的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已经超过52％)的经济体都处于繁荣期。这可以持续吗?在全球资源有限(起码短期内有限)的条件下，全世界人口可以实现共同富裕吗?
举个例子。美国人每人每年消耗原油16桶，中国人每人每年消耗原油2桶，如果中国人消耗量翻番，只有美国人的1／4，就需要OPEC组织增产80％以上。这可能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是现实。
罗马俱乐部早在1968年就对美国模式忧心忡忡。他们已经观察到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按照美国模式实现经济增长，但是这种极度消耗资源的模式不可以持续。《增长的极限》给出的模型表明，如果发展中国家都复制美国的增长道路，那么绝大多数资源(能源和金属)最迟在22世纪初会消耗一空。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导致世界资源面临严峻现状的原因之一，恰恰是中国进出口的快速膨胀。中国占全球石油新增需求的38％，占全球铜新增需求的140％。
我们一直指责美国人的过度消费、透支消费造成了弱势美元，甚至间接造成了次级债危机，却总是有意无意回避了公式的另一边。向美国人的过度消费提供产品的，恰恰是中国的过度制造。如果他们的无节制消费存在错误，那我们狂热的制造业扩张是不是也存在问题?过去6年，依赖廉价的资源、劳动力和污染成本，我们的制造业加速增长，并且通过更大规模的资本支出实现着惊人的膨胀，难道这是可以持续的吗?
通过一个简单的经济学TFP分解，我们就可以发现，过去4年中国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依赖资本和劳动力的大量投入，而技术进步的贡献度已经下降到了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过去几年的“繁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最没有效率的增长!美国人的消费透支能力达到极限，难道我们资源透支能力没有达到极限?
罗马俱乐部对世界的贡献，并不在于他们给出一个惊世骇俗的人类困境的模型，而是提醒人们严肃地前瞻人类未来的问题，注意那些依据理性和逻辑推导出的一个个困境。罗马俱乐部成员指出，人类所关心的事情有不同的层次，如果按照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来划分，大多数人都只关心短期的、个人和家庭的事情；偶尔会关心民族、国家和今后几年的事情；只有少数人会关心人类长远的问题。好比一场奥运会也许会刺激国人关心国家体育事业，但奥运会后，我们可能更多关心评职称、加奖金的事情。
罗马俱乐部指出，一个人的眼界局限于太小的领域，是件遗憾而且危险的事情。一个人全力以赴谋求解决某些刻不容缓的局部问题，结果往往会发现，自己的努力在更大范围内发生的事件面前失败了，比如《狮王争霸》中的黄飞鸿。
为了解除短期经济下滑风险而轻易放弃了经济转型的努力，为了顾及短期通胀压力而放弃资源要素价格的调整；为了保证就业而继续补贴低附加值的出口产业，最终将使得我们在增长的极限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同样，有责任感的经济分析师，应该将视角转向那些决定中国经济未来的关键因素，而不是打探消息随意猜测政策导向意图，更不是纠缠于几个月内某些宏观指标。让我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