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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性与现代性的和谐统一,使张爱玲的许多小说既具有人性挖掘的深度,又富有市民日常生活的广度,是雅俗共赏的文学精品。因之,近年许多研究者极推崇她的创作,在此,本人也就自己的思考略谈一二。
一.关于张爱玲小说的整体把握
张爱玲的小说兴起于40年代繁华而腐朽的上海孤岛,是从女性视角审视都市悲欢的新市民小说,兼具古典性与现代性。张爱玲小说的古典性表现在其题材与结构方面。张爱玲的小说基本上都取材于日常家庭生活,着意于通过世俗男女婚恋的离合曲折,沪港两地男女间千疮百孔的爱情经历,表现人性的脆弱黯淡与生命的无常和人生的虚无。而其构造故事,设置人物又深受《红楼梦》的影响,以中国古典小说为根底,从题目到叙述风格,都有极强的市井小说的色彩,往往于日常细节不厌其烦的描述中,揭示生活与生命实相,极易为中国读者所接受。但张爱玲的小说又是现代的,且不说其小说中的现代生活方式对中国日常家庭生活的渗透与改变以及这渗透改变中对人物心灵的挤压;更为重要的是,张爱玲在表现人物心理与感情时,往往于传统的语汇和手法中融合意识的流动,能在叙述中运用联想,使人物周围的色彩、音响、动势,都不约而同地具有映照心里的功用,充分感觉化,造成小说意象的丰富而深远,深深地烙下了西方现代派的痕迹。
具体说来,张爱玲小说主要有这样几类:其一,以港沪两地男女间千疮百孔的爱情经历为切入点,揭示日益金钱化的都市旧式大家庭的丑陋,表现或挣扎或沉沦于这丑陋大家庭中生活的萎败与人性的荒凉。张爱玲看到了中国都市人生中新旧交错的一面,即都市生活方式已经发生现代的改变,但人们的习惯、观念仍然是传统的。她所提供的,正是处于现代环境下依然顽固存留的中国式封建心灵的文化错位。如其成名作《倾城之恋》中华侨富商范柳原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却于偶然的大变动下娶了式微旧家庭出身的、离婚再嫁的白流苏为妻。《封锁》是一篇关于人们在都市邂逅的“寓言”:都市的一切都带有陌生、临时的性质,而于陌生、临时的环境中,人性的真实与生命的原生渴求迸发出来,但不变永恒的是家庭与社会的凡俗虚假的伦理要求,陌生、临时的环境一旦消失,这伦理的封锁又露出了狰狞面目,没有人可以脱逃。其二,从市民家庭的窗口来窥视城市舞台日日演出的浮世悲欢。张爱玲总能以女性的视角让人物从各种方式回到家庭。家庭是永恒的原点与终点,而都市不过是个人生命中的过客。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年青时候》中的潘汝良,一个个无不是都市人生的失败者,他们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与飞杨的都市之子相对,是一些软弱的凡人,他们最后总是回到家庭之中去,尽管这家庭倍极寒冷凉薄。在都市与家庭的夹缝中,世俗男女于婚恋离合的演出中,人性的脆弱暗淡显露无余。其三,描摹女性痛苦挣扎的轨迹,谱写女性人生的悲歌。张爱玲是极其了解生活在新旧夹缝中的女性生存处境的,女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压力,有旧家庭内的冷漠眼光,有命运的拔弄,更有来自女性自身的精神重负。《金锁记》中的七巧用自己的青春,受尽大家庭的欺辱,来换取一面沉重的金枷。这金枷既压制了她的情爱,也泯灭了她的人性,别人毁坏了她的一生,她又变本加厉的毁坏了儿女的一生。七巧所展示的是中国妇女破碎人格中最为惨烈的图景。不单七巧如此,在张爱玲笔下,似乎一切女性都是不幸的,同时也是他人不幸的内在动因。她们或无可奈何地匍匐地男性情欲的大网之下,一生只顾与人搭配家庭,使临时的组合婚姻成为女性的全部婚姻(《连环所》);或写女人全人格——妻性、母性、情人性的难以实现(《红玫瑰与白玫瑰》)。这类小说往往是张爱玲最成功的作品,具有极强的心理开掘与人性表现的深度。其四,刻画日常生活的凡庸琐屑,着意挖掘在生活重负下的变态心理,塑造变态人格,揭示生存处境的悖谬与颓败。《金锁记》中七巧的变态心理令人怵目惊心,这种变态人格的形成正是对其生活环境的悖谬体现。《心经》中的许小寒,《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都有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变态人格。
张爱玲小说题材极为狭窄,一般都离不开日常生活的描摹与男女婚恋的描写,然而,由于其着眼于人性的挖掘与人生感受的刻写,使其小说具有了超越性的审美品位,读者从中感受到的往往是普遍的人生况味。
二.关于张爱玲小说的底色
张爱玲小说的底色是:荒凉。
张爱玲小说荒凉的底色与《红楼梦》的繁华落尽后“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荒凉一脉相承。“散场是时间的悲剧,少年时代一过,就被逐出伊甸园。家中发生变故,已经是发生在庸俗黯淡的成人世界里。”这是说的《红楼梦》,实际上又何尝不是在说张爱玲呢?张爱玲的小说,写尽了成人世界的庸俗黯淡,突现出无可脱逃的荒凉。
这荒凉首先建基于张爱玲小说的题材之上,张爱玲小说是日常生活的颓败传奇。她在所有的小说中不厌其烦的描述日常生活的细节,这些“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
这是怎样悲观的主题呢?张爱玲以她那双深谙世故的冷眼告诉我们;日常生活不是她作品的题材,而是人生的无奈的宿命。人淹没在日常的细节中,人的灵性,人的活泼与绚烂,僵死在程式化的生活里。每天都做着同样的事情,遇见同样的面孔,谈论同样的话题,时间变得虚幻,一天与一年与一生,没有什么区别。父母亲只盼望着女儿嫁人,嫁了人的女儿又成为母亲的翻版,又接着造人,那小人又会长大,又会重复前人的生活,就这样毫无一点点变异的循环。生命只能局促于狭小的空间,一点点地磨蚀,一天天地萎缩。更为可悲的是,在如此宿命的轮回中,人还找不到一点点理解与同情,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充塞着幻觉、烟幕、热闹、拥挤、陌生、隔阂。大家都做着世俗伦理法则要求的好人,却没有一个能承担具有个体人格的真人命运,人与人之间看似人情味十足,实则充满了仇恨、嫉妒、鄙视、猜忌、冷淡。
看张爱玲的小说,只能产生那种一地鸡毛的荒凉之感,这种荒凉只是一种局促狭窄的荒凉,不具备那种大漠寸草不生尽管荒凉却也无际的宏浩之感。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得归因于日常生活先在的,琐屑、无聊、庸俗。那么,为什么张爱玲笔下的日常生活以及这日常生活中奔忙的生命如此荒凉而没有一点点暖色呢?我想,这得归源于张爱玲本人内心的荒凉。
张爱玲的内心是荒凉的,她认为人性是自私的,人与人之间没有情也没有爱,只有欲。因此,她笔下的人物一般都有着强烈的愿望,总是试图抓往一些实在的、物质的形质。这就是说,张爱玲笔下的人生都是物质主义或者说是实用主义的人生,所有的人物并无意于去争取一点点超越性的精神生活,她们除了陷于日常的争斗,攫取、猜忌、提防,竟根本没有其他任何事可做可想,怎么可能不荒凉呢?
而且,既然每个人都本着实用主义的人生观去求取一点点可以抓得往的物质依靠,而资源是有限的,人生是有限的,欲望却是无尽的,面对如此悖谬的处境,她们的心怎么可能不是疲惫、迷惘、孤苦的呢?她们在自己家中又怎不产生异乡人的凄楚?寒冷、荒凉,是张爱玲笔下人物的人生宿命。
张爱玲笔下的日常生活是庸俗、琐屑、无聊、局促的;她笔下的人物又只是将一点点物质实在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人心的荒凉,人性的荒凉,世界的荒凉自是一种美学必然。更何况,张爱玲还总是采用回忆的调子去叙述那些在欲海中沉沦挣扎的人生呢?回忆是时间的荒凉,张爱玲笔下的场景都是时间性的场景。例如家传的首饰、出嫁时的花袄、雕花的家具,重重叠叠的物质的影子间,晃动着沧桑变幻,辉煌衰败,喜怒哀乐,人的面影越来越暗淡,直至虚无。用张爱玲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回忆总是令人惆怅的,过去的美好只会便人感到一切都已完了,而过去的烦恼只会给人再度烦恼。可见,时间的阴影,那黯败的光芒,足以击败一切的抗争与反叛,让人感到彻骨的荒凉。
荒凉的本质是虚无,除了物质的暗影,人心与人性一片空无,什么都不能留下,这就是张爱玲小说荒凉底色给人最为恐怖的感受。
三.关于张爱玲小说鉴赏的几个关键词
日常生活:继《红楼梦》之后,张爱玲再一次发现了日常生活,这种发现,使日常生活成为其作品的真正美学主体,那些在其间挣扎的人生不如说是日常生活演绎庸俗,琐屑,冷谈的特殊物质载体。日常生活是一种存在处境,它不可避免的导致人性的沉沦,人性的异化。
婚姻: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们一生似乎只有一件事:准备找一个合适的人,结婚生子。婚姻在这里不再只是一种人生阶段,而是生命的全部内容。人生局限于婚姻,意味着爱情的空无,意味着生命的彻底物质化,生命在对爱情的自觉遗弃中,为了满足力图抓住某些物质实体的欲望,投身于婚姻的搏杀中,留下一地鸡毛的琐屑荒凉。
物质:张爱玲笔下充斥着对各种物质的细致描绘,这些物质大多是家具,日常生活用品,女人的饰物等等。作者对物质的大量精雕细凿的描写使这些物质成为生活的焦点,是人的欲望的源泉与行为的动力,是生命的物质化,最终是时间的叠加。这意味着,物质占据了日常生活这一存在空间的所有空间,人最终也只是这一空间里的肉质物质。
时间:既然物质是时间的叠加,是凝固的时间,那就意味着时间是物质的固化。时间于是丧失了其流动性,成为了无目的的空间,时间空间化了,所有时间中的生命便失去了生命之为生命的运动之活力,成为不断循环反复的木偶。
描写:描写是张爱玲的主要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实际上是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张爱玲通过描写写尽了物质的繁华与琐碎,同时也隐喻了人对物质的依赖与企图。可见,描写是其笔下人物的生存方式:企图并努力占有物质。当然,描写也会走向人生的反面,因为人如果不能占有物质,就只能被物质占有,成为被描写的对象。
比喻:张爱玲笔下充满了惊彩绝艳、鬼斧神工般的比喻,这些比喻往往出人意料却又合乎情理,不能不让人拍案叫绝。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张爱玲的比喻其本体与喻体往往反差极大,而这种反差却又常常是理想与现实的反差的体现。具体说来,这种反差中蕴含了几种距离:时间的距离、空间的距离、欲望的距离,在本体喻体遥远的距离之间往往内含着人生的深切体验。当然,这种人生体验的最终指向往往是欲望的挫败与沉沦。张爱玲的比喻以一种极为艳丽的方式见证了物质世界的荒凉与人生的空无。
冀海英,教师,现居湖北竹山。
一.关于张爱玲小说的整体把握
张爱玲的小说兴起于40年代繁华而腐朽的上海孤岛,是从女性视角审视都市悲欢的新市民小说,兼具古典性与现代性。张爱玲小说的古典性表现在其题材与结构方面。张爱玲的小说基本上都取材于日常家庭生活,着意于通过世俗男女婚恋的离合曲折,沪港两地男女间千疮百孔的爱情经历,表现人性的脆弱黯淡与生命的无常和人生的虚无。而其构造故事,设置人物又深受《红楼梦》的影响,以中国古典小说为根底,从题目到叙述风格,都有极强的市井小说的色彩,往往于日常细节不厌其烦的描述中,揭示生活与生命实相,极易为中国读者所接受。但张爱玲的小说又是现代的,且不说其小说中的现代生活方式对中国日常家庭生活的渗透与改变以及这渗透改变中对人物心灵的挤压;更为重要的是,张爱玲在表现人物心理与感情时,往往于传统的语汇和手法中融合意识的流动,能在叙述中运用联想,使人物周围的色彩、音响、动势,都不约而同地具有映照心里的功用,充分感觉化,造成小说意象的丰富而深远,深深地烙下了西方现代派的痕迹。
具体说来,张爱玲小说主要有这样几类:其一,以港沪两地男女间千疮百孔的爱情经历为切入点,揭示日益金钱化的都市旧式大家庭的丑陋,表现或挣扎或沉沦于这丑陋大家庭中生活的萎败与人性的荒凉。张爱玲看到了中国都市人生中新旧交错的一面,即都市生活方式已经发生现代的改变,但人们的习惯、观念仍然是传统的。她所提供的,正是处于现代环境下依然顽固存留的中国式封建心灵的文化错位。如其成名作《倾城之恋》中华侨富商范柳原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却于偶然的大变动下娶了式微旧家庭出身的、离婚再嫁的白流苏为妻。《封锁》是一篇关于人们在都市邂逅的“寓言”:都市的一切都带有陌生、临时的性质,而于陌生、临时的环境中,人性的真实与生命的原生渴求迸发出来,但不变永恒的是家庭与社会的凡俗虚假的伦理要求,陌生、临时的环境一旦消失,这伦理的封锁又露出了狰狞面目,没有人可以脱逃。其二,从市民家庭的窗口来窥视城市舞台日日演出的浮世悲欢。张爱玲总能以女性的视角让人物从各种方式回到家庭。家庭是永恒的原点与终点,而都市不过是个人生命中的过客。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年青时候》中的潘汝良,一个个无不是都市人生的失败者,他们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与飞杨的都市之子相对,是一些软弱的凡人,他们最后总是回到家庭之中去,尽管这家庭倍极寒冷凉薄。在都市与家庭的夹缝中,世俗男女于婚恋离合的演出中,人性的脆弱暗淡显露无余。其三,描摹女性痛苦挣扎的轨迹,谱写女性人生的悲歌。张爱玲是极其了解生活在新旧夹缝中的女性生存处境的,女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压力,有旧家庭内的冷漠眼光,有命运的拔弄,更有来自女性自身的精神重负。《金锁记》中的七巧用自己的青春,受尽大家庭的欺辱,来换取一面沉重的金枷。这金枷既压制了她的情爱,也泯灭了她的人性,别人毁坏了她的一生,她又变本加厉的毁坏了儿女的一生。七巧所展示的是中国妇女破碎人格中最为惨烈的图景。不单七巧如此,在张爱玲笔下,似乎一切女性都是不幸的,同时也是他人不幸的内在动因。她们或无可奈何地匍匐地男性情欲的大网之下,一生只顾与人搭配家庭,使临时的组合婚姻成为女性的全部婚姻(《连环所》);或写女人全人格——妻性、母性、情人性的难以实现(《红玫瑰与白玫瑰》)。这类小说往往是张爱玲最成功的作品,具有极强的心理开掘与人性表现的深度。其四,刻画日常生活的凡庸琐屑,着意挖掘在生活重负下的变态心理,塑造变态人格,揭示生存处境的悖谬与颓败。《金锁记》中七巧的变态心理令人怵目惊心,这种变态人格的形成正是对其生活环境的悖谬体现。《心经》中的许小寒,《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都有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变态人格。
张爱玲小说题材极为狭窄,一般都离不开日常生活的描摹与男女婚恋的描写,然而,由于其着眼于人性的挖掘与人生感受的刻写,使其小说具有了超越性的审美品位,读者从中感受到的往往是普遍的人生况味。
二.关于张爱玲小说的底色
张爱玲小说的底色是:荒凉。
张爱玲小说荒凉的底色与《红楼梦》的繁华落尽后“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荒凉一脉相承。“散场是时间的悲剧,少年时代一过,就被逐出伊甸园。家中发生变故,已经是发生在庸俗黯淡的成人世界里。”这是说的《红楼梦》,实际上又何尝不是在说张爱玲呢?张爱玲的小说,写尽了成人世界的庸俗黯淡,突现出无可脱逃的荒凉。
这荒凉首先建基于张爱玲小说的题材之上,张爱玲小说是日常生活的颓败传奇。她在所有的小说中不厌其烦的描述日常生活的细节,这些“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
这是怎样悲观的主题呢?张爱玲以她那双深谙世故的冷眼告诉我们;日常生活不是她作品的题材,而是人生的无奈的宿命。人淹没在日常的细节中,人的灵性,人的活泼与绚烂,僵死在程式化的生活里。每天都做着同样的事情,遇见同样的面孔,谈论同样的话题,时间变得虚幻,一天与一年与一生,没有什么区别。父母亲只盼望着女儿嫁人,嫁了人的女儿又成为母亲的翻版,又接着造人,那小人又会长大,又会重复前人的生活,就这样毫无一点点变异的循环。生命只能局促于狭小的空间,一点点地磨蚀,一天天地萎缩。更为可悲的是,在如此宿命的轮回中,人还找不到一点点理解与同情,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充塞着幻觉、烟幕、热闹、拥挤、陌生、隔阂。大家都做着世俗伦理法则要求的好人,却没有一个能承担具有个体人格的真人命运,人与人之间看似人情味十足,实则充满了仇恨、嫉妒、鄙视、猜忌、冷淡。
看张爱玲的小说,只能产生那种一地鸡毛的荒凉之感,这种荒凉只是一种局促狭窄的荒凉,不具备那种大漠寸草不生尽管荒凉却也无际的宏浩之感。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得归因于日常生活先在的,琐屑、无聊、庸俗。那么,为什么张爱玲笔下的日常生活以及这日常生活中奔忙的生命如此荒凉而没有一点点暖色呢?我想,这得归源于张爱玲本人内心的荒凉。
张爱玲的内心是荒凉的,她认为人性是自私的,人与人之间没有情也没有爱,只有欲。因此,她笔下的人物一般都有着强烈的愿望,总是试图抓往一些实在的、物质的形质。这就是说,张爱玲笔下的人生都是物质主义或者说是实用主义的人生,所有的人物并无意于去争取一点点超越性的精神生活,她们除了陷于日常的争斗,攫取、猜忌、提防,竟根本没有其他任何事可做可想,怎么可能不荒凉呢?
而且,既然每个人都本着实用主义的人生观去求取一点点可以抓得往的物质依靠,而资源是有限的,人生是有限的,欲望却是无尽的,面对如此悖谬的处境,她们的心怎么可能不是疲惫、迷惘、孤苦的呢?她们在自己家中又怎不产生异乡人的凄楚?寒冷、荒凉,是张爱玲笔下人物的人生宿命。
张爱玲笔下的日常生活是庸俗、琐屑、无聊、局促的;她笔下的人物又只是将一点点物质实在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人心的荒凉,人性的荒凉,世界的荒凉自是一种美学必然。更何况,张爱玲还总是采用回忆的调子去叙述那些在欲海中沉沦挣扎的人生呢?回忆是时间的荒凉,张爱玲笔下的场景都是时间性的场景。例如家传的首饰、出嫁时的花袄、雕花的家具,重重叠叠的物质的影子间,晃动着沧桑变幻,辉煌衰败,喜怒哀乐,人的面影越来越暗淡,直至虚无。用张爱玲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回忆总是令人惆怅的,过去的美好只会便人感到一切都已完了,而过去的烦恼只会给人再度烦恼。可见,时间的阴影,那黯败的光芒,足以击败一切的抗争与反叛,让人感到彻骨的荒凉。
荒凉的本质是虚无,除了物质的暗影,人心与人性一片空无,什么都不能留下,这就是张爱玲小说荒凉底色给人最为恐怖的感受。
三.关于张爱玲小说鉴赏的几个关键词
日常生活:继《红楼梦》之后,张爱玲再一次发现了日常生活,这种发现,使日常生活成为其作品的真正美学主体,那些在其间挣扎的人生不如说是日常生活演绎庸俗,琐屑,冷谈的特殊物质载体。日常生活是一种存在处境,它不可避免的导致人性的沉沦,人性的异化。
婚姻: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们一生似乎只有一件事:准备找一个合适的人,结婚生子。婚姻在这里不再只是一种人生阶段,而是生命的全部内容。人生局限于婚姻,意味着爱情的空无,意味着生命的彻底物质化,生命在对爱情的自觉遗弃中,为了满足力图抓住某些物质实体的欲望,投身于婚姻的搏杀中,留下一地鸡毛的琐屑荒凉。
物质:张爱玲笔下充斥着对各种物质的细致描绘,这些物质大多是家具,日常生活用品,女人的饰物等等。作者对物质的大量精雕细凿的描写使这些物质成为生活的焦点,是人的欲望的源泉与行为的动力,是生命的物质化,最终是时间的叠加。这意味着,物质占据了日常生活这一存在空间的所有空间,人最终也只是这一空间里的肉质物质。
时间:既然物质是时间的叠加,是凝固的时间,那就意味着时间是物质的固化。时间于是丧失了其流动性,成为了无目的的空间,时间空间化了,所有时间中的生命便失去了生命之为生命的运动之活力,成为不断循环反复的木偶。
描写:描写是张爱玲的主要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实际上是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张爱玲通过描写写尽了物质的繁华与琐碎,同时也隐喻了人对物质的依赖与企图。可见,描写是其笔下人物的生存方式:企图并努力占有物质。当然,描写也会走向人生的反面,因为人如果不能占有物质,就只能被物质占有,成为被描写的对象。
比喻:张爱玲笔下充满了惊彩绝艳、鬼斧神工般的比喻,这些比喻往往出人意料却又合乎情理,不能不让人拍案叫绝。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张爱玲的比喻其本体与喻体往往反差极大,而这种反差却又常常是理想与现实的反差的体现。具体说来,这种反差中蕴含了几种距离:时间的距离、空间的距离、欲望的距离,在本体喻体遥远的距离之间往往内含着人生的深切体验。当然,这种人生体验的最终指向往往是欲望的挫败与沉沦。张爱玲的比喻以一种极为艳丽的方式见证了物质世界的荒凉与人生的空无。
冀海英,教师,现居湖北竹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