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中午至22日凌晨，特大暴雨降临北京，致190万人受灾，交通大面积瘫痪。截至23日17时，因灾死亡人数达到37人。
　　北京市气象台于21日上午启动暴雨蓝色预警，随后，下午14时和18时30分分别升级为暴雨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
　　雨夜的北京，10万参与抢险、救援、排水的市民和干部，无数爱心志愿者和交通参与者，站在了大雨中。乃至普通市民所体现出的“最美精神”，通过电视、报纸、网络、微博，传递着灾情，也传递着救援信息，激发了这个城市每一公民的责任与道义。
　　虽然北京市政府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抗击这场暴雨，也涌现许多感人的故事，但道路被淹、市民被堵、人员伤亡依旧成为暴雨留给人们的心头之痛。新华网刊发了评论文章《追问北京暴雨下的应急之痛》。
　　是的，这是一次值得我们思考的天灾，它使中国城市之营建与管理的漏洞显示出来。
　　城市建设思路存在严重偏差。中国文明实以治水为开端，那就是著名的大禹治水。大禹治水的原则只是一个字：导。北京虽在北方，然查看明清两代北京城市图，或许让人惊讶：城内湖泊与自然、人工河道相连、纵横，构成一个完整的水系。这个水系既可储存宝贵的雨水，也可以排泄多余的雨水。这个水系可以湿润冬春干燥的环境，改善北京生态。该水系与公共建筑、民居交错分布，也让城市整体格局疏朗、开阔。
　　本来，这个水系是这座北方城市的巨大优势。然而，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建设，却缺乏对于古人建城智慧之敬意，有意、无意地破坏、切断这个水系。城市丧失了最重要的蓄水、排水系统，无雨则旱，有雨则涝。填平水系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建筑空间，但由此，城市空间过于紧密，更使得这座城市经受不住不到24小时的连续暴雨的冲击。
　　很多人援引法国文豪雨果的一句话：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而北京，当然，还有国内迅速扩张的其他城市，下水道建设存在很大缺陷。几乎所有城市都在提出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一栋栋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然而，城市基础设施方面，则用心明显不够。
　　最严重的问题是，过去十几年来，城市建设在很大程度上被房地产开发业所左右。地方政府集两个身份于一身：它既是城市的公共管理者，又是城市国有土地的所有者。这样的身份交叠导致城市政府角色错乱，而且经常按后一个身份行动：城市营造围绕着土地增值而展开。这种激励推动了城市规模的大跃进。但在利益驱动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政府对城市之根基——基础设施——重视不够，因为基础设施建设并不能带来当下显性利益。
　　还有就是，政府主政官员任期越来越短，官员急于追求政绩。这一制度导致各地城市规划均存在短期化倾向，规划者只考虑自己任期内的城市建设，不管十几年、几十年后城市的可能发展。规划对主政官员没有约束力，主政官员频繁更换，规划总会大幅度调整，由此导致城市建设缺乏连续性，也就缺乏长远打算。这种短期化倾向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尤为不利，因为基础设施是对城市长远未来进行投资，如果没有稳定的长期规划，这种投资是无从保障的。
　　近些年来，北京年年发生大暴雨，某些路段年年严重积水，对此，有关市政部门或者本应予以改造，交管部门则应将此记录在案，一旦发生大暴雨，当立即派遣警员到现场观察。一旦发现可能严重积水，即采取封闭道路措施。如此，即可有效控制风险。
　　气象、水利等部门在灾害预警方面也没有充分利用现代通讯工具。本次大暴雨之后，气象部门表示，无法通过短信向全体市民发出预警信息。然而，移动通信公司明确表示，这方面不存在技术难题。
　　政府的救灾工作和相关信息发布工作，应该从此次暴雨之后吸取教训。比如，在一些最为严重的灾害现场，没有重要官员现场指挥。对于发生严重灾害而民众最为关心的地点、场所的灾害情况、死伤情况，比如，京石高速16公里路段的灾情，有关方面没有及时提供可信信息，引发民众广泛猜测。
　　应当说，灾害前后，政府做了很多努力，但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与灾害控制、救助等各个领域，还有许多可以总结的教训。归根到底，城市管理者和市政管理部门需要深思一个问题：城市究竟为何而建，城市的主人究竟是谁，城市政府的宗旨究竟应当如何践行。
　　近些年来，城市管理层特别喜欢说一句话：“经营城市”，建设城市似乎成为一桩生意。在这样的心态下，城市建设和管理不可能不出偏。完全对上负责的政绩观，也让城市管理不可能不出偏。明智而健全的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必须以人为本，也即以民为本，确保民众的生命安全、生活便利以及人格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