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最近买到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徐震著《世说新语校笺》一书，惊喜地发现在下册有《世说新语人名索引》。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八张纸，但却反映了一种现象：我们现在更加注意索引了！
由于文化传统的影响，我们一向崇拜过目不忘，提倡把看过的全记在脑子中。看到一个专题如能背出在某书的某章，即为世人称颂。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落后的现象应结束了。在国外，对书后的索引是极为重视的，日本曾规定没有索引不许出版；我接触过一位到中国学历史的美国留学生，他读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后，第一件事就是称赞书后的Index(索引)，说这省了他很多时间。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又何尝不是！
复旦大学历史系徐有威
补白
复旦大学历史系徐有威
多元的文化与全面发展的人
读《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文艺复兴运动距今已相当久远了，但它的影响至今仍迹迹可寻。当我们以历史的目光追索西方文明的历史发展时，一个极其显著的事实立即突现出来：文艺复兴揭开了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序幕。假如我们撇开黑格尔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解释的神秘、牵强附会的一面，那我们不能否认这样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每一特定时期，总有一二个民族领导了时代的精神生活。就文艺复兴时期而言，意大利无疑是当时欧洲各国公认的精神导师。分析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对于理解在十四——十七世纪遍及全欧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它的历史意义，具有特殊重要性。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以丰富的史料和洗炼的笔触，从政治、社会、文学、科学、道德、宗教、教育、社交、礼仪和风俗等各个侧面描绘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风貌，把人们引向那久已逝去的时代。
复兴并非复古
马克思曾经指出：“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只要它们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马恩选集》第二卷，第376页)文艺复兴运动似乎更容易遭到这样的误解。无论就“文艺复兴”这一概念本身，还是就这场运动的发生及其最显著的特征而言，都易于引起这样的误解。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陷落，该地希腊学者携带大量珍贵的古籍手抄本逃到意大利，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也正是随着搜集、抄写(从十五世纪中叶起又普遍采用了印刷术)、翻译、模仿、注释、校勘、阐发古籍而达于高潮的。这一现象使得十九世纪的一些西方史学家(例如佛伊格特)认为，文艺复兴只是单纯地回复到古典时代，试图恢复古典文化和古罗马帝国的光荣梦想。就此而言，布克哈特可谓慧眼独具。他认为，把文艺复兴视为复古乃是一种皮相之论。他明确声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的主要论点是，“文艺复兴不只是片面的模仿或零碎的搜集，而是一个新生”，是古典文化与意大利人民天才和民族精神相结合的产物。
历史发展通常遵循这样的规律：社会运动的某种趋向与某一偶然历史事件的结合，遂引发一场社会变革和意识形态的变革。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罗马废墟的发掘，只是促发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契机。文艺复兴运动之发祥于意大利，其真实原因在于意大利资本主义的早期萌芽和早期发展。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欧洲各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欧洲其他各大国的资本主义的初期发展，通常都得到强大的王权的一定助力。而在意大利，则是王权的松弛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意大利位于东西方贸易的中间站地位，又保有从罗马自治市制度流传下来的城市生活传统。早在十一世纪，意大利各自治市就开始凭借经济实力摆脱领主的统治，并迫使封建主迁居城市。而在十二到十三世纪，这些自治市又成功地摧毁了封建势力的反抗，同时在对德意志皇帝的顽强斗争中捍卫了自己的独立。到十四、十五世纪，意大利几乎已完全摆脱了封建制度。皇权形同虚设，皇帝完全无力号令各城市国家。教皇政权虽有足够力量阻挠国家的统一，却无力完成这种统一。于是在意大利形成了三种政治制度，即专制制度(市民统治的政治形式之一)、城市共和国和教皇国。在专制制度下充斥着横征暴敛、阴谋诡计、残酷嗜杀的罪行。但另一方面，个性和私生活丰富多彩的表现又与政治上的暴虐同时存在。专制暴君和雇佣兵队长的地位不是靠门第而是靠才能、权术和暴力而争得的，因而他们通常都有很强的个性和客观地处理事物的精神。专制制度并不禁止财富的聚敛与文化上的夸耀和竞争，也容许一定程度的市民自由的存在。在专制制度下既没有政教合一的教会，也没有无休止的党争。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个人思想的发展，并造就了一批对政治漠不关心而专心致志于文学艺术的个人。暴君们或为利用、或为附庸风雅、或为歌功颂德而对文人艺术家的保护、资助，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但文艺复兴运动是在城市共和国、尤其是在佛罗伦萨放射出最灿烂的光芒。布克哈特称佛罗伦萨为“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国家”，“近代欧洲精神最重要的发源地”。他指出，佛罗伦萨之所以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成为政治理论和政治实验、近代统计科学和历史写作的策源地，产生了诸如但丁、马基雅维里、佩脱拉克、薄伽丘等众多的文学艺术家、政论家和思想家，原因在于佛罗伦萨的市民生活具有最为充分的发展，文学艺术家享有高度的自由，而频繁多变的社会政治生活也促成了批判主义精神的发展和鲜明个性的形成。
“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在意大利各城市国家里充分发展起来的市民阶级，摆脱了对于教会的敬畏和“对于贵族的信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个性的尊严，就再也不能忍受神学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思想的禁锢，而产生了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的强烈欲望。“但是，文化一旦摆脱中世纪空想的桎梏，也不能立刻和在没有帮助的情形下找到理解这个物质的和精神的世界的途径。它需要一个向导，并在古代文明的身上找到了这个向导。”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借助古代文明的内容和形式来表达近代精神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哲学家们努力发掘古代思想中世俗的、可用以反宗教的成分，借引申发挥已有的思想材料表达新兴市民阶层的世界观：彭波那齐诉诸亚里士多德学说，指出人的灵魂并非不朽，而是随肉体的死亡而死亡，从而驳斥了经院哲学的灵魂不朽教条；当时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普遍(但丁例外)信奉伊壁鸠鲁、西塞罗和卢克莱修的享乐主义学说，以论证他们的追求尘世幸福的理想和实践；诗人文学家着力探索自我和世人的内心世界，刻划人性的每一种类型和表现，颂扬爱情，描绘大自然的美景；艺术家们一反中世纪宗教画的传统，竭力表现人的力量和人体美，即便在处理宗教题材时也是如此；宗教观念虽仍普遍存在，但时人对天主教会和教义的普遍义愤和怀疑，对所谓“异教”世界的比较充分的了解，使得他们对宗教取颇为自由的态度；对圣母的崇拜普遍取代了对上帝的崇拜，表明了意大利人审美观念的早期发展和把神加以人性化的倾向；马基雅维里在西方近代史上第一个从人的眼光而不是从神学观点考察政治制度和国家学说，从而奠定了政治学的基础；支配中世纪自然观的目的论和拟人说首次遭到沉重打击，实验科学也由意大利率先发展起来。——上述所有思想文化领域对中世纪思想的合力冲击，其结果就是产生出一种崭新的文明，即近代资本主义文明。这种文明无论就其积极方面还是消极方面而言，都蕴涵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整个历史发展的全部萌芽。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演出一幕新的历史活剧。那些不理解文艺复兴运动的实质而纯粹去模仿古籍的人，他们所造出的赝品没有一件具有经久的价值，这本身就有力地表明文艺复兴乃是一场伟大的变革。
“人所固有的我都具有”
在文艺复兴时期有力地打击了中世纪蔑视人、贬低人的观念的人文主义思潮，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它的世俗性。“这种世俗性的态度并不是轻薄的，而是认真的，并为艺术和诗歌所提高了的。这种态度一采取就永远不会再失去，一种不可抗拒的动力迫使我们去研究人和事物，而我们也必须把这种研究当作我们的正当的目的和工作，这正是一种近代精神的崇高的必然趋势”。人文主义思想家们通过种种形式着力表达这样一个主题：人是独立的“精神的个体”，人性的一切表现，人格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有天然的正当权利。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格言“人所固有的我都具有”集中体现了这种信念。人无需在神的面前感到有罪、渺小和谦卑，也不应受宗教律令的禁锢而实行禁欲主义，因为人既为人，则他的一切属性，他的长处和短处，追求和欲望，就都是合理的。况且人之为人也不比神之为神更不可取，因为人同样具有无限的能力，“能够完成他们想做的一切事情”；人也不再通过种族或社团等一般范畴才意识到自身，因为在作为种族或社团的一员之前，人首先是作为独立的个体而存在并意识到这种存在，这是文艺复兴时期出现在意大利的“世界主义”的重要根源之一；门第也与人的价值、个性和精神生活的独立发展无关，薄伽丘就指出，苏格拉底的父母是文盲，优里庇底斯和狄摩西尼的双亲默默无闻，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伟人。
人的意识一旦这样冲破了多少世纪以来禁锢人们头脑的神学的、封建等级观念的桎梏，把追求尘世幸福、追求人格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正当的目的，在意大利就出现了一种——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也许永远也不会再达到的——局面：在短时期内涌现出大批“多才多艺的人”或“全才”(l’uomouniversal)，他们在各文化领域，尤其在艺术领域，创造出许多前无古人并且也许可以说后无来者的辉煌成就。布克哈特以历史学家的审慎口吻说，“究竟他们是否在有意识地追求一个目的，也就是说，求得他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和谐发展，是很难说的”，不过事实上我们看到，在近代史上意大利首先出现了许多全面发展的新型个人。被誉为近代标志的但丁，他本人就是“全才”的典型。他不仅创作了后来成为意大利艺术灵感的源泉的《神曲》，而且还是近代第一位政论家，此外，他还研究意大利方言。他的《神曲》不仅达到了艺术上高度完美的境界，而且表现出精湛的天文学知识，并且“在整个精神的或物质的世界中，几乎没有一个重要的主题没有经过这个诗人的探测”。达·芬奇不仅是最杰出的画家，而且在哲学方面有独到见地，并且还是实验科学的奠基人之一。阿尔伯蒂更是令人吃惊地证明了人的全面发展可以达到何等境地。他无师自通的作曲得到专家的赞赏；他刻苦自学了多年法学、物理学和数学；他广泛向各类艺术家、学者甚至工匠学习，掌握了各种才艺；绘画和造型艺术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之一，但他却成了根据记忆来刻划描绘达到维妙维肖的大师；他写作的关于艺术、尤其是关于建筑方面的作品，成了第一流的权威著作；他用意大利文写作各种有关伦理、哲学和历史的著作，还用拉丁文写作散文和小说。除了精神方面的全面发展以外，他在体育技艺方面也自小就出人头地。当他自豪地说“人们能够完成他们想做的一切事情”时，他是真实地表达了他本人、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一切伟大人物的共同信念。
追求人格的全面发展和个性的自由表现，不仅反映在涌现出大批“全才”，而且深深渗透到普通人民的意识之中。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日常生活，呈现为一幅绚丽多彩的画面。《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的特点或者说优点之一，就是专辟章节极详尽地研究了意大利的民俗，从这一通常不为历史学家所重视的侧面揭示出了时人的精神面貌。在这幅画面上，我们看到无数把自我肯定为独立的精神个体的个人，他们充分意识到人人皆有其独特的个性、爱好、观点和情趣，有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并竭力在实际生活中表现这种多样性，实现这种可能性。“意大利人对于任何形式的虚伪的谦恭或者伪善很不熟悉；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害怕与众不同，害怕在穿着打扮上和在立身行事上是一个和他的邻居不同的人。”随着门第愈来愈不能再给人以特权，个人就愈益不得不尽量发挥自己的优点，以期在事业和社交中获得成功。竞争的需要和出人头地的欲望，驱使人们普遍去追求全面的教育、高雅的风度和雄辩的口才。结果就象法国人文主义思想家蒙太涅在十六世纪末把意大利人和法国人相比较时所指出的，“论普通的才智人物，他们拥有的显然比我们多得多。粗鄙之辈在他们那里是无比地少见。”上述同一个动机也促成了生活和外表的美化，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社交活动、节日庆典和文体活动，在规模、多样性和典雅方面都为欧洲各国中所仅见。而在刻意追求舒适优雅的住宅、清洁和衣着美方面，更是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有一个典型事例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在佛罗伦萨，有一段时期，每个人都为自己设计服装式样，“意大利人民……甚至他们之中的严肃认真的人也把漂亮适体的服装看作个人完美的一项因素。”有意识地使自己显得与众不同，成了人们普遍追求的目的本身。
文艺复兴的世界观基础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屡屡指出，构成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之世界观基础的，乃是一种赤裸裸的、极端的个人主义。当然，从进入近代以来，个人主义一直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但它也许从来没有象在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意大利那样表现得那么典型。这是因为意大利人首先从中世纪的沉睡状态中苏醒过来，从内心深处摆脱了教会和专制国家的权威，但又没有也不可能同时建立起能够适当地制约极端个人主义的制度和道德规范。换句话说，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是信仰危机时期的产物。把这种个人主义完全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利己主义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它除了确实包含了利己主义内容外，还表现了新兴的市民阶层个人反抗封建国家和教会这样一些普遍范畴、要求个性解放和人性的丰富多彩的表现的因素。从历史观点看问题，这种个人主义既是文艺复兴运动的根本缺陷，也是造成后者之所以伟大的根本条件。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丰富多彩、全面发展的人格，就没有文艺复兴时期的灿烂文化。用布克哈特的话说，这种个人主义造成了高度和谐的个性，给文艺复兴运动以一种艺术光辉，“而这种光辉是古代文化或中世纪精神所不能或不愿赐予的”。但另一方面，这种个人主义又确实从一开始就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它的一切丑恶的方面。“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这句格言，本身就含有为一切行为和欲望——包括最不道德的——辩护的成分，含有彻底利己主义的因素。不少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家的言行本身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他们对于是非、善恶具有青年人一样敏锐的判断力，但却不愿认可任何约束，包括道德意识的约束。普通意大利人也不例外。布克哈特正确指出，“如果说广义的和狭义的利己主义都同样是一切恶行的根源，那么更高度发展了的意大利人，由于这个理由，比起那个时代的其他民族的成员来是更趋向于不道德的”，并且揭露了文艺复兴时期利己主义在意大利的一系列赤裸裸的表现：赌博、复仇、大量暴力事件、犯罪和两性关系的紊乱。这种道德堕落现象随着十六世纪意大利在政治上走向衰败而愈益发展。进而言之，不仅意大利，而且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其他民族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不过程度不同而已。于此我们就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历史起源中看到了它的真正本质。
批判的、历史的反思
对文艺复兴之所以发祥于意大利的历史原因的分析，占据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最大的篇幅，但布克哈特并没有揭示出其中的根本原因。他虽然也描绘了意大利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现象，尤其是叙述了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繁荣的市民经济，却并未以此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基础，而是把当时的政治制度说成是决定性原因。阶级斗争也是在布克哈特的视野之外的，仿佛文艺复兴运动在意大利的兴起根本没有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先行准备、贵族是自然而然地与市民形成了“阶级的平等化”和“阶级融合”，并且学会了不是从城堡的观点而是从市民的观点来观察问题的。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至于布克哈特所说的意大利民族特有的想象力和强烈的激情，也只能说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种种特殊表现，而不能用以解释这场运动的发生。
通观人类历史的进程，在每一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尤其是在新旧两种异质的社会制度的交替时期，都涌现出大量“全才”。按照布克哈特的解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之所以涌现出许多“全才”，是因为他们“不能不具备多方面的造诣”以立足存身。他们得研究古代经典的理论知识，还要为日常生活的实际需要操劳，并且往往还担任地方长官、大臣、外交家等职务。而按照我们的观点，这些“全才”的出现是因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必备的条件，或者说“时势造英雄”。当中世纪思想首次遭到沉重打击，许多清规戒律也随之瓦解时，在社会的、文化的诸多领域就显露出大片“空白地带”，给善于独立思考、富于创新精神和才能的人们提供了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而因为他们可以较少背负传统力量的重压而现实地去探索，去创造，因而他们就能在诸多领域成就伟大的事业从而成为“全才”。这一论点也许普遍适用于种种历史转折时期和重大的社会改革时期。
社会的繁荣和文化的繁荣是与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分不开的，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经验。丰富多彩的文化表现并不排斥统一的主导思想。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就是在反天主教、反封建的统一思想潮流中产生出多元的、形态各异的文化的。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文化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直至个人的立身行事和举止打扮。按照我们的观点，这种文化趋向反映了竞争性社会的客观要求，预示了竞争性社会的来临，这一论点在布克哈特的书中并没有清晰地出现。然而我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从历史的回顾中得到一些启发：既然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与个性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那么，当人们自觉地寻求表现独特的个性和才能时是否应当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鼓励？
布克哈特不止一次地指出，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大的坏处可以说它是排斥人民大众的，可以说通过它，欧洲第一次被鲜明地分成为有教养的阶级和没有教养的阶级”。不过考虑到就是直到现代也没能改变这种状态，尤其考虑到这种姑名之为文化特权的现象，在历史上是以门第或者说等级特权的衰败为前提而产生的，我们在明确认识它的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时，也应该承认它的进步意义。我们可以设想，当所有人都能得到全面发展时，这种差别将会消除，或者至少也不会表现为自从进入近代以来的那种形态。我们倒不必象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提出现代社会是专家统治的社会之类的绝对说法。不过我们也无需回避这样的现实。社会主义既是最先进的制度，它当然不仅应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也走在前列。因此，社会主义不可能通过按低标准拉平文化水准来消除文化差别，只能走普遍提高文化水准的道路，而这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唯有通过充分发挥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来实现。
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还促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社会处于变革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乃至日常生活领域出现了种种前所未见的新问题、新形式时，有必要在制度上、意识形态上进行相应的改变，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巨大转变。构筑统一的中国现代文化，决不应该是拒斥多元的文化，因为，唯有尊重人们个性的发展，贯彻学术和创作自由的方针，鼓励人们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大胆探索，我们才能最终建设出一个具有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著，何新译，马香雪校，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一年四月第三次印刷，2.70元)
由于文化传统的影响，我们一向崇拜过目不忘，提倡把看过的全记在脑子中。看到一个专题如能背出在某书的某章，即为世人称颂。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落后的现象应结束了。在国外，对书后的索引是极为重视的，日本曾规定没有索引不许出版；我接触过一位到中国学历史的美国留学生，他读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后，第一件事就是称赞书后的Index(索引)，说这省了他很多时间。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又何尝不是！
复旦大学历史系徐有威
补白
复旦大学历史系徐有威
多元的文化与全面发展的人
读《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文艺复兴运动距今已相当久远了，但它的影响至今仍迹迹可寻。当我们以历史的目光追索西方文明的历史发展时，一个极其显著的事实立即突现出来：文艺复兴揭开了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序幕。假如我们撇开黑格尔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解释的神秘、牵强附会的一面，那我们不能否认这样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每一特定时期，总有一二个民族领导了时代的精神生活。就文艺复兴时期而言，意大利无疑是当时欧洲各国公认的精神导师。分析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对于理解在十四——十七世纪遍及全欧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它的历史意义，具有特殊重要性。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以丰富的史料和洗炼的笔触，从政治、社会、文学、科学、道德、宗教、教育、社交、礼仪和风俗等各个侧面描绘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风貌，把人们引向那久已逝去的时代。
复兴并非复古
马克思曾经指出：“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只要它们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马恩选集》第二卷，第376页)文艺复兴运动似乎更容易遭到这样的误解。无论就“文艺复兴”这一概念本身，还是就这场运动的发生及其最显著的特征而言，都易于引起这样的误解。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陷落，该地希腊学者携带大量珍贵的古籍手抄本逃到意大利，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也正是随着搜集、抄写(从十五世纪中叶起又普遍采用了印刷术)、翻译、模仿、注释、校勘、阐发古籍而达于高潮的。这一现象使得十九世纪的一些西方史学家(例如佛伊格特)认为，文艺复兴只是单纯地回复到古典时代，试图恢复古典文化和古罗马帝国的光荣梦想。就此而言，布克哈特可谓慧眼独具。他认为，把文艺复兴视为复古乃是一种皮相之论。他明确声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的主要论点是，“文艺复兴不只是片面的模仿或零碎的搜集，而是一个新生”，是古典文化与意大利人民天才和民族精神相结合的产物。
历史发展通常遵循这样的规律：社会运动的某种趋向与某一偶然历史事件的结合，遂引发一场社会变革和意识形态的变革。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罗马废墟的发掘，只是促发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契机。文艺复兴运动之发祥于意大利，其真实原因在于意大利资本主义的早期萌芽和早期发展。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欧洲各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欧洲其他各大国的资本主义的初期发展，通常都得到强大的王权的一定助力。而在意大利，则是王权的松弛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意大利位于东西方贸易的中间站地位，又保有从罗马自治市制度流传下来的城市生活传统。早在十一世纪，意大利各自治市就开始凭借经济实力摆脱领主的统治，并迫使封建主迁居城市。而在十二到十三世纪，这些自治市又成功地摧毁了封建势力的反抗，同时在对德意志皇帝的顽强斗争中捍卫了自己的独立。到十四、十五世纪，意大利几乎已完全摆脱了封建制度。皇权形同虚设，皇帝完全无力号令各城市国家。教皇政权虽有足够力量阻挠国家的统一，却无力完成这种统一。于是在意大利形成了三种政治制度，即专制制度(市民统治的政治形式之一)、城市共和国和教皇国。在专制制度下充斥着横征暴敛、阴谋诡计、残酷嗜杀的罪行。但另一方面，个性和私生活丰富多彩的表现又与政治上的暴虐同时存在。专制暴君和雇佣兵队长的地位不是靠门第而是靠才能、权术和暴力而争得的，因而他们通常都有很强的个性和客观地处理事物的精神。专制制度并不禁止财富的聚敛与文化上的夸耀和竞争，也容许一定程度的市民自由的存在。在专制制度下既没有政教合一的教会，也没有无休止的党争。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个人思想的发展，并造就了一批对政治漠不关心而专心致志于文学艺术的个人。暴君们或为利用、或为附庸风雅、或为歌功颂德而对文人艺术家的保护、资助，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但文艺复兴运动是在城市共和国、尤其是在佛罗伦萨放射出最灿烂的光芒。布克哈特称佛罗伦萨为“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国家”，“近代欧洲精神最重要的发源地”。他指出，佛罗伦萨之所以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成为政治理论和政治实验、近代统计科学和历史写作的策源地，产生了诸如但丁、马基雅维里、佩脱拉克、薄伽丘等众多的文学艺术家、政论家和思想家，原因在于佛罗伦萨的市民生活具有最为充分的发展，文学艺术家享有高度的自由，而频繁多变的社会政治生活也促成了批判主义精神的发展和鲜明个性的形成。
“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在意大利各城市国家里充分发展起来的市民阶级，摆脱了对于教会的敬畏和“对于贵族的信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个性的尊严，就再也不能忍受神学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思想的禁锢，而产生了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的强烈欲望。“但是，文化一旦摆脱中世纪空想的桎梏，也不能立刻和在没有帮助的情形下找到理解这个物质的和精神的世界的途径。它需要一个向导，并在古代文明的身上找到了这个向导。”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借助古代文明的内容和形式来表达近代精神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哲学家们努力发掘古代思想中世俗的、可用以反宗教的成分，借引申发挥已有的思想材料表达新兴市民阶层的世界观：彭波那齐诉诸亚里士多德学说，指出人的灵魂并非不朽，而是随肉体的死亡而死亡，从而驳斥了经院哲学的灵魂不朽教条；当时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普遍(但丁例外)信奉伊壁鸠鲁、西塞罗和卢克莱修的享乐主义学说，以论证他们的追求尘世幸福的理想和实践；诗人文学家着力探索自我和世人的内心世界，刻划人性的每一种类型和表现，颂扬爱情，描绘大自然的美景；艺术家们一反中世纪宗教画的传统，竭力表现人的力量和人体美，即便在处理宗教题材时也是如此；宗教观念虽仍普遍存在，但时人对天主教会和教义的普遍义愤和怀疑，对所谓“异教”世界的比较充分的了解，使得他们对宗教取颇为自由的态度；对圣母的崇拜普遍取代了对上帝的崇拜，表明了意大利人审美观念的早期发展和把神加以人性化的倾向；马基雅维里在西方近代史上第一个从人的眼光而不是从神学观点考察政治制度和国家学说，从而奠定了政治学的基础；支配中世纪自然观的目的论和拟人说首次遭到沉重打击，实验科学也由意大利率先发展起来。——上述所有思想文化领域对中世纪思想的合力冲击，其结果就是产生出一种崭新的文明，即近代资本主义文明。这种文明无论就其积极方面还是消极方面而言，都蕴涵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整个历史发展的全部萌芽。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演出一幕新的历史活剧。那些不理解文艺复兴运动的实质而纯粹去模仿古籍的人，他们所造出的赝品没有一件具有经久的价值，这本身就有力地表明文艺复兴乃是一场伟大的变革。
“人所固有的我都具有”
在文艺复兴时期有力地打击了中世纪蔑视人、贬低人的观念的人文主义思潮，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它的世俗性。“这种世俗性的态度并不是轻薄的，而是认真的，并为艺术和诗歌所提高了的。这种态度一采取就永远不会再失去，一种不可抗拒的动力迫使我们去研究人和事物，而我们也必须把这种研究当作我们的正当的目的和工作，这正是一种近代精神的崇高的必然趋势”。人文主义思想家们通过种种形式着力表达这样一个主题：人是独立的“精神的个体”，人性的一切表现，人格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有天然的正当权利。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格言“人所固有的我都具有”集中体现了这种信念。人无需在神的面前感到有罪、渺小和谦卑，也不应受宗教律令的禁锢而实行禁欲主义，因为人既为人，则他的一切属性，他的长处和短处，追求和欲望，就都是合理的。况且人之为人也不比神之为神更不可取，因为人同样具有无限的能力，“能够完成他们想做的一切事情”；人也不再通过种族或社团等一般范畴才意识到自身，因为在作为种族或社团的一员之前，人首先是作为独立的个体而存在并意识到这种存在，这是文艺复兴时期出现在意大利的“世界主义”的重要根源之一；门第也与人的价值、个性和精神生活的独立发展无关，薄伽丘就指出，苏格拉底的父母是文盲，优里庇底斯和狄摩西尼的双亲默默无闻，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伟人。
人的意识一旦这样冲破了多少世纪以来禁锢人们头脑的神学的、封建等级观念的桎梏，把追求尘世幸福、追求人格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正当的目的，在意大利就出现了一种——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也许永远也不会再达到的——局面：在短时期内涌现出大批“多才多艺的人”或“全才”(l’uomouniversal)，他们在各文化领域，尤其在艺术领域，创造出许多前无古人并且也许可以说后无来者的辉煌成就。布克哈特以历史学家的审慎口吻说，“究竟他们是否在有意识地追求一个目的，也就是说，求得他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和谐发展，是很难说的”，不过事实上我们看到，在近代史上意大利首先出现了许多全面发展的新型个人。被誉为近代标志的但丁，他本人就是“全才”的典型。他不仅创作了后来成为意大利艺术灵感的源泉的《神曲》，而且还是近代第一位政论家，此外，他还研究意大利方言。他的《神曲》不仅达到了艺术上高度完美的境界，而且表现出精湛的天文学知识，并且“在整个精神的或物质的世界中，几乎没有一个重要的主题没有经过这个诗人的探测”。达·芬奇不仅是最杰出的画家，而且在哲学方面有独到见地，并且还是实验科学的奠基人之一。阿尔伯蒂更是令人吃惊地证明了人的全面发展可以达到何等境地。他无师自通的作曲得到专家的赞赏；他刻苦自学了多年法学、物理学和数学；他广泛向各类艺术家、学者甚至工匠学习，掌握了各种才艺；绘画和造型艺术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之一，但他却成了根据记忆来刻划描绘达到维妙维肖的大师；他写作的关于艺术、尤其是关于建筑方面的作品，成了第一流的权威著作；他用意大利文写作各种有关伦理、哲学和历史的著作，还用拉丁文写作散文和小说。除了精神方面的全面发展以外，他在体育技艺方面也自小就出人头地。当他自豪地说“人们能够完成他们想做的一切事情”时，他是真实地表达了他本人、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一切伟大人物的共同信念。
追求人格的全面发展和个性的自由表现，不仅反映在涌现出大批“全才”，而且深深渗透到普通人民的意识之中。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日常生活，呈现为一幅绚丽多彩的画面。《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的特点或者说优点之一，就是专辟章节极详尽地研究了意大利的民俗，从这一通常不为历史学家所重视的侧面揭示出了时人的精神面貌。在这幅画面上，我们看到无数把自我肯定为独立的精神个体的个人，他们充分意识到人人皆有其独特的个性、爱好、观点和情趣，有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并竭力在实际生活中表现这种多样性，实现这种可能性。“意大利人对于任何形式的虚伪的谦恭或者伪善很不熟悉；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害怕与众不同，害怕在穿着打扮上和在立身行事上是一个和他的邻居不同的人。”随着门第愈来愈不能再给人以特权，个人就愈益不得不尽量发挥自己的优点，以期在事业和社交中获得成功。竞争的需要和出人头地的欲望，驱使人们普遍去追求全面的教育、高雅的风度和雄辩的口才。结果就象法国人文主义思想家蒙太涅在十六世纪末把意大利人和法国人相比较时所指出的，“论普通的才智人物，他们拥有的显然比我们多得多。粗鄙之辈在他们那里是无比地少见。”上述同一个动机也促成了生活和外表的美化，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社交活动、节日庆典和文体活动，在规模、多样性和典雅方面都为欧洲各国中所仅见。而在刻意追求舒适优雅的住宅、清洁和衣着美方面，更是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有一个典型事例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在佛罗伦萨，有一段时期，每个人都为自己设计服装式样，“意大利人民……甚至他们之中的严肃认真的人也把漂亮适体的服装看作个人完美的一项因素。”有意识地使自己显得与众不同，成了人们普遍追求的目的本身。
文艺复兴的世界观基础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屡屡指出，构成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之世界观基础的，乃是一种赤裸裸的、极端的个人主义。当然，从进入近代以来，个人主义一直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但它也许从来没有象在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意大利那样表现得那么典型。这是因为意大利人首先从中世纪的沉睡状态中苏醒过来，从内心深处摆脱了教会和专制国家的权威，但又没有也不可能同时建立起能够适当地制约极端个人主义的制度和道德规范。换句话说，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是信仰危机时期的产物。把这种个人主义完全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利己主义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它除了确实包含了利己主义内容外，还表现了新兴的市民阶层个人反抗封建国家和教会这样一些普遍范畴、要求个性解放和人性的丰富多彩的表现的因素。从历史观点看问题，这种个人主义既是文艺复兴运动的根本缺陷，也是造成后者之所以伟大的根本条件。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丰富多彩、全面发展的人格，就没有文艺复兴时期的灿烂文化。用布克哈特的话说，这种个人主义造成了高度和谐的个性，给文艺复兴运动以一种艺术光辉，“而这种光辉是古代文化或中世纪精神所不能或不愿赐予的”。但另一方面，这种个人主义又确实从一开始就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它的一切丑恶的方面。“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这句格言，本身就含有为一切行为和欲望——包括最不道德的——辩护的成分，含有彻底利己主义的因素。不少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家的言行本身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他们对于是非、善恶具有青年人一样敏锐的判断力，但却不愿认可任何约束，包括道德意识的约束。普通意大利人也不例外。布克哈特正确指出，“如果说广义的和狭义的利己主义都同样是一切恶行的根源，那么更高度发展了的意大利人，由于这个理由，比起那个时代的其他民族的成员来是更趋向于不道德的”，并且揭露了文艺复兴时期利己主义在意大利的一系列赤裸裸的表现：赌博、复仇、大量暴力事件、犯罪和两性关系的紊乱。这种道德堕落现象随着十六世纪意大利在政治上走向衰败而愈益发展。进而言之，不仅意大利，而且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其他民族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不过程度不同而已。于此我们就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历史起源中看到了它的真正本质。
批判的、历史的反思
对文艺复兴之所以发祥于意大利的历史原因的分析，占据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最大的篇幅，但布克哈特并没有揭示出其中的根本原因。他虽然也描绘了意大利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现象，尤其是叙述了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繁荣的市民经济，却并未以此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基础，而是把当时的政治制度说成是决定性原因。阶级斗争也是在布克哈特的视野之外的，仿佛文艺复兴运动在意大利的兴起根本没有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先行准备、贵族是自然而然地与市民形成了“阶级的平等化”和“阶级融合”，并且学会了不是从城堡的观点而是从市民的观点来观察问题的。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至于布克哈特所说的意大利民族特有的想象力和强烈的激情，也只能说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种种特殊表现，而不能用以解释这场运动的发生。
通观人类历史的进程，在每一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尤其是在新旧两种异质的社会制度的交替时期，都涌现出大量“全才”。按照布克哈特的解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之所以涌现出许多“全才”，是因为他们“不能不具备多方面的造诣”以立足存身。他们得研究古代经典的理论知识，还要为日常生活的实际需要操劳，并且往往还担任地方长官、大臣、外交家等职务。而按照我们的观点，这些“全才”的出现是因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必备的条件，或者说“时势造英雄”。当中世纪思想首次遭到沉重打击，许多清规戒律也随之瓦解时，在社会的、文化的诸多领域就显露出大片“空白地带”，给善于独立思考、富于创新精神和才能的人们提供了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而因为他们可以较少背负传统力量的重压而现实地去探索，去创造，因而他们就能在诸多领域成就伟大的事业从而成为“全才”。这一论点也许普遍适用于种种历史转折时期和重大的社会改革时期。
社会的繁荣和文化的繁荣是与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分不开的，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经验。丰富多彩的文化表现并不排斥统一的主导思想。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就是在反天主教、反封建的统一思想潮流中产生出多元的、形态各异的文化的。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文化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直至个人的立身行事和举止打扮。按照我们的观点，这种文化趋向反映了竞争性社会的客观要求，预示了竞争性社会的来临，这一论点在布克哈特的书中并没有清晰地出现。然而我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从历史的回顾中得到一些启发：既然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与个性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那么，当人们自觉地寻求表现独特的个性和才能时是否应当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鼓励？
布克哈特不止一次地指出，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大的坏处可以说它是排斥人民大众的，可以说通过它，欧洲第一次被鲜明地分成为有教养的阶级和没有教养的阶级”。不过考虑到就是直到现代也没能改变这种状态，尤其考虑到这种姑名之为文化特权的现象，在历史上是以门第或者说等级特权的衰败为前提而产生的，我们在明确认识它的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时，也应该承认它的进步意义。我们可以设想，当所有人都能得到全面发展时，这种差别将会消除，或者至少也不会表现为自从进入近代以来的那种形态。我们倒不必象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提出现代社会是专家统治的社会之类的绝对说法。不过我们也无需回避这样的现实。社会主义既是最先进的制度，它当然不仅应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也走在前列。因此，社会主义不可能通过按低标准拉平文化水准来消除文化差别，只能走普遍提高文化水准的道路，而这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唯有通过充分发挥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来实现。
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还促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社会处于变革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乃至日常生活领域出现了种种前所未见的新问题、新形式时，有必要在制度上、意识形态上进行相应的改变，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巨大转变。构筑统一的中国现代文化，决不应该是拒斥多元的文化，因为，唯有尊重人们个性的发展，贯彻学术和创作自由的方针，鼓励人们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大胆探索，我们才能最终建设出一个具有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著，何新译，马香雪校，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一年四月第三次印刷，2.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