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蒋星煜这样96岁高龄，又出了九大部文集的老人，无论如何是足以使人羡慕的。算起来我比蒋先生要小二十多岁，年轻的时候，我就曾以有蒋星煜这样的老师而自豪。
　　当年上海就有一家专门关注戏剧的刊物，叫《上海戏剧》。这家编辑部有个群体，都是戏剧人。当时我在儿艺学馆学习表演，但喜欢戏剧评论，给《文汇报》写了篇关于日本音乐剧的剧评，后来又写了篇评《杜鹃山》的稿子，《上海戏剧》编辑周牧先生就来找我，见到我就说你那么年轻，日后应该多写些文章。当时儿艺已经成立剧目室。一次，蒋星煜来了解剧院的情况，他谈了十多分钟就起身告辞，说还要跑几个单位，怕时间来不及，就匆匆走了。
　　事后，我稍有疑惑，一些平常的事情，一般的工作人员尽可以解决，何必要惊动蒋先生呢？后来，一位老先生稍稍告诉我： 他曾是“中央社”的名记者。但是，也许是我不懂“名记者”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仍是三天二头往编辑部跑。
　　儿艺离开剧协很近，从戏剧学院穿过去，五分钟即可到达。那时何慢与龚义江两位青年评论家合写了盖叫天的《粉墨春秋》，在文艺界有影响，当然后来也难逃厄运。蒋先生自然也在工作，不过他不大说话。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可以找一位叫夏写时的，向他借书看。我到阅览室，没发现有人，这里堆满了书，听见有动静，立刻有个青年出来，他戴了副眼镜，一顶压发帽，几乎压住了大半个脸庞，很客气，很快将书交到我手里。过了许多年，这位“右派”成了研究文史的教授，也写得一手好文章。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对蒋先生的作品有了一点了解，虽然不能完全看懂，至少是积累了知识，也知道他23岁就写出《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我曾跟他说起这部书，但他一声不响。
　　上世纪6 0年代，有些人大概有些狂热，儿童剧就有过一天演出三场甚至四场的纪录，人们似乎始终生活在兴奋当中，但是，有时候也会隐隐约约感觉到某种莫名的不安。最要命的是没什么好吃的，只有那些有相当级别的人，才能吃到一顿比较像样的饭菜。蒋星煜有位朋友叫蓝瑛，他比蒋先生小几岁，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是浙江人，同蒋先生一样也操一口方言官话。他们早年认识，似乎友谊很深。蓝瑛有一张卡，凭卡可以到文艺会堂吃顿有肉的饭。有时蒋先生就应蓝瑛之邀一同前往。吃饭时，蓝瑛常对这位老友说：“你吃呀，多吃一点。”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我听说之后，总有点异感，一位专家连肉也吃不上，还要搞戏，要写剧本，而且还是拼了命地在搞。
　　表面上的平静终于被持续的灾祸打破。曾经说过武训“为人民服务”，又因“海瑞”问题遭到无休止迫害的老人，其恶劣的处境可想而知。
　　然而，蒋先生没有沉沦。黑色的“旋风”固然使这样的文人难以招架，但对于学术的执著使他的生命迸发出特殊的光华。尤其是，蒋先生固有的风趣，经由岁月的发酵，更成了难得的幽默和冷嘲。幽默不容易，我最怕别人讲“来个幽默”，结果大半是失望。
　　我认识一位老资格的编辑家叫江俊绪，有一次他对我说，他曾与蒋星煜同过事，这位老先生极其幽默，听他发言，实在是一种享受。有一次文化局召开一个戏曲讨论，会上有人提到农民起义的问题，并有些争论，蒋先生认为，中国的农民起义很像一只转盘，会重复地旋转，今天转过来，明天又转过去。蒋先生说：“这当然是我的看法，我不能代表人民，因为我不是人民代表。”当即引发起笑声，现场的丁是娥是全国人大代表，她说蒋先生说的“不能代表”显得风趣，当时她大笑不止。
　　蒋先生引别人发笑，自已却常常不笑，回忆蒋星煜的嬉笑怒骂，我实在记不起他在什么时候自己笑过，只有一次，同张瑞芳一起吃饭，老张客气，给蒋先生夹菜，他连忙说：“不敢当，不敢当。”同时脸上浮出一丝笑容。席间，大家闲聊，说几年前，一位编剧去世，而在前一天，这位编剧做了一个梦，梦中委托某演员好好工作，不要辜负了他的期望，这位演员好像有点茫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旋即，蒋语速放慢，一字一顿地说：“我们都希望自己不要成为这位演员。”顿时大家发出一阵哄笑，连张瑞芳也乐了起来。
　　蒋星煜的机智，大约是天生的。他反应快，条理清楚，一般来说稍作思考，就能将脉络理清。他注重学术研究，也不时写些随笔、杂文、散文，可以说上海各种类型的剧种，他都涉猎过。
　　十多年前，写过《马兰花》的仼德耀和儿童剧导演孟远相继去世，蒋先生感到很伤心，一直想着这件事情，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说了不少往事，还问了我一些情况，说是准备写篇纪念文章。我曾在洛杉矶呆过一段时间，除了戏剧以外，间或也写些散文。蒋先生对我说，其实多种文体，有机会都可以偿试。在朱以中兄的帮助下，我在十年前出了《双城随笔》，蒋星煜为我作了序。蒋先生如今已仙去。我想老人家一生艰难但做人清白；他将是永远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