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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一个普通的星期三，北京白天的气温已经降到了十度左右，老李（化名）吃完早饭，披上一件外衣就从家里出来，他今天要到北京地坛医院的红丝带之家做一天的志愿者。
六年抗艾之路，走得不容易
早晨九点，他已经坐在了红丝带之家，倒上一杯茶水，戴上志愿者的胸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如果我不和你说，你一定看不出我也是艾滋病患者。”老李笑着说。
六年前，一次例行的体检被查出感染HIV病毒，“当时我感觉天就要塌下来了。我家里还有三个孩子，我该怎么办？”老李回忆说。他也想到过自杀，但是，在红丝带之家王姐的开导下，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接受了医院的治疗，病情也得到了初步控制。
“你看我已经吃了六年的药，和正常人没有任何差别。”老李笑着说。他所说的王姐就是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的王克荣，在她的帮助下，很多艾滋病患者在红丝带之家获得了重新活下去的信心，老李也走上了志愿者的道路，“我愿意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来开导与我一样处境的患者。”
今天和老李一起来当志愿者的，还有一位他的病友老田（化名），也是一位艾滋病感染者，他的主要工作是接听热线电话。
对待艾滋病人，苦口婆心
说话间，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子推开了红丝带之家的大门，眼睛里布满血丝，愁眉紧锁，绕了一圈后选择在一个角落坐了下来。看到这种情况，老李主动坐在了他的旁边询问情况。
一开始，中年男人还有些顾虑，只是说自己的一位朋友被查出了艾滋病，他想咨询一下如何治疗和服药。但是，当听说老李也是艾滋病患者的时候，他终于敞开了心扉。原来，这位男子来自东北某省，十天前的一次单位体检中，查出他HIV呈现阳性，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彻底将他击垮。
“我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在单位已经是领导了，家里有老婆儿子，这要是让单位和家里人知道我得了这种见不得人的病，那还了得？不瞒你说，我这些天就没有睡着过，我想到过干脆自杀算了。”说着，中年男人的眼睛湿了。
看到这种情况，老李赶忙拿出一张纸巾递给中年男人，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想开点，我当时刚被查出来的时候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后来我想通了，一个人的死有的重如泰山，有的轻如鸿毛，如果这么草率自杀，就是推卸责任。”
老李还从自己掌握的医学角度开导中年男人，“你看我，吃了六年的药了，你能从外表上看出我和正常人有什么区别吗？其实，国内外的医学专家已经普遍认为，艾滋病和糖尿病一样是一种可以通过长期吃药控制的慢性病。”
“再说，我们作为中年男人，事业、家庭对于我们来说都要承担责任，不能简单自杀了事。要勇敢地面对。”老李用同龄人的身份劝说中年男人。
看到记者在身边，老李以抽烟为由拉着中年男人到外面谈心。透过玻璃记者看到，老李和中年男人聊得很投机，中年男人频频点头，脸上也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
半个小时后，他们回到了屋里，中年男人紧锁的眉头已经展开，“我回去后一定处理好家庭和社会的关系，不会再想自杀了。”中年男人带着稍缓和的神情走出了红丝带之家。
记者马上问老李，刚才在外面和中年男人聊了什么，“我刚才看到有你们在场，一些话不好和他说，他的内心想法也不会和我透露，我拉他到外边，就是从一个患者角度，用我的亲身经历来开导他，让他处理好家庭和单位关系。这些你们无法体会的事情，任何一个医生和护士都不能这样开导他。”老李说。
年轻人对艾滋病更能看开
记者正和老李聊着，一位打扮时尚的20多岁的年轻人推门进来，与前面那位中年男人相比，他的精神显然要好很多。“我来问一下今天能不能挂专家号？”老李马上给他解释说，专家只有在周二全天出诊。
当听说年轻人只是要找专家开一些其他医院买不到的消炎药，老李马上解释说，不用找专家，挂一个普通号就可以开。原来，这位年轻人也是几天前被查出HIV呈阳性，“我CD4的指标只有77了，已经到朝阳疾控中心申请了免费药物，但是还没有批下来。”年轻人平静地介绍着自己的情况。
老李通过与年轻人聊天，知道他已经有低烧、晚上盗汗、痢疾等艾滋病常有的晚期症状。
“你的状况该吃药了，不能再拖下去了。”老李马上替他咨询医生，看能不能和北京市疾控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联系一下，尽快审批。
“与中年人不同，年轻人对于艾滋病的态度显然要看得开一些，心理负担小。”在年轻人走后，老李告诉记者。
公开名字，让患者敞开心扉
在另一边，志愿者老田手边的热线也不停地响起。“没有办法，现在很多咨询电话都是恐艾症患者打来的，他们不厌其烦地诉说他们的所谓艾滋病症状，但是，他们不是艾滋病感染者。”老田无奈地摇着头。除了恐艾症患者电话外，一些老病友也打来电话咨询治疗的情况，这时候，老田就会以平和的语调和他们交流。
转眼间，已经到了十二点，借着与老李一起吃盒饭的机会。记者终于有时间和他聊一聊艾滋病人现状了。
虽然每年国家领导人都在艾滋病日看望艾滋病患者，但是，整个社会对于他们这个特殊群体还存在歧视。“除了爱人外，知道我得病的人没有几个，包括我的父母。我也不想告诉他们，否则会让他们增加心理负担。我今天来这里做志愿者也没有人知道。”老李说。
老李坦言，开始的时候，佩戴写有自己名字的胸牌对于他来说压力很大，向外人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对于艾滋病患者来说非常避讳。经过复杂的心理斗争，老李终于勇敢地挂起了胸牌。“因为我想到，有很多患者需要我的帮助，只有敢于公开自己的名字，才能让患者敞开心扉。”
“就医难”是艾滋病人最大的难题
谈到艾滋病人的现状，老李说“就医难”是他们的最大问题。“艾滋病人不敢得病，得了病不敢去医院就医，包括北京知名医院也对艾滋病人亮红灯，往专科医院送。但是，专科医院有的病看不了。”
此前，在广州一家三甲医院曾经发生一起将已经麻醉的艾滋病患者从手术台上推下来的案例。
老李的说法得到了红丝带之家办公室主任王克荣的认可，“我们地坛医院要是邀请其他综合医院的专家会诊，有些专家会拒绝。就是医务工作者也对艾滋病存在歧视现象。”
一位艾滋病患者告诉记者，他到一家三甲医院看胃病，出于对医生的尊重，他告诉医生自己是艾滋病患者，医生马上脸色大变，戴上了口罩和手套，推说他们医院看不了，让他去传染病专科医院。
“我们艾滋病人需要全社会的理解。我们也愿意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走出红丝带之家，老李的这句话还在记者耳边回荡。
(实习记者王芳 对本文亦有贡献)
六年抗艾之路，走得不容易
早晨九点，他已经坐在了红丝带之家，倒上一杯茶水，戴上志愿者的胸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如果我不和你说，你一定看不出我也是艾滋病患者。”老李笑着说。
六年前，一次例行的体检被查出感染HIV病毒，“当时我感觉天就要塌下来了。我家里还有三个孩子，我该怎么办？”老李回忆说。他也想到过自杀，但是，在红丝带之家王姐的开导下，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接受了医院的治疗，病情也得到了初步控制。
“你看我已经吃了六年的药，和正常人没有任何差别。”老李笑着说。他所说的王姐就是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的王克荣，在她的帮助下，很多艾滋病患者在红丝带之家获得了重新活下去的信心，老李也走上了志愿者的道路，“我愿意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来开导与我一样处境的患者。”
今天和老李一起来当志愿者的，还有一位他的病友老田（化名），也是一位艾滋病感染者，他的主要工作是接听热线电话。
对待艾滋病人，苦口婆心
说话间，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子推开了红丝带之家的大门，眼睛里布满血丝，愁眉紧锁，绕了一圈后选择在一个角落坐了下来。看到这种情况，老李主动坐在了他的旁边询问情况。
一开始，中年男人还有些顾虑，只是说自己的一位朋友被查出了艾滋病，他想咨询一下如何治疗和服药。但是，当听说老李也是艾滋病患者的时候，他终于敞开了心扉。原来，这位男子来自东北某省，十天前的一次单位体检中，查出他HIV呈现阳性，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彻底将他击垮。
“我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在单位已经是领导了，家里有老婆儿子，这要是让单位和家里人知道我得了这种见不得人的病，那还了得？不瞒你说，我这些天就没有睡着过，我想到过干脆自杀算了。”说着，中年男人的眼睛湿了。
看到这种情况，老李赶忙拿出一张纸巾递给中年男人，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想开点，我当时刚被查出来的时候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后来我想通了，一个人的死有的重如泰山，有的轻如鸿毛，如果这么草率自杀，就是推卸责任。”
老李还从自己掌握的医学角度开导中年男人，“你看我，吃了六年的药了，你能从外表上看出我和正常人有什么区别吗？其实，国内外的医学专家已经普遍认为，艾滋病和糖尿病一样是一种可以通过长期吃药控制的慢性病。”
“再说，我们作为中年男人，事业、家庭对于我们来说都要承担责任，不能简单自杀了事。要勇敢地面对。”老李用同龄人的身份劝说中年男人。
看到记者在身边，老李以抽烟为由拉着中年男人到外面谈心。透过玻璃记者看到，老李和中年男人聊得很投机，中年男人频频点头，脸上也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
半个小时后，他们回到了屋里，中年男人紧锁的眉头已经展开，“我回去后一定处理好家庭和社会的关系，不会再想自杀了。”中年男人带着稍缓和的神情走出了红丝带之家。
记者马上问老李，刚才在外面和中年男人聊了什么，“我刚才看到有你们在场，一些话不好和他说，他的内心想法也不会和我透露，我拉他到外边，就是从一个患者角度，用我的亲身经历来开导他，让他处理好家庭和单位关系。这些你们无法体会的事情，任何一个医生和护士都不能这样开导他。”老李说。
年轻人对艾滋病更能看开
记者正和老李聊着，一位打扮时尚的20多岁的年轻人推门进来，与前面那位中年男人相比，他的精神显然要好很多。“我来问一下今天能不能挂专家号？”老李马上给他解释说，专家只有在周二全天出诊。
当听说年轻人只是要找专家开一些其他医院买不到的消炎药，老李马上解释说，不用找专家，挂一个普通号就可以开。原来，这位年轻人也是几天前被查出HIV呈阳性，“我CD4的指标只有77了，已经到朝阳疾控中心申请了免费药物，但是还没有批下来。”年轻人平静地介绍着自己的情况。
老李通过与年轻人聊天，知道他已经有低烧、晚上盗汗、痢疾等艾滋病常有的晚期症状。
“你的状况该吃药了，不能再拖下去了。”老李马上替他咨询医生，看能不能和北京市疾控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联系一下，尽快审批。
“与中年人不同，年轻人对于艾滋病的态度显然要看得开一些，心理负担小。”在年轻人走后，老李告诉记者。
公开名字，让患者敞开心扉
在另一边，志愿者老田手边的热线也不停地响起。“没有办法，现在很多咨询电话都是恐艾症患者打来的，他们不厌其烦地诉说他们的所谓艾滋病症状，但是，他们不是艾滋病感染者。”老田无奈地摇着头。除了恐艾症患者电话外，一些老病友也打来电话咨询治疗的情况，这时候，老田就会以平和的语调和他们交流。
转眼间，已经到了十二点，借着与老李一起吃盒饭的机会。记者终于有时间和他聊一聊艾滋病人现状了。
虽然每年国家领导人都在艾滋病日看望艾滋病患者，但是，整个社会对于他们这个特殊群体还存在歧视。“除了爱人外，知道我得病的人没有几个，包括我的父母。我也不想告诉他们，否则会让他们增加心理负担。我今天来这里做志愿者也没有人知道。”老李说。
老李坦言，开始的时候，佩戴写有自己名字的胸牌对于他来说压力很大，向外人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对于艾滋病患者来说非常避讳。经过复杂的心理斗争，老李终于勇敢地挂起了胸牌。“因为我想到，有很多患者需要我的帮助，只有敢于公开自己的名字，才能让患者敞开心扉。”
“就医难”是艾滋病人最大的难题
谈到艾滋病人的现状，老李说“就医难”是他们的最大问题。“艾滋病人不敢得病，得了病不敢去医院就医，包括北京知名医院也对艾滋病人亮红灯，往专科医院送。但是，专科医院有的病看不了。”
此前，在广州一家三甲医院曾经发生一起将已经麻醉的艾滋病患者从手术台上推下来的案例。
老李的说法得到了红丝带之家办公室主任王克荣的认可，“我们地坛医院要是邀请其他综合医院的专家会诊，有些专家会拒绝。就是医务工作者也对艾滋病存在歧视现象。”
一位艾滋病患者告诉记者，他到一家三甲医院看胃病，出于对医生的尊重，他告诉医生自己是艾滋病患者，医生马上脸色大变，戴上了口罩和手套，推说他们医院看不了，让他去传染病专科医院。
“我们艾滋病人需要全社会的理解。我们也愿意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走出红丝带之家，老李的这句话还在记者耳边回荡。
(实习记者王芳 对本文亦有贡献)