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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以最小的代价度过十年以来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宏观政策的走向至关重要，对症下药的政策组合应该是继续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同时实行以减税为主的宽松的财政政策。
中国经济出现显著通胀、经济决策者开始着手宏观调控，已经一年有余。这一年间，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政治、自然、社会、国际多起大事交替发生一政府换届、冰雪灾害、汶川地震、奥运召开——人们和政府的注意力也随之不断变换。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增长已明显放缓，虽然从6.3％的CPI数据看通胀下调了，PPI却创出10％的新高，经济的内在压力依然不小。国际环境也使人们对未来经济的预期愈发扑朔迷离：美国金融危机此起彼伏，美国、欧洲、日本等地经济滑入衰退，越南、印度等国已经开始面对恶性通胀。世界经济在经历长时间的繁荣后，逐步陷入了艰难的滞胀时代。
面对如此复杂局面，中国经济政策应走向何方，是继续集中精力稳定价格，还是拯救明显放缓的经济?已经相当紧缩的货币政策是继续收紧，还是开始放松?人民币是否应继续升值?中国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度过十年以来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宏观政策的走向，对此次涉险至关重要。分析现今通货膨胀的总需求与总供给本源，笔者认为，对症下药的政策组合应该是继续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同时实行以减税为主的宽松的财政政策。
通胀压力同时来自总需求和总供给
要找到最为合适的政策组合，首先要分析导致目前经济问题的深层原因。中国当前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来自迅速启动的通货膨胀和2007年的经济过热，以及由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历史罕见的金融危机，加之全球经济可能进入的大规模萧条状态。其根本症结则在于过快增长的物价可能导致的恶性通胀。如本专栏之前所述，由多种原因催生的中国通胀，形成了一个完美风暴，从粮食开始一触即发，而其压力一段时间以来同时来自总需求和总供给。
从总需求方面看，中国经济于2003年走出通缩，开始了本轮历史罕见的高速增长。由于一直没有什么通胀迹象，因此，国内的货币政策长期处于比较宽松的状态。从国际环境方面，人民币兑美元长期实行固定汇率，经济基本面的发展早已使人民币处于低估状态。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FDI、财务投资者、直接或变相的组合投资资金进入国内，这也胁迫中国保持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自美联储拯救互联网泡沫开始，由于美国经济一直也没有通胀迹象，美联储也实行了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直接导致了现在的全球性金融信用危机。
从总供给方面看，压力主要来自国内外原材料和人力成本的上升。从商品价格看，石油价格直到最近回调之前，一直快速上升，其他原材料如铁矿石、煤炭等价格也迅速提高。这主要是世界经济快速增长拉动需求的结果，而原材料与能源的产能提高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延时，同时，金融市场的过度炒作也在推波助澜。国内人力与其他因素如环保等造成的成本上升，则要追溯到本届政府从2003年以来实行的社会政策，很多可持续发展、节能减排政策的出台，是造福于整个国家的，然而短期内反映在经济面上则是提高了生产成本。特别是2007年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更是形成了一次性大幅度人力成本的上升，同时，伴以人民币升值、海外经济动荡，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经受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打击。虽说这也正是多年来我们梦寐以求的产业升级的契机，但经济蜕变的痛苦正在考验着政府与企业。
以减税降低企业成本压力
针对显然的总需求问题，央行多次提高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特别是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了惊人的17％。同时，人民币兑美元自2005年也已经升值了差不多20％。放眼整个经济，货币政策已经相对比较紧缩了。政府另一个稳定价格的主要手段是价格管制，这使得很多商品与服务价格被人为压低了，偏离了市场价格。这种人为的价格管制给政府财政造成了巨大压力。虽说这在表面上控制了价格，但也严重干扰了市场供需平衡。人为的压价会造成供给更加减少，需求更加旺盛，最后会使市场萎缩。现在的燃油、电力等供应不足，正是这种政策的直接后果。价格管制政策虽说可能会在短期之内稳定通胀预期，但对根本解决通胀问题于事无补。这在世界经济史中已不断被证明。令人高兴的是，政府已经开始向理顺价格机制方向靠近。
笔者认为，针对通胀的需求与供给的源头，政策也要力图治本。到现在为止，很多政策一直还是针对总需求的紧缩货币政策。近来实行的放缓人民币升值的措施，除了针对进出口行业，也还是局限于货币政策。而针对人们非常担心的经济增长快速放缓的对策，假如还只是停留在放松货币政策上，恐怕会使经济政策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针对总供给成本提高过快的问题，恐怕最佳的对策莫过于实行以减税为主、宽松的财政政策。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下，生产与服务企业面对急速上升的劳动力、原材料等成本，只有提高价格，否则只能关门倒闭。这就是在通胀环境下，虽说信用紧张、需求收缩，价格依然会上升的原因。如果以减税替代补贴，则会全面减小企业的成本压力，在紧缩货币政策的夹击下，企业自然也就不会继续提高价格。经过一段时间后，价格体系将会失去上行的惯性，价格体系也就会稳定下来。
中国在完善税收体制的过程中，税收不但种类繁杂，增加了企业财务劳动的强度，还形成了税率较高的税收制度。加上土地出让和企业上市，政府的财政状况空前地健康。虽说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继续进行财政补贴、实行价格干预，但其对市场的扰乱与由此引发的供需失衡长期持续对经济的危害很大。面对现在明显放缓的经济，大家对经济硬着陆日益担忧，财政施与援手的最佳手段恐怕就是减税，这既能降低企业的成本，又可以帮助企业特别是出口企业增加竞争力。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政府比市场更善于调节经济，减税政策就是财政对经济的整体帮助，但具体调节功能归还于市场。
近来，市场由于各种宏观和微观的因素一直非常悲观。我本人自股市2007年底下滑以来，一直也不相信任何所谓的救市手段，最好的救市政策应该也是能够让中国经济摆脱滞胀的经济政策。紧缩的货币政策在价格稳定以前不应也不能放松。而在防价格过快增长的同时最能够使经济不至于太减速的灵丹妙药，恐怕也只有减税了。最后再借助一下奥运精神就是：在滞胀平衡木上，若不向左落木，需紧货币；若不向右落木，需减税率。
中国经济出现显著通胀、经济决策者开始着手宏观调控，已经一年有余。这一年间，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政治、自然、社会、国际多起大事交替发生一政府换届、冰雪灾害、汶川地震、奥运召开——人们和政府的注意力也随之不断变换。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增长已明显放缓，虽然从6.3％的CPI数据看通胀下调了，PPI却创出10％的新高，经济的内在压力依然不小。国际环境也使人们对未来经济的预期愈发扑朔迷离：美国金融危机此起彼伏，美国、欧洲、日本等地经济滑入衰退，越南、印度等国已经开始面对恶性通胀。世界经济在经历长时间的繁荣后，逐步陷入了艰难的滞胀时代。
面对如此复杂局面，中国经济政策应走向何方，是继续集中精力稳定价格，还是拯救明显放缓的经济?已经相当紧缩的货币政策是继续收紧，还是开始放松?人民币是否应继续升值?中国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度过十年以来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宏观政策的走向，对此次涉险至关重要。分析现今通货膨胀的总需求与总供给本源，笔者认为，对症下药的政策组合应该是继续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同时实行以减税为主的宽松的财政政策。
通胀压力同时来自总需求和总供给
要找到最为合适的政策组合，首先要分析导致目前经济问题的深层原因。中国当前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来自迅速启动的通货膨胀和2007年的经济过热，以及由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历史罕见的金融危机，加之全球经济可能进入的大规模萧条状态。其根本症结则在于过快增长的物价可能导致的恶性通胀。如本专栏之前所述，由多种原因催生的中国通胀，形成了一个完美风暴，从粮食开始一触即发，而其压力一段时间以来同时来自总需求和总供给。
从总需求方面看，中国经济于2003年走出通缩，开始了本轮历史罕见的高速增长。由于一直没有什么通胀迹象，因此，国内的货币政策长期处于比较宽松的状态。从国际环境方面，人民币兑美元长期实行固定汇率，经济基本面的发展早已使人民币处于低估状态。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FDI、财务投资者、直接或变相的组合投资资金进入国内，这也胁迫中国保持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自美联储拯救互联网泡沫开始，由于美国经济一直也没有通胀迹象，美联储也实行了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直接导致了现在的全球性金融信用危机。
从总供给方面看，压力主要来自国内外原材料和人力成本的上升。从商品价格看，石油价格直到最近回调之前，一直快速上升，其他原材料如铁矿石、煤炭等价格也迅速提高。这主要是世界经济快速增长拉动需求的结果，而原材料与能源的产能提高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延时，同时，金融市场的过度炒作也在推波助澜。国内人力与其他因素如环保等造成的成本上升，则要追溯到本届政府从2003年以来实行的社会政策，很多可持续发展、节能减排政策的出台，是造福于整个国家的，然而短期内反映在经济面上则是提高了生产成本。特别是2007年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更是形成了一次性大幅度人力成本的上升，同时，伴以人民币升值、海外经济动荡，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经受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打击。虽说这也正是多年来我们梦寐以求的产业升级的契机，但经济蜕变的痛苦正在考验着政府与企业。
以减税降低企业成本压力
针对显然的总需求问题，央行多次提高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特别是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了惊人的17％。同时，人民币兑美元自2005年也已经升值了差不多20％。放眼整个经济，货币政策已经相对比较紧缩了。政府另一个稳定价格的主要手段是价格管制，这使得很多商品与服务价格被人为压低了，偏离了市场价格。这种人为的价格管制给政府财政造成了巨大压力。虽说这在表面上控制了价格，但也严重干扰了市场供需平衡。人为的压价会造成供给更加减少，需求更加旺盛，最后会使市场萎缩。现在的燃油、电力等供应不足，正是这种政策的直接后果。价格管制政策虽说可能会在短期之内稳定通胀预期，但对根本解决通胀问题于事无补。这在世界经济史中已不断被证明。令人高兴的是，政府已经开始向理顺价格机制方向靠近。
笔者认为，针对通胀的需求与供给的源头，政策也要力图治本。到现在为止，很多政策一直还是针对总需求的紧缩货币政策。近来实行的放缓人民币升值的措施，除了针对进出口行业，也还是局限于货币政策。而针对人们非常担心的经济增长快速放缓的对策，假如还只是停留在放松货币政策上，恐怕会使经济政策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针对总供给成本提高过快的问题，恐怕最佳的对策莫过于实行以减税为主、宽松的财政政策。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下，生产与服务企业面对急速上升的劳动力、原材料等成本，只有提高价格，否则只能关门倒闭。这就是在通胀环境下，虽说信用紧张、需求收缩，价格依然会上升的原因。如果以减税替代补贴，则会全面减小企业的成本压力，在紧缩货币政策的夹击下，企业自然也就不会继续提高价格。经过一段时间后，价格体系将会失去上行的惯性，价格体系也就会稳定下来。
中国在完善税收体制的过程中，税收不但种类繁杂，增加了企业财务劳动的强度，还形成了税率较高的税收制度。加上土地出让和企业上市，政府的财政状况空前地健康。虽说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继续进行财政补贴、实行价格干预，但其对市场的扰乱与由此引发的供需失衡长期持续对经济的危害很大。面对现在明显放缓的经济，大家对经济硬着陆日益担忧，财政施与援手的最佳手段恐怕就是减税，这既能降低企业的成本，又可以帮助企业特别是出口企业增加竞争力。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政府比市场更善于调节经济，减税政策就是财政对经济的整体帮助，但具体调节功能归还于市场。
近来，市场由于各种宏观和微观的因素一直非常悲观。我本人自股市2007年底下滑以来，一直也不相信任何所谓的救市手段，最好的救市政策应该也是能够让中国经济摆脱滞胀的经济政策。紧缩的货币政策在价格稳定以前不应也不能放松。而在防价格过快增长的同时最能够使经济不至于太减速的灵丹妙药，恐怕也只有减税了。最后再借助一下奥运精神就是：在滞胀平衡木上，若不向左落木，需紧货币；若不向右落木，需减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