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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6日,话剧《前哨》彩排结束。舞台上漫天桃花下,大家终于看到了这部作品的全貌。所有的疑问、好奇与困惑在那一刻尘埃落定。从2020年初接触这个项目开始,整整一年,我在这五位青年作家的作品中沉浮,偶尔抬起头来,发现要面对的还是自己。
这是一次完全有别于其他剧目的创作旅程——面对左联五烈士炙热浓烈的情感,如烟花般转瞬即逝、璀璨夺目的人生,面对他们的信仰与选择、无畏与牺牲,面对他们滚烫真挚的文字,我一次次地被击溃,只能完全抛开所有的导演构思与技巧,也丝毫不能预设戏的风格样式和演剧面貌,更无法顾及这部作品将来会被贴以什么样的戏剧标签。
从最初对剧本大纲的研发和孵化,到深入博物馆、纪念馆参观、考察和采风;从数稿剧本的修改提升,到排练场、合成期间在舞台上逐场呈现,想要认真厘清自己的二度创作是如何在这样焦灼迷茫的情形下逐渐清晰出现的,还是要溯回到创作的时间中去探寻。
2020年2月至5月,从编剧黄昌勇教授年轻时编著的《左联五烈士评传》作为起点,开始了解五烈士的作品及其生平。我很诧异这个文学群体居然几乎没有出现在自己的阅读经验中,于是马上搜集来读,瞬间在他们几个人的作品里迷失了——那些从他们身体里迸发出来的,具有革命性的、生猛异常的、坚韧无比的战斗檄文,那些也许具有时代局限,但充满知识分子的求索精神、粗糙原始却熠熠生辉的诗句,在近一个世纪过后依然能够有力地撞击我们的身体,激荡我们的心灵。他们用生命书写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第一篇章”,如今看来依旧光芒耀眼。但遗憾的是这些出版和研究材料大多来自二十多年前、甚至更早的时间。难道他们已经不值得被研究、关注,不适合被阅读、书写了吗?我开始困惑了。
我专门找来鲁迅先生《为了忘却的记念》的手稿,这篇写于1933年2月,为“左联五烈士”牺牲两周年的忌日而作的沉痛、深情的撰文,一字一句地拜读,他写道:“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了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的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
这也激起了我强烈的创作热忱。我暗自欣幸于自己有机会能够全面拥抱他们的创作、沉入他们的生活,挤进那段历史的夹缝中,追索挖掘他们浓郁热烈的青春生命和非凡壮丽的人生旅程,似乎也是冥冥之中受到了鲁迅先生的召唤,是的,“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到了!
2020年8月30日,《前哨》剧本研读会。我在会议上发言,着重回应了一下专家们热议的剧本的结构问题:对于老师们说这个剧本是“戏中戏结构”,我觉得不是非常准确。编剧写的时空关系,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没有在我阅读剧本的经验中出现过的“双线套嵌式”结构,这可能和编剧第一次写剧本有关,更有可能与这个题材有关。剧本的叙事视角放在当代,回望九十年前,从剧中人物在20世纪90年代书写剧本,写回五烈士在监狱中,再套出他们的日常生活,又在其中提及他们的作品……这个结构非常之复杂,给二度创作带来了挑战,也的确让人振奋。如何理顺时空关系和观演逻辑,是这个阶段我们要面临的首要问题。
2020年国庆期间,导演组封闭创作。在梳理剧本的过程中,两条线索、也就是两个时空的互文作用逐渐浮出水面,开始彰显魅力:当代师生关于创作的对话,直接推动了20世纪30年代故事的发展; 30年代故事中的情感张力与人物命运带来的震撼,也直接影响了当代学生的选择。我意识到,这样的互文会为二度创作的舞台表达带来巨大的可能性。我想让两层时空在一些重要的时刻并峙、相互介入与融合,将两个时代的相互作用直接展现在舞台上,据此,这部作品的演剧样式开始出现雏形。
例如:随着当代青年左浪的介绍,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场景直接在她身边展开;当代师生对话提及鲁迅对左联青年的影响,鲁迅及左联青年们就直接上场,当代师生与他们一起聆听鲁迅先生的教诲;左浪在参观龍华监狱旧址时深有感触,她直接“目睹”了冯铿在狱中的困苦,在照相机中又“窥视”到了受刑后的殷夫;在暴雨中,殷夫和哥哥诀别,左浪上前给殷夫撑伞;以及最后龙华烈士被枪杀后当代青年们挺身而出、直面敌人等等不一而足。当代青年“对历史的介入”,直接反映了他们的思想、体现了他们的态度,对他们选择做了最为直接的表达。
此刻开始,双线叙事不仅仅是一种叙述方式了,而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创作语汇,由此建立的美学决定了整个作品的处理原则,也为之后的二度创作带来广阔而丰富的空间。 2020年11月27日,排练前的研讨会。远道而来的欧阳逸冰老师做了十分动人的发言,导演组备受鼓舞。他说:“这个戏要做的,是让剧中这个三十年前的剧稿在两个小时的演出中,从一堆纸变成一个灯笼,从一个灯笼变成一团火光,照着全剧场,照着所有观众的心。在面对这样一个素材大、有厚重历史感的题材时,你们要有非常广阔的胸怀,有勇气去探寻,尽管这个探寻还在进行中,可能会迷茫,也可能会迷失,但是你们在探寻,这才是最宝贵的。在探寻,就是这部戏无限的希望。”
我回应道:“不辜负那些20多岁的年轻生命,这是支撑我们创作的原始动力。”
2021年12月,开始与舞台设计确定舞美方案。这样一部场次众多、在不同时代跳跃又兼具历史文献质感的舞台作品,必然要求我们在舞台空间的处理上既要轻盈灵活,又要厚重大气;场面既要趋于多义、有象征性,又要扎扎实实地落于时代、真实具体。
非写实的舞台装置过于抽象,但写实布景又使舞台环境意义趋于单一。据此,我向舞台美术提出了“整体写意、局部写实”的设计要求,设计师创造性地设计了五个高大厚重又半透明的立方体装置,通过它们的排列组合和移动造型,配合其表面肌理,再结合实景的大小道具进行了每一个具体场景的构建。我们还使用多媒体影像,在舞台后方的环幕上进行写意的场面呈现,在舞台前区的纱幕上做点缀性的气氛渲染,力求建立多义、流动又富有诗意的象征性舞台意象。在视觉形象的选择上,我们希望其具有浪漫的气质与现代的质感。
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开始进排练场与演员排练。和演员一起,重新研读人物传记、作品,再次梳理人物心理的时空结构,从演员的内心体验出发,对那个时代年轻生命报以深情的注目,对其灵魂投以热切的关注,在原型的作品中寻找他们的踪迹,试着在排练场和他们“见面”。
面对剧本及剧本背后浩瀚的史料和五位作家密密麻麻的文字,如何开掘剧中人物丰沛的内心?如何进入人物情感世界的深处?如何体会五位作家在极端残酷的人生困境中不为人知的心境?我不停地问自己,如何在不打破已建立的美学样式的基础上,不断地推动演员克服恐惧、走进历史,向他们从来都不曾靠近的黑暗深处探寻,尝试触摸烈士们的灵魂。我清楚地知道这里没有捷径,我们只能依靠演员的真切与诚挚,带领大家走进人物内心的密林。
2021年2月7日,《前哨》首演結束,我上台谢幕时说:90年前的今天,他们牺牲了,90年后,我们用戏剧的方式,在舞台上纪念他们,我希望他们能够看到。
那段时间,和剧中人物左浪一样,我也时常做梦。不同的是,我梦到的是他们在漫天桃花中灿烂的笑容。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导演)
这是一次完全有别于其他剧目的创作旅程——面对左联五烈士炙热浓烈的情感,如烟花般转瞬即逝、璀璨夺目的人生,面对他们的信仰与选择、无畏与牺牲,面对他们滚烫真挚的文字,我一次次地被击溃,只能完全抛开所有的导演构思与技巧,也丝毫不能预设戏的风格样式和演剧面貌,更无法顾及这部作品将来会被贴以什么样的戏剧标签。
从最初对剧本大纲的研发和孵化,到深入博物馆、纪念馆参观、考察和采风;从数稿剧本的修改提升,到排练场、合成期间在舞台上逐场呈现,想要认真厘清自己的二度创作是如何在这样焦灼迷茫的情形下逐渐清晰出现的,还是要溯回到创作的时间中去探寻。
2020年2月至5月,从编剧黄昌勇教授年轻时编著的《左联五烈士评传》作为起点,开始了解五烈士的作品及其生平。我很诧异这个文学群体居然几乎没有出现在自己的阅读经验中,于是马上搜集来读,瞬间在他们几个人的作品里迷失了——那些从他们身体里迸发出来的,具有革命性的、生猛异常的、坚韧无比的战斗檄文,那些也许具有时代局限,但充满知识分子的求索精神、粗糙原始却熠熠生辉的诗句,在近一个世纪过后依然能够有力地撞击我们的身体,激荡我们的心灵。他们用生命书写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第一篇章”,如今看来依旧光芒耀眼。但遗憾的是这些出版和研究材料大多来自二十多年前、甚至更早的时间。难道他们已经不值得被研究、关注,不适合被阅读、书写了吗?我开始困惑了。
我专门找来鲁迅先生《为了忘却的记念》的手稿,这篇写于1933年2月,为“左联五烈士”牺牲两周年的忌日而作的沉痛、深情的撰文,一字一句地拜读,他写道:“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了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的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
这也激起了我强烈的创作热忱。我暗自欣幸于自己有机会能够全面拥抱他们的创作、沉入他们的生活,挤进那段历史的夹缝中,追索挖掘他们浓郁热烈的青春生命和非凡壮丽的人生旅程,似乎也是冥冥之中受到了鲁迅先生的召唤,是的,“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到了!
2020年8月30日,《前哨》剧本研读会。我在会议上发言,着重回应了一下专家们热议的剧本的结构问题:对于老师们说这个剧本是“戏中戏结构”,我觉得不是非常准确。编剧写的时空关系,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没有在我阅读剧本的经验中出现过的“双线套嵌式”结构,这可能和编剧第一次写剧本有关,更有可能与这个题材有关。剧本的叙事视角放在当代,回望九十年前,从剧中人物在20世纪90年代书写剧本,写回五烈士在监狱中,再套出他们的日常生活,又在其中提及他们的作品……这个结构非常之复杂,给二度创作带来了挑战,也的确让人振奋。如何理顺时空关系和观演逻辑,是这个阶段我们要面临的首要问题。
2020年国庆期间,导演组封闭创作。在梳理剧本的过程中,两条线索、也就是两个时空的互文作用逐渐浮出水面,开始彰显魅力:当代师生关于创作的对话,直接推动了20世纪30年代故事的发展; 30年代故事中的情感张力与人物命运带来的震撼,也直接影响了当代学生的选择。我意识到,这样的互文会为二度创作的舞台表达带来巨大的可能性。我想让两层时空在一些重要的时刻并峙、相互介入与融合,将两个时代的相互作用直接展现在舞台上,据此,这部作品的演剧样式开始出现雏形。
例如:随着当代青年左浪的介绍,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场景直接在她身边展开;当代师生对话提及鲁迅对左联青年的影响,鲁迅及左联青年们就直接上场,当代师生与他们一起聆听鲁迅先生的教诲;左浪在参观龍华监狱旧址时深有感触,她直接“目睹”了冯铿在狱中的困苦,在照相机中又“窥视”到了受刑后的殷夫;在暴雨中,殷夫和哥哥诀别,左浪上前给殷夫撑伞;以及最后龙华烈士被枪杀后当代青年们挺身而出、直面敌人等等不一而足。当代青年“对历史的介入”,直接反映了他们的思想、体现了他们的态度,对他们选择做了最为直接的表达。
此刻开始,双线叙事不仅仅是一种叙述方式了,而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创作语汇,由此建立的美学决定了整个作品的处理原则,也为之后的二度创作带来广阔而丰富的空间。 2020年11月27日,排练前的研讨会。远道而来的欧阳逸冰老师做了十分动人的发言,导演组备受鼓舞。他说:“这个戏要做的,是让剧中这个三十年前的剧稿在两个小时的演出中,从一堆纸变成一个灯笼,从一个灯笼变成一团火光,照着全剧场,照着所有观众的心。在面对这样一个素材大、有厚重历史感的题材时,你们要有非常广阔的胸怀,有勇气去探寻,尽管这个探寻还在进行中,可能会迷茫,也可能会迷失,但是你们在探寻,这才是最宝贵的。在探寻,就是这部戏无限的希望。”
我回应道:“不辜负那些20多岁的年轻生命,这是支撑我们创作的原始动力。”
2021年12月,开始与舞台设计确定舞美方案。这样一部场次众多、在不同时代跳跃又兼具历史文献质感的舞台作品,必然要求我们在舞台空间的处理上既要轻盈灵活,又要厚重大气;场面既要趋于多义、有象征性,又要扎扎实实地落于时代、真实具体。
非写实的舞台装置过于抽象,但写实布景又使舞台环境意义趋于单一。据此,我向舞台美术提出了“整体写意、局部写实”的设计要求,设计师创造性地设计了五个高大厚重又半透明的立方体装置,通过它们的排列组合和移动造型,配合其表面肌理,再结合实景的大小道具进行了每一个具体场景的构建。我们还使用多媒体影像,在舞台后方的环幕上进行写意的场面呈现,在舞台前区的纱幕上做点缀性的气氛渲染,力求建立多义、流动又富有诗意的象征性舞台意象。在视觉形象的选择上,我们希望其具有浪漫的气质与现代的质感。
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开始进排练场与演员排练。和演员一起,重新研读人物传记、作品,再次梳理人物心理的时空结构,从演员的内心体验出发,对那个时代年轻生命报以深情的注目,对其灵魂投以热切的关注,在原型的作品中寻找他们的踪迹,试着在排练场和他们“见面”。
面对剧本及剧本背后浩瀚的史料和五位作家密密麻麻的文字,如何开掘剧中人物丰沛的内心?如何进入人物情感世界的深处?如何体会五位作家在极端残酷的人生困境中不为人知的心境?我不停地问自己,如何在不打破已建立的美学样式的基础上,不断地推动演员克服恐惧、走进历史,向他们从来都不曾靠近的黑暗深处探寻,尝试触摸烈士们的灵魂。我清楚地知道这里没有捷径,我们只能依靠演员的真切与诚挚,带领大家走进人物内心的密林。
2021年2月7日,《前哨》首演結束,我上台谢幕时说:90年前的今天,他们牺牲了,90年后,我们用戏剧的方式,在舞台上纪念他们,我希望他们能够看到。
那段时间,和剧中人物左浪一样,我也时常做梦。不同的是,我梦到的是他们在漫天桃花中灿烂的笑容。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